还将梦去，赖明月曾知旧游处

2003年4月4日　

Miramar College将于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晚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飘在美国》电视片的讲座，欢迎参加。主办单位：Miramar College多族裔文化委员会。

同是在一个地方与观众见面，同在一处播放《飘在美国》，但是今非昔比：这一次不用我来操作，不用我来租场地，不用我来做宣传，一分钱不用花，邀请单位还付我讲座费。

我感到什么是沾沾自喜了。

这倒不是因为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因为我似乎已经跨越了那个初级阶段，现在的我更在乎的是社会上是如何认同《飘在美国》的。

首映式之后，不仅华文报纸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其他族裔的报纸也都竞相采访了我们。其中除了美国报纸，还有西班牙、日本、菲律宾等族裔的报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杨洁篪大使也在首映式后发来了亲笔写的贺函。

在采访中，这几家报纸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飘在美国》虽然是以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形态和心态为主，但是表现出的文化冲突却与许多族裔有着共同之处。

这种肯定无疑对于我和NLFP的成员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种鼓励不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的荣誉，而是一个民族被其他族裔所重视和认可的具体体现。

我对Gin 说，这种成就感是对我两年多来的辛勤劳作和对NLFP存在的最高奖赏。

巧的是，这次讲座的时间是在我四十三岁生日的两天之后。

哇，我已经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度过了三个生日啦！

时光荏苒。如果说前两个生日让我感慨的成份里多是困惑的话，那么这个生日对于我来说似乎多了几分快乐和轻松。不幸的是，我命中注定不可以得意——庆祝生日的时候，也就是这次活动的两天前，虽然只有先生和儿子为我祝寿，但是泰国餐里的虾米使海鲜过敏的我，吃完饭就嘴和脸都一起肿胀起来。

当天晚上我有课。原本是想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吃生日蛋糕，结果没等吃上蛋糕，我就因为歪嘴肿脸进了医院的急诊室。

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当天晚上在急诊室里折腾了一夜，医生除了观察就是观察，离开时也就是给了一点脱敏药，告诫今后不要再吃海鲜。

海鲜是绝对不敢再吃了，可是肿胀的两腮和嘴唇却迟迟不消。

为了尽快复原，我按时吃脱敏药。然而脱敏药有太强的催眠作用，我睡了整整两天一夜，直到讲座即将开始的前两个小时，我才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

对着镜子里胖头肿脸、睡眼惺忪的自己，我简直要丧失参加活动的勇气了。甚至我都宿命地想到“为什么我总是好事多磨”？这种状态出席活动，不仅仅是个人外部形象问题，还有讲话的水平。今天要面对的都是美国观众，要用英语发言啊！

直到走出家门，我都在犹豫是否要出席这次活动。

好在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只要穿戴整齐、面向公众的时候，精神马上就焕发起来。当我走进会场时，我已经把在家时的诸多顾虑抛到九霄云外，应酬、讲话居然也还流利。

还好，我特意用浓妆来掩饰我的“歪嘴大腮”，居然还真的发挥了作用：认识我的人说我最近胖了；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原本就长的这样，样片中的我是镜头拍得漂亮而已。

说心里话，当时的我只希望自己在发言的时候，舌头不因为脱敏药而打卷儿。还好，做老师的经验使我一站在人群面前，就自动地调动了脑部的每一根神经。

这次活动的来宾并不比首映式的人少，整个讲演厅座无虚席。当我面对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夸夸其谈的时候，那种特定的氛围使我重新体会到第一次给美国学生上课的情景。

那是多年以前。我在美国做了多年的学生之后，有一天我以中文老师的身份站到讲台。那种感觉至今难忘：几年之前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陌生的文化、陌生的群落和陌生的强国，竟然在几年之后我们彼此接纳。虽然初来时的胆怯、孤独、笨拙与无奈的心情恍如昨日，但是面对着美国的学生，我有着一种比在中国所经历的任何成功都没有获得到的成就感——我没有在美国人面前永远地做学生，我也有机会向他们展示出我自信的一面；我也可以用我的知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学习中华文化；让那些以老大自居的美国人不要再把中国与埃及相提并论，似乎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历史就剩下了女人的小脚，男人的长辫子。

由此可见，站在几十个学生的面前都能使我生发出如此强烈的民族情感，可见在几百位美国人的面前，我简直就把自己当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虽然这种说法看似自不量力，但是我为自己能够产生这种感觉而感动。我已经不再把《飘》作为自己在艺术上的个人成就，而是把它看成是美国的少数族裔向主流社会渗透自身文化，让主流社会认可自己的一种途径和沟通手段。

在这次活动中，不仅Gin和Julia谈了《飘》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就连Julia的妈妈和沈先生都主动提出来现身说法。两位老人的英语发言又让美国的听众为之一振——哇，连这么大年龄的老人都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感慨，谁说华人的文化水准不高？

尽管样片大部分是中文，但是由于有英文字幕，“老美”们也理解得八九不离十。

美中不足的是，样片播完后，Miramar College的校刊记者还专程给我们四家人拍了照片。报纸出来后，我发现照片上的自己真的很难看：歪嘴肿腮。不过，Gin 的一句戏言使我对此释然：您的形象已经留在了作品里，没有人会很在意生活中的你了。

别说，还真有几分道理。节目问世以后，我对个人的名利淡化了不少，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没有报酬的解说员。解说《飘在美国》的存在意识和意图。

这段文字连自己看着都显得有些“矫情”，但是我用事实说服自己把它保留下来：首映式之后，我收到一封使我灵魂振颤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来自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她说她是一名英语教师，一名在这次活动中看了《飘在美国》样片的观众。她告诉我，《飘在美国》虽然是以华人为群体的纪实片，但是其中的情感代表着大多数移民美国人的所思所想。那就是移民本身就意味着远离自己的故土，而又不能与本民族的文化完全脱离的无奈。用她的话讲就是：I am an American +American but I am still fell that I am“Adrift without Roots”。

“Adrift Without Roots”是《飘在美国》的英文名字。这位英语老师在信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美国爱尔兰后裔的第三代移民。虽然她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但是她始终摆脱不掉自己竭力否认自己是爱尔兰后裔的事实。这种矛盾的心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象烙印一般地反映到她的肉体上—她的家族有着许多爱尔兰人都无法避免的忧郁症，当她发现自己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基因的时候，她痛恨自己是爱尔兰的后裔。许多年来，她在“自己是爱尔兰人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美国人”的认知之间困惑着。她告诉我，当她看完《飘》的样片以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上的许多事情就是带着遗憾的色彩。所以人们要有勇气去面对，而不是回避。她说，她在那一刻领悟到，不论她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着爱尔兰人的血统，但是血脉里就是有着和爱尔兰文化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她鼓励我说，《飘》不仅代表着华人的移民心态，同时也代表着许多族一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构成了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所特有的社会形态，所以《飘》的问世，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我很感动有人在如此现实的社会里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我更感动《飘在美国》的诞生可以让一位素昧平生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所有的名衔和荣誉都不如这一刻真实和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