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下篇:圆梦)还将梦去,赖明月曾知旧游处

                 还将梦去,赖明月曾知旧游处

                            --2003年4月4日面向美国观众 

      Miramar College将于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晚六点半至八点半举行《飘在美国》电视片的讲座,欢迎参加。主办单位:Miramar College多族裔文化委员会。

       同是在一个地方与观众见面,同在一处播放《飘在美国》,但是今非昔比:这一次不用我来操作,不用我来租场地,不用我来做宣传,一分钱不用花,邀请单位还付我讲座费。

      我感到什么是沾沾自喜了。

      这倒不是因为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因为我似乎已经跨越了那个“初级阶段”。现在的我,更在乎的是社会上是如何认同《飘在美国》的。

      首映式之后,不仅华文报纸相继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其他族裔的报纸也都竞相采访了我们。其中除了美国报纸,还有西班牙、日本、菲律宾等族裔的报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杨洁篪大使也在首映式后发来了亲笔写的贺函。

 

      在采访中,这几家报纸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飘》虽然是以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形态和心态为主,但是表现出的文化冲突却与许多族裔有着共同之处。

      这种肯定无疑对于我和NLFP的成员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种鼓励不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的荣誉,而是一个民族被其他族裔所重视和认可的具体体现。

      我对Gin 说,这种成就感是对我两年多来的辛勤劳作,对NLFP存在的最高奖赏。

       巧的是,这次讲座的时间是在我四十三岁生日的两天之后。

       哇,我已经在制作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度过了三个生日啦!

       时光荏苒。如果说前两个生日让我感慨的成分里多是困惑的话,那么这个生日对于我来说似乎多了几分快乐和轻松。不幸的是,我命中注定不可以得意--庆祝生日的时候,也就是这次活动的两天前,虽然只有先生和儿子为我“祝寿”,但是泰国餐里的虾米使海鲜过敏的我,吃晚饭就嘴和脸都一起肿胀起来。

       当天晚上我有课。原本是想和我的学生一起吃生日蛋糕,结果没等吃上蛋糕,我就因为歪嘴肿脸进了医院的急诊室。

       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当天晚上在急诊室里折腾了一夜,医生除了观察就是观察,离开时也就是给了一点脱敏药,告诫今后不要再吃海鲜。

      海鲜是绝对不敢再吃了,可是肿胀的两腮和嘴唇却迟迟不消。

      为了尽快“复原”,我按时吃脱敏药。然而脱敏药有太强的催眠作用,我睡了整整两天一夜,直到讲座即将开始的前两小时,我才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

      对着镜子里胖头肿脸、睡眼惺忪的自己,我简直要丧失参加活动的勇气了。甚至我都宿命地想到为什么我总是“好事多磨”?这种状态出席活动,不仅仅是个人外部形象问题,还有讲话的水平。今天要面对的都是美国观众,要用英语发言啊!

       直到走出家门,我都在犹豫是否要出席这次活动。

       好在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只要穿戴整齐、面向公众的时候,精神马上就焕发起来。所以,走进会场,我已经把在家时的诸多顾虑抛到九霄云外,应酬、讲话居然也还流利。

      还好,我特意用浓妆来掩饰我的“歪嘴大腮”,居然还真的发挥了作用:认识我的人说我最近胖了;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原本就长得这样,样片中的我是镜头拍得漂亮而已。

      说心里话,当时的我只希望自己在发言的时候,舌头不因为脱敏药而“打卷儿”。还好,做老师的经验使我一站在人群面前,就自动地调动了脑部的每一根神经。

      这次活动的来宾并不比首映式的人少,整个讲演厅座无虚席。当我面对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美国人夸夸其谈的时候,那种特定的氛围使我重新体会到第一次给美国学生上课的情景。

      那是多年以前。我在美国做了多年的学生之后,有一天我以中文老师的身份站到讲台。那种感觉至今难忘:几年之前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陌生的文化、陌生的群落和陌生的强国,竟然在几年之后我们彼此接纳。虽然初来时的胆却、孤独、笨拙与无奈的心情恍如昨日,但是面对着美国的学生,我有着一种比在中国所经历的任何成功都没有获得到的成就感。那就是我没有在美国人面前永远地做学生,我也有机会向他们展示出我自信的一面;我也可以用我的知识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学习中国文化;让那些以“老大自居”的美国人不要再把中国与埃及相提并论,似乎除了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历史就剩下了女人的小脚,男人的长辫子。

      由此可见,站在几十个学生的面前都能使我生发出如此强烈的民族情感,可见在几百位美国人的面前,我简直就把自己当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虽然这种说法看似自不量力,但是我为自己能够产生这种感觉而感动。我已经不再把《飘》作为自己在艺术上的个人成就,而是把它看成是美国的少数族裔向主流社会渗透自身文化,让主流社会认可自己的一种途径和沟通手段。

      在这次活动中,不仅Gin和Julia谈了《飘》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就连Julia的妈妈和沈先生都主动提出来“现身说法”。两位老人的英语发言让美国的听众又为之一振—哇,连这么大年龄的老人都能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感慨,谁说华人的文化水准不高?

      尽管样片大部分是中文,但是由于有英文字幕,“老外”们也理解得八九不离十。

      美中不足的是,样片播完后,Miramar College的校刊记者还专程给我们四家人拍了照片。报纸出来后,我发现照片上的自己真的很难看:歪嘴肿腮。不过,Gin 的一句戏言使我对此释然:您的形象已经留在了作品里,没有人会很在意生活中的你了。

      别说,还真有几分道理。节目“问世”以后,我对个人的名利淡化了不少,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没有报酬的“解说员”。解说《飘》的存在意识和意图。

     这段文字连自己看着都显得有些“矫情”,但是我用事实说服自己把它保留下来:首映式之后,我收到一封让我从灵魂上振颤的电子邮件。这是封信来自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她说她是一位英语老师,一名在这次活动中看了《飘》的样片的观众。她告诉我,《飘在美国》虽然是以华人为群体的纪实片,但是其中的情感代表着大多数移民美国人的所思所想。那就是移民本身就意味着远离自己的故土,而又不能与本民族的文化完全脱离的无奈。用她的话讲就是:I am an American +American but I am still fell that I am“Adrift with Roots”。

      “Adrift with Roots”是《飘在美国》的英文名字。这位英语老师在信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美国爱尔兰后裔的第三代移民。虽然她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但是她始终摆脱不掉自己竭力否认自己是爱尔兰后裔的事实。这种矛盾的心态,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象烙印一般地反映到她的肉体上—她的家族有着许多爱尔兰人都无法避免的“忧郁症”,当她发现自己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基因的时候,她痛恨自己是爱尔兰的后裔。许多年来,她就是在承认自己是爱尔兰人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美国人之间困惑着。她告诉我,当她看完《飘》的样片以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上的许多事情就是带着遗憾的色彩。所以人们要有勇气去面对,而不是回避。她说,她在那一刻领悟到,不论她是多么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着爱尔兰人的血统,但是血脉里就是有着和爱尔兰文化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鼓励我说,《飘》不仅代表着华人的移民心态,同时也代表着许多族一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构成了由移民组成的美国所特有的社会形态,所以《飘》的问世,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我很感动有人在如此现实的社会里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我更感动《飘》的诞生可以让一位素昧平生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所有的名衔和荣誉都不如再这一刻真实和珍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