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奇（肖尔）
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理由，为求学的、为科研的、为婚姻的、做生意的、为宗教的、避难的和卖淫的（这些当然属非法），甚至想要换一种活法的，只要是正当理由，都是可以理解的。凡是下定决心，既然国家开放了，要出国，100个人就有100条途径，考TOEFO上国外大学的，考GRE奔国外读研的，持F2陪读的、私企老板希望子女出国学习回来接班的，改革开放发了财送子女国外镀金混文凭的，中小留学生还可以有父母陪读的，再不济，也有偷渡的、走线的，国内贪官携款潜逃的（这些则是非法的），无论哪种途径，只要是合法的，都无可非议。出了国的人也是各有各的活路，100个出国的人，就可以有1000种活法，当然就可能产生10000种结局。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只因一念之差，结局就可能就千差万别。
我从小就不大安分，总爱折腾。也是由于若干种机缘巧合，于1991年持H1签证来到美国硅谷公司工作，后来妻子女儿也来到美国，我们一起取得绿卡，才办了移民手续。
没什么可讳言的，我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母亲都一直在红军和八路军、解放军的通信系统工作。我父母都是技术出身，不求升官发财，只热衷于实实在在地做些实事，由于职业原因，我父亲要经常下部队基层，一去就是几个月，而母亲又要昼夜在电台值班，根本没有可能自己抚养孩子，更何况，我妈妈生下孩子也根本没有奶水。因此我的大哥一出生，就被寄养在陕北一户农民家里，大哥是吃陕北黑豆长大的，小名就叫黑豆，我的二哥是送给了山西一个无儿无女的农户，二哥是吃山西黑麦长大的，小名就叫麦贵。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这期间在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只要打一场胜仗，就可以缴获到大量的美式装备，以及美国食品，其中的美国奶粉罐头就分配给师部幼儿园，或带婴儿的干部家庭。我妈妈也觉得，两个大儿子都是靠老百姓收养，现在有条件了，环境再险恶艰苦，这次也一定要自己把孩子抚养长大。于是我就成了我们家唯一一个靠吃羊奶和美国奶粉长大的孩子，冥冥中似乎也暗示着将来我会有机会到美国去（即便说是长大后到美国去工作，以回报奶粉的救命之恩，也不为过）。
1979年，我不甘心作为研究所里最末流的、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硬是刻苦准备，考取了邮电科学院通信研究生。
1981年，我抓住一次美国宝莱公司提供的机会，经过充分准备和通过考试，做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工作一年，所有费用连生活费，全部由美国公司提供。当然这与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和读了研究生也有关系。这次机会，也奠定了我后来出国工作的基础。
1981年10月2日，我乘飞机经芝加哥，飞到亚特兰大，在亚特兰大的宝莱公司客户培训中心学习了2个月。
1981年圣诞节前夕，我结束了在培训中心的数据库使用开发课程，乘飞机到洛杉矶，又转乘小飞机（只能装12个人的那种）飞到加州Santa Barbara，到宝莱公司数据库研发中心，继续工作了八个月。
其间，我在英语口语提高班，认识了在残疾人服务中心工作的一位美国义务教师，有时候，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我就积极去协助做些电脑方面的工作。
大概是在1982年7，8月份，残疾人服务中心要带领他们的残疾人到旧金山去旅游，大约有十多个残疾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唐氏症儿童，还有几个坐轮椅的老年人，因为按规定，这些残疾人外出时，如果上厕所等，必须要有一个护理人员陪同，他们因为人手不够，所以，那个美国朋友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所有食宿他们全包，但是要承担一部分陪同残疾人的事物，因为他们路上每2个小时，就一定要休息一下，让残疾人们活动活动，上上厕所，游览一下，必须要有人陪同。我说没问题，我很愿意，还可以提高英语口语。因为大家都很相熟，就这么决定了。于是我就跟随他们乘一辆大巴汽车出发了。
汽车沿着101公路，向旧金山开去。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沿101公路一路向北，转到880公路，再往南，先到达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带有一个很大湖泊的小城市，稍事休息。这个小城市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印象甚至比旅游胜地旧金山都深刻得多。记得那个湖泊很大，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里绿树成荫，可以看到一群群人们沿着湖边散步，只见湖面游船荡漾，五颜六色的私人游艇四面飞驰，水面上海鸥、水鸟自由翻飞，白天鹅悠然自得，风景真是美极了。（现在经过回忆才知道，那个小城叫Fremont，那个湖就是Fremont的伊丽莎白湖）不知什么人告诉我这里就已经属于旧金山湾硅谷地区了，因为在国内时就长听说：硅谷是美国电子科技中心，而且我们在国内电子研究所工作时，许多最经常使用的芯片都是硅谷仙童和Texas Instrument公司的产品，后来著名的Intel、AMD等公司还处于初起阶段。一下子就对硅谷有了极深的好感。哪想到，后来，我移民到美国，就一直在硅谷呆了近50年，退休后，从2009年起一直就居住在Fremont。
说来话长：
1984年我所在的北京电子部第六研究所和硅谷一家美国公司SC公司(Systenms Controls Inc.)搞计算机控制系统联合开发，并准备筹建一个中美合资公司，我们研究所就派遣了一个先遣小组，到美国硅谷的SC公司进行一年的学习考察。我由于技术上和英语口语的优势，有幸又参与赴美先遣小组。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使我对硅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91年，原来曾和我们有合作关系的硅谷一家科技小公司WESCON，给我办理了H1签证，还因为其它一些原因，特别是那场人皆讳言的“政治风波”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要想留在国外，我前几次出国就有很多机会留在美国）在太太和母亲的鼓励下，我毅然抛弃了国内的高薪工作和房子、汽车，离开家人，以年介不惑，还跟在一群留学生屁股后面，孤身一人到美国硅谷的Santa Clara，开始了新的创业生活。
1993年，WESCON公司聘请的移民律师找我谈话，说公司已经答应给我办绿卡，而且我的绿卡申请排期已到，律师询问我，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如果家属不便现在来美，我可以自己马上先办绿卡，我的家属，以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到美国广州领事馆申请移民签证到美国来。第二个选择是我太太和未满21岁的子女，现在就在北京美国大使馆申请H4非移民签证。到美国以后，和我一起申请绿卡，她们同时还可以拿到工作许可证。根据律师的建议，我当时和太太商议，为保险起见，决定让女儿立刻从北航退学，马上一起申请H4签证来美，和我一起申请绿卡。
硅 谷 鸟 瞰 图
斯坦福大学
荷西市中心
山景城艺术中心
硅谷苹果公司环形大楼
于是在1993年1月，我太太和女儿一起来到美国硅谷Santa Clara，我们最先是在Sunnyvale租住一套公寓。
太太开始时边学习提高英语口语，边打工，后来在NOKIA和Intel等硅谷知名公司工作。女儿则先进入加州大学圣荷西分校，又在Santa Clara大学读完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著名的硅谷公司工作。后来我们有了经济基础，就趁硅谷房价较低的时机，于1995年花了才21万美元在North San Jose买了一套独立屋。（这个钱，现在在硅谷好区，连个车库都买不了。后来硅谷虽然经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18年的金融危机，房价一路低走。2004年女儿结婚后，先是和我们一起住在San Jose, 2014年他们趁机买下硅谷最好的Los Altos的学区房。我们退休多年后，趁着 2019年硅谷房价开始回升，硅谷掀起又一波抢房热潮，买房子养老是硅谷的特别优势。硅谷的IPO神话，庞大的工作机会，起薪年超十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电子和IT的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不断推高着硅谷的房屋需求和房价。由于我们1995年买的那所房子才经过十几年，当时价格已经涨了一倍多，于是我们又从旧的房屋贷款中借出部分现金，机缘巧合地用全款一半的现金抢到一处Fremont一个理想小区的独立别墅。我们就搬到Fremont居住至今，如果不出意外，恐怕还会一直在这里住到死。
Fremont伊丽莎白湖上的白天鹅
Fremont这么一个小城市就有三所非常好的医院，看医生几乎从来不用排队，从我们家开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到。我们家周围就有好几个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而且距离硅谷南湾也不远，出门就是高速公路，交通生活都非常方便。小城又非常安静，靠山背水，风景优美。社会秩序又好极了，被加州评为最宜居的城市。
什么叫缘分，这就是缘分！我虽然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是命里注定，后半生一定会到美国去，要到硅谷工作，要在Fremont生活。 当然任何成功（我只能算是平庸中的成功），都是要有努力、天分和机遇。
（全文完）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