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塔公路穿过大兴安岭最后一片丘陵后，缓缓地下山，向着平坦的黑龙江畔延伸而去。接近江边后卡车沿着公路向右转了个弯，再顺着江岸行驶了几十米后，就穿过村口高高的木牌楼进了三合村。牌楼的横匾上漆着九个远远就能看见的大红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卡车进了村口后，停在路边左面的第一座小木屋前。这小木屋就是三合民兵连连部，三合站的神经中枢。
我跳下车，接住刘琴递下来的旅行袋和箱子，再从旅行袋里找出一条前门香烟请江捷送给卡车司机。
要不是他帮忙，我们大概还要在公社等上一天。
这时还不到下午三点，人们都在地里干活，村里唯一的大道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连部通信员小谭从屋里出来和江捷刘琴打了招呼，然后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告诉我，我被分在四班，是连里的反坦克班。
刘琴带我到村尽头的一片木壳楞里找到了四班宿舍，然后提着旅行袋去了她所在的七班。这片房区的每座木壳楞里住着一个班，四班的宿舍在最外沿，对着麦地。除了机务班和连部直属小分队（文艺宣传班）外，全连的知青都住在这片房区里。
屋里的火墙把房间切成两块。火墙的左手边放了两张单人床，是班长和班副睡的。火墙右边的大板铺上排着七顶长方蚊帐。每顶蚊帐的四角都用细绳子整整齐齐地悬在木房梁上。板铺中央留着一条间隙，不用说，是留给我的。我打开箱子，拿出棉胎，床单，枕头，棉被，和爸爸千方百计买到的狗皮褥子，给自己铺好了床铺。之后我找到一把椅子，放在板铺上爬了上去，把我的蚊帐也依样画葫芦地挂上了房樑。
铺完床后我开始打量我的新家。门边立着一个盖着的大水缸，前窗下放着一张原木写字桌。桌子左侧，贴着墙根，站立着一个漆成国防绿的长形扁木橱。不用说我就明白这是什么了：枪柜！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木柜前，看到枪柜的门没上锁。我屏着呼吸，轻轻地打开了柜门。枪柜里整齐地排放着六具四零火箭筒，两枝五六式冲锋枪，和四枝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柜上端的夹层上排着一溜绿帆布子弹袋。铮亮的黑色金属，艳黄的枪护木，和火箭筒上暗红色的玻璃钢套，一下子把我带进了如画的仙境。我两脚牢牢地钉在了地上，一丝不移。
正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了，进来一个宽肩膀的年轻人。他大步走到我面前，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操着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
“我是区伏笛，副连长。郑连长知道你到了，让我来帮你安排一下。”
他看了一下床铺，笑着说：“看来你用不着我帮忙了。”
他转过身，看着橱门大开的枪柜，伸手从里面取出一枝半自动递给我。
“会用吗？”
我接过枪，沉甸甸的。
“会。”
虽然我没摸过几次真枪，但早已熟读了部队的军械教材，对这些武器的操作并不陌生。我拉开枪机，确定弹仓里没子弹，再送回枪机，上了枪刺。
“好！” 区连副又拿出一枝步枪，打开枪刺，说：“教你两个动作。”
他端正了枪，跨出左脚，说了一声：“突刺-刺！”然后一边连续出枪，一边大声猛吼：
“杀！杀！杀！”
他接着一招一招地表演给我看：“防左刺-刺！防右刺-刺！防后刺-刺！”
他的刺杀动作凶猛敏捷，规范得很。
我跟着他比划了一阵，也颇具模样了。
区连副收回枪刺，把枪放回了橱内。
“今天是星期六，晚饭后要操练。操练前郑连长会讲话，欢迎你，然后你会领到这枝枪。这枝枪是我帮你选的，很准。”
晚饭前，我一个人在村里的大道上逛着。这时知青和老乡都收工了。各班宿舍门前不时有人出来泼洗脸水，大道上也有三五成群去食堂的。
从我对面疾步走过来一个满脸笑容的姑娘，身穿一身蓝帆布工作夹克衫，头发向后盘在长舌工作帽里，比在照片里更漂亮，更有精神。不用说我就认出了她。
肖怡抓着我的两只手上下摇着，笑着说：“是秧秧吧。你终于到了你想要到的地方了！”
肖怡带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去了机务班，小分队，又在连部里见到了郑连长。之后她带我去了她住的发电厂。电厂是一座半地下室的建筑，木头房顶只有一人高，上面压了半米多厚的土层，里面装了一台由75匹马力柴油机驱动的发电机。肖怡告诉我，发一晚上的电要烧整整一桶柴油，费用惊人。不过为了保持知青的士气，连里决定这个钱该花。这个半地下室的电厂，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发电机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地盘。肖怡睡在半地下室的隔间里，和发电机房中间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墙。
出了电厂后，我们一起走去食堂吃晚饭。食堂设在江边，旁边一块平整的空地上的杂草已经被铲得干干净净，坑坑洼洼的地面已经填上了碎石和瓦块。肖怡告诉我，开春后在这块空地上要造我们村里的第一座砖房，也是村里的新食堂兼大礼堂。这座大礼堂会由我所在的四班来修建。
她还让我晚饭后到她那儿去聚聚，会有几个她的好友一起在那儿聊天。
今后几年里，我们这一群朋友们将会在肖怡那小小的地下室里，消磨掉无数个聊得海阔天空的夜晚。
六点三十，全连在公路上集合，开始了一星期例行三次的操练。郑连长讲话后，给我授枪，然后开始操练队列，练刺杀，正步走。在今后的三年里，我会变得像连里所有人一样痛恨这收工后的晚间操练，但是今晚，我肩着枪，踏着正步，体内的肾上腺素一阵阵地释放，脑子里的亢奋状态登峰造极。
我的第一枝步枪的枪号是1000071。区连副说得不错，这支半自动的精度足以与狙击步枪媲美。
1975年夏季是我到三合的第一个夏天。这年，四班的任务是建造村里的大食堂。
建造大食堂是这年村里的重点项目。村里第一座砖房的营建吸引了村里的老乡，更是激发了知青们的想象力。自从69年吴八老岛上开枪之后，三合民兵连就一直享受着特殊的地位。三合村不但是一个反修斗争的典型，还是边境上罕见的、知识青年掌握了领导权的村子。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反过来领导当地的贫下中农，省地县各级领导倒是大加赞赏，三合村也成了省里的知青标兵。省知青办指示，把木壳楞逐步改为砖房是让知青扎根边疆的一个关键步骤，要县委提供必要的援助，在技术上拉一把，在物资上开绿灯。大食堂的设计图纸，去年就由县基建局绘制好了，县物资局也保证了水泥和砖块的供应。开春后，县里派了两个建筑工人来教我们盖房子。那天教我刺杀的区连副今年专管建房工程。今后几年里，四班的任务是逐步把知青宿舍全部改建成砖房。造大食堂是我们学习和暖身的第一步。
我到三合时，冬天才刚刚过去，基建还未起步。从五月开春到十月封冻，一年的施工期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地基，就是先在食堂四面的墙基上挖一条六十公分宽、两米深的壕沟，再铺上钢筋，灌上水泥。说起来简单，我们挖了不到半米深就遇到了永冻层。挖到冻土后只能停下，等化上整整一夜后，第二天也只能掘下去十几公分。几天下来，进度缓慢。于是每天太阳落山前，我们在壕沟里铺上一层干草点燃。等干草烧成灰后，用油布把壕沟盖上，让暖气滞留在沟里，第二天的进度加快了许多。尽管这样，原定两星期打好的地基还是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
那两个建筑工人在我们打地基的时候极少介入。他们每顿吃着炊事班为他们开的小灶，和村里的两个老农一起喝酒猜拳。等我们把地基打好后，他俩倒是一头扎了进来，摇身一变，成了建房的工程师。
在我抵达时，村里直接参与过69年中苏冲突的本县和齐齐哈尔市的老知青们都已经上调、提干、参军，或被选拔为工农兵学员离开了三合。村里领导这时都换成了上海知青。区连副和村里所有知青一样，都是上海人。村里的140多名上海知青从六九年到七零年间分三批到达：先行抵达的两批来自郊县奉贤和川沙，最后一批来自徐汇区。可能是由于郊县知青先期到达的缘故，连里的知青干部多数来自奉贤和川沙。
我刚到时，连里领导对我都彬彬有礼，不过我没感到有任何热情。连里的干部们除了自我介绍外，没人和我交谈或表示关心，也没对我谈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多数知青则明显地对我敬而远之。估计大多数人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放弃上海工矿名额来黑龙江插队落户。合理的解释恐怕是在政治野心和脑子有病两者之间。村里的知青这时在边境已经呆了五年多，一个个都从城市孩子变成了壮劳力。我呢，刚来，又高又瘦，干体力活没法和他们较劲，挑起担子时两腿还直打颤。头几天给我派了轻活，然后我的特殊待遇就结束了。
我的任务是挑担子上脚手架。两桶拌好的水泥或者两摞砖块的重量超过了我的体重。随着砖墙一天天砌高，跳板的倾斜度也一天天加大。那条窄窄的富有弹性的跳板在我体重和水泥的压力下，随着我的脚步上下颤动，存心找我麻烦。在平地上我还能保持平衡，等上了那颤动的跳板后，走一步颠一下，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似的。每前进一步我就要重新掌握平衡，速度活像蜗牛。头几个星期中，我没从跳板上跌下来已经算是奇迹了。每天不到中午，我的背已经直不起来，瘦高的我弯成了一支大龙虾。
有人提醒我，要我把腰直起来。要不，不用多久，就会把脊椎磨损，成为慢伤。
我笑笑，表示感谢，心想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我要是直得起来，干嘛要当龙虾。
“区连副，”一个小伙子高声叫着：“让小叶挑半桶水泥！”
这时我正在和脚下的跳板与肩上的担子较劲。区连副在脚手架上砌砖，听到这话，直起腰来看着我，问道：
“小叶，你行不行？”
我心想，你问我干嘛。你是连副，你给和水泥的人招呼一下不就得了。这时的我，最不想让别人看笑话。于是我抬起头瞅了他一下，摇了摇头，又继续和颤动的跳板去搏斗了。
“好样的！”
也许是我太敏感，不过我总觉得从区连副的语音里还是听到一丝看西洋镜的语气。
晚饭后我经常去肖怡的发电厂，和她及她的同伴们海阔天空。经常在电厂聚会的有近十个知青，以肖怡的中学好友为主，也有几个男生，包括炊事班班长“老牛”。我一认识老牛就理解了他外号的来源。老牛这人憨厚爽朗，虽然话语不多，但是非分明，办事在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在上海已经很熟的刘琴和江捷也是电厂晚间聚会的常客，大家讨论的话题往往围绕着村里的人事。通过这些聚会，我慢慢地了解了三合的种种情况。
有天晚上，肖怡和我单独在一块儿时，跟我提起了常去电厂的利弊。显然，连里的一些知青对常去电厂的这些青年有些非言。领导层也似乎觉得这些人是一个小团体，而这种看法明显地影响了肖怡他们入党的愿望。在党支部与他们定期举行的谈话中，他们得到的评语往往是“要加强联系群众”。这使我意识到，在电厂聚会的知青，确实以干部和文化人子女居多。肖怡建议，在我面前还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少去电厂，以免领导把我也归入他们一党。
“印象一旦形成，改变是很难的。” 肖怡说。
我说我会考虑。
随着时间快速的推移，我的脚步一天比一天地自信，腰杆也一天比一天挺得更直。我的饭量翻了五成，不久又加了一倍。两三个月过后，我的体能已经接近四班大部分的知青了。到了九月，等大食堂外部机构大体完成时，我早已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了。我和老知青前后扛着房樑上脚手架时，就像走平路一般。
这时，班里老大哥们开始告诉我他们刚来时的情景。村里老乡派给他们重活，还看他们的笑话。干不动了，老乡还骂人。我不知道他们这时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不是心里觉得内疚，还是在暗示我，我的待遇比起他们刚来时还是要好上一大截。
不管原因如何，我此时已经不在乎了。
后来有一天肖怡告诉我，在六月里，也就是我到达一个月后，她去找过区连副。肖怡希望他对我派活时照顾一些。
区连副说，小叶是自愿报名来锻炼的。
肖怡说：“我们不也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嘛。”
区连副说：“可是我们不也都是这么经过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