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66、67年是红卫兵造反与破坏的两年，那1968年就是小将们打内战争权力的年份。打着毛泽东的大旗，轻而易举地打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构后，小将们自然而然就以为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了。这时，红卫兵组织名目繁多，山头林立，犹如民国初年的军阀土匪充斥神州。众人抢着接班，于是就大打出手，直至动枪动炮。有些省份更出现了省军区和驻地野战军各自支持一派，暗送武器弹药的怪象；更有敞开军火仓库之门，让自己的小将前来“抢夺”军械。在兵工厂密集的四川贵州等省，造反派直接开着卡车到军工厂去搬运最新装备。云南省的红卫兵沾地利之光，在铁路沿线拦截援越军列，把车上的枪支弹药通通归为己有。一些打得厉害的城市，坦克和高射砲都用上了。一时间，众多省份硝烟迷漫。与运动早期相比，打倒上上下下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走资派要容易得多了。那些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不堪一击，红卫兵的皮带和拳头就足以把他们通通拉下马了。
政治阅历浅薄的红卫兵们却不知道，这时文革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伟大领袖想要收拾的人，已经死的死，关的关，不成气候。红卫兵小将们的自身价值此刻不但直线下跌，而且还成了“继续革命”道路上的拌脚石。接班不接班且不说，造反派的内斗严重地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于是，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元帅开始派军队进驻各级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和文艺宣传机构。闹得厉害的造反派头头给戴上一顶“五一六份子”的帽子，又抓又关，命运比走资派好不了多少。军队接管人员叫作“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一个营连级的军代表瞬间可以成为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掌控着一批省军级，地师级，或县团级走资派的命运。不久后又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也是不可一世。这在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无论如何，军宣队和工宣队来了之后，社会秩序多少有些正常化。比起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来，这些军人和工人的使命很明确，就是把乱成一团糟的上层建筑从红卫兵手里接管过来。
当时，国民经济陷入一片困境。工人农民大量卷入运动，生产似乎成了副业。认真工作的人还会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罪名，不如在家领工资吃闲饭。各地原材料紧缺，工厂产量往往只能达到文革前的几分之一。混乱的状态波及到严密管控的军工企业，导致军用飞机会在处女行中坠毁，子弹不能击发，砲弹甚至炸膛。听说，驻扎在北京的北越军事代表团为此曾多次提出交涉。上海居民一个月配给一斤猪肉一斤鸡蛋，这在全国还是慷慨的标准。那时，似乎所有的日常用品都凭票购买，连肥皂奶粉也不例外。城市没有就业机会吸收大批中学毕业生，于是政府开始把年轻人冠以“知识青年”的头衔，送到农村边疆，叫做“上山下乡运动”。
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领侯邦琪没认清形势，卷进了炮打张春桥事件。上海是张春桥的大本营。虽然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嫌疑，但此时是文革的红人，江青的助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明日之星。
侯邦琪被捕那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耍。听到楼里响起了一片沉重的脚步声，我们就冲回楼道里，正赶上侯邦琪被押上楼梯。
领头的中年军官没带军帽，褪色的黄色军装上也没佩戴领章。我们知道他是学院的军宣队队长，一个团政委，此时任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几天前，我还看到他和侯邦琪在学院办公楼前边走边聊，谈得情投意合。此刻，侯邦琪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地摁着侯邦琪的双肩，推着他走上楼梯。他们身后尾随着两个军宣队的年轻士兵和几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士兵没持武器，而公安人员的腰带上都佩着手枪。侯邦琪的衣装凌乱，手臂上的红袖章不见踪影，草绿色军装的风纪扣也被扯开。他好像做过抵抗。
看到我们在围观他，侯邦琪使劲地挺起胸脯，甩了一下肩膀，想要挣脱按住他的两只手。两个警察则把他抓得更紧，揿下他的头，不让他恢复以往的尊严。
我们这群小孩儿跟着他们一起走上了二楼。
在曾经是我家大房间的门外，军宣队长转过身，问侯邦琪钥匙在哪里。侯邦琪用他的下巴指了指左胸的口袋。军宣队长解开扣子，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两把，但还是打不开门。
他让警察把手铐打开，把钥匙串递给了侯邦棋。
侯邦琪找到房门的钥匙后开了门。一行人鱼贯而入，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我们一群孩子在门外兴奋地等待着。我怎么也没料想到，政治浪潮会如此迅速地转向。这个学院里人人惧怕的红卫兵领袖，自己也没逃脱他几年来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命运。
弄堂里的居民已经围在我们小楼的大门口，叽叽喳喳地大声议论着。我听到一个中年妇女用上海话大声嚷嚷：“伊拉四号里嗰事体那能嘎许督？！”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他们四号里出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多？！”
四号是我们小楼的门牌号码。
她说得一点不错。这短短几年中我们的小楼里已经出了许多事情，今天又添上了新鲜的一桩。
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了。他们一行人又出现在门口。这次是侯邦琪领先，肩上扛着一个皮箱。两个警察仍然紧跟着他。两个士兵手上各捧着一摞文件袋，有一尺多高。军宣队长走在最后。
他们一行人前前后后地下了楼走出了大门。楼外围观的人们自动让开了一条道，让他们离去。
侯邦琪被捕后，他的年轻妻子再也没露过面，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二楼大房间门上被贴上了几条彩纸封条。每张封条的颜色不同，上面都盖着红色大印。这些庄严的红色大印有军管小组的，有上戏革委会筹备组的，也有静安区公检法办公室的。
“公检法”是当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并后的统称。政府的这些执法部门原是各有分工，相互独立，互相监督，起码要显示法律在名义上的公正。文革一开始，这个系统就显得太不方便了。为了服务于革命的需要，通通合并，以简化手续。一条龙办公，要杀要关，一个图章就了事。要那么多琐碎的手续干嘛？
看来侯邦倛的命运不会比爸爸的好。
每天经过这间打了封条、房门紧闭的房间，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贴着封条的房间照理是不让人进去的。一天，我轻轻地转动了一下那熟悉的门扭，发现房门并没锁上。
我找到哥哥，告诉了他这个祕密。我们一起来到门口，用小刀沿着门缝仔细地划破封条。
顺着门缝割开封条会不显眼。
随后，我们轻轻地推开房门，进到了房间里。
此刻，这间熟悉的大房间里空空如也。
我问哥哥知不知道这房间是什么时候出空的。哥哥摇了摇头，示意让我不要出声。
这间没有任何家具或一片纸张的空房间，比我记忆中的要大得多。这时地上已经积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我们所到之处，地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扬起的灰尘也让我们忍不住打起了喷嚏。
这间房子里充满着我们的过去，而今天却显得那么生疏。我心里有一层伤感，一丝惆怅。我们顺着墙沿轻手轻脚地行走，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点点地回到了脑子里。我们用小刀刻在酱红色木窗台上的飞机还历历在目，而我们用铅笔在那米黄墙壁上画的小人，已经被一层陌生的雪白油漆给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
看着这熟悉的已经不属于我家的空房间，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让我窒息。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此后,我们再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连爸爸妈妈都被蒙在鼓里。
到了1969年，全国上上下下开始逐步“解放”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解放这个词儿现在被附上了一层全新的含意。1949年的解放是共产党把人民大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救出来。而这时的解放是共产党对自己的干部高抬贵手，免判政治死刑，给予“第二次政治生命”。
以前解放别人的人现在成了被解放的对象。
这一段时间，爸爸常在晚饭桌上谈起他被解放的可能性。剧团的军代表已经找爸爸谈过多次话，告知爸爸已被列入上海市高级知识份子首批被解放的名单里。爸爸的级别属于“市管干部”，因此，他的解放要上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去审批。文化局革委会的请示报告送到市里去已经有几个月了，还迟迟没批。估计是因为“九大”的准备工作占去了市革会的主要精力和时间。
九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一次 “团结、胜利”的大会。当时的口号是“一切工作为九大”。所以，解放老干部和知识份子自然要让一让路。
看来，爸爸的解放只是迟早的事了。爸爸自己有些着急，而我们反倒沉得住气。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反复提醒全班同学，每天晚上务必收听八点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九大召开的新闻一旦宣布，我们都要赶到学校去参加全市的庆祝游行。红旗和标语都已经发放到了各班，就堆放在教室的门背后。各人在游行中的任务也已经分配完毕。妈妈说，电影局的九大代表赴京已有多日。在此之前，代表中的一些造反派人士连党员都还不是。为了让这些代表文革的新生力量去北京，由新党委指定名单，让他们在上火车不久前突击入党。
4月里的一个晚上，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响彻神州。九大的召开标志了文革的一个转折点。这时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解放的也开始慢慢地看到了一线曙光。
不久后的一个初夏晚上，爸爸让哥哥和我吃完晚饭后不要离家。剧团有人要来家里和我们兄弟俩谈话。
爸爸没说具体内容，只说是和他的解放有关。
大约七点以后，剧团的两个工宣队队员来了我家。两个工人一老一少，年轻的大概三十还不到。他们说要和我们谈一下，大约要三十分钟。
他们来后，爸爸妈妈就出门迴避了。
老工人先问了我们的年龄，读几年级，之后就再也没说什么。这以后的话都是那个年轻工人说的。
他先通知我们，爸爸解放的报告市里已经批下来了，几天后就会正式宣布。
我心想，谢天谢地。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接着说：
“你们要感谢党和毛主席给了你父亲第二次政治生命。你爸爸几十年来犯了不少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无形中帮了敌人。党的政策是宽大的，你们对你爸爸的问题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要知道，文革中对你爸爸的批判是极有必要的。你们也应该感谢党和人民把你父亲从悬崖边拉回来。作为青少年，要是对党和人民有抵触情绪，对你们将来是极端不利的。”
我不做声。
爸爸己经交代过，让我们多听，少说话。
哥哥突然冒出来一句：“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年轻工人像是有准备而来的。他说：“你爸爸在抗战初参加了演剧队，加入了国民党，还有中尉军衔。”
其实，爸爸是上尉军衔。红卫兵搞错了，爸爸也没主动坦白。
哥哥不买他的帐，顶了回去：“演剧队是周总理领导的！那时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么。”
年轻工人倒也有修养，不见他发火，只是和哥哥这个14岁的孩子力争：
“就算不说解放前的历史，他在解放后又排了很多毒草剧目，这就很严重了。”
哥哥答道：“那也都是党指定的任务。”
三年来，我们只能无奈地看着爸爸挨整。从来没人来问我们，爸爸是不是一个好人。
现在，哥哥不愿意放弃这个时机。
哥哥接着说：“党员要服从党的领导。”
年轻工人说：“当时也有人听了毛主席的话，反潮流，抵制刘少奇邓小平的资反路线。你爸爸在排《文成公主》时应该知道这个戏歪曲了历史，把西藏说成是一个外国。”
哥哥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吧？那时西藏还是外国。”
我没看过《三国演义》。但依据爸爸排的话剧编辑的连环画《文成公主》我看过不少遍。于是我就插进去，给哥哥帮腔：
“《文成公主》讲的就是唐太宗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西藏的国王，从这以后西藏就附属于中国了嘛。《文成公主》就是要宣传中国和西藏的关系有上千年的历史，比印度要早得多。”
我多少有些紧张。我们这样顶撞工宣队，会不会又替爸爸找麻烦？
那两个工人倒也没多计较，大概一天下来，都想回家了。
老工人插进来说，你们兄弟俩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作革命接班人。
我们点了点头，他们就离开了。
虽然工人师傅明确地指出，爸爸的解放并不意味着无罪，不过我们还是很高兴。爸爸终于不再被列入阶级敌人的范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爸爸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也还清楚地记得爸爸两年前被收审隔离前与我和哥哥的那一席谈话。在这一刻里，我心甘情愿地停止了去质疑我从小见惯的种种不公，直到我又长大了十年。
几天后，爸爸回家告诉我们，在当天的全团大会上他被宣布解放了。妈妈特地开了瓶黄酒庆祝，我和哥哥也用筷子蘸酒品了品味。
黄酒有点苦，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喜欢喝。
爸爸被解放后，工资从45元恢复到了110元。虽然比他实际工资还低不少，但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爸爸也不用天天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交代了。虽然我们全家仍然挤在二楼半的小亭子间里，我还是能感受到希望开始萌生。然而，在晚饭桌上我们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度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