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霞萍
我这一生见过两位最狠的人。第一位，是我的父亲。
父亲生于1908年，是漕帮老大，一身好武功。几十年风浪里，行船护镖。我小时候见过家里比我人还高的独角龙（一种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但杀伤力很大的老式土枪）。枪很重，我提都提不动。据说父亲能一手一支满船跑，也能举着独角龙踩水过河，双肩不沾半点水星。人送外号“过江龙”。
每当他练武，我在边上依葫芦画瓢，父亲都会说：“你不能学。你的性子太躁，三句话合不来，你会要人命的。打打杀杀的年代过去了，人要识文断字，你还是跟你母亲识文断字去吧。”他说，他这一生提得动几十斤重的枪，却拿不动几钱重的笔。
家里女孩子多。母亲常对我们说：“做女人哪有不受点委屈的？忍忍就过去了。”这时父亲总在边上不咸不淡地接一句：“忍无可忍，则不忍。”对父亲的话，别的孩子听了也就听了，唯有我，眼巴巴地问父亲：“忍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不忍了？几次？不忍怎么办？你教我武功。”
“可以忍一、忍二，不可忍三。当有人以为你傻时，要让他知道真正傻的人是他。做人要略带三分邪和恶、杀人不过头点地，砍头不过碗大的疤。” 父亲回答我。
在扬州大运河上，船家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能上学的凤毛麟角。但我始终记住父亲的话：人要识文断字。父亲自己大字不识一个，可江湖朋友一大帮，走到哪儿都呼朋唤友：看戏的、喝酒的、听书的、打架的，都是他的朋友。只是他们的结局并不好。父亲倒也无所谓，从来不提那些曾经的风光日子。他常说：命里八尺，不求一丈。但八尺也要有本事守住。
父亲的这些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把“识文断字”，用到了极限。明明只上过小学，偏偏硬是靠几十年业余学习，拿了一个博士还不够，又在读第二个；还出版了不同题材的小说、剧本、散文。当然，最精彩的还是《船上人家》，尤其是后记，那是写我父亲的。
后来到了生意场上，我也是杀伐果断，不卑不亢。赚人民币不过瘾，就冲到世界上赚了一串0的“绿票子”。虽然有了文化，写了书，赚了绿票子，可江湖上的那股打打杀杀、父亲身上的老大气，还是留在了我骨子里。开口“本姑娘”，闭口行侠仗义；哪怕自己吃糠咽菜，也见不得别人受半点苦。可谓靠真本事打出了自己一片天，守住了父亲说的命里八尺。这算是第一位狠人留给我的财富吧。
带着企业家、作家的光环和底气，60岁，重披嫁衣，远涉重洋，嫁给了享誉世界的“现代福尔摩斯”、人称“神探”的李昌钰博士。第二个“狠人”，我以为是我。
美国主流社会嘛，人人西装革履、长裙曳地、灯光美酒。没想到，哪里都有不开心的事，也有被人当面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每到这时，平日里斯文谦和的先生，总是笑笑地说：“打回去，打不过我再出手。你如果不会自己保护自己，别人又怎么帮你？还有，要么不打，要打就一招毙命，免得后患无穷。”
我说：“我怎么打？我父亲没教我武功。”他像哄孩子一样说：“我来教你，我是台湾散打第二名。”结果我这点花拳绣腿，三招过去，就钻到床下，说：“不学了。”先生摇着头说：“你文笔好，但人太文雅也不行。该出手时，不能只会讲理。”
我以为先生是个干大事、小事不放在心上的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个极其心里有数的人。在他身边几年，我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刷卡，生怕被别人说攀高枝。我本来以为他心里没数，直到有一回我不在家，他去加油站，边接电话边加油，付款时把手机放在车顶上，一脚油门，手机飞出去，被后面的车压扁了。他说：“如果你在，就不会有这个事了。”我问：“怎么呢？”他说：“你在，只要是要付款的地方，你都抢在我前面，我就不可能为了付款把手机放在车顶上。”我听了才知道，这世界上也许最没数的是我，还没心没肺。
先生有很多收藏，我们打算在夏威夷办博物馆。有些收藏品被人看中，我说我也想收藏。我以为他不会要钱，结果让他开价时，他居然真开了价，还得意地说：“亲兄弟明算账。你现在不理解，总有一天会理解的。”我听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又犯嘀咕：他到底是有数，还是没数？
先生在上海有一套房子。起初，他问过我：“你以往在中国一年收入大概多少？”我告诉了他一个数字，他说：“嗯，你嫁给我吃亏了，你就亏一点吧。”后来，当他要把这套房子给我时，我请上海公证处的潘老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声明这个房子未来如果换了钱，我就用来给他办博物馆、做慈善事业。
我以为先生会感动，没想到我把备忘录拿给他看时，先生一脸怒气：“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不要以为这样，别人就会认为你清白。房子是我主动给你这么多年的补偿。换了钱怎么花是你的事，千万别写下来。”
搬家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他都会拿一点东西放到我的床前。要么是房产证，要么是存折。我说：“这些东西我不懂，交给你的孩子吧。”他说：“是你自己不要的，到时候别怪我。”
直到有一天，他拎过来一只小箱子，箱子体积不大却沉得吓人。我问：“这是什么？”他说：“你光有持枪证，没有真家伙，哪一天我不在了，谁来保护你？”我这才想起来，我考过持枪证。警察上门调查时，他说：“是啊，我叫她考的。我经常出差，她一个人在家，长得那么小，我不放心。”其实我考持枪证时，他也不知道。看来，他还是个心里特别有数的人。
他把自己当厅长时的两支配枪，过户到了我的名下。那天去办手续，枪店的老板羡慕地说：“看来你老公很爱你，这枪未来可以放博物馆的。”先生说：“任何东西都能放博物馆，枪不能。枪是保命的。”
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给我枪。”他说：“以你刚来时点火就着的性子，枪要是早给了你，说不定哪天一生气，先把老公给打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父亲的话，忍不住问他：“那现在为什么又肯把枪给我？”他说：“你也被磨练得差不多了。现在你知道枪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不能用。”
枪店的老板听不懂我和先生的汉语对话，问先生：“你们在说什么？”先生看着我，：“你说，我来翻译。”我握着枪，顽皮地一笑：“我知道了，当有理无处说的时候，可以用枪说话；枪就是真理。而且要么不打，要打就一枪毙命。”先生竟然煞有介事地翻译了过去。末了，还模仿我用手做了个一枪毙命的动作。 枪店的老板先是惊讶地看着我们，随即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吓得不轻，连忙问先生：“你真的那么翻译了？”先生一脸无辜：“当然。我是翻译，再说你也没说错，所以他才佩服你呀。这是枪械商店，他们什么没见过？”
回家的路上，先生忽然若有所思地说：“你也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这枪说不定哪一天，你还真用得着。别忘了，左轮就那么几发子弹。”我写过他的《破案实录》，里面有一段：有人为了寻仇，一口气把子弹全部打完，却一枪也没打中对方。
从枪支过户，到先生离世，仅仅190天。
而枪支过户那天，竟然是9月19日。我们是11月13日傍晚离开纽海文的，那是他生活、工作了五十多年的地方；他在那里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已逾半个世纪。谁也没想到，那一次他和那里竟是永别。那天，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偏偏就是那一天，他把两支配枪过户到我名下，仿佛把保护我的任务，亲手交还到我自己手上。只是这一次，先生在我身后，枪在我手里。回头看，有些事，命运早有安排。以前我不相信世上有神，如今，我信了。
原来，第二个“狠人”根本不是我，而是他。
两位狠人， 一位是江湖老大，打打杀杀一辈子，却逼着我去识文断字；一位是享誉世界的神探科学家，却把他认定的“真理”交到我手上。我，算是看过了世界上最奇妙的事。两位“狠人”，传给我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能忍则忍，忍无可忍，则不忍；不忍，得有真本事。
如今，我也过了古稀之年。遇事不平，仍会想起母亲那句：“能忍则忍。”
而这时，父亲的“忍无可忍，则不忍”，先生的“不打便罢，要打必一招毙命，免得后患无穷”，便同时在耳边响起。
是的，我若轻易低头，岂不枉费了两位师傅的悉心教诲，也辜负了他们的一世英名？
2026年7月4日，写在先生百日祭。
后 记
父亲生于1908年，先生生于1938年。两个男人，相隔三十年：一个来自刀剑相向的江湖，一个来自法证科学的殿堂。他们站在我生命的两端，把“忍无可忍，则不忍”刻进我的骨头！
我这一生，既摸过独角龙，也握过左轮；既在文海里畅游，也在商场上鏖战。这是幸运，也是命运。两个狠人，在不同的年代，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尊严和生命同样重要。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我，懂得了：母亲的“忍”，是慈悲，是善良，是包容，是人性的温度；父亲的“不忍”，是做人的底线；先生的“一招毙命”，是方法，是结果。
他们的狠，是爱；他们的本领，是护；他们留下的教诲，是我一生最硬的底气。
2026年7月7日 于夏威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