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岘微小说《红 包》

 作者:李岘

    手术室的大门外,是窗明几净的候诊室。房间很大,人却很少,少到整排座位只有Smith太太一个人——坐在正对大门的那把椅子上,目不转睛。

    其实那道门不大,只是对她而言,已经大到可以阻隔她的整个世界。

    她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成为Smith太太还不到一年,就被告知先生得了淋巴癌,要马上手术!

    术前,她建议先生准备三个红包,里面各放两百美元,分别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和护士长。没想到,先生听后,先是错愕,后是反对。她没有据理力争,只是暗中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了六百美元,放入她用包装纸做成的三个红纸袋里。

    “那给钱和不给钱能一样嘛!”她打定了主意,见到医生就把红包“贡上”。

     然而,先生进手术室已经快两个小时,她兜里的红包被她潮湿的手攥得变了形,仍然没送出去!

    两个小时前,她和先生一起见过手术医生。这位主刀医生不仅有一捧乱糟糟的白发围绕在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有一颗巨大的头颅架在高大的身躯之上。尽管白大褂里高挺的肚子略有笨拙之嫌,但是秃顶白发、大腹便便,不正是智慧与权威的象征吗?她暗中庆幸,先生遇到了“大牌”医生!

    相对于“大牌”医生,她自愧于自己的“红包”太小,后悔没把全部的“私房钱”都孤注一掷地放进去……一犹豫,红包就没有及时出手。

    “癌症初期,是一次小手术,不需要过分担心。”一直和先生说话的医生,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的不安,微笑着对她说道。当然,医生的话是先生用有限的汉语告诉了她,她又加上自己有限的英语赋予了这句话的份量!

    她的心情果真轻松了不少,在与先生的互望中,抖落了脸上覆盖多日的阴霾。

    护士来了,要带先生进手术室做术前准备,请她在候诊室里等候;至于护士还说了些什么,她已记不清楚。她在手术室大门关上之前,只在乎两句话“I love you.”和“I love you too.”

    此刻,坐在冷气十足的候诊室里已经两个多小时,懊悔的心情就像候诊室里的冷气无孔不入:人到中年才开始学习ABC,她总是在不能用英语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先生身上。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先生是她的嘴巴、耳朵和腿脚,是家中的天,她心中的地;只要先生在,就不会天塌地陷……。可是——怎么还没有消息?不是说小手术吗?怎么快三个小时还没有结束?会不会是主刀医生的笨拙体态使手术发生了意外?或许是麻醉师心不在焉用错了药剂量?抑或是护士分心走神拿错了手术器械?都怪自己没把红包送出去!

    她的心情跌至低谷。这期间大门开合过几次,有护士出来,也有候诊室的人进去,就是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想问问先生的情况,可是把学到的英文单词串成了句子,就失去了说话的底气。于是她在大门的开合中,反复承受着希望和失望的煎熬。

    终于,大门为她敞开。那个将先生带走的女护士把她领到了先生的病床前。先生已经从麻醉的状态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198。”。后来她才知道,候诊室有电脑供家属查看手术进程,并且为了个人隐私,只用号码,不用人名。护士告诉了先生的代码,只是她没有听懂,直到先生从麻醉中醒来没见到自己的太太,才让护士把她叫了进来。那时,手术已经完成快半个小时了。

    这时,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前来查看先生的情况,并且信心十足地说:手术成功!

    这次,她没再犹豫,从兜里掏出那三个皱巴巴的红包,郑重其事地送到他们的手中:“Happy Chinese New Year.”

 (注: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第十期命题征文——微型小说。美国《华人周末》2019年5月31日首发)   有声作品《红包》。主播崔萍。

 

李岘散文《沉香万里》

作者:李岘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气味像味蕾一般如影随形,并与我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文人雅士把这种气味称为“书香”,然而我却断然拒绝“书香”即为“墨香”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书香”除了墨香,还掺杂着襁褓中的羊水味、鸡圈里的鸡屎味、尘土上的霉菌味,房间里的饭香味,以及睡眠中吐故纳新的浑浊味。我不敢公开地将这些“下里巴人”的字眼与“书香”连在一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书香”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华丽的词汇,而是倾注了我“半生缘”去破译它的内涵。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它在灯火阑珊处”。不久前,古琴社雅集,一位琴友带来了一个精致的香炉,他在袅袅轻烟中告诉众人,香炉里点燃的是价格不菲的沉香。我听说过“一两沉香等于一两黄金”,便贪婪地吸允着那似有似无的香气。很快,我发现沉香并非香气袭人,反而混合着说不清的中草药味。琴友说,沉香因地域、树种、时间和类别的不同,结香的方式和味道也有差异;加之个人的认知、嗅觉、味觉、体质和环境的不同,所闻到的气味也会因人而异……。我在心中拍案叫绝:追随了我几十年的“书香”,不就是那些沉淀于心的经年往事吗?尽管它如沉香般地百味杂陈,但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不就是在记忆中结香如饴的吗?

        在我出生前,从长江边长大的父亲被分配到东北工作,虽然他在冰城得到的住房不足二十平米,却仍然不肯背弃自己年轻的誓言:此生要藏书一万册!于是我出生时,家中的桌子腿、凳子腿、床铺腿、书架腿都是用书撑起来的;如果不是“文革”迫使父母烧掉了许多书,可能父亲实现梦想的时候,连家里的墙壁也会是用书一层层垒起来的。母亲说,她怀孕时刚刚从南方到东北,她不会做饭,父亲就用火锅招待客人,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凳子不够就用几本书摞起来……。   

        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母体里就开始吸允着“书香”,但是四口之家挤在一间既做卧房又做书房的空间里,新书的墨香与古纸堆里的陈腐味道,粗茶淡饭的清香与睡眠呼出的浊气,至今都记忆犹新。记得上小学时,我戴着“红小兵”袖章却躲在邻家的鸡窝旁就着鸡屎味偷读着父亲的藏书;上中学时,我把“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用在了攀爬两层楼去偷读阅览室尘封已久的书;情窦初开时,即使懵懂之间已使初恋无疾而终,却也发生在自己倾情的图书馆里;初为人妇时,自己也发誓要像父亲那样用书来装点自己的婚房……。

        然而,命运把我带离了故土,把书留在了彼岸。

        一晃儿已是半生缘。我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加州的阳光,倾情于蓝天碧海和繁花四季;已经忘却了儿时的旧梦和青春的誓言。然而,不久前的一次旅行,让我明白了心中的“书香”,就是那一缕不熄不灭的沉香。

        几个月前,我回中国参加“当代文学大师故乡行”,沿途参观了坐落在长江边小镇上的鲁迅、茅盾、徐志摩和金庸等大师们的故居。在蜿蜒的石径与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间,我嗅出一股特别的味道,并且在穿堂入室领略文学大师们生前呼吸过的空间、使用过的家具时,心中一阵灵动:这些雕梁画栋的木质窗棂和门廊,在大师们“哇哇坠地”或是家族婚丧嫁娶时,是否在挡住了外面的风雨之时也吸允了日月精华?这些古旧的照片和图书,是否能让大师们在这屡屡书香中魂归故里?想到此,原本单纯的敬仰之心竟多出几许忧伤:先辈们为了铸就一本书倾其所有,但是在网络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捧着散发着“书香”的图书阅读呢?

         思绪再度穿越时间隧道。

         “文革”结束后,父亲调回南方工作,家里三房一厅,有一间做书房便顺理成章。虽然“文革”劫后余生的图书已经有限,但父亲的藏书还是可以摆满书房的墙壁。我从小到大都把父亲的藏书视为家徒四壁里的豪华“家具”,但是随着他老人家撒手人寰,这些藏书也在多年之后成为一堆守之困难、弃之不忍的“杂物”。

       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近几年我回家探亲,妹妹总会提及如何处置父亲藏书的问题。这几年妹妹与母亲搬入新居,老房子出租后虽然仍留一间专门摆放父亲的书架与藏书,但是南方的梅雨季节使一楼的房间很潮湿,加之没人居住,父亲的书房散发着霉菌味,每年的梅雨季过后,妹妹都要把所有的书搬到户外晾晒。这一晒就是十多年!

        妹妹家中无人学文,儿子一出生“就以电脑为业”,对外祖父的藏书视而不见;弟弟居住在东北,住房面积有限,要把这些书全部运给他也非易事。而我,即使把父亲的藏书当成宝藏,也无法将所有的书迁移到美国。为了从长计议,我们三个姐兄妹相约到老房子,挑拣了一些自己深爱的书籍,然后将剩余的书收到纸箱放入储藏室。

        当我从书架上取下父亲所有的藏书,我觉得自己像和父亲做最后的诀别:女儿不孝,不能为您守住这一架诗书!

        我从父亲的藏书中选了几本有我曾祖父和祖父签名的书籍,以及父亲写的书带回美国——尽管这些藏书已是霉斑点点,破旧不堪,但是,那上面有着血脉的延续,情感的皈依。

        从那时起我不再买书,因为我不愿意将一架诗书留给从小在美国生活、连中文都不会读的儿子!

        那是一份绝望至极的心情。这种心情延续到“文学大师故乡行”,我才化解了“不再买书”的心结。离开徐志摩和陆小曼曾经居住过的故居,我选择了几本诗人的文集,尽管里面的一些诗句已为世人皆知。

        妹妹见我探亲的箱子里夹杂着几本新买的书,如我“食言”一般地好奇。我说,想不到现在国内对文学这么重视,仅江浙一带就开发出几位文学大师的故居供后人瞻仰。妹妹说,现在国内的人又兴看纸质的书啦,仅省城就有好几家连锁书店,并且坐落在市中心的一家新华书店已经成为全国“网红”,不仅24小时营业,而且还可以微信扫描借书回家,并收留无家可归的人在寒冬腊月到书店里住宿夜读……。

(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三孝口的新华书店)

(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三孝口的新华书店)

        网红?网络的兴起是平面媒体衰落的宿敌,怎么又成全了纸媒?书店的功能是卖书,怎么可能允许借书?书店24小时开门,怎么就知道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喜欢读书?

        也许是因为此行不论是开会还是观光旅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与书籍相关,

因此,我向妹妹提出去这家书店“实地考察”。

       新华书店坐落在省城繁华的十字路口旁,推开大门,里面已是人声鼎沸。大厅的正前方有一堵山墙般的大型广告牌:“阅+共享书店,免费阅读,阅享收益”,下方是一排大字“遇见·蒋方舟”和一排小字“读者见面会”,然后是一本书的封面《东京一年》。

        蒋方舟?好像听过这个名字,是80后作家。没想到国内的新书发表会有这么大的阵容!好奇心使我挤进人头攒动的听众群,像一个“小粉丝”一般忘情地听着年轻一代对文学的向往与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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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把我从人缝中拽了出来,耳语说现场有摄像机,如果我偏巧被录进镜头,再让认识我的人认出来,说某某作协主席都只能在人缝中聆听某某某人的新书介绍,那岂不是落人以笑柄?

        我这才记起此行的目的,便与妹妹向书店深处走去。

        书店有六层楼,除了图书还有咖啡、点心、玩具和食物。尽管有些乱,但是毕竟被喜欢读书的男女老少“点缀”得欣欣向荣;我亦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目不暇接。

         妹妹指着书架上一块如杂志大小的牌匾说:这是‘二维码’,借书的人只要把想借的书和手机往前面一晃,就可以把书带走了。

        我似信非信,但是也找不出不信的理由。到了五楼,买书的人不如看书的人多,并且小孩儿比大人多。妹妹说,书店为了方便有小孩儿的人可以读书,专门设立了这个“儿童园地”。幸福啊!我在感叹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时,竟连想到自己童年时在鸡窝旁偷读父亲藏书的情景。

        “哎,怎么没有呢?”走上六楼的妹妹,没有看到为“流浪者”准备的帐篷。  

        六楼的书不多,也明显清静了许多,但是的确没有报纸上提到的临时帐篷。

        “也许现在还早,要到晚上才支帐篷呢。”我说。

        为了目睹“流浪者”读书,我又在一周之内去了书店两次。第二次走进书店大门,广告牌上已是“遇见·张皓宸”和新书封面《后来,时间都与你有关》。

        张皓宸?是谁?就是广告牌上这位清秀俊朗的大男孩儿?他的粉丝可真不少,几乎将书店大厅挤个水泄不通。我对妹妹说:上网查一下他的背景。话未落音已是全场欢声雷动。夹缝中,我看到一位文质彬彬的大男孩儿如歌星般地挥手走到广告牌前,接受着少男少女的欢呼雀跃。妹妹把她的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显现出这位横空出世的90后真的是位名气不小的作家,他擅长用绘画结合文字带给90后或00后的年轻人“在迷茫摸索中看到的希望”。当我把目光从手机上移开,发现原本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突然朝楼上跑去,妹妹说他们都是到楼上去买张皓宸的书,然后到楼下请作者签名。我顺势上楼,发现等待签名的人已经从一楼排到了六楼,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排了一圈儿又一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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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一个女孩儿手里翻看了两本张皓宸的书《后来,时间与你有关》和《谢谢自己够勇敢》,尽管那清新的文笔与我饱经沧桑的心绪相去甚远,但是任何美好的愿望和追求都是值得祝福的。我没有加入到等待签名的“粉丝”当中,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仅此一地就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开始读书和爱书,那么全中国呢?

        回美国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书店,这次干脆把母亲也带来了。书店大厅的广告牌又换成了“共享诗意生活——安徽新诗百篇百人诵读会”。这次大厅里的人不是很多,但也座无虚席。不同的朗诵者在古筝的伴奏下,声情并茂地诵读着他人的作品或自己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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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妈妈买了一份甜点,让她在诗歌和乐曲声中慢慢品尝。有母亲陪在身旁,我不再为自己把探望妈妈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而感惭愧。渐渐地,我忘却了最初来书店的“猎奇”心理,开始醉心于翻书时指尖碰触那一页页轻如鸿毛的纸张和飞扬的思绪;忘情于书店里的墨香混合着爱书人气场带给我的如痴如醉。多年立誓不再买书的心结,终于在旅程结束时彻底解开。

        离家时,我对父亲的遗像说:爸爸,安息吧,尽管女儿不能背走您的一架诗书,但是我已心有“沉香”,即使在万里之遥,也会感知到文学的魅力与生命的价值!

(首发:《合肥晚报》2019年4月14日和合肥市文联《未来》杂志社2019年2总第95期)

随笔《大爱无疆》

作者:李岘

2019年4月15日,原本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却因巴黎圣母院的熊熊火焰,永远地载入人类文明史非常心痛的一页。

    美国西部时间,我从上午坐到下午,跟随着Fox电视台的直播画面,见证了这一人类文明的建筑从火光初起到塔尖在熊熊烈火中倒塌的每一瞬间。这是一种需要胆识才能目睹下去的画面——在两个多小时的“震惊、无奈、心痛、期待”的心悸中,我的思维也在记忆的百宝箱中翻找出与其有关的珍藏。

    1997年是我第一次去法国旅行。尽管卢浮宫举世闻名,但是我最向往的胜地还是巴黎圣母院。那种心情不是单纯的仰慕或猎奇,而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个少女时代存留于心的梦想成真。

    巴黎圣母院与我而言,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辉煌建筑或其宗教内涵,而是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文学作品赋予它“真、善、美”的内含,使我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不要以貌取人”。

    我至今都记得自己对《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加西莫多 (Quasimodo)的死有多么的不忍。特别是电影将书中“高大、蠢笨、独眼、驼背、语障”的加西莫多具体呈现出来的时候,其表像的丑陋与其行为呈现出来的善良、慷慨、至诚以及对爱的执着,是我少女时代对爱情懵懂无知时的启蒙——如果我是艾丝美拉达,就一定会去爱加西莫多!   

     2013年,当我再度游历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时,又一次来到巴黎圣母院。那天风雨交加,应该是巴黎少有的恶劣天气。我的雨伞都被狂风暴雨撕扯得七零八落,但是我的心却是澄明的,毫不沮丧。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是我对这座建筑情有独钟,似乎走近它而不是用心贴近它便是一种亵渎。

    一晃儿又过了六年。当我在电视中看到巴黎圣母院在烈火中煎熬,塔尖和屋顶在一寸一寸地化为灰烬的时候,我不能自抑地泪流满面。

    矫情?一个人面对电视,没有必要预设立场。脆弱?生活的磨难已经磨出心茧,眼泪只能由心而发。是的,眼泪源于记忆中的大教堂伫立于风雨中的坚毅与包容,源于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对于人性的召唤。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通过感官体会到文学的魅力。雨果的文学作品赋予了Notre Dame de Paris以灵魂,使它随着雨果的作品传播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再仅仅属于法国,而是属于全人类——它的伟岸与辉煌,不再源于建筑本身的壮观与精美;也不仅止于基督教文明和法兰西精神的象征。它,让全世界感到休戚相关,应该是源于它的人文精神和仁爱思想。在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注入到巴黎圣母院的一砖一瓦,超越了地域、国家和宗教,使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感受到人类文明遭到破坏的切肤之痛。

    是的,在男女之爱、父母亲情、家国情怀之外,还有人类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雨果笔下的人道主义精神!

    当我看到电视上的熊熊大火终于在消防队员奋不顾身的抢救和不同肤色人的祈祷声中渐渐熄灭,两座钟楼在残垣断壁中挺立在塞纳河畔,我的心充满了感动。这种感动一部分是源于巴黎圣母院最终没有全部化为灰烬,但是更多的还是源于对“大爱无疆”的认识。

    记得“9.11”事件发生的那天,我也是在电视上看到纽约世贸大楼被炸的直播。当我正在惊讶于高耸入云的大楼顶层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见一架飞机撞在了第二栋楼上,眼睁睁地看着这座摩天大楼瞬眼之间夷为平地。那是一次震撼心灵的记忆,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可以为不相识的人与事痛彻心扉。那天我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不能自拔,心中无数次地为那些在浓雾中消失的生命哀悼。在那段全球都为无辜的美国平民丧生而哀恸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心向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尽管巴黎圣母院灾后的图片让人不忍目睹,残垣断壁的景象令人心碎,但是上亿的重建资金在瞬间筹集到位,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欣慰。当我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感受与微信朋友分享的时候,竟然发现为巴黎圣母院哀恸并祈福的人比比皆是。

    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都在翘首以待巴黎圣母院的重建,那不仅仅是期待着一座歌特式的精美建筑再度问世,也是期待着象征人类文明的精神图腾再次崛起!

作者拍于2013年6月13日

作者拍于2013年6月13日

 

写于2019年4月16日于美国圣地亚哥

诗歌《与我,你是一首美丽的童谣》

(2018年妹妹重返出生地哈尔滨时留影)

(2018年妹妹重返出生地哈尔滨时留影)

——姐姐写给妹妹本历年生日的悄悄话

作者:李岘

与我,你是一首美丽的童谣,

可遇不可求,如四月的风筝。

那年,“大猪”十二岁,

期待着“小猪”在四月二日降生。

你错过了一阵风,

却拼命留住了猪年四月的同盟——

在我日夜分秒的祈盼中,

你确认了我们姐妹情缘的前世今生。

(1972年姐妹同框)

(1972年姐妹同框)

然而,你也许不信,

我们的缘份始于哭声:

你在托儿所里哭个不停,

我在栅栏外泪眼迷蒙。

病痛使你的哭声日以递增,

五口之家的父母几近疲于奔命。

于是,我情愿为你休学数月,

用前胸和后背,

托起孩提时代的心疼。

(1980年全家在哈尔滨合照)

(1980年全家在哈尔滨合照)

而你,不等长大就懂得了回赠,

在我每年探亲时,你不顾腊月的寒冷,

放学后买只我爱吃的烤红薯,

焐在胸口一路前行———

那时你才上中学, 已经使我感激涕零。

(2017年姐妹于拉萨布达拉宫留影)

(2017年姐妹于拉萨布达拉宫留影)

猪年四度轮回的过程,

我们见证了彼此的人生,

不论我开心还是难过,

都会因你而心静眀澄。

(2017年姐兄妹与母亲在合肥同框)

(2017年姐兄妹与母亲在合肥同框)

四月天收获的记忆中,

有你善待亲朋好友的真诚,

有你担起“父母在不远行”的神圣,

你用善良和友爱的葛藤,

无私地撑起家的永恒。

(2018年于新加坡)

(2018年于新加坡)

与我,你的美丽无法复制,

自然天成——

成就了四月二日与四月七日的联盟,

如东半球和西半球的重逢,

让我们相知一生!

 

写于中国2019年4月7日,美国4月6日

听:与我,你是一首美丽的童谣

随笔《 心手相连于万水千山》

作者:李岘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成立的第十五个春秋,是《心手相连》大型慈善文艺晚会的第十三届演出。

    一个理想需要万众一心的承上启下,才能梦想成真——于是有了基金会初建时不到二十人,而今已有近千人支持和帮助的义工团队。

    一台演出延续十三年的无穷魅力,缘于心手相连——通过集体的力量,烘托出华人在美国的精神风貌,建起一个可以为中国贫困地区青少年募捐教育经费的平台。

    抚今追夕,基金会在2008年之前,仅用四年的时间就在广西、四川等贫困地区建设了十七所中小学校舍,期间还为多所学校配置了图书室。之后又有“彩虹助学”、“光荣女生”等一对一形式,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直至今天。 “心手相连”无疑是美中两地远隔万水千山的精神纽带。

     2006年1月,我代表ACCEF去广西凌云山区,为基金会第一所美华小学校舍建成剪彩的时候,应邀走访了住在深山火山口底部的瑶族村落陇喊村。那次行程使我目睹到什么是真正的贫瘠和贫穷。当我看到十里八乡的山区孩子们,每天要翻山越岭步行四个小时,才能到墙不遮风、棚不挡雨的校舍学习三到六个小时的时候,我的心被灸痛了。此时正赶上理事会责成我作为总导演筹备一台大型慈善文艺演出,我便将这次经历编成话剧小品,与第一届《心手相连》慈善文艺晚会的节目,一起烘托出我们要表现的主题——十指连心!

    3月8日演出,基金会当月就把募集到三万美元的部分资金拨给了陇喊村建校;同年十月,美华第五小学正式竣工。前后不到一年,陇喊村百年没有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却在建校时开通了一条可以通车的大道;近百名山村的孩子,终于在寒冬酷夏中,可以在新建的校舍里安心读书。

    多年的慈善工作使我懂得了“时事造英雄”的道理:虽然我们普通,但是也可以高尚!

    现在我是ACCEF的普通一员,但是心情没有丝毫的改变。当我看到汶川大地震砸断腿的小盈琳对我助学表达的谢意的时候;当我看到自己资助的佤族、傣族和哈尼族的女学生每学期都会写一封真挚感人的信给我,用充满感性的语言告诉我她们的学习成绩和自我期许的时候,我心中总会充满着感动:在她们的心目中,我已经成为她们家庭的一员——尽管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从未谋面,但是,她们愿意对我述说自己内心的苦闷与快乐!

    第十三届《心手相连》慈善文艺晚会即将在新春的喜庆气氛中拉开帷幕。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ACCEF的慈善事业中来!

2006年1月美华第五小学校旧址

2006年1月美华第五小学校旧址

2006年10月美华第五小学校新址

2006年10月美华第五小学校新址

(注:首发于2019年第十三届心手相连慈善文艺晚会专刊)

随笔《凡人小事》

作者:李岘

  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ACCEF)成立五年了,真快。基金会让我在这期专栏里写点儿感想,可是我却觉得文思枯竭。不是因为没话可说,而是有话不知如何去说。 自从基金会成立以来,我的文字便成了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的数字。日子久了,我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基金会摆放到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度。这样的文字写多了,自己也会觉得读之乏味。既然一定要写,那就以自身的经历,讲几个不喊“高调”的小故事吧。

         故事一:五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个男人打来电话,说是慕名而来,请我参与正在筹建的基金会。我说,我忙,我来圣地亚哥十多年,只参加活动,不参加组织。可是此人不肯罢休,终于在我们谈话中找到了“契合点”,同意将教育基金会扩大到文化范畴。既然以“文化人”自居,我就接受了他的午餐邀请。由于当时我拍的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刚刚面向公众,我家的地址因此失去了“隐私权”,所以当他说就住在我家附近,他可以开车接我去餐馆的时候,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餐叙,吃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可是那份“天降大任於斯”的热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也就是在那天,原本只想成立一个便于海外华人帮助中国贫困儿童就学的“一对一”项目的基金会,在我们相互激发的谈话中,扩大到涵盖弘扬中华文化和资助教育齐头并进的建会方案。“那天我把我的全家福照片,以及我岳父岳母的照片都带上了,以便证明我的身份。可是,Maria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就上了我的车。当时我还想,如果我是坏人,她岂不是很危险。”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后,已经做了会长的黄青才坦露了心迹。现在想想,还真的可以作为我们基金会的笑谈。

故事二:2006年初,我代表基金会到广西凌云山区考察学校。当时有一所乡村学校真的是在群山峻岭之间。在去的路上,我看着自己乘坐的汽车在悬崖峭壁间盘旋的时候,我非常后悔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但是目睹了那所小学的破败校舍和可爱的孩子们之后,回来的路上竟产生了一股英雄情结。很悲壮!觉得即使此刻因为恶劣的路况与汽车跌到悬崖下粉身碎骨也值得——因为我得到了第一手扶贫资料。当然现在想来仿佛是个笑话——如果我和我的摄像机都摔到悬崖下,那第一手资料也不就於我同归于尽了吗?所幸安然无恙。回来后我将这次经历编成了舞台小品,在第一届《心手相连》慈善晚会中与其它节目一起烘托主题。反响自然很热烈,但是也不失有人将其误解为带有个人“炫耀”的成份。其实有了那次经历,我才明白“时事造英雄”的道理:凡夫俗子也崇尚忘我的精神;慈善工作就更加离不开这种情怀。我们虽然普通,但是我们也可以高尚。          

故事三 : 两年前的一场山火,几乎将圣地亚哥的四面八方都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连日燃烧的大火中,随着车轮的滚动和警察的警告声中东奔西串,各自寻找着安全的落脚点。面对电视中的一片火海,孤身一人的我将自以为有用的东西连拖带拽地放到车上之后,便像难民一般地住到了一位朋友家里。这时黄青打来电话,说有些人向他打听如何通过基金会为这场大火捐款?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我自己都成了难民,寄人篱下,没人过问,现在却要召集理事会的人去商讨如何救济别人?滑稽!第二个反映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谁让你是理事长了呢?不能失职!于是自己就像深居囹圄而胸怀大志般地壮烈,一面要对收留我的人千恩万谢,一面要在电话中与黄青和其它理事会的成员探讨如何启动基金会的紧急救援计划 。其实,当时基金会的许多成员与我一样都处在有家难归的状态,但是大家各行其责,居然也募捐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当我代表基金会与其它侨领将一万六千六百六十美元的捐款交给圣市消防部门、作为在这场大火中死伤消防人员家属的抚恤金时,我的内心独白是:“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也许真的是“其乐无穷”。

故事四:也许是因为体会过了“先人之忧,后人之乐”的高尚,所以在5月12日早上偷闲浏览文学城网站新闻时,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反映就是“又要启动紧急计划,向华人社区募捐了”。由于我是在网络上第一时间看到的新闻,所以当我给会长黄青打电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中午,他看到了相关新闻,打来电话商谈具体行动。当天,理事会与管理团队就开始了募捐行动,通过网络和媒体呼吁社团与个人积极参与。 随着灾区惨情的报道, 血浓於水的千古真理使募捐活动如火如荼。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去中国讲学。面对整个华人社区的抗震救灾活动,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做点儿什么吧。于是有了我自愿代表基金会去医院探望在地震中受伤儿童的故事;有了那篇激扬文字的《多难兴邦》。其实就在我走访那些伤残儿童的过程中,我发现善良之举在国界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也会被人误解,被人冷落。于是我无形中扮演了一个“说客”的角色:在中国,我对亲朋好友以至旅途中的匆匆过客,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海外华人是如何心向祖国,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活动;在美国,我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剔除个人的委曲求全,以激扬文字让捐款人觉得心安理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小人物也常常因为大的历史事件而身不由己地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回头再看自己的文章,《多难兴邦》这个主题本身,就不允许自己“小家碧玉”。

写惯了慷慨激昂的文字,总觉得这篇文章会让熟悉我的读者失望。其实我的本意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小故事,使我们的基金会更加“人性化”——谁都不是谁的救世主,但是谁都可以成为有能力去帮助被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我将用最后的文字向在我任期理事长期间的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和管理团队表示衷心地感谢。 向所有支持过基金会工作的捐款人、义工、社团领袖和媒体朋友们表示最真诚的敬意。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这几年因为基金会的利益而多有“得罪”的昔日好友表明心迹:虽然直到今天我也不会为坚持原则而失去友情来道歉,但是我真的为失去友情而心痛。希望我的小故事能获得你们的理解与体谅。

总之,功也好,过也罢,五年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做慈善事业的酸甜苦辣。它使我的生活富有色彩,生命更有意义。自从我去年底卸任了理事长一职,就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就此离开了基金会?我的答复是:我是基金会的永久会员,它存在一天,我就不会离它而去。

 (注: 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09年首发)

 

随笔《快意人生汇长流》

作者:李岘

    “萍踪浪迹自悠游,铁马金戈几度秋。快意人生书尽我,苍波日夜汇长流。” 如此豪迈的一生,就在我们相叙旧事的几个小时之后,嘎然而止,止于2019年1月27日凌晨。

    怎么可能?怎么会!

    一颗鲜活的生命,六、七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作协年会上一起谈笑风生,一起祝贺新年,一起切新春蛋糕,一起玩白象游戏……怎么转眼之间已是天人永隔?

    那张挂在殡仪馆上空的遗像,绽放的笑脸和手握的荣誉证书,正是我代表作协在年会上交到他的手中……怎么就成了遗照?

    不信、不忍、不甘啊!但是斯人已逝,只有记忆可以鲜活。

    我一直叫廖中强为廖先生,二十五年如一日。

    二十五年前的一天,在廖先生侄女家的聚会上,时任《华美时报》社长的廖先生,听说我来美国前在省级电视台做文学编辑和编剧,就邀请我为《华美时报》撰写文章。对于一个刚刚从职业作家转换为家庭主妇和学生身份的人来说,能够在异国他乡重操旧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告诉他自己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提纲已经完成,但是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攻读学位,等生活稳定了再为报社撰稿。“我们可以为您的小说开设一个专栏,每周只有三千字,您可以边学习边写作,两不耽误!”。一句话正中命门!

    聚会后的第一个周末,《华美时报》就推出了我的第一个“三千字”,并配上廖先生亲自写的“编者按”:本报从今天起开始,将向所有旅居南加州的炎黄子孙介绍一篇长篇巨作《跨过半敞开的国门》。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将以女性敏锐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朴实地再现了闭关自守几十年的中国人,在打开尘封锈锁的国门后,那种骤然间失控所带来的各种文化心态——门外的“游子”盼望落叶归根,重寻故里;门内的“骄子”渴望冲出国门,翱翔於外面的世界。然而国门虽已敞开,但历史的重负却使它锈迹斑斑,难以完全开启。当许多人跨不过这扇半敞开的国门的时候,便产生了这部书里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作者木子现居圣地亚哥市,来美前曾在大陆省级电视台任电视剧编辑,十年来,她先后创作并发表过十几部电视剧集、小说、散文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曾是中国电视家协会、中国剧作家协会(分会)会员。本报将每星期连载这部小说,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不管你是否熟悉中国大陆!

1994年5月27日《华美时报》

1994年5月27日《华美时报》

    其实,我递交故事梗概和连夜赶写出来的“序”,是想听听廖先生的意见,没想到他收到后就大张旗鼓地刊登出来。木已成舟,没有退路。如果我不写,就是我失信于廖先生;如果连载没有了下文,那就是《华美时报》失信于广大读者。为了信守承诺,不论自己碰到什么困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错过一周的“三千字”。这期间我也埋怨过廖先生是“赶鸭子上架”,但是二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式出版发行后,我对廖先生心怀感激,将他视为我在异域继续笔耕的引路人。

    时光荏苒,二十年过去后,当我出任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早期发表我的作品而居功自傲,而是非常谦逊地以一位普通会员的身份加入了作协,并且积极参与作协文集《心旅》编委会的工作。

    一晃儿又是三年。按照作协的规定,每位会员三年一届,到期可以退会、可以继续下一个三年,也可以申请为永久会员。廖先生明确表示加入终身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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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6日,作协举办了每年一次的年会暨新春联谊会。会上,我代表作协将永久会员证书亲自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向在场近60人的与会者介绍廖先生不仅是《新报》的主编,还曾经是有二十年历史的《华美时报》的社长和主编。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握手,再见时,我已是他追悼会上的司仪。

    没有人相信白天还在联谊会上与大家谈笑风生的廖先生,深夜已经撒手人寰。心肌梗死!消息传来,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亦如整个社区,大家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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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中强”这个名字,在圣地亚哥华人社区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许是办报对各行各业都有所了解,许多初来乍到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专业人士,都是通过廖先生的介绍,在华人社区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不仅如此,他还是美国华人联合总会副会长、美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学会理事长、全美中国大西南同乡联合会理事长,及中国侨联第七届海外顾问和第八届海外委员。

    在2019年2月2日举行的追思仪式上,有一百多个团体或个人赠送了花圈,有二百多人顶风冒雨到墓园送他最后一程。

    当我看到廖先生棺木上方悬挂的照片时,情绪险些失控:廖先生手捧永久会员证书的照片,竟然成为他向大家告别的“定格”。

     双峰塔畔赞莺啼,高卧寒窗灵有犀。

     本欲风情花入盏,怎知雪凝雨伤梨。

     惯将冷眼看人世,岂让雄才落燕泥。

     潇洒自当常煮酒,不愁无梦与天齐。

          这是作协主播九月自发地为廖先生录制的一首他生前写就的格律诗《七律——赠友人》。温婉淡雅的解读,将廖先生对友人的情谊透入纸背。

         主播浩瀚大海也连夜录制了一首配乐诗朗诵《金缕曲——美中作协新年聚会有感》

    庭院春何处?

        艳阳中,凭栏远眺,再寻诗路。

    朗朗笑声杯中寄,尽化风情几许!

    意未竟,闻歌起舞。

    笔友文章功力劲,互切磋,神怡舒天楚。

       诗与酒,莫辜负。

 

   会当盛世争权语。

   达沃斯,大潮引领,奋戈依序。

   一带新图连欧亚,五月京畿再聚。

   放眼望,时非我与。

    抖擞人间扬正气,古中华,国运今朝续。

    帆已满,待风举。

    多么广阔的胸怀,多么深刻的情怀。当廖先生的儿子将这两首诗朗诵通过视频播放出来的时候,我想廖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他在掌声和笑声中,告别了74年的人生旅程。在众多侨领的追思言语中,他无愧于自己的民族;在一双儿女的真诚告白中,他无愧于一个好父亲;在妻子的泪眼朦胧中,他无愧于一个好丈夫;在手足的回忆中,他无愧于一个好哥哥和好叔叔。

    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作为一名普通人,在和平年代寿终正寝,却换来整个社区的心痛,这算不算人生之重?

    “让我们笑着为廖中强先生送行。祝他一路走好!“我忍住泪水宣布了追思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向遗体告别。

我想,以廖先生的“快意人生书尽我,苍波日夜汇长流”的胸怀,他一定很高兴生前的亲朋老友,能在风雨之夜,为他笑傲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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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於圣地亚哥)

散文《佛光山上的感动》

作者:李岘

   裹风挟雨,美国的“大年初一”竟是阴雨连绵。据天气预告,南加州将全天有雨。
   尽管天气不好,但是几星期前定下去洛杉矶、给儿子过生日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于是,近三个小时的车程,为了使开车的先生不寂寞,我便从“中国年”聊起了“大年初一”,从“年事”聊起了“祭祀”,从“民俗”聊起了“礼佛”。先生很好奇美国的庙宇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描述了沿途要经过的西来寺:雕梁画栋、仙阁楼台、玉宇轩昂——它坐落在佛光山上,仿效中国的四大佛教圣地依山而建,融合了世界佛教的建筑精髓,并追求古典宫殿的艺术之美,开创了现代寺院的新风格。

        原本就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先生,此刻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车头一转,车轮便朝着我刚从网络上下载的地址开去。

        其实我对佛光山的印象仅限于二十年前的惊鸿一瞥。当时是随摄制组到这里拍几个东西方合璧的镜头,来去匆匆,没有留意地貌。

        下了高速公路,没多久便是通往佛光山的小路。小路也有三条车道,靠左边的车道已是大排长龙。随着断断续续前行的车辆,琼楼玉宇的琉璃瓦和寺庙的山门已在山巅之上时隐时现。临近山门,环顾四周仍是现代化的城市和“小家碧玉”的居民区,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怅然:这要是在中国,金碧辉煌的寺院一定是在云霞之间,群山之地,哪会像这样出世入世仅一道珊栏而隔?

        原本已有几分失望,这时又听到交警和义工对每辆车里的人说“山上的停车位已满,请大家按照指示牌,将车停到三公里外的商业中心,那里有接驳车,车接车送。” ,顿时心中又凭添了几分焦虑。

         来佛光山的行程,原本就打破了我们去洛杉矶的计划,现在再把车子停靠到别处,靠接驳车送我们上山,如果等车需要很久,这一去一回便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

犹豫之间,我们的车居然在路标的指引下,已经到了停车场。把车停好,路边的巴士已经等候在那里。天上仍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义工们已经将雨伞高高地撑在那些上车没带防雨设备的人的头上。

         坐上大巴,车里的暖气与宽敞的空间,平复了心中的那份犹疑与纠结。当大巴在几分钟后将我们送到山门里面,我才知道坐车免费!

        走下大巴,心情更加开朗:刚才还是阴雨绵绵,此刻已是阳光明媚!

        抖落了一身的旅尘,化解了内心的犹豫,我旁若无人般地对先生大声喊道“It is beautiful. It is worthy. It is wond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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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下的雨水还在泊泊地流淌,头上的天空已是清澈如洗的蓝天白云。在佛光山上顺着山门极目远眺,雨后初晴的云霞如佛光普照大地,使山下的民居如星罗棋布的基石,支撑着佛光山上西来寺的广袤大厦。尽管山门已是人山人海,但是人们井然有序。

        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第一座宝殿,后来才知道这是“五圣殿”,供奉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五圣殿”门前大排长龙,我不清楚大家在等什么,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着队伍。队伍很长,速度很快,走近才知道是义工送给每人一朵康乃馨花,献给门外貌似关公、年轻俊朗的财神,然后就可以进殿朝拜了。

        拜过“五圣”,我便直奔大雄宝殿——这是我在朝拜中国大山名川庙宇时的必做功课。然而从侧门来到通往大雄宝殿的“成佛大道”,我被那里的景象惊呆了:在宽阔的广场上,一群男女头戴羽毛、手持鼓锤、赤脚跳着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舞蹈、并在祈福声中将手中散发的袅袅薰烟挥洒在身穿棕色袈裟的主持人身上……这是谁给谁祈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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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细想,广播里传来大雄宝殿的演出即将开始,我赶紧拽着先生拾阶就往大雄宝殿奔去。来到大雄宝殿门外,看到许多人在门外的香炉前敬香,这才意识到自己兴奋到忘记了买香敬佛的这个规矩。我赶紧问询敬香的人在哪里可以买到香?对方手一挥,对着不远处说了句“到那里去拿!”。拿?我楞了一下,但是也来不及多想就朝着一米远的地方从人缝里钻了过去。两位和颜悦色的女义工,一位托着放香的盘子,一位从盘子里将一炷香递到我的手中。就一炷香?对。免费? 是的。在中国朝拜了众多的名山庙宇,没有一次是可以不用买香的;即使是家人帮你付了香火钱,你都要把钱还回去,因为心诚则灵。

        既然香是免费的,我也就不好意思说“一般不是要敬三炷香吗?”。

        谢谢啦!我诚惶诚恐地奔香炉而去。身后传来暖入心田的祝福声:祝你新春愉快,诸事吉祥!

        把香插到香炉中,望着袅袅升起的轻烟,这才意识到赠香的人已经把香点燃。放眼四望,大雄宝殿的门外仅此香炉一只,在芸芸众生中宛如诗意般地轻烟袅袅,似有似无。带着虔诚的心向三世佛祖合十鞠躬后,我来不及给先生翻译,拉着他在大雄宝殿的坐垫上找了个座位坐下,等待着演出开始。

   南加州极少下雨,年初一的雨水迫使寺庙把有些活动挪到了室内。主持人宣布首先登场的是韩国舞蹈:腰鼓。一位身穿韩服、腰栓小鼓、头戴芸簪的女人,以婀娜多姿的舞蹈和铿锵有力的擂鼓,将刚柔并济的天地之精髓,演绎到了极致!然而,随着越来越大的鼓点声,我越来越坐不住了:大雄宝殿不是应该庄严肃穆吗?这样锣鼓喧天、美女如云地载歌载舞,会不会冲犯了佛祖啊?我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落到高大的三世佛祖的金身塑像上。仰望中,我在三尊佛像中看到的是慈眉善目、和平安详。内心的疑虑在瞬间找到了答案——佛光山上的“人间净土”,的确是透过现代文明使不同族裔的人了解佛教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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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纠结于气宇轩昂的东方庙宇坐落在西方的民居中;不再惊讶于华人的节庆有美国原住民的祝福;不再困惑于大雄宝殿之上有异族的表演。西来寺能够在异域的佛光山上雄立几十年,它的思想精髓使它利于不败之地——悲智愿行、慈悲济世,在这里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群人为之奋斗的公益心、慈悲心和大同心。

    感触良多却不敢久留——此行的目的地是洛杉矶市中心,儿子已经在那里翘首期盼了!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出大雄宝殿,这才发现自己刻意准备的零钱还在兜里没有花出去。这一路,鲜花免费、敬香免费,就连捐款箱好像也免了,除了刚进“五圣殿”时看到了一个,再就没有看到。想必大雄宝殿的捐款箱,也因临时安置座位而暂时移至角落里去了吧?

   原以为佛光山上与国内的寺庙一样:走一路,拜一路,捐一路,哪成想佛拜完了,钱没花完。总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吧?来时见大雄宝殿的外面有两张长条桌子,我以为是寺庙外常见的那种算卦交钱的地方,所以没有留意。现在驻目一看,原来桌子上摆放着的是捐款签名簿,人名后面五块、十块、一百块的都有,捐款后还可以获得一张美国联邦政府认可的抵税收据。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零钱,放到桌上说了句“不要收据”,便急匆匆地钻出了人群——真不好意思将兜里五块一打的零钱一张一张地递过去;更后悔没带一张百元大钞上山。

    原本是带先生来感受一下中华文化,结果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居然忘记了我这个“导游”身份。山门处与先生会合后,才知道还要步行百米才能登上回程的大巴。

    百米之后已是佛光山下的居民区。放眼望去,排队等车的人少说也有二三百。

    想到儿子在翘首等待着我们的聚会,刚刚平复的心又闪出一丝的焦虑。然而,我们刚刚走到队尾,就有一位中年女义工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大巴一次能装四、五十人,别急,很快!

    果真,走了两辆,来了三辆。两辆是黄色的校车,一辆是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大巴。排队的人有条不紊地走上大巴,我们前后等待不到十五分钟便坐进温暖舒适的车里,并且在几分钟后被免费送到来时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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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那天有五、六万人到佛光山来朝拜西来寺,如果一张车票一美元、一朵鲜花一美元、一炷香一美元,这是多少钱呢?然而事实是:即使你没捐钱,抑或是你身无分文,到佛光山仍然有车载你上山、有花让你敬佛、有香可以许愿!

(首发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19年3月刊)

散文《任神思独往》

作者:李岘

每当我倘佯在圣地亚哥美丽的海滩,头顶加州娇艳的阳光,脚踏温软如絮的金沙,目视着海上翱翔的海鸥,倾听着浪打礁石的呢喃…… 那,便是我神游遐思的时刻。

   在日出朝霞满天和日落金光闪烁的天际间,我会由衷地感谢苍天大地赋予人类的厚爱。面对海天一色的太平洋海岸,我庆幸自己是亿万苍生中的受益者——有幸居住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

   然而,我深爱的海洋,也是我“情到深处人孤独”的千千心结。

   其实我与海结缘很晚。

   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只有江,没有海。第一次看海已是二十岁出头。那时我在中国省级电视台工作,台里投拍的一部电视剧,我是文学编辑。严格讲,文学编辑不需要跟剧组,但是我听说剧组要到大连和旅顺拍海景,我便不顾一切地申请同行。理由是:我从来没见过大海!

   海,是我童年时听到的歌谣,神秘而又美丽;是我少年时的梦想,朦胧却又神圣。于是,公私兼顾,我在那一年圆了一个儿时的旧梦。

   剧组下榻的宾馆就在海边,我的床也在临海靠窗的位置。为了全方位感受到大海的壮阔,我闭着眼睛将行李放到床上,唯恐目光所及的大海被窗棱切割了风景。放下行李,我就迫不及待地拉起同屋的两位演员,奔出宾馆,朝海边跑去。

   大海!我们欢叫着。

   时已深秋,冰凉的海水打湿了我们的鞋袜和裤脚。我们索性将裤腿高高卷起,不顾海水的寒凉,赤脚在海浪进退的余波中,开心地与浪花嬉戏。

   我千百次想象过自己见到大海时的情景——放声高歌或者吟诗高唱! 然而,看到海的那一刻,我脱口而出的竟是一句“大白话”——大海啊,我的母亲!

   目光所及,我看到天边一抹橘黄,将落日余晖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恍如一个巨大的摇篮,晃动出天地间的万般柔情。

   受我感染,身边的两位演员也像醉在了夕阳里,用山东口音、上海方言、广东话和四川话重复着:大海,我的母亲!

   三个年轻女人的欢声笑语,留在了渤海湾,也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太平洋海边居住了二十六年,面对大海我却时感愧疚:为什么没有一句赞美大海的话,我可以掷地有声地脱口而出?为什么如今看海的心情不再单纯,无法静听涛声?

我问过水天一色的苍穹,问过自由飞翔的海鸥,问过海水击石的浪涛,问过朝霞落日的余晖...... 海啊,请告诉我!

注: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第九期命题征文散文《面朝大海》。首发《华人》月刊杂志2019年元月刊

李岘微小说《安之若素》

作者:李岘

午夜十二点零一分,Julia在“Happy New Year”的欢声笑语中,顾不上与身边的人一一拥抱,独自垂头在手机上飞快地滑动着食指——打开微信、点击“个性标签”、删除“长日尽处是我的身影”、加上“2018年的誓言是:安之若素!”。

   “安之若素”的本意是宠辱不惊,干嘛在这么飘逸的词汇后加个感叹号?

    Julia的食指在删除“!”和添加“!”中交替了两次,就像她对微信的功能既爱又恨地使用了两年一样,最后的结论是:保留!

    最初使用微信,Julia只是用来拨打越洋电话,惊喜於链接亚洲与北美洲的音频和视频竟可以一文不花;之后她开始在微信的相册上刊登一些自己的照片,再以日记的形式留下一段感言;再后来她了解到自己发的图文自动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圈儿”里的人都可以看到和下载……。

    那又怎么样呢?都是亲朋好友,了解一些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利无害,省去了打电话的口舌之苦和写信的文字之累!

    Julia日复一日地这么想着,她的“照片日记”就从一个星期一篇,改为一天一篇,有时达到一天N篇的程度。

    去年她买了iPhone X,手机上拍摄照片的多功能,使她每日流连于日出日落、花开花谢、草生草长、做饭吃饭、走亲访友,就差睡觉没拍!

    图文数量的日新月异,却使Julia的心情日渐沉重:“朋友圈”里竟有许多人她都叫不出真名实姓,却每天分享着她的生活、思想和阅历。

    “唉!”Julia长叹了一声,对电话另一端的妹妹说道“现在的华人圈儿,微信取代了名片,大家见面不管是第一次认识还是多年未见,亦或是志趣相左,两句话之后就是‘我们加个微信吧’,容不得你说‘No’,手机二维码就递了过来。今天我一查,我的微信有二百多人,这还不算‘群’里的几百号人呢!”

    “这事容易解决。你把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设置成可以看‘朋友圈’和不可以看的。那些不能看你‘朋友圈’的人,自然就看不到你发的图文了。”住在中国的妹妹指点迷津道。

    果真,按照妹妹的说法一路精简下去,留在“朋友圈”里的人除了家人就是“闺蜜”,一共也不超过二十位。

    刊登“照片日记”可以心无旁骛了,但是在社交场合,那些被她屏蔽的人也都形同陌路啦。渐渐地,她感受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孤寂和寥寞。

    她把“踢出去”的人又一一地请回自己的“朋友圈”;“请回来”的人也不计前嫌,照样做她的“粉丝”,只要她的“照片日记”一出现,肯定有人上去点赞!

    随着“关注率”的上升,在照片的取舍和留言的分寸上,Julia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琢磨。原本只是随性记录一些生命的感悟,现在竟成为一项讨好别人的工作!

    妹妹再次给她出了主意:想给大家看的图文设置成“公开”,不想公开的就设置为“隐私”。

    她再次照搬。

    在新年的第一时刻修改了“个性标签”,Julia终于睡了几小时的安稳觉。起床后她去华人超市买菜,碰见了一位她从“朋友圈”中“踢出去又请回来的”Lily。Lily见面就问某某人是否把她屏蔽了?她说不知道。Lily说打开你的微信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买菜变成了查看手机,结论是Julia也被某某人屏蔽。Lily的火气消减了一半,另一半就变现成一句话:她一定和我们认识的John关系不清不楚,所以才不敢让我们看她的“朋友圈”!

    Lily走了,Julia也顾不上买菜了,赶紧将这两天设为“隐私”的“照片日记”又一个个地改成“公开”,深恐“圈儿”里像Lily的人看不到她更新的内容,也会胡思乱想!

    晚上,当她像往常一样,要赶在午夜十二点之前,把一天的图文都刊登到微信相册时,她再度修改了新年第一天的“个性标签”,掐头去尾只剩下四个字和一个大大的问号:安之若素?

《香港文学》2018年第12月号#408期首发,获2018年“武陵”杯,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三等奖。《小说选刊》2019年4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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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大接龙”《如鹰重生》节选

作者:李岘

       鹰,因其展翅高飞而被人们誉为“雄鹰”,又因其长寿而得名于“苍鹰”。雄伟和苍凉,也许就注定了鹰的命运——即使它们可以活到70岁,但是到40岁的时候,它们要面对爪子老化难以猎物、羽毛厚重难以翱翔的窘境。如要“等死”,它们可以顺其自然,任由华羽衰老,利爪无锋,长啄难食,独自老去;如要“求生”,它们必须拼尽全力飞上山巅,用岩石敲掉老啄,用新啄拔掉身上每一根羽毛和指甲,经历150天的蜕变,才能再次羽翼丰满,展翅高飞。

      这里,我要叙述的故事,是一位“如鹰重生”的美国老人,她叫Jean hart Stowarte——一位78岁开始写作、83岁出版了第一本书、97岁已经出版发行了35本长篇小说的传奇人物!

       初始,我并不相信这条道听途说来的“传奇”,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上网查证。当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俊男靓女的图书封面和作者的名字时,我被震慑住了:这已经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如此露骨的男欢女爱,会是一位年近百岁老人的作品吗?

      带着对文学前辈的敬仰之心和夹杂着普通人的“猎奇”心理,我在朋友的引荐下,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位文坛奇人。

      两个月前,在一座拥有前后院的别墅中,我见到了Jean hart Stowarte。在宽大的起居室里,她被电脑和书籍围裹在一个靠窗的角落里。

       她就是Jean吗?一位写了35本书的作家,连一间书房都没有吗?

      我尽量放松自己紧绷的喉咙,以轻松的口吻用英语与她打着招呼。

      老人将目光从27英寸Apple电脑的屏幕上移到我的脸上,几秒钟前凝神而思的神情明显地松弛了许多。她没有起身,而是微笑着把我请到显然是特意摆放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此时正值午后,夕阳西下的余晖从落地窗射了进来。温暖和煦地阳光包裹着我和老人,拉近了我们的心距。我发现这位传奇老人并没有预想的那样个性张扬或趾高气扬,而是像邻家的老祖母一般地平易近人。尽管她坐在椅子上起身不便,听力也要靠助听器的帮助,但是她谈吐间的容光焕发和乐观豁达的朗朗笑声,使我时常产生错觉,难以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百岁老人!

       交谈中,我渐渐放松了紧崩的神经,忘却了年龄和族裔的不同以及文学创作时应用的语言区别,如老友般地与Jean聊起了文学。当然,仅仅两个小时的拜访,我的意图与目的是显而易见的。Jean没有介意我的好奇心,反而像谈别人的故事一般,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娓娓道来。

作者在拜访Jean Hart Stowarte时拍摄

作者在拜访Jean Hart Stowarte时拍摄

      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报社主编,不幸的是在她六岁那年,她父亲因故逝世,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一蹶不振。Jean和大她四岁的姐姐在大喊饥饿中唤醒了痛不欲生的母亲,使母亲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将两个女儿培养长大。也许是体内遗传着父亲的基因,Jean自小酷爱文学,上大学主修媒体专业时,最爱的科目就是英国和法国文学及其历史。然而为了生存,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弃文从商,一做就是几十年。78岁那年,Jean面对着自己拥有的豪宅豪车和两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她告诉自己的先生,她已经完成了为人妻做人母的使命,她要从现在起为自己做一件事——还她一个文学梦!先生没有反对,因为他知道这是她多年的愿望。

      在美国像Jean这样大的年纪早该退休了,她迟迟未退的原因是公司高薪挽留她作为资深房地产经纪人继续为公司服务。当她告诉大老板她要退休从事写作时,老板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真的递交了辞职书!

      “您在这之前发表过作品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过去在地方报写了点儿小东西,实在不算什么。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叫《Jewish Daughter》(犹太人的女儿),出版时我83岁。这几天我正在与出版商讨论如何出版我的第36本书。瞧,这是我选中的图书封面。”Jean将一张充满着青春气息和男性荷尔蒙的照片递给了我。这是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图书封面,作者Jean hart Stowarte的名字已经印在图片中裸露着上半身、满身肌肉、雄健而不失温情的男人背景上。第36本长篇小说?我庆幸自己在第一时间里见证了这个历史瞬间。

       “我喜欢写作,讲述我想到的故事。尽管写作很辛苦,但是把故事放在纸上会产生出奇妙的喜悦。即使有时我会在故事情节中感到愤怒或悲伤,但是完成写作后会很开心。有时我在梦中醒来,常常用夜间想到的阴谋诡计让我的女主人公处于绝望的境地,然后我再用全部的力量去解救她。”当Jean谈起创作,宛如少女情窦初开,一脸的天真烂漫。

       我再度好奇地问她,是什么原因使她年近百岁却写出一系列欧洲十九世纪的浪漫故事。她毫不掩饰地说,开始时出版商请她编写带有色情的作品,稿费是其他出版物的六倍,但是她不喜欢。她说她喜欢写浪漫的爱情故事,尽管她的主人公仍然是俊男靓女,仍然在生活中燃烧着情欲和性欲,但是这些书不是为了色情而写,而是为了情感而作。

      “我为每本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尽量做到每本书的历史背景都尽可能准确。”

      她的丈夫曾是一位原子能物理学家,生前自愿地为Jean做校对编辑。六年前先生去世了,Jean说如果没有写作,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独立地生存下去。为了方便写作,不为琐事分神,她卖掉了豪宅,搬到这个较小的房子中专心写作。

       我发现Jean不仅有自己的书房,并且偌大的房子只有她一人居住。她告诉我,由于腿脚不便,她把电脑搬到了起居室,这样进出客厅、厨房、前院和后院都方便。

      为了亲眼看到Jean的35本书,我参观了老人的书房。在宽大整洁的书房里,我看到了书架上Jean的作品。与起居室Jean呆的那个堆满书籍和电脑的角落相比,这里显然被主人忽略,让客人觉出几分冷清和一种置身于图书馆中的惬意。

     “您平均每年出版三本书,是不是天天都要写作啊?”面对35本书,我觉得自己倾其一生也无法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何况老人是从70多岁才开始写作的。

     “我已经开始减少工作量,但是,我一定要保证每天至少写作六个小时。”

     Jean带着所有艺术家在创作时都可能表现出来的执拗,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告诉她自己也常常有创作长篇的计划,但是又常常因为忙而放弃。

      “作为作家,不论怎么忙都不应该是不写作的理由。”Jean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是严肃的。

       告别了Jean,我一直在询问自己此行的目的:我真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吗?如果是,那岂不是浪费了老人的时间与热情了吗?可是,我的文字在老人创造的奇迹中会不会显得黯然失色?

       一天,我看到网上流传着“鹰的重生”的图文,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拜访Jean的社会意义:Jean就是一只雄鹰,尽管她已年近百岁,但是她在70多岁的时候,在文学的疆域里重获新生!

      Jean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无法左右的事件发生,但是当我们有能力将命运掌握在手中时,就没有理由在惰性和贪婪中忽略人的自身价值或精神追求。也许我们在选择生存方式时会因为得到而要学会舍弃;在改变的过程中要忍耐才能有所收获。在Jean的故事中,也许我们学会问自己:当我们错过了太阳的升起,是不是又错过了星空里的月亮?抑或如文中的故事,错过了太阳却获得了满目星光!

作者李岘与Jean Hart Stowarte2017年9月18日合影

作者李岘与Jean Hart Stowarte2017年9月18日合影

注:本文是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命题征文的部分章节,独立成章刊登在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18年第一期

散文 《心有余香》

作者:李岘

       江南小巷,烟雨蒙蒙。撑一把伞,将雾一般的雨滴似有似无地挡在身外。脚踏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仿佛行走在记忆的深处。

       此行到杭州参加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大会组织了“当代文学大师故乡行”的活动。

       第一站,绍兴 。

       几十位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文友,下了车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青石板路,消失在文学大师鲁迅家乡的“小桥流水”间。

        我试着跟上队友,但是在蜿蜒悠长的小巷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似乎都在诠释着鲁迅作品中的一字一句。于是,我的脚步在内心的灵动中,时缓时急地穿梭在白墙青瓦的老宅之间。

        那儿就是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吗?那个大大的灶台就是当年“祥林嫂”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遭遇的地方吗?《父亲的病》在时间的隧道里如果能再现,是否这间故居还留有余温?《社戏》是儿时的记忆放大了庭院不大的戏台,还是文学巨匠的妙笔生花?《一件小事》是否就发生在这样细雨蒙蒙的天气里?我脚下的青石板是否就是当年车夫踏上的那一块?

        “绍兴的茴香豆,尝一尝吧?”

       一阵香气扑鼻而来,把我从飞扬的思绪里拽了出来。定睛一看,先行一步的队友已经从小巷的货摊那儿,买来了用纸包裹的茴香豆。这时,带队的王会长把手中的茴香豆递给后来的队友分享,我也身置其中。盛情难却,我拾起了一枚放到嘴里,心中惦念着尚未走完的景点,便匆忙前行。

       嗯?怎么这么熟悉?松软耐嚼,清香馥郁,咀嚼至致,不忍下咽。而后?即使入胃,仍然唇齿留香……

       这不是我第一次品尝茴香豆,但是第一次吃茴香豆的时候,却全然不知它的魅力所在。

       快半个世纪了吧?那天父亲从南方出差回到北方,带回来一包“蚕豆”,父亲说那叫茴香豆。那时我上小学不久,每次父亲出差我都盼望着能吃到南方的“大白兔”奶糖。面对一包硬邦邦的茴香豆,我把失望都写在了脸上:这不就是老家的蚕豆嘛!

       父亲的老家在安徽,盛产蚕豆,我吃过,硬帮帮,不好吃!

       显然,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指着家中书架上的一排书说道:这是我从鲁迅的故乡绍兴买来的。

       那时自己刚刚学会读书,简体字书上的字还认不全,繁体字的书却连猜带学读了不少。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父亲的藏书除了当废纸卖掉或烧掉之外,剩下的书真的就“藏”到箱子里去了。书架上与毛泽东选集并排摆在一起的就是鲁迅全集。能与伟人的书摆放在一起,儿时的我对鲁迅自然是肃然起敬。尽管文学巨匠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为什么“茴香豆”就是“蚕豆”的困惑,使我对书架上的鲁迅全集产生了兴趣。所以,我读鲁迅作品,不是从学校教材开始的,而是从小学就开始囫囵吞枣地翻看起鲁迅全集。显然,翻看了几篇不知所以然,转而去背诵毛主席语录了。直到上了中学,我在分析《一件小事》的主题思想时,被老师发现“高人一筹”,当即提为语文课代表。我对鲁迅的敬仰之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产生。

      上大学时重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令我唏嘘不已,非一句旧社会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就可以心情平复。我再度想起父亲从绍兴带给我的那包“茴香豆”——原来几颗茴香豆就可以使一个人去“窃”、去“求”、被人戏弄、被人羞辱,即使打断了腿,爬行也要到小店求得一杯黄酒和几粒茴香豆。

      “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了点头。他说,“读过书,…… 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的?”(略)我懒懒的答他道, “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茴香豆有四种写法,你知道么?”

       在蒙蒙细雨中,我好像看到了青涩年华的鲁迅与一位身穿长衫、蓬头垢面的老者在进行着时空对话;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思绪在过去和现实的节点上,无序地纵横交错——是一代文豪造就了绍兴小巷的此情此景?还是绍兴的地杰人灵造就了鲁迅这位文学巨匠?如果说这方圆不足百里的故乡能让鲁迅写出那么多的人情冷暖,那么,我们漂洋过海的人生磨砺,不足以让我们将海外华文文学发扬光大吗?

       口有余香。回到美国已经一个多月,每每与友人提及绍兴之行,我在溢美之词间,总是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唉,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有买两包茴香豆带回来!

       是的,由于鲁迅故乡行之后还有徐志摩、矛盾、金庸的家乡要去,大会安排在绍兴停留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原打算在临走前买两包茴香豆带回美国慢慢品尝,可是队友已经集合,我不能让大家等待着我再穿梭於小巷一次。于是,我带着一粒茴香豆的余香,告别了这个有着太多故事的小城。

       心有余香。在大洋彼岸的骄阳下,我时常怀念起细雨纷飞的绍兴小巷——那里有着雨丝般的牵挂和扑捉不定的文思。

       不虚此行。

(注:2017年12月刊登在中国世界文学学会网;美国《华人》杂志2018年2月刊。)

论说文《试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地缘性”》

——简析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的成因

作者:李岘

引言

       “离散”几乎是所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词汇与核心。“原乡文化”与“他乡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新移民永恒的话题。“主流意识”与“边缘意识”的认知构建,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跨越性的文学特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近三十年的新移民,我不仅考证了华文在美国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文字演变过程,而且也见证了美国当代华文文学的发展现状,并且在创建美中作协的过程中,坚信华文文学使“离散”情结多了一份文化上的反思与精神图腾。

      目前中国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极为重视,这无疑对生活在海外却热爱用汉语写作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海外华文作家是以海外身份来界定还是以作品的内容来界定?经典作品是以内容来划分还是以作者的知名度来定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是对经典作品在理论上的复制还是加强对海外华文整体现象的研究?本文强调的“地缘性”并非要一偏盖全,而是将自己在实践中了解和观察总结出来的想法与学界分享,希望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提到的“地缘性”,是指海外华人带着祖籍国的文化烙印,对居住国政经、民俗、地缘、文化的认知态度,是海外华文作家在主题认知和文风表现上有别与本土作家的成因。这种独有的移民情结和多重文化的生存环境,应该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节点之一。本文希望通过历时溯源和共时比较,借助美国华文报纸百年发展史和美中作协的现状,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在语言接触、变异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地缘性”,应该是界定有关海外华文文学概念时,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

一、海外华文文学与移民文化是一对生姐妹

     探讨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与愿景,势必要涉及移民文化对其实质性的影响;而多重性的生活体验和双重性的文化标准,会凸显出移民文化固有的“离散情结”。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势必迥异于本土文学,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与所处的多重文化交织在一起,反映出人性在复合文化中的徘徊与挣扎。这种情感上从吸引到排斥、排斥到吸引再到排斥的循环往复,应该是移民文学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新移民文化在融合两种或多重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母国”文化的边缘性,而这种“被边缘”的孤独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而这些情感具有强烈的共性,与读者可以形成心灵互动,在华文文学中呈现出她独有的魅力。

      二十五年前我到美国时,住在的加州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仅有《华美时报》和《加华时报》两份地方报纸。报纸每周一期、免费发行。作者不拿稿费却用心去写,读者不辞辛苦定期取来用心去读。我很快就从读者变成作者,从1994年开始在《华美时报》副刊连载长篇小说《跨过半敞开的国门》。边写边登,连载了两年之后,几乎结识了整个城市的华人。后来在《华人》月刊杂志以文化为题在《李岘视点》专栏中撰稿,期间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和留言,告知他们的读后感和他们的人生故事。后来同一时期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功成名就,一些曾经为了生存需要从文学转为科学的人又重新拾笔从文,将自己的海外生活和移民经历通过文学作品抒发出来。也许这些作品大多数名不见经传,但是那些鲜活的文字从心而发,不为金钱和利益所惑,记录着人性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并且是“这一个”。正是由无数个“这一个”的故事和文风,才凸显出只有海外华文文学独有的“原乡文化”与“他乡文化”的较量与融合,使移民文化对母文化的冲击产生出的心灵震撼,是海外华文文学独有的内涵和特质。

       因此,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仅要研究个体经典,还要研究群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总结出历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现象与代表作。

二、多重语码和思维模式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势必要了解新移民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由于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英汉语言体系差异很大,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语义、语用和语境,只有了解了某个地域和某个时代的语言风格的群体性,才能深入地分析出海外华文的特点与经典。例如,学界有些学者认为美国移民站“天使岛”收集到的诗歌,是美国最早的华文文学作品,殊不知“天使岛”移民站建于1910年,而美国第一份在全美发行的华文报纸于1854年就在旧金山诞生。还有些学者认为1848至1852年张维平的诗歌《金山篇》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可是根据史料记载他没有到过美国。所以,如果要深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将它视为一个学科,就必须从语言本身入手。

        笔者希望通过例举美国华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重语码和思维模式的“地缘性”对美国华文的影响。

        “利必達船於先禮拜由香港到埠約有數百餘搭客船主在半海病死搭客死去者約計百余名于初三日又死去約計六十名新到埠之日番官不許此船泊岸即使其載往對面山邊然此番官其意即查其何死於太急因其無人調理汝等會館宜早料理免他死於無辜耳番官現捐銀三千元以為調治也唐人一毛無出於理不公也。”

       这是1854年第一份在全美发行的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7月6日发表的一篇时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盛行文言文,而这段文字中却在文言中夹带了许多粤方言词汇,并且有许多衍生出来的词汇如“番官”特指美国移民官、“唐人”特指移民海外的华人、“到埠”是指抵达美国本土等等,这与早期来美华人99%来自于广东沿海地区、美国的华语核心是粤方言的语言面貌是一致的。

      “近世教育趨勢。研究日精。整理日密。為學之途博。玄科實科。各求致其極功。男界女界。各求盡其天能。十九世紀以來。教育事業。突飛進步。磅礡宏偉。遠軼十八世紀以前。豈不盛哉。吾國女教未大修明。數千年來。以嚴格看待女子。如易經有無攸遂在中饋之爻。詩經有無非無議唯酒食是儀之詞。見諸禮記者。曲禮內則諸篇。尤不一而足。商紂以婦言是聽而亡國。雍糾以謀及婦人喪家。凡經傳之所教戒。女子居家。當幽嫻貞靜。主持中饋。不與外事。後人本此諸義。著作家訓。條理漸較古者為詳。顧以數千年開化古囻。女教未大修明者。實有二大缺點。可得而言。”

      这是美国华报创办长达半个世纪的《中西日报》1916年10月2日刊登的题为《论女界青年会》论说文。

       这一时期由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的保皇派的报刊,和以孙中山为首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实现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纷纷在美国争取民意,文风明显强化了文言文和主流意识。

       “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孙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这样写道。这与他多次往返中美,生活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深受美国总统林肯思想的影响,而文风要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文言功力有关。

       再以《中西日报》1919年6月30日第五版杂录刊登的短篇小说《兰穴艳尸》一段文字为例:

       “路旁泉聲潺潺作金玉聲。。三人僂行約半裡許。路忽折。石亦險惡。。而三人氣不為少沮。繼進不止。。既而至一處。。石裂為深墜。。廣約丈許。。其下湍激。。觸石作怒鳴。。佛靈吞舉電火燭之。。前程昏暗幽深。。知尚有路通也。。然墜上無橋。。不能飛渡。三人磋歎。。甚惜不能窮其底也。。”

      此时,中国“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对美国华文文学界有太大的冲击,这与地缘地貌的语言面貌也是相符合的。

      由于当时报纸刊登文章大多不署作者姓名,所以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出现了林语堂、胡适和张爱玲等中国著名作家移居美国,以及六、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美留学的华文作家如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出现,使美国华文文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八十年代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陆移民人口超过了港台在美人口,再度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由于这一段的每个时期都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对优秀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所以本文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不再赘述。

       总之,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阶段都会表现出时代的烙印和受居住国语言民俗对母语和母文化的影响,在思维模式和语码使用上未必与祖籍国同步。

三、报刊杂志与作家协会是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摇篮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和移民美国华人人口的增加,华报也随着普通话和简体字在美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的作者和读者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这无疑地将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创作风格带到美国。由于在美国进行华文文学创作与生存状态无法成为正比,故真正在美国华文界进行笔耕的人,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来美国的人。他们的文风受中国文坛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风的影响,加上几十年在美国生活留下的语言变异,形成了独特的言语风格和思维模式。这一时期学界对于经典作家和作品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以报纸为例,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却刊登了许多富有生命活力、书写出作为新移民所经历的“离散情结”,那些鲜活的文字和内容由于没有与国内广大读者互动,缺少与国内出版社的联系而淹没。这种单打独拼的状态,使学界对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缺少全面了解,也使学界对界定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定义显得模糊。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其宗旨是希望为这些用生命来写作的人,建立起一个可以相互交流扶植的平台,超越国界和种族,为生活在美国并热爱用汉语写作的人,创造出一个可以激发出创作热情和传播作品的空间,为学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咨询。

      目前,美中作协(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有来自美国许多州三十多位成员,最大岁数的有台湾移民美国已经八十多岁的周愚先生,他不仅在《世界日报》和《华人》杂志等报刊杂志刊登文章,并且已经出版了十九本文学著作;最年轻的成员有两名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不到三十岁的成员葛杭松和胡亚楠,两人都已经在中美两国出版了四本书。早期留学美国、如今在华文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曾晓文也是美中作协的主要成员之一。简言之,美中作协大多数成员起步于华报,如今有些人已经著作等身。尽管作协刚刚起步,知名作家有限,但是从长远发展,美中作协成员的作品对于研究美国华文文学的共性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美中作协网站www.chinesewritersusa.org以个人专栏为形式,给全体会员创造了一个收藏个人作品的空间,这对今后研究美国华文文学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目前美中作协不仅已经获得美国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批准的非政治、非宗教、非营利机构的资质,而且很荣幸地加入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作协每三年自筹资金出版一本文集,刊登作协会员的作品——我们不会像早期移民美国的华工那样,只能用血肉之躯撰写华人的血泪史;不会像1854年就开始有了中文报纸,但是至今没人知道那些留下激扬文字的作者姓氏名谁;不会像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涌现出的那批优秀华文作家在际代的变迁中,要面对文思枯竭、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增加,美国华文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已经从港台文学为主流转换到以大陆意识形态为主,因为语言习得离不开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热爱是一切事物的成功之母。纵观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说明了有一种情怀是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更改。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家们在经历了超越家园文化的痛苦,在两种文化和多重语码中构建出“这一个”的文学作品时,它就是“经典”; 经历过留守母文化的痛苦,告别母文化的困惑和在两种文化中融合的酸甜苦辣,就包含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精华。

      我撰写此文,是希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对中国学界在界定“如何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如何界定海外华文作家的概念?如何提升和保护海外华文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提供一些依据。同时,我认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应该从“地缘性”入手,由“地缘性”衍生出的多元文化杂糅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人文思想和语言自身的变异,来界定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区别。这将更加有利于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

李岘2017年10月10日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李岘2017年10月10日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注:2017年10月首发於“含英咀华:世界华文文学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微小说《一口痰》

作者:李岘

       “啪”,一口痰吐在了手心里,抹在了两层楼高的“港股大厦”的玻璃门上。

       “啪”,一只黝黑的手抓住了吐痰人白净的手,五个手指印已印在了晶莹剔透的玻璃门上。

       “一定是大陆来的,随地吐痰!”

       “后生仔,好靓啊。点解……”(小伙子很帅嘛,怎么……)

       “He must lost a lot of money in stocks.”(他一定是输了很多股票。)

       香港的街道上,任何事都能引起路人的关注。

       吐痰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着亚洲人的面孔、欧洲人的体魄——他明明做了坏事,却一脸无辜。

       抓住吐痰人的保安,也有二十来岁,一身笔挺的制服、一副严肃的面孔——他把吐痰人带到了“港股大厦”的大堂经理面前。

       “I am sorry.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explain the reason that I have done this.”吐痰人用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对大堂经理说道。

       大堂经理在吐痰人的讲述中,初始皱眉,继而点头,再往后已是热泪盈眶。

       仅仅几分钟,吐痰的行径已经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那时吐痰人的爸爸还没出生,他爷爷也才十岁。当时爷爷的爸爸在美国旧金山开洗衣馆,爷爷的母亲奉丈夫之命,从台山将儿子送到香港码头。上船时,爷爷的母亲把英文说明的纸片挂到他的脖子上,然后朝手掌心吐了一口唾沫,睁着哭红的眼睛,将口水抹到他的前额。爷爷知道这是家乡的习俗,是“祝福”的意思,意在“一路平安” 。

       十岁的爷爷坐的是三等舱,上下铺,几十个男人挤在一起。夜里,此起彼伏的鼾声、梦呓声和咬牙声,让第一次离家的他放声大哭。他的上铺是一个香港人,黑瘦却很和蔼。哭声吵醒了“香港人”,他起身看了一下男孩儿胸前的纸牌儿,掏出一只棒棒糖递了过去——哭声终于止住。

       从香港离岸的船要两个月才到旧金山,舱里吵架动武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漫长的旅途中,唯有“香港人”讲故事的时候才能换来舱里的片刻宁静。劫富济贫的女侠、倾国倾城的杨贵妃、上海码头上的交际花……十岁的爷爷把“香港人”当成了英雄。   

      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感到一只大手伸进他的毯子……他惊叫了起来。他想起床垫下有母亲给他的两张美元!

      叫声惊醒了上铺的“香港人”。“香港人”没看清在黑暗中溜走的人是谁,但是与他调换了床铺,并向众人声言他是男孩儿的保护人!“咸猪手”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那时进入美国不需要签证,但是入关时需要“口供纸”,没有通过审问的人即使到达了美国也不能入境。下船时,“香港人”也朝手心吐了口唾沫抹到了男孩儿的前额。男孩儿没有躲闪,内心犹豫着要不要也吐口唾沫抹到“香港人”的脸上……他没做,他以为这只是年纪大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直到今天,他都怪罪自己当年没把口水抹到“香港人”的脸上,使恩人没能“过关”,漂洋过海地又回到了香港!

       两个星期前,如今已是八十岁的爷爷,在香港报纸美洲版上看到了一条香港股票大亨逝世的消息。爷爷从大亨的生平故事和照片中,认出了这位鼎鼎有名的“香港人”,就是在船上保护他的大恩人——恩人因祸得福,在香港回归中国后,带着儿孙把股市做得风生水起!

       如今瘫痪在床的爷爷把孙子叫到床前,向他讲述了“一口痰”的来历, 并让孙子一定要代他到香港按照家乡的规矩,吐一口痰抹到“港股大厦”的大门上,以示“还愿”。

      此刻,大堂经理用手机为吐痰人和玻璃门上的手印合拍了一张照片:

      “A souvenir for your grandfather.”(带给爷爷做个纪念吧!)

      保安黝黑的手再度与那只洁白的手握到了一起。

 (注:2017年荣获“紫荆花开”世界华文微小说征文大奖赛二等奖。中国《小说选刊》2017年10月刊登。)

美国教授专家网报道:HTTP://SCHOLARSUPDATE.HI2NET.COM/NEWS.ASP?NEWSID=23086

 

美国《华人周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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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月刊杂志2017年十月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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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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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大漠 . 绿洲 . 奇葩 》

作者:李岘

        一月十七日将是《华人》杂志百期纪念活动,然而我却因要去中国讲学而不能参加。尽管杂志主编马平是我多年的好友,她对此表示理解,但是我心却不能释然。这几天脑海里总是出现这么几个字:大漠、绿洲、奇葩。它像一副画儿,又像一部流动的影像,只要我的大脑在杂乱的时间表中稍稍喘息一下,它就悄然而至:大漠-美国;绿洲-社区;奇葩-《华人》。既然百期华诞不能出席,那就以文字来填补这种遗憾吧。

        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不论是同胞们的谈话,还是文章中的思乡情结,许多人都将美国比喻成文化的沙漠。尽管十几年过去之后,觉得这种说法实在“片面”,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即使美国集世界多民族之精华,可是以华裔人口的比例,中文出现的几率的确小到如小草般地被英文淹没在大漠之间。那时,圣地亚哥仅有两家像样儿的中文报《华美时报》和《加华时报》。虽然那时的“两报”受限於印刷质量与数量,但是南来北往的中国客,每周都会挤出时间去拿这种免费报纸,并且孜孜以求,连不相干的广告都要一字一行地读到。这不是夸张,因为以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我至今都记得每周拿到中文报的如饥似渴和碰到陌生人对我文章的评价。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马平。她是《华美时报》的编辑,我是《华美时报》的作者。我每周写一段《跨过半敞开的国门》,她每周要把我潦草的手稿打字排版。一晃儿两年多,我的长篇出版成书,她也产生了自办杂志的想法。

        那时能来美国留学的人多是理工科,即使学文科的人也大多因生存所迫而改行。于是每次与马平聊天儿,不是文学就是文化,大有壮志未酬的惺惺相惜。有一天,我将自己准备“重操旧业”、独立拍摄一部反映海外华人的电视纪录片的想法告诉了她。无巧不成书,马平竟然也有一个筹办一本中文杂志的计划在心。于是我们的话题就在自由与自费间游移: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使个人介入媒体易如反掌,然而自投资金的客观现实绝不是说几句大话就可以迎刃而解的。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帮助对方的,就是彼此鼓励。她说我一定能将电视片拍出来;我说她的杂志只要能坚持出十期,即使办不下去了,那也叫成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绝对的真诚。因为当时在美国办中文杂志的人不少,但是没几家能坚持下去。即使是不定期的杂志,也是办了几期就悄无声息了。为啥?杂志印刷成本高,销售没人买,免费没有广告准亏!

        人不能没梦。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和马平都在各自的“梦”里忙罗着。有一天马平打来电话,先是问询我拍片的进程,我如往日一样口无遮拦地将所有实施了的和正待实施的拍摄计划一股脑地告诉了她。谁曾想她这次不是聊天儿,是采访。她告诉我杂志已经命名为《华人》月刊,第一期的文章和广告已经基本就绪,基调是文化类杂志,宗旨是服务于华人社区。鉴于这个指导方针,每期杂志都会以封面人物为“主打”文章带出其他文艺作品,她要请我作第一期的封面人物。

         这一次我犹豫了。我的纪录片刚刚开始拍摄,能成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曝光太早就等于自绝后路。然而,马平穷追不舍,指明那张挂在我家墙壁上的照片最适合她的杂志风格,她要让我这张身穿旗袍、面带微笑的照片配上“华人”两个大字与读者产生亲和力,以便行色匆匆的同胞能驻足带一份杂志回家......

        如果是今天能上《华人》封面,当然是份荣誉,可是当初我根本不知道杂志出现后会是怎样的情景。根据往常经验,免费的报刊杂志都是堆放在菜市场和中餐馆的入口处,忙碌的人在路过的时候会随手拿一份带回家去看;不忙的人,或有所挑剔的人,常常是随手翻弄两页就甩到一边儿。因此,当马平提出要以我为封面人物的时侯,我所能看到的画面是我的头像在过往行人的脚下而不是手上。但是既然老朋友将自己的心血都压在了这张照片上,难道我还在乎那些“小节”吗?我答应了。于是,第一期的《华人》就在2001年的10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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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封面人物被过往行人踩在脚下的事情,倒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新朋老友相聚,期间大多数人,不是《华人》的作者就是《华人》的读者;不是封面人物就是广告商。总之大家在每一期《华人》的字里行间中交流心得,在不同封面人物的故事中体会人生。

        也许是早期的留学生都已经功成名就,起码是工作稳定,家庭和睦,加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社区的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不仅唱歌跳舞琴棋书画蔚然成风,就连媒体也是大报小报目不暇接。然而没有人会因此忽略《华人》,因为它是圣地亚哥人亲手培育出来的,它的根在这里,广大的读者群如马平一样用心去爱护它,呵护它。一百期呀,从一个理念到一本杂志的诞生,从当年三十几页发展到如今的八十页,从一棵幼芽长成枝繁叶茂的果实,我看到的不是繁花,而是一棵生命力极强奇葩。而这只奇葩是一个女人用她的白发与皱纹培育出来的;是华人社区这片绿洲使她脱颖而出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该收笔了。这几天在脑海中跳动着的几个词汇终于有了因果关系:《华人》如奇葩在一片绿洲上脱颖而出,而这片绿洲是华人的魂。华人社区的壮大使这片绿洲在“大漠”的版图上越来越突显出来。用马平的话讲,来日方长,错过了一百期的活动,我们还有二百期和三百期的时候。

        预祝《华人》永放异彩!

(注:首发于《华人》月刊。仅以多年前的文字再度庆贺《华人》杂志创刊16周年。)

短篇小说《妻妾同堂》

作者:李岘

       走下出租车,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蔚蓝的天空仍然是蓝到没有一丝图案、清新的空气仍然是无法辨别出哪种花草的香味、高耸的棕榈树还是那么绿的覆盖着街道、耀眼的阳光仍然是从早照到晚都不知疲惫。久违了,加州。

       女人捋了捋天鹅绒质地的旗袍,发现前胸被出租车的安全带压出了一条暗痕,她有些沮丧。

        “俏俏,Darling (亲爱的), 我早说过南加州是个好地方,你就是不肯来。你看这里的weather(天气)多好!”一个尖而细的声音随着短而粗的身材从出租车里滑了出来。

        “大卫,小声点儿,别人在看我们呢!” 叫俏俏的女人把墨镜戴在了脸颊上。

       戴上了墨镜的俏俏,这才把含胸低首的头昂了起来。这一挺胸抬头,让身边叫大卫的男人顿时又缩短了一节儿,搂在她肩头的手滑了下来。很快,短粗胖的手臂再度揽在了俏俏的腰上。

       “我说不穿天鹅绒的旗袍,你偏不干。你看,丝绒被压扁了!”叫俏俏的女人再度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埋怨着 。

        “你是Super model (时装模特),穿什么都美丽。”叫大卫的男人虽然五官肤色与中国男人无异,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汉语总是声调不准,抑扬顿挫全凭他的自由发挥。

       俏俏的确很美,一看就是天生丽质。她不仅有着姣好的面容和颀长的身材,还具备三十多岁性感女人的凹凸有致。要不是她的眼袋有些浮肿、神情有些忧郁、旗袍有些老旧,她的举手抬足还真的有些时装模特的“范儿”。

      大卫其实也不难看。尽管他身材短小,但是年近古稀配上西装革履加上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也有几分成功男人的风度。不幸的是,他和俏俏搂抱在一起的时候,就将所有的不和谐凸显出来。特别是当他讨好俏俏,把尖细的声音刻意地放轻放慢、脸上充满了年轻人谈恋爱时的兴奋和期待时,再加上说到兴奋处喜欢用兰花指摸搓着自己头顶上稀松却染得漆黑发亮的头发时,年轮在他脸上留下的沟壑,使他显得有些猥琐。

     “听我大哥说,这个餐馆是去年才盖好的,连我大哥都是第一次来。”大卫踮起脚尖亲了一下俏俏的面颊,说道。

       其实俏俏对这个商业中心比大卫了解得更多,只是大卫不知道。这里最初叫“小香港”, 后来台湾来的生意人和顾客多了,就改名叫“小台北”。再后来又被叫做“小上海”,如今已被称为“小北京”了。她住在这里的时候是“小上海”时代,那时的餐馆名字都很响亮,有“百乐门大酒店”、“燕京大饭店”,可是牌子再大,挂在火柴盒一般的两层小楼上,哪里比得上眼前这座屋顶用七色琉璃瓦覆盖、墙壁用朱红色的木头镶嵌、门窗是雕梁画栋的仿清图案、门前有两个高大的汉白玉石狮、两狮之间是一条红绸缎配金字的条幅“印尼华商嘉华年庆”的餐馆?

        今非昔比呀!俏俏想起了五年前的情景。

       那时她租住的豪宅离这个商业中心不远,不会开车的她打个电话就有出租车带她到这里购买。那时的餐馆虽然没有这么气派,可是只要黄部长从中国来,他都要带她到“小上海”最好的餐馆用餐,并且只要是黄部长进去,餐馆经理就一定会上前嘘寒问暖,亲自上菜。当然,餐馆的人并不知道黄部长的身份,他们是看重了黄部长点两个人吃的菜,足够七、八个人的量,并且专点山珍海味。

       唉,人啊!俏俏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

       “Darling,Are you OK?(亲爱的,你还好吗?)” 大卫温柔地问道。

       “我们一定要参加这个餐会吗?我又不会说印尼话。”自知自己失态的俏俏,赶紧用上海女孩儿特有的娇嗔回答道。

       “Don’t worry(别担心),印尼华侨都会说广东话和闽南话。”大卫一本正经地答道。

       “可是我也听不懂广东话和闽南话呀!” 俏俏小声嘟囔着。

       “我大哥和我是一样的人,也会说国语啦。”大卫有些不耐烦了。

      俏俏没有再争辩,任由大卫楼着她走进餐馆。

       餐馆内人声鼎沸。昏暗的灯光下,俏俏所能看到的就是一大片红色的桌椅、红色的宫灯和五颜六色相互寒暄的人流。在广东话“恭喜发财”的此起彼落中,她在墨镜后面扫视了一下全场——还好,没有她认识的人!

       “大哥,她就是俏俏。”大卫把俏俏的墨镜摘了下去,然后将她推到一位已经落座的老者身边。尽管这个举动对人缺少尊重,但是俏俏已经习以为常——在重大事件面前,大卫是主宰者。

       俏俏知道大卫对今天大哥见她的事情很重视,对大哥的评语更加在乎。与大卫在纽约同居的三年里,大卫总是把他这位大哥挂在嘴边,像英雄般地崇拜着。大卫告诉她,大哥曾是唐人街的“老大”,餐馆有好几家,女人也有好几个。不过自从大陆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国开的餐馆越开越大,加上东南亚来的老移民日落西山,子女也不愿意在唐人街继承家业,他一气之下,卖掉了所有的餐馆退休养老。当然,大卫对她谈得最多的还是大哥的女人。没了餐馆就少了昔日跟随在大哥身边的女人,不过,这也使他开始在乎了陪他至今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是他在开餐馆时的女友。妻子比他大三岁,因循老话儿“女大三,抱金砖”,这一抱就是几十年。女友跟他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两人相差26岁,女人今年也已经五十出头。

       “哇,靓女!好靓啊!”原本不打算站起来打招呼的大哥,竟然起身拥抱了一下俏俏。

       俏俏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坐在大哥身边两个女人的模样,她就感觉到了两个女人妒忌的目光。她用对大哥的甜言蜜语来反击这种敌意,无意中讨好了大卫和大哥。大哥虽然年近八十、一脸沧桑,但是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他没有像有些男人见到美女就借助拥抱上下其手,而是非常得体地将她介绍给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女人。

         “我的太太,Lisa和Lily。”大哥是从老女人开始介绍的。叫Lisa的老女人面无表情却很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叫Lily的中年妇女却马上起身笑脸相迎。俏俏发现,这两个女人的旗袍图案和样式一模一样,只是老女人的旗袍是紫红色,中年妇女的旗袍是大红色。

       “好靓啊!在哪里买的?”叫Lily的女人毫不客气地摸着俏俏的旗袍,说道。

        俏俏一惊:难道她知道这是大卫太太三十年前穿过的旗袍?她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坚持不穿这件旗袍。

       “伟仔,有眼光,艳福不浅呢!”大哥拍打着大卫的肩膀,说得大卫心花怒放。

       俏俏趁机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开始用广东话和闽南话交替着主持会场,俏俏听不懂就在桌子下面摆弄手机。她的手臂被大卫推了一下,她才发现在座的所有人都已经站了起来,并在美国国歌的乐曲声中,将右手捂在左胸口上……。她赶紧站起身来。

       尽管她到美国五、六年了,但是这样正式的晚宴却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一年是“金屋藏娇”,黄部长把她送到美国时再三嘱咐,在他离婚前不许参加华人社团的任何活动,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她当然遵守承诺,因为他说离了婚就在美国买别墅与她结婚。据说他真的向妻子提出了离婚,但是她妻子把他行贿受贿的行为一揭发,不仅把他判为了无期徒刑,连他的情妇都查出了好几个。出事那年俏俏还不到27岁,她在美国无亲无故,只有一个黄部长拜托照顾她的人,此人也在通知她黄部长被“双规”之后,逃之夭夭。信用卡上的零花钱很快为零;房租到期,没钱走人!没有了生计,回国吗?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她,警方已经派人到家里问过她的去向,街坊邻里也在传说她做了人家的“二奶”。身为纺织女工的妈妈在电话中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后就别往家里打电话了,免得抓回国来就更没有面子啦!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在中国有家归不得,在美国无家也要呆下去的“流浪者”。

       美国国歌在餐馆上空继续回荡着。乐曲声中,她看到一张张面对美国国旗的脸是虔诚的,连大哥站立时需要借助的手杖,都从右手换到了左手,以便空出右手捂住左胸。她把右手也放在了左胸口上,但是,很不自在。

       “这种效忠美国的姿势应该只属于美国公民吧?至少要有美国‘绿卡’!我算什么?要不是我以学生身份留在美国,也许我早就被以非法移民送回国了!”俏俏心里想着,右手就从左胸滑了下去。

       俏俏对美国如同对大卫的感情,又爱又恨。四年前,她离开了黄部长为她租的豪宅,才知道美国不是天堂。不懂英语、没有身份、居无定所,她唯一的希望是投奔住在纽约的娇娇。娇娇是她在国内做时装模特时的姐妹,比她早三年来到美国,并且已经拥有了“绿卡”。娇娇得知俏俏的困境后,二话没说,仗义地为她买了机票,让她到纽约与她同住。俏俏自然感激涕零地在娇娇家里住下。好景不长,俏俏很快发现娇娇是帮会“老大”的情妇,而且把她介绍给了帮会的“老二”。俏俏从小就对电影里的“打手”又恨又怕,于是她再次出逃,流落街头。就在她饥寒交迫之际,大卫出现了,并以长辈的怜恤之情提供给她食物和住所。当她知道她住的这个有三间卧房的独立房屋原本是大卫用来赚钱的出租屋、为了给她住就赔钱解除了与三个单身汉的租约时,她开始爱上了他。她知道这种爱是有所企图的,但是经过了寄人篱下和流离失所的日子,她宁愿嫁给一个可以给她居留身份的大叔,也不要被黑社会的人追杀。在以身相许的那天,她向大卫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大卫也在迟疑后答应了她。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的旅游签证眼看就要到期,如果再不与大卫结婚,她就面临着成为非法移民的危险。在她几次三番地哭闹后,大卫终于坦白自己是有妇之夫,太太不喜欢美国,常年住在东南亚;为了家族的利益和风俗,他可以在美国花天酒地,但是不可能离婚。如果为了居留身份,他可以先出学费为俏俏转为学生签证,然后再找机会办理“绿卡”,不过,前提条件是俏俏要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偏房”!偏房?“二奶”已经够难听的了,如今自己还要带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色彩活在西方社会?俏俏再次出走。她在一家中餐馆找到了工作,以为从此可以自食其力。可是没过几天,她被帮会“老二”发现,并且在她下班的时候用车劫走了她。情急中她打电话向大卫求救,大卫说马上就想办法!当时她很绝望,认为像大卫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哪儿有能力救她呢?她听天由命地任随汽车带她而去。说也奇怪,开车的“老二”接了一个电话后,把车头一掉,又带她回到了餐馆。在餐馆门前的停车场上,她看到大卫站在自己的车旁,雪亮的车灯使他高大了许多。“老二”客气地将她送到大卫的身边,还客气地说了一句“大哥,小弟有眼无珠,请大哥恕罪!”之后才驱车离去。

      多年后俏俏才知道救她的人是大卫在南加州的大哥。由于大哥与这个帮派的老大是生死之交,所以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俏俏的目光再度落在了大哥的身上,觉得有必要对他说声“谢谢”。但是已经落座的大哥正在和大卫用家乡话聊天,同桌的人也都在用广东话或闽南话相互寒暄,她把目光落在了坐在大哥一左一右的女人身上。大哥左边的大太太一副老态,但是尽量挺直腰板,在酒桌上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坐在大哥右边的二太太虽然风韵犹存,但是女人年过五旬的赘肉还是出卖了她的年龄。她在酒桌上推杯送盏,既为大哥挡酒又代替大哥敬酒,并且欣然地接受“嫂夫人”的称谓。俏俏想起大卫告诉过她,这个女人当初是偷渡美国的越南难民,由于会说广东话,大哥就冒着被美国移民局查处雇佣非法移民的风险,给了她一个在餐馆打工的机会。由于大哥的餐馆当时在当地很有名气,又是江湖老大,所以她很快就成了大哥的人,就连常到饭店吃饭的客人,都会时常议论。

       “大姐,您怎么不吃菜呀?这是您喜欢吃的蒜蓉鲍鱼。”俏俏看到坐在大哥右边的二太太将几块鲍鱼恭敬地放到坐在大哥左边大太太的盘子里。大太太仍然不苟言笑,只是象征性地点了一下头,拿起筷子心安理得地吃着二太太不断夹来的菜肴。

        这情景让俏俏看得目瞪口呆。

       “大哥,你好幸福啊!”回到自己座位上的大卫对桌子对面的大哥,用广东话喊道。这一喊不要紧,同桌和邻桌的人都用广东话应和起来。尽管俏俏听不懂具体的意思,但是从大哥双臂一手搂着一个的神情上看,那是一种“王者”的心安理得!两个女人也在“大嫂”和“嫂夫人”中获得自己的满足。

       “Darling (亲爱的), 你看大哥的正房和偏房相处得多好!”大卫也学着大哥的姿势将俏俏搂在怀里。

       俏俏把大卫的手臂猛地一甩,站起身来。去哪儿?她为自己解围,说去卫生间。身后,她听到大卫在为她的失态做着解释。

       认识大卫快四年了,如果说没有一点儿感情是假的。可是这种半真半假的感情要维持到哪一天呢?大卫没有食言,他真的出了学费,既解决了她留在美国的身份问题,又使她接受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她很快发现自己对知识如饥似渴,很快就从语言学校毕业了。为了延长“学生签证”,大卫建议她读私立学校,专攻医学常识,如果考取了护士执照,她就能申请到美国特殊人才的“绿卡”。在居留身份问题上,她一向对大卫的话言听计从,因为他是她在美国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可是,就在两天前,当她提出填写医护考试的申请表时,他却一反常态地坚决反对,并说会马上帮她买一个假结婚的身份,获得“绿卡”会更快! 其实她知道大卫这么做的原因是怕她经济独立后离开他。

       “就算我有了居留美国的身份,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二奶?偏房?小妾?像大哥的女人那样妻妾同堂?不!”俏俏在卫生间把眼泪擦干,打开手机找到已经填好的资格考试申请表,果断地点击了“submit”(递交)。

       俏俏回到座位时,主席台上正在歌舞表演,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台上。俏俏把手机放到大卫面前,大卫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里的申请表回执,惊讶地看着俏俏说不出话来。

       “我不要妻妾同堂。” 俏俏的话很轻,很柔,很真诚。

       大卫肯定是没有完全明白“妻妾”的意思,因为他的人生都是在美国和印尼中度过的,从来没去过祖国。他是家族中第三代美籍印尼华人。

(注:美国《华人周末》2017年7月连载。《华人》杂志2017年8月刊刊登)

报告文学《致敬,为了遥远的记忆》

作者:李岘

                 门对江潮,沧海日,六和月,万山环立仰秦望!

                 学以济时,诚为体,仁为用,服膺校训为民光!

                 唯之江是我母校,雄秀甲天下,学府辉煌!

                 齐努力,东西文化阐扬,英才共一堂!

                 漪依休哉,祝之江,千秋万岁永无疆!        

 

         这是本文主人公90岁高寿时,在女儿主办的“情人节”晚宴上,与妻子同唱的一首歌。这不是情歌,这是70多年前中国之江大学的校歌。但是,那是青春的记忆,并且成为了今天的绝唱。

        郑宜梁,英文名Bob Yiliang Zheng,1923年在中国上海出生,2014年於美国逝世,享年91岁。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位高龄老人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叫“红白喜事”。可是,葬礼过去了三年,再次见到他的家人,再次谈起这位老人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生者对死者未尽之职——难道我们真的就让一位可以讲述一个时代故事的老人,就这样随着生命的消逝,带走他的人生故事吗?

        他,原本是上海家境殷实的郑家大少爷,喜欢摄影、音乐和旅行,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赶上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上海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为宣传抗日印刷报纸、传递情报,九死一生。

        他,原本是基督教之江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考取了庚子赔款国家公费留学,派往荷兰攻读水利工程专业。他原本在欧美有许多发展机会,但是他选择了归国,希望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批水利专家,他在治理黄河和淮河的工程中,身先士卒,功不可没。

        他,原本是一个孝子,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他是守寡多年的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是为了国家治理黄淮大业,他带着年轻人的理想离开了大上海,奔赴到河南第一线,一干就是几十年。初始抛家舍业,继而拖家带口,接下来是夫妻聚少离多,子女和老母多年无暇关照。

        他,原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冒着生命危险在所不惜,可是经过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的历次政治运动,一家三代人受到的苦难,使他在晚年的时候决定背井离乡,居住美国。   

        机缘巧合,我与郑伯伯的相识源于我拍摄的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由于该片记录了有不同背景的四家华人一年12个月在美国的生活状态。郑家是其中之一,所以我通过郑伯伯的大女儿——美国资深财务规划师郑莉容认识了他老人家。在拍摄的过程中,郑伯伯常常是默不作声,我的镜头也就常常地忽略了这位身材瘦弱、一脸沧桑的老人。后期制作时,当《飘在美国》的英文总片名确定为“Adrift Without Roots”时,我才发现要将12集的中文标题都翻译成英文并非易事。当郑莉容提出请她父亲帮忙翻译的时候,我对此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然而,当我收到12集的英文标题时,我惊讶于一位从中国退休之后,80年代末才被儿女申请来美国居住的老人,竟然有这么好的英文功底 。在与郑莉容的深度交流中,我了解到郑伯伯从小学一年级就在英国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英语。由于旧上海是面向欧洲的通商口岸,所以他又掌握了法语、德语和俄语。到欧洲留学时,他又学会了荷兰语。在郑莉容的讲述中,我对这位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产生了崇拜之情。在他的人生故事中,有着我儿时崇拜的“英雄情结”,青年时期向往的“激情岁月”和人到中年的“理性思辨” 。特别是三年前参加他的葬礼时,灵堂前摆放的一张照片,令我极为震撼:那时的郑伯伯也就二十多岁,身穿笔挺的西装、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圆圆的眼镜片后面不仅有知识分子的睿智和才情,还有一份悠然与惬意。岁月可以老化人的肌肤与年轮,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郑伯伯的老年里寻找到他年轻时的那份潇洒与超脱。当我在郑伯伯生前最心爱的贝多芬“生命交响曲和罗西尼“威廉泰尔”的音乐声中走出了祭堂的时候,我后悔自己没有在拍摄纪录片时走入他的内心,将他这一代人的故事讲述出来。为了不使这种遗憾继续下去,我再度向郑莉容与郑伯伯的妻子姚守懿伯母了解了郑伯伯的一生。她们也有问必答地向我介绍了郑伯伯生前经历过的大事件。

      在这里,我不是要讲述一个苦难的人生故事,也不是要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丰功伟绩,我只是想借这篇文章,将一位年轻时有着共产主义理想、中年时在苦难重重的岁月中治理黄淮水患、晚年时作为中国的水利专家,留守在美国的故事。

                                

                                              一、在童年温馨的记忆中

        郑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算不上知名人士,但是比起小康人家还是略胜一筹。郑伯伯是郑家的长子,出生时家中殷实,祖母是当时拥有上海哈同公园家族的“座上客”,父亲郑志坚在银行供职,母亲汪亚新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结婚后就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然而,就在郑伯伯的弟弟出生不久,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原本郑家是有能力负担他们的母子生活,但是当时仅有25岁的母亲很要强,不想让兄弟俩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在上海一家银行找到工作之后,搬离了郑家老宅,独自一人抚养起两个儿子。大儿子郑宜梁喜欢拍照,她就为他买了相机;小儿子郑宜焜喜欢拉手风琴,她就为他买了手风琴。两个儿子喜欢读书,她就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地供他们从小学读到了大学。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郑宜梁和弟弟郑宜焜既没有染上富家子弟的纨绔之风,又没有家境贫寒子弟常常表现出来的羞涩之气,俩个人的性情自由发展,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1940年两个人先后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教会办的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当时在大学期间,兄弟俩都是“学霸”,不仅学习成绩优秀,数理化和英语都是优等,而且在艺术上也极有天赋。哥哥摄影,弟弟口琴、手风琴、绘画样样精通。这样优秀的兄弟俩成为母亲的骄傲和精神寄托。然而,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蹄从东北三省长驱直入到华东华北地区,郑宜梁一家简朴却温馨的生活环境,随着血雨腥风的战争,消失殆尽。

        那是一场全中国人都经历过的苦难。流血、逃亡、抗争,郑宜梁没有被现实所吓倒,他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 。

        自幼被母亲在生活上呵护养成的乐观精神、在思想上鼓励自由发展的独立性格,以及在母亲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中形成的完整的人格力量,对于郑宜梁的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抗日战争时期的之江大学,是华东四所教会大学之一,工学院土木系是这所大学的顶尖专业。

        原本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附近的校舍,於1941年迫于日本侵华的恶劣形势,被迫将校址迁移到上海英美租界区。 这时的上海除了英、法、美租界区不受日本人的掌控,其余的地方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作为即将毕业,并且各门功课都是“A”的郑宜梁,他和他的同学们都非常感谢美国传教士出身的麦克密伦校长不仅聘请了美国专家任教,而且在战争年代里可以使他们继续学业。

        租界区是安全的,但是学生们很快又感受到新的不安。看到国土在沦陷,同胞被屠杀,郑宜梁和他的同学们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业。他在课余时间参加了青年会的“团契”活动,在师生的互动中,受到“地下党”的指引,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阵营。与此同时,他也作为最年轻的助教,上台讲课。

        在青年会的活动中,这位土木系的高材生,不仅没有工科学生的木讷,还比常人多了几分幽默与诙谐;身材不算高大的他,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热情、睿智、勇敢和年轻,使他在“团契”中勇敢地向一位比他低一年级的学妹表达了爱慕之情 。这位年轻美丽的学妹是之江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她叫姚守懿———几年之后成为了他的妻子、相濡以沫了70多年。

        年轻时的姚守懿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喜欢博览群书。她性格率真,没有旧上海女孩子的矫揉造作,是青年会“团契”中的活跃分子。 共同的理想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两位之江大学的“才子佳人”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初恋不是始于少男少女之间的卿卿我我,不是维系在花前月下的信誓旦旦。他们在一起探讨的话题,不是个人的未来,而是如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如何才能以一己之力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轰炸了美国珍珠港,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美日关系的敌对,使驻扎在上海的日寇无所顾忌地占领了英美租借区。至此,整个上海沦陷,设在英美租借区的之江大学,也只能暂时关闭。

        即将毕业的郑宜梁和他的同学们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转入其他大学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第二,随着之江大学迁至福建省邵武继续学业;第三,到敌人后方的解放区参加抗日。

        面对形势的突变,郑宜梁决定先随学校南迁完成学业,再进延安,然后到苏北解放区与转入新四军主办的江淮大学读书的女友姚守懿会合。

       再见面时,已是1945年。那时日本刚刚投降,国共正在谈判,两个大学生分别在苏北和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组织的指派下回到了上海,为“国共合作”筹备《建国日报》。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奉党中央的命令,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等谈判一结束,我们可以立即以适应形式的需要,占领舆论阵地。”今年96岁的姚守懿,谈起70多年前的事情,仍然铿锵有力:“那时《新华日报》是不能公开挂牌的,所以我们先挂出在大后方很有威望的《救亡日报》复刊,以《建国日报》的招牌出报。当时,梅益和夏衍带着几个青年负责编辑,徐迈进和其他三、四个人负责印刷发行,我和宜梁负责摘录英文报上国内的读者看不到的新闻,再把这些国际大事译成中文,刊登到我们自己的报纸上。为了便利工作,我和宜梁在同年冬天结婚。没过多久,国共谈判破裂,不仅《新华日报》不能公开挂牌,而且报社的周围也布满了特务。1946年6月,《双十协定》被撕毁,苏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我和宜梁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

        96岁的老人仍然记得1946年一个夏秋的夜晚,主办《新华日报》上海版发行人徐迈进闯进她和郑宜梁的家,告诉他们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的成员都继续留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而他会随周恩来谈判代表团撤回延安。临走时,他将一个藏有重要文件和他的私人图章交给了他们夫妻俩,并告之从那天起改为单线联络 。

        很快,地下党上海市委设立了秘密电台,收录从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发布的电讯。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一共五、六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小组。郑宜梁和姚守懿夫妻俩负责英文的全部编辑、翻译、刻蜡板、印刷和发行,并且工作地点就是他们的卧室。

        为了生活和掩护,郑宜梁在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找了一份翻译工作,他白天出门工作,晚上回家和妻子一起编写油印宣传品。这些宣传品要根据上级的指示投寄到收件人的信箱,但是寄件人的地址总用“内详”自然会引起怀疑。为此,郑宜梁骑着自行车查看上海市弄堂里被漏掉的门牌号码,然后和妻子将这些地址分别写到大小不一的信封上,最后才寄向全国各地。尽管他们胆大心细,还是有好几次寄信时被特务盯梢。好在郑宜梁机智勇敢,加上骑自行车的高超技艺,一次次地躲过了特务的追捕。

        然而,毕业于土木系的高材生郑宜梁,时常为自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无法从事自己的专业而痛苦。幸运的是,他於1947年参加了由政府举办的庚子赔款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考试,并且在数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四位获本专业录取者之一,被派往荷兰学习水利专业。这时他的大儿子郑玮已经出生,但是妻子鼓励他继续深造学业。在战争年代里久经淬炼的他,带着对妻儿的牵挂、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西方社会的好奇,奔赴异国他乡!     

 

                                               三、 在人到中年的困苦中

        荷兰,以垦殖低地围海造田闻名于世。郑宜梁选择了这个专业,志在治理中国黄河和淮河水患,造福于人民。他在The Delft Engineering工学院获得工程师学位后,留在荷兰水利交通部工作,并且有机会到欧美国家旅行和开国际会议。

       在这个过程中,他原本有机会去欧洲其他国家或美国工作,但是在1950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他知道祖国需要他所学到的知识。1951年,他放弃了欧美国家的聘请,告别了日益习惯的西方生活,带着重获新生的喜悦,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妻儿和母亲的身边。

        不久,毛泽东下达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在华东水利部工作的郑宜梁被借调到河南去治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先的郑宜梁,当时二话没说,整理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告别了重逢不久的妻儿母亲,到河南省开封治淮指挥部走马上任。

       借调,转眼就过去了两年,两年后,仍然没有上级让他返回上海的迹象。为了解决长期分居的问题,他的妻子姚守懿放弃了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的良好环境,来到《河南日报》社工作。

       也就是在这之前不久,有关部门通知郑宜梁的母亲,她的小儿子郑宜焜的下落终于有了结果——在战争年代里与哥哥同时参加革命的弟弟,曾在新四军文工团里以自己的艺术天份,做导演、演员和音乐指挥,到战地演出,鼓舞士气。然而,在一次护送伤员的过程中,他身负重伤,锯掉了左腿;在医院治疗时又遇到了敌人的轰炸,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张“光荣烈士”证书,使二十多岁就开始守寡的母亲将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唯一的儿子郑宜梁身上。然而郑宜梁没有回上海照顾母亲,却为了工作要经常到外地出差。 虽然 《河南日报》在省会郑州,夫妻仍然是聚少离多。这时他们的两个女儿郑莉容和郑青先后出生。

      “虽然治淮指挥部后来从开封搬迁到郑州,但是宜梁赶起工程数月回不了家,一年有二百多天生活在工地上。我那时是《河南日报》文教部的副主任,工作也非常忙,所以家里的三个孩子是保姆帮忙照看的。” 失去伴侣已经三年的姚守懿老人,对几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其实,在郑家几度分离的过程中,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都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因为他们有理想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好景不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们就从领导阶级变为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郑家占了两项:一心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国的郑宜梁,因莫须有的理由被打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坏分子”;妻子虽然当时是省报党支部委员,整风小组副组长,竟然也从“反右派”变成了右派。两个人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劳动改造,并且被发配到两个不同的地区。

       “宜梁下放到商丘,我下放到原阳,都是河南有名的灾区、穷县!这时又赶上了‘大跃进’,成立了‘人民公社’,保姆不能留在城市,一律返回农村。我们的三个孩子只能到上海居住,由宜梁的母亲照顾。如果不是宜梁的弟弟为革命牺牲,宜梁的母亲属于烈士家属,孩子们就没有了落脚之地。那时正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没有饭吃,还要上山背石头、修高炉、炼钢铁。特别是‘右派’和‘坏分子’的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给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们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见面时还要受到的监视。” 姚守懿继续回忆着。

      “我还记得在1962年的春节前夕,那时宜梁因为是水利专家,所以被重新启用,派到郑州北郊花园口赶修港里工程。我那时在原武公社劳动改造,我们两人南北两岸,相隔一条黄河。春节家家户户团圆,我和宜梁已经快一年没有见面了。由于我是被管制对象,离开村庄需要公社书记批准。年三十那天,公社书记终于在我的恳求下批准了我十天的假期,我第二天清晨就动身赶路。那天我走了二三十里路,跨过冬天干枯的黄河滩,到达对岸的工地时,天已经黑了。宜梁惊喜地看到我突然回来,喜不自禁,拿出珍藏了许久的面粉和猪肉,准备与我一起包饺子过年。同室的工程师也主动让出了宿舍。然而,他所在的工地领导听说我是右派,就让保卫部门的人向我要批准我离开村庄的证明信。那时农村领导的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哪有胆量还要证明信啊!我拿不出公文,他们就不容许我居住。尽管他们最后给我下放的公社打了电话,证明这次探亲是批准过的,保卫部的人还是警告我和宜梁:只准住一夜,初二清早就得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不准宜梁送我,我又是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才回到我下放的生产队!”

        这是怎样的苦难啊?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却压在了自己的身上。郑宜梁一方面担心妻子的身体能否顶住不堪重负的农活儿,一方面又担心远在上海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

      “有一次我们回郑州家里过寒假,睡到半夜,爸爸浑身都是泥水地走了进来。他让我们继续睡觉,可是我们听到他对妈妈说,从工地搭船回来时,由于船上的水泥没有摆放好,结果船翻了,他也掉进了冰冷的江水里。爸爸不会游泳,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爬上岸的,只知道他后来得了心脏病。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爸爸有时间就带着全家到公园或者郊区野餐,还带着小提琴为我们演奏。他出差回郑州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一些糖果和玩具。长大后,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知识是生存的保障!”在女儿郑莉容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严父”。

        是的,正因为郑宜梁和妻子姚守懿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依靠有知识才摆脱了困境。

                                           

                                                 四 、在人生失意和得意之间

        再回郑州,郑宜梁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默默寡言的中年人————有职称无权利的技术人员,对于工程的重大决策还是要服从行政领导的意见,这使他觉得有志难伸。妻子姚守懿虽然在1962年秋返回报社,但是四年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精神上的摧残,加上仍然被报社限制使用,所以郑家的状况仍然举步维艰。1962年底姚守懿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被调到郑州大学外语系任英语主讲教师。看似一个破碎的家庭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两个随祖母居住在上海七年的儿女被赶出上海,再度过上了动荡的生活。

      “文革”开始那年,大儿子郑玮正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上二年级。由于他天资过人,加上家庭曾经的遭遇,使他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在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而是将自己关在家里自学专业知识。然而,1972年毕业时,学校却要把他分配到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延津县。

        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又不是农学院毕业,到一个盐碱地区能干什么呢?可是不服从分配就等于失业!郑宜梁为了儿子的前途,带着儿子从郑州到新乡,希望能够给儿子找个能使用专业的工作。尽管最后儿子郑玮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份修理半导体的工作,父亲仍然鼓励他不要忘记自己的专业。后来,当郑玮有机会进郑州大学任教时,正赶上“文革”结束,父亲鼓励儿子继续深造。郑玮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并且在研究生毕业那年,因为给访华的加州大学物理教授、美国天体物理学会主席博比奇做翻译而被欣赏,获得了到美攻读博士的机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永远支持着我。他们经历了艰辛的生活,以至死亡的威胁。父亲是我们家的“哥伦布”,他第一个来到西方世界,第一个告诉我们欧美文化,30年后又鼓励我们到美国留学。他是我们家最后一位到美国定居的人,并且在八、九十岁时,还主动帮子女修改英文论文。我们欠他们的恩情是永远也还不清的。”现在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天文系高级研究员郑玮深情地说道。

        大女儿郑莉容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她刚刚初中毕业,当父亲听说学校要分配她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立刻决定即使女儿一定要到农村去,也要留在河南的农村。

        “那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女孩儿,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上海,所以父母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在江西农村。为了使我能在河南农村‘插队落户’,我父亲在乡村的田间小道行走了三天三夜,求各个村子的领导同意接收我。终于有一个农村生产队接收我了,他又要拿着那张证明书,到公社、区镇和县市一级一级地盖章。为了及时盖上这些公章,他顾不上刮风下雨,骑着自行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奔波。父亲说,他一辈子骑自行车会心情格外紧张,只有两种情况他不知道骑车紧张——一种是在上海做地下党时,为了邮寄共产党的宣传报纸,时刻要警惕特务的盯梢;一种是要为儿女排忧解难时四处求人的时候。” 郑莉容说道这里已经哽咽难言了。

        从生产队、公社、区政府到县委,直到终于通过了女儿留在河南“下乡插队”,郑家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让女儿在农村少吃苦,郑宜梁开始让郑莉容苦学英语,以求有一技之长找一份工作。郑莉容也不负父母的指教,主攻英语三个月,用英语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不仅英语进步很快,而且《老三篇》也成为她做民办教师的资本。

        父母的努力改变了郑莉容的人生轨迹:成为穷乡僻壤里的民办教师七年后,终于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河南大学外语系;再后来她也通过了美国入学英语考试,1981年来美留学,并获得了加州州立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大公司的资深理财师,她曾荣获了美国邮政局首次发行表彰全美杰出华人肖像纪念邮票及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富布斯(Forbes)2017年度黑皮书指名的五星财富管理专家。

       “是父亲改变了我的命运。为了我,他在田埂间的小路上走了几十里的路,在风雨中四处求人;为了我,他放下知识分子的傲骨,委曲求全。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他最大的希望是儿女们平安、好学、上进。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郑莉容指着父亲的照片说。

        是的,三个子女都没有让父母失望。小女儿郑青也步哥哥姐姐的后尘,自费来美,勤工俭学,在加州大学毕业后进医学院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眼外科医生,自己开设眼科诊所。

       “当我为病人开刀,使盲人重见光明,家属总是感激不尽,送礼物和谢卡。我说,如果一定要谢谢我,那就把谢卡写给我的爸爸妈妈吧,让老人家为女儿自豪。有些家属还真的将感谢信写给了我的父母。爸爸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一生没有随波逐流。”郑青是三个儿子的母亲,但是说起父亲来,仍然像一个被疼爱的小女孩儿。        

        郑青是幸运的,她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看到父母经历过的苦难。因为在这期间,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不让三个孩子永远背上右派分子子女的“标签”,她的妈妈姚守懿多次上访。从省委到中央,整整上访了21年,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原职,调任到《河南画报》社担任新闻图片社长兼《河南日报》社摄影处处长。父亲郑宜梁在“治淮”第一线工作了二十多年,才於1974年秋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勘察设计院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郑家现在三代人,有两代人都是博士:大儿子郑玮是天体物理学博士,并且在2012年发现了迄今最远、距离地球132亿光年的银河系;儿媳是美国生物化学博士,大孙子是医学博士;大女儿郑莉容获得了普林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大孙女也获得了法国荣誉博士;小女儿郑青是医学博士,眼外科医生,她的三个儿子也在美国读医学博士。

        这是一个让每一位尊重知识的人都会仰慕的家庭。然而,了解郑宜梁人生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荣耀的背后有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呀!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我在标题上写下的“致敬”二字。      

       他,在战争年月里,曾经为苦难的祖国出生入死,然而,他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忘我地保护着妻子和儿女。

       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放弃了留在欧美工作的机会,但是,他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坚定不移地鼓励儿女留学美国,落地生根。

       他,在治理“黄淮”水患中,几十年生活在最前线,无怨无悔,可是,当他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高级水利工程师证书时,他却选择了退休后到美国居住。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很难,何况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以我对郑伯伯的了解,我敢肯定地说:他有一个丰满的人生,为国为家都奉献出自己最大的能量。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体会到他们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即使他们在晚年能够与儿孙颐享天年,但是远离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这能算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吗?

        在郑伯伯的葬礼上,我看到了总结他一生的视频图像:从西装革履的风华正茂,到一身泥土的不惑之年,再到舒适生活中的满脸沧桑。我被这种时光交错的视觉形象感动着,在内心深处向这位永远与这个世界告别了的老人致敬:也许您怀疑过你的信仰,但是您追求过。也许您没有被历史树碑立传,但是您尽力了。也许您将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儿孙身上,但是他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安息吧,因为您有一个被人尊敬的人生,并且这些记忆已经永远地留下。

        现在,我将自己为郑伯伯的葬礼赶写的英文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这首诗是我根据他将我拍摄的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12集的标题翻译成英文标题而作——因为这部纪录片是以美国的12个节日为背景,表现出华人家庭一年四季的生活写照。我希望藉此表达出我对这位老人的最高敬意!

 

We will see you everywhere.  (我们将在记忆中随处相对)

We always remember loves instead tears. (我们永远记得爱可以替代眼泪。)

We know where you are after today. (我们知道今天之后您的归宿在哪里,)

We know the peaceful green belong to grass. (我们知道和平的绿色源于青草地 。)

We sing the song of a wanderer for you.(我们为您的浪迹天涯而歌,)

We know your heart still beats with many hearts.(我们知道您的心仍然与许多的心脏在一起跳动。)

We promise you that you won’t be alone.(我们向您保证您不会孤独)

We believe that today is wane and tomorrow will be wax again. (我们相信今天过后是明天的归属。)

We all like a peaceful day for the rest of our life and you have one. (我们都想要一个完美的人生结局而您已经拥有,)

We are sure about one thing: Life is short. (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并不长久。)

We know you liked roasted chicken better than turkey.(我们知道您喜欢烤鸡而不是火鸡)

We would like to whisper the “silent night” for your soul.(我们为您的灵魂得以安息而轻吟“平安曲”。)

 

舞台小品《打岔儿》

编导:李岘

 时间:圣诞节前夕

地点:中美混合家庭

人物:中国妈妈——苗苗,四十多岁

         美国爸爸——Dung,   四十多岁

         中国外婆——姥姥,六十多岁

         混血儿子——Eric,  十四、五岁

         交换学生——Alice,   十二、三岁

情节:

         华人妈妈代表美国华人社团去中国贫困山区扶贫教育。来美探亲的中国外婆与白人女婿因语言与文化的差别在家闹别扭。美国出生的混血儿子为了维护中华文化而被老师误解提出警告。中国来的交换学生对所发生的事情却不以为然。

        圣诞节前夕,妈妈出其不意到家,并给众人带来的圣诞礼物是一盘录象带。众人看过,一切矛盾迎刃而解。那盘带子里到底有什么?

场景:[张灯结彩的客厅。圣诞树上的彩灯伴随着音乐与窗外的雪花灯相互辉映,一片光明。]

[姥姥在幕后:谁呀?谁又把灯打开了?(拿着锅铲上场)]

姥姥:(上场。面对观众) 你说这美国人就是浪费。天还没黑呢,就把灯全打开了。就说这圣诞节吧,成百上千的灯泡,一点就是一个月。(把圣诞树彩灯及窗外的雪花灯都关掉了,只留下客厅里的一盏灯。下场。)

[爸爸手里摆弄着一束红玫瑰上场。观察了一下暗淡的灯光,恍然大悟]

爸爸:Oh no, not again. (把所有的彩灯重新打开。满意地环视着房间。突然嗅起鼻子)I’ve told her so many times that not to fry food at home.

姥姥:(画外音)谁又把灯都打开了?

[爸爸欲下,姥姥拿锅铲上,二人撞了个满怀]

爸爸:Sorry.  Are you OK?

姥姥:OK. Ok. (转身自语。对观众) 得,有理也跟他说不清了。

爸爸:姥姥,我告诉过你,不要fried food.  It has too much oil 在房子。It makes the whole house smell.

姥姥:(动作夸张)我一个人在家,不需要那么多的灯,所以我就把插销拔掉了。爸爸:(不知所已然的表情。对观众)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at she is trying to say.(对姥姥) 请问……,No,请再说一遍。

姥姥:(对观众)哎呦,和我女儿结婚十几年了,就这句中国话说的利落。可是听不懂我说的话,你说有啥用呢!(指爸爸手里的玫瑰花)这是给苗苗买的?好看。

爸爸:(高兴地)对。对。

姥姥:(对观众)我这女婿就这点儿好,孩子都上高中了,他跟我女儿还象搞对像那昝似的。(对爸爸)苗苗今天从中国回来,我多做了几个菜。(做吃状)你就等着吃吧。(欲下)

爸爸:姥姥,(做不好闻状)不好。

姥姥:啊?

爸爸:(动作夸张)不好。

姥姥:(对观众)明白了,准是又嫌我炸东西了。(对爸爸)you like Chinese food?

爸爸:对了,我喜欢。

姥姥:Chinese food 不炸、不炒、不用油,它能好吃吗?

爸爸:(似懂非懂)好吃?好吃。好吃。

姥姥:(对观众)这美国是没法呆了。人语不通。(赌气下场)

爸爸:(不解)Did I said something wrong? (把花插到空花瓶中,拿着下场)

 

[典型美国青少年打扮的儿子 Eric和穿戴绝对名牌的交换学生 Alice上场。屋外。]

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对女孩)You go first, in case my mom comes back from China already.

女孩:(开门。见没有人,转身对身后的男孩招了招手)Nobody here。

[两人进屋]

女孩:I don’t understand,为什么你不想见你的妈妈?我可是狠不得马上就能见到她。

儿子:你恨我妈妈?

女孩:你呀,真该和你妈妈好好学学汉语。我是说, I can’t wait. I really wish I could see your mom right away.

儿子:Why?

女孩:I asked my parents to give your mom three thousand dollars.

儿子:For buying a computer?

女孩:Yes.

儿子:I would be really happy like you if Ididn’t get this detention slip.

 

 [爸爸拿着装满水的花瓶上]

爸爸:Who got a detention slip?

儿子:(鼓足勇气将纸递过去)I did,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my fault.

爸爸:(看纸)I am really surprised.  Tell me son, what’s happened?

 

[姥姥上场]

姥姥:出啥事儿了?

 

[儿子没理姥姥,用英文对爸爸解释。]

姥姥:(把女孩拉到一旁)快告诉姥姥,我那大孙子受啥委屈了?

女孩:其实真的不是Eric的错。学校间休的时候,Eric找了一个木条当剑用,给同学表演中国的剑术。谁知有个同学说中国功夫是从日本人那儿学来的,还说韩国人的跆拳道都比中国的功夫厉害。 Eric当然不干了,就和他们争。倒霉的是,老师赶来的时候,看见他手里的木条,还以为他要打那个同学呢!尽管在场的人都证明Eric没错,老师还是对他提出了警告。

姥姥:这美国人还讲不讲理。(拽孙子)走,带姥姥找你们老师去。

儿子:姥姥。

爸爸:(不解地对儿子)What is she going to do?

儿子:She wants to talk to my teacher.

爸爸:(哈哈大笑)how could she……

姥姥:(对孙子)他说什么?(对女孩)他是不是在笑我?哼,在中国我大小也做过科级领导,啥场面没见过?这也就是在美国吧。(拽孙子)姥姥是要帮你,走。

儿子:姥姥,there isn’t anything you can do.

姥姥:你妈妈走的时候是咋说的?和姥姥说中国话。(见孙子不理。对女孩)你带我去,给姥姥做翻译。

女孩:姥姥,我是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美国的,我可不想得罪老师。何况我的英语也不好,很多时候我还要Eric给我做翻译呢。

姥姥:你们这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坐下生气)

 

[画外音:汽车刹车声。妈妈:How much?  Thank you. Have a nice evening。]

女孩:(看窗外)苗苗阿姨回来了。

儿子:(将通知藏起来,对爸爸)Please don’t tell mom。

 

[妈妈拉着行李箱上场。屋里的人兴奋地迎了出去。妈妈给儿子和女孩一个拥抱。]

爸爸:(拥抱妈妈)Honey, I didn’t think you would be home until 9:00. I was going to go to the airport to pick you up.

妈妈:I caught an earlier flight in LA and took a taxi home.  Aren’t you happy to see me?

爸爸:Are you kidding?  I couldn’t sleep at all last night.

[姥姥“哼”了一声,以示人们的注意。妈妈马上松开丈夫,上前拥抱母亲。老太太因为不习惯拥抱马上躲开了。]

妈妈:(挥舞着锅铲儿)你可回来了。这两个星期可把我给憋坏了。进屋。饭好了。

 

[众人进屋]

妈妈:(对儿子)我不是说让你多陪陪姥姥吗?

姥姥:不怪孩子。是我生自己的气。你回来就好,明天去找学校评评理。

妈妈:(对姥姥)出什么事了?

[姥姥赌气般地坐下。]

妈妈:(对众人)What’s happen?

[女孩对妈妈耳语]

妈妈:(对儿子)Where is the detention slip?(接过儿子的纸条。看毕。对爸爸。)What do you think?

爸爸:I don’t think Eric did anything wrong.  People just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 some times.  That’s all.

姥姥:(悄声问女孩)他们在说啥?

女孩:(没理睬姥姥。走近妈妈)苗阿姨,你见到我爸爸妈妈了吗?

妈妈:见到了。他们让你别想家,好好在这里读书。

女孩:我要的三千美元你带来了吗?

妈妈:钱在这里。不过,我想问问你要这么多的零花钱干什么?

女孩:买computer。

妈妈:你不是从中国带来一台手提电脑吗?坏了?

女孩:苗苗阿姨,你这就是外行话了。电脑你还能等到坏了再换?电脑是每半年就

            会更新换代。现在流行Apple牌。 绝对时尚。

妈妈:你的电脑还很新,你不觉得再买一台很浪费吗?

女孩:苗苗阿姨,你怎么说话也跟姥姥似的,总把浪费挂在嘴边?

姥姥:你这孩子咋说话呢?

女孩:实话实说。人家美国为什么经济繁荣?因为人家懂得超前消费。超前消费可

           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爸爸:(问儿子)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儿子:(耸耸肩膀)I’m not sure.

妈妈:我提前送给大家一件圣诞礼物(从挎包里拿出一台摄像机)

儿子:(指摄像机)这是我们家的。

妈妈:把灯先关上。

 

[众人不解。姥姥得意地关上所有的灯。电视屏幕上出现中国贫穷山区学生和校址的破旧景象。 ]

儿子: (小声地)Alice,you told me that Chinese children are spoiled。Look at this,  they have very poor educational conditions.  

女孩:我抗议。苗阿姨,你这是误导。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象我爸妈一样,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你这是丑化我们中国。

妈妈:[暂停机器。镜头定格在穷困山区的画面上。]

爸爸:(对众人)what’s going on?

 

[众人一脸茫然]

妈妈:Alice,苗阿姨也是中国人啊。

女孩:你为什么不拍北京上海的中小学?你为什么偏捡中国最穷的地区拍?就拿我在北京的学校和这儿的学校比,除了学生比这儿多之外,那点儿都不比这儿差。

爸爸:(对儿子)Chinese people talk too loud.

妈妈: (对 Alice)我们为什么不让所有差的地方都得到改善呢? 在贫困地区,你的一台电脑就可以是一百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你半年的零花钱,就可以在这样的地区建成一所小学校舍。

女孩:太夸张了吧?我到美国这半年的零花钱,也就是八、九千美元。八、九千美元合成人民币,还不到十万块。我不信这点儿钱也能盖学校!

妈妈:是的,在城市,这点儿钱还不够买一套住宅。可是在贫困的地方,就可以建造一所几十个孩子读书的校舍。因为这笔钱只是用来购买建筑材料。当地政府不仅补贴一部分资金,而且还呼吁村民们义务劳动。 我来给你们看看我们基金会在广西山区捐助的第一所小学和即将破土动工的第二小学。

 

[继续放录象。屏幕上出现新建小学校的喜庆气氛。结束。]

儿子:妈妈,这个小学太小了。

爸爸:Yes, Look at those little Children, 太——可爱?太可爱了。

姥姥:是小了点儿。苗苗, 你们干啥不盖大点儿?宣传起来也有说服力呀。

妈妈:(对姥姥)妈,在山区,有些村子就是几十户人家,甚至是十几户人家。象我这次去的陇坎村,虽然校舍破旧,但是方圆几十里地的孩子们,每天来回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读三到六个小时的课程。不瞒您说,我那天走了一半的山路,腿就抽筋了。

姥姥:(心疼地)我要是知道你这次还要翻山越岭,我说啥都不会让你去冒那个险!

妈妈:妈,您别说,当我们的汽车在盘山路上爬行的时候,我看着车轮下面的悬崖峭壁都眼晕。心里还真有点儿后悔。可是走访了这几所学校之后,我被山区的恶劣环境、淳朴的民风所感动。大冷的天,我们的车还没进村,村民和孩子们就已经列队在村口等着了。

爸爸:(对儿子)What are they fighting for ?

儿子:(耸耸肩)I’ don’t  Know .

女孩:They are not fighting.  They are talking .

 儿子:I don’t get i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女孩对男孩耳语,爸爸也凑上前听。]

 

妈妈:(对姥姥)特别是即将动工的第二小学是属于瑶族的蓝靛瑶。我们到的那天,他们象过节般地全村出动,庆祝学校的奠基仪式。(从包里拿出一件瑶族上衣)看,这是村长的母亲代表全村的母亲们赠送给我的瑶族服装。(众人看服装) 我们不过就捐赠了一点钱,帮助他们改善了一些教育环境,可是村民们用大理石把捐助者的名字刻在了学校的墙壁上。那种感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钱的真正价值。

爸爸:(拥抱妈妈) Honey, I understand you better now.

妈妈: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女孩:[把手里的钱交给妈妈]苗苗阿姨,这是我送给你们文教基金会的圣诞礼物,请代我捐给国内的贫困地区做教育经费。

儿子:There goes the computer. 

姥姥:[掏出一个红包]算我一个。原打算给我大孙子的红包,现在也捐喽。孙子,没意见吧?

儿子:I wish I had some money to donate.

妈妈:(搂着儿子)只要你支持妈妈,少给妈妈拿这样的detention slip回来,就是你的donation。(在儿子的通知书上签名)以后我们基金会还要多支持一些文化活动,这样就不会让有些美国人误解我们中华文化了。(关放像机)妈,吃饭吧,我可饿坏了。

姥姥:可不是,中国菜要吃热的。这一闹腾,把饭菜都放凉了。

妈妈:(对儿子)开灯。

爸爸:(看姥姥)。

姥姥:开吧,开吧。

爸爸:(会意地)Let’s eat first.

[姥姥已经开灯,圣诞乐再度响起。姥姥和爸爸会心一笑。众人下场。]

                                                                                        剧终

 

(注:该小品於 2006年全美文化教育基金会在美国Poway剧场举办的《心手相连》大型慈善文艺演出上首演。李岘为编剧和导演。)

 

 

 

 

 

 

 

 

《大势所趋——简体字将在“繁简之争”中脱颖而出》

作者:李岘

        华文在美国生存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繁体字在受到简体字(又称“简化字”)冲击之前,被海外华人视为可以“寻根”的正体字。由于政治理念和历史遗留问题,被“老侨”一向视为“旁门左道”的简体字突然与他们认同的“正体字”,即繁体字平起平坐,不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实用价值上,都难以接受。随着 “两岸三地”关系的改善,不同形式和理念的社团可以在包容中互通有无,但是对“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问题,仍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本文将其浓缩成四种观点加以论述。

                                                     一、坚持“繁体字”是主流

        支持繁体字为主流文字的人认为:繁体字传承了大量的文化典故与信息,而简化后的简体字是断臂自残的一种推广,违反了“六书”有规律易理解的原则;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和文明之根,繁体字已使用了几千年,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华文化,最终使汉字变成符号而非文字。甚至有人指出:简体字是“中共”当年为了巩固新政权而刻意改变了原有的汉字形式。

        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美国非常普遍。1998年我在本地的一家中文书店举办新书发布会。那天进来的第一批买书的人是一对学识渊博、慈眉善目、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老夫妇。他们很客气地买了我的一本书并请我签名。当我签名的时候,老太太开始批评简体字:“工厂”的“厂”字里面没人没物还要工厂做什么?“爱”字去掉了“心”字,还能让人联想到Love吗?简化后的“义”字很容易与“叉”字混淆……。她捧着我的书,毫无恶意地告诉我,她未必能读我的书,原因是我的书是简体字,而她有许多字不认识,也不认可;对她而言,简体字就是错别字!

        我把第一本书和签名给了一位不能读、也不想读的读者,可想而知我当时是多么的沮丧。那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并且理直气壮——君不见美国华文报刊杂志多为繁体字?书店里简体字的书籍何谈不是凤毛麟角?

        即使是现在,简体字已经成为美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坚持繁体字是“正体字”的呼声,仍然在许多场合中出现。

        结语:在美国,支持繁体字的人在感情上比使用简体字的人更加执着!

                                                    二、坚信“简体字”应是主流

        支持简体字为主流文字的人认为:反对简体字的人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认为汉字的简化字古以有之。从甲骨文发展到篆体、隶书、楷书直至到简化字,从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刘复和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1930年),到钱玄同的《简体字谱》(1935年),都足以说明“由繁到简”是一种趋势,不应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忽略文字本身“变革”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繁体字虽然在字形词义上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内涵,但是简体字简单实用,适合于人们学习掌握和应用,符合“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这一基本概念;另外从语言本身来讲,简体字就是中国大陆的“正体字”,尽管它没有象繁体字那样鲜明地再现出“六书”的笔画,但是它没有违背其特点与精华;大多数简体字仍然继承了形声会意等特点,不会因此就淡化了中华文化;就像当代人不懂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先秦文字,但是不代表先秦文化就因此而失传;简体字较繁体字有易学、易写、易推广、易交流等诸多优点,简化后的汉字增添了语义的容量,可以“以一当十”,是简体字的魅力和优势所在;对于实用主义的美国人而言,许多人学习汉语,不是被汉字的美丽和文化的生动所吸引,而是看到了崛起的中国为自己带来的“商机”——就像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美国人开始学习日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使许多美国人对日本文化心存芥蒂,但是并没影响到日语在美国的“流行”,当今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大多数的美国人又开始学汉语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简体字易学易写就势必比繁体字多出一份魅力和竞争力——君不见美国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几乎一律以教授简体字为主?即使是传统的中文学校,不是也开设了简体字班供学生们自行选择?

         坚信简体字应为“正体字”的人随着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人口增加,呼声越来越高。

        结语:当代人应该将文字的普及与学术研究分别而论。那就是繁体字的保留与传承是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责任,没必要在大众使用价值上争论不休。尊重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才是硬道理。                                           

                                                 三、认为“识简书繁”是最佳渠道

         支持“识简书繁”的人认为:繁体字笔画多、难写难记,即使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让儿孙继承祖辈的“正体字”,但是“识简书繁”也许能够淡化“繁简之争”,不至于完全被简体字“同化”。在美国,提出这种设想的人大多是有港台或东南亚华侨背景的人。他们认为学习繁体字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 同时也认识到简体字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他们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下,鼓励已经学习了繁体字的儿孙们,再去接受简体字的中文教育——君不见中国的经济正在崛起?还有哪一种方法可以让使用繁体字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掌握简体字呢?

       支持“识简书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以功利心学习简体字,会读不会写,他们的子孙在需要中文的职场上受到极大的限制。

        结语: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综其根本要素是社会交际的手段和工具。当官方和民间使用的文字都是简体字的时候,“识简书繁”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四、认为“识繁书简”是最佳途径

        支持“识繁书简”的人认为:尽管繁体字代表着汉字的历史和过去,但是简体字更代表着汉字的发展和现实,二者各有其阶段性的特殊意义——不论是否定了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都会使汉字成为片段、残缺不全的文字;只有繁体字和简体字共为整体,甚至包括更古老的汉字,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才能整体体现出造字原则上“象形、形声、指示、会意、转注、假借” 的发展轨迹。因此,“识繁书简”应该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能读繁体、会写简体。

        对于这个理念,美国教育界有一些人推崇,但是没有一定之规。例如我所授课的学院,学校大纲清清楚楚地说明教授简体字,可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使用教材上有的放矢。书商也投其所好,为美国高等学府量身打造的中文教材,几乎都是“简繁同书”。

        我不反对“识繁书简”的理论,但是以我多年的教学经验,不得不说——君不见初学汉字的外国人把汉字当“画”来看?多“画”了一笔或少写了一笔,是不是就成了错别字?

        由此可见,“识繁书简”对于汉字的基础教育并非最佳选择。同步学习的结果会造成学生记忆纠缠的困惑,欲速而不达。

        结语:对于从事文字研究或书法绘画的人来说,读写繁体字应是基本常识;反之,初学者首先要“识简书简”,而后才根据个人喜好决定是否要“识繁书繁”。

        综上所述,以上四种观点虽然不能代表“繁简之争”的所有分歧所在,但是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在美国,这些分歧常常被旗帜鲜明地摆到家庭聚会的饭桌上、社团联谊的活动中。不同观点的人也常常会为此事争到脸红脖子粗或不欢而散。一个学术问题超越了学术界范围,使整个族群都参与其中,这种现象应该并不多见。但是笔者认为,也许恰恰是因为官方和民间对这一命题都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才有了简体字今天的繁荣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