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暴力:“文革”点名术的证明

 

 

郭熙

 

一、解题

(一)语言暴力

      所谓语言暴力,在这里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现象。

      近年来,关于文革语言暴力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献,例如金立鑫、刘再复、郭熙(1999,2004)等都进行不少讨论。但以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像“打到”“斗臭”“砸碎”“走狗”“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攻击性语言方面。我们将从文革的“点名”入手,探讨点名的方式、目的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二)“点名”

1.“点名”的本义

查点人员数目时依次叫名字。②指名。

2.当“点名”进入政治生活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被点名是常见现象。例如,我们可以直接指明某人有什么缺点,犯了什么错误,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等等。

      由于种种因素不便直接提到某人的名字,人们通常会“有人”、“某位”、“某些人”等进行暗示。这通常是想让当事人知道,让公众接受教训但又不想让公众知道所指为何人。这通常被称为“不点名”,即有所谓“不点名批评”,这种不点名批评通常可以说是一种“委婉”,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可以说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

      然而,在“文革”中(或许更早就已经出现,但显然是文革中间推到了极致),中国社会却流行起一种可以称为是“不点名的点名”。它已经不再体现委婉,不再体现善意,而是体现出出非常暴力的一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五章这样写道:

如要打倒党和国家的高级 或最高领导,还得有一个“正式”的“程序”,那就是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点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种是公开指名道姓的点名,另一种是不点姓名而冠以一个特定的名号以进行点名。在那时候,点名,的确是件大事,点不点名,点谁的名,什么时候点名,怎样点名,还是一种“待遇”呢。

(三)范围、方法、和目的

      文革中被点名的人很多,时间、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将把范围集中在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我们将以语言学和语言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为依据,主要通过对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等被点名的个案来探讨相关问题。

 

二、文革的点名方式

(一)直接点名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直接点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因此,在文革一开始,中共对点名问题有明确的规定:

1966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所谓《十六条》)中的第十一条说:

……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截至1967814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55人。到19689月,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时,仅在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已经达到60名之多。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难以统计了。

      直接点名本身看不到“语言暴力”,但在点名的同时毫无例外的都要给被点名的人加上一顶或多顶(多顶居多)“帽子”,即罪名。例如文革初期位居中共第四号人物(仅次于周恩来)的陶铸,就有“最大的保皇派”、“反革命两面派”、“南霸天”“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

      文革中常用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治另类化:资产阶级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2)非人化:牛鬼蛇神、走狗、绊脚石、妖魔、小爬虫

3)同类归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XX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刘少奇一类骗子

各地许多主要领导干部都被网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名下。

直接点名时常常说被点名人的罪名是什么,例如,正式点名后的刘少奇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其语义蕴含是: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二)间接点名(不点名的点名)

      这是文革点名的主要模式,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模式。刘少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仅次于周恩来)和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均经历了这个过程,而邓小平更是所谓“三起三落”。

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

1)曾经显赫的真名从媒体骤然消失;

2代之以标签式的别称,伴随着被高调声讨和批判;

3)真名再次出现在媒体。

这有两种可能:a.政治上的死刑,即,公开“点名”以显示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b.复出。文革中,享受b待遇的国家领导人只有邓小平一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很快地重复了上述过程,不过这次的结果成了a。当然,文革结束,再次复出,他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间接点名的语言结构和手法

1.语言学分析:坐标式

文革中的间接点名多利用现代汉语的同位结构[①]构成,其特点是该代称和人名是一对一的形式。例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事实上,这种代称都可以在后面补出真实姓名,构成同位结构。例如:    

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邓小平: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这和修辞学上的借代及一般的代称不同,后者一般不能还原为同位结构。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构成这种格式,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为不是单指,所以只能使用完整的同位结构,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

      有些坐标式代称因为语用上不能接受,采用过渡方式:先用“定指代词+罪名”,然后逐步完成罪名的定指化,达到所指和能指的单一对应,即实现“对号入座”的目标。例如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刘少奇时,前一成分先加上定指成分“那个”。不过这种格式和同位结构不同,使用这种格式的时候,不能和真名连用。例如:

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一定的时间,随着罪名的熟悉化,定指代词可以隐去,代之以罪名的直接“定指”,即“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直接说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间接点名的解读

      间接点名则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让人知道所要说的是谁,这就必须保持能指和所指在理解上的惟一性。如何保证这种唯一性?

(1)      影射

      影射是文革中间接点名的重要手段。例如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说邓小平是“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使受众知道影射的所指?尤其是泛指到专指。一个主要做法是,先进行铺垫,即,给受众提供足够的相关背景知识,让受众明白所说的是谁。例如,用“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人们怎么会想到是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加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 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 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接下来,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频繁出现在媒体。

那么,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就让人猜测:谁可能达到赫鲁晓夫的位置?

      19674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中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影射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修正主义路线的总根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把这些代称明确地跟刘少奇画上了等号。

      第一确定后,“第二号”或“另一个”自然定位。上述戚文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没有忘了邓小平,文章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表述,跟后者对上了号。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称。

(2)      暗示

      用公众的已有知识进行暗示。如,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之前,报纸上先出现“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然后用邓说过的话向社会暗示,诸如“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接着,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另一个代称随之而来:

      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197511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2月《北京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

这种方法后来还用在了周恩来身上。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来暗示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3)附会

      这里的所谓附会,指把没有关系的说成是有关系的。对陈伯达的点名颇能说明这一点。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开始批判党内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由于陈伯达的名字不能公开,所以,当时中共在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时候,媒体上公开的提法则是“批修整风”。无论是“刘少奇一类”,还是“修”都很难加在陈的身上。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

      当然,这种附会手段并不是单一的。在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也采用了暗示法。例如,批判中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名为“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的说法,暗示批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经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到了林彪,这种附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报纸对给他的代称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以区别于陈伯达。发展到后来,更是把刘、林放在一起,标准用语是“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后来,为了方便,更是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统称了。

 

(四)从间接点名到直接点名

    如上所说,从1967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刊上公开被点名是在第二次被打到过程中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应特别说明的是,上述间接点名现象只是就正式媒体而言的,在媒体之外,刘少奇等人几乎在一开始就是“公开点名”的。

    文革中没有经历间接点名过程直接被公开点名的是陶铸,当时中共的第四号人物,个种原因比较特殊,这里不论。

 

三、原因分析

1.比附的传统

      有清官的比附,例如,包公;也有暴君的比附,例如 秦始皇。

      到文革时代,这种历时的比附发展为共时的比附,这就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2.作为一种缓冲

      文革中这些被打到的领导人,长时间以正面形象出现,要真正在人们心目中打到他们,需要一个过程。通过间接点名,缓冲或降低受众的心理落差。这正好就是委婉手段的一种利用。

3.心理上的强化

      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先用代称把罪名强加给被打到者,造成舆论,在名誉上把他搞臭再公开,同时迫使被打到者无还击之力,束手就范。这实际上利用了语言的“控制性”,类似于“符咒”的作用。

4.内外有别

      就媒体不公开和民间或内部公开而言,正好反映了所谓“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重视名分,追求“名正言顺”的一种表现。

5.作为一种预留的退路

      这应该是中国“面子文化”的反映。一旦公开点名,彻底撕破面子,就没有余地了;间接点名,或许是为后来“解放”老干部等留的退路。当然,这大概是一种善良的想法。

 

四、结论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政治斗争的武器。文革中的点名术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点名手段改变了“点名”的本来目的,也改变了“点名”的词义。它背离了间接点名的委婉传统,使这一委婉的语用手段变成了施加语言暴力的手段。传统委婉和语言暴力只是一步之遥。

      文革点名术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更与政治生活体制密不可分,和其他社会相比,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文革点名手段研究的政治学意义远远超过了语言学本身,开展政治语言学或语言政治学研究将是一个同样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一层次上相连的两个语言单位,其中前项与后项所指相同,句法功能也相同,通常称为同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