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奇
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大概还都能记得，1963年，毛主席有一个“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进行教学改革”的批示。这个批示就是当时我的中学校长李晓月，给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个报告，后经市委书记彭真呈交毛主席，毛批示后，作为中央文件，责成教育部，下发全国执行。
李校长还真是与我有缘，她实际当了我14年的小学和中学校长。
说来话长，我4岁那年，北京还没什么托儿所，我父母带着我这个整天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捣蛋鬼，去见北京实验小学的李校长，看能否入学。李校长说：“那总得先考考试吧”，于是就先问我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说会，便写出我的小名“小二”，李校长又伸出指头考我几加几，最后从办公桌里，抓出一把粉笔、硬币、橡皮、皮筋之类的七八样东西，让我看了几秒钟，又马上收回抽屉里，再让我一样一样都说出来，我想我一定考得不错，算是“破格”录取了。后来才知道，我进的班叫“零”年级。一共上了两年的“零”年级。
1958年，我小学毕业，考到北京实验中学。说来也真巧，这年李校长也被提拔到我们实验中学当校长。高中我又考了本校，因此才有了“14年”的说法。
上初三时，我们的语文老师调走了，李校长就亲自教初三语文课，还兼任我们班主任。李校长叮嘱过我说：“我知道你喜欢理工科，但是语文不可偏废。特别是要打好作文基础， 一定会使你受益终生。”
我升高中后，李校长继续坚持从初一开始带一个班级，担任班主任，并继续教语文课，直到初三毕业。又从初一开始，再带一个班。我由衷地钦佩李校长的敬业精神。她提出的，“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为目的、进行全面教学改革”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伟大领袖的赞赏和推介，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绝非偶然。
1964年，我高三毕业，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的“金质奖章”，也是李校长亲自为我颁发的。
1964年高考，我被哈军工录取。成为我校第壹个考上哈军工的。李校长还亲自送我踏上北上的火车。
1966年10月，我到我们中学串联号召他们响应党的呼唤，揪出中央文革点名的、“彭真死党”，教育界的黑典型——李晓月。
我毕业那年，文革还未结束，曾回中学一次。李校长因为受被彻底打倒的北京市委的牵连，遭到残酷迫害，当时还在牛棚里关押。我眼看着李校长弯腰驼背，在拿着皮带的红卫兵的监督下，在寒风中一边扫马路，一边瑟瑟发抖，我真想拉起她的手，当面再喊她一声“李校长”。
我工作以后的十年，也曾多方打听李校长的近况。才听说李校长平反退休后，虽然被市教委聘为顾问，李校长同时还选择回母校在传达室做收发。她的身为市委宣传部长的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身亡。武斗高潮期间，有一天，一帮造反派学生，手持皮带棍棒，砸破李校长家大门，要抓走李校长批斗关押。当时她十四岁的独生子，拿着一把敦布，堵在门口奋力阻拦，被这帮武斗造反派当作“狗崽子”，乱棍打死在李校长面前。
又一个十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考上了公费出国博士生。临行前，一直想去探望李校长，一则道别，二则当面向她道歉，但始终觉得实在无颜面对我的校长恩师，正是那些像我一样大的糊涂虫们，把这样一个优秀的，兢兢业业的老校长，弄得家破人亡。
又过几年，我趁回国之机，带着一箱保健品，和我写作出版的新书《他乡忆语》，准备送给李校长。并且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实现多年的夙愿，要当面下跪，向李校长道歉。忽闻李校长两周前去世了，她是在一次示范教学时，突发脑溢血，死在她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讲台上 。闻此噩耗，我不禁泪如雨下。是她把我从一个5岁的调皮鬼，一路培养成一个未来的学者。本身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却照亮了我的博士之路。
呜呼我连最后当面向她忏悔的机会也永远丧失了，空留遗憾终生。
北京人。
自幼酷爱读书写作。
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工学院，自动化工程師
1978年考入北京邮电科学院研究生， 通信硕士。
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学习工作一年
1981-1988 多次访美，学习和工作
1991年持H 1 签证到美国硅谷工作，
2005年因病退休至今。
一個“理工男”，半路出家參与寫作。
1980年起，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杂志和香港文汇报副刊等，发表各类访美趣闻和游记。
2016年起出版《他乡忆语》、续集和新续集。
现为《海外文轩》和《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