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如果儿子此刻在身边就好啦！”我在心底叹息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自己的婚姻从无奈转变成厌倦了呢？我发现婚后自己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常常无端地对于泉发过脾气后又痛苦地反省，认为错在自己。这种循环往复的自我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螺旋形上升，并且一直盘绕在我的生活里......
于泉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脸部转向了我——月光下，熟睡中的他比日间多出几分沉静，浓黑的眉毛和高高的鼻梁和谐地镶嵌在眉眼之间，使人很难在他的五官上发现遗憾。许多人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有谁知道我们却有天地不知的苦楚呢？而更为苦不堪言的则在于这种感受对朋友难以启齿，对父母无法说清。几年来，我的感情像一叶浮萍几次漂离岸边又找不到归宿。
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似乎是在儿子出生后我才明确告诉母亲。母亲以女人的体验表现出对我的同情，但是她又必须以一家之长的责任惊慌地通报给我的父亲。自小读私塾，“四书”、“五经”能倒背如流，长大又学美术专科学校，闹过“学潮”又接受红色改造，终于从历届政治运动中劫后余生保留了一个大学教授职务的爸爸，自然不能当着女儿的面探讨性生活和婚姻的关系。尽管父亲在教文艺理论课时可以对上百名学生大谈性爱、情爱和婚姻在历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功过，但是在我们的家庭里绝无“性”可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礼教仍然深植在父亲的脑海之中。当父亲知道我产生离婚意念的时候，他没有像以往那样以家长似的粗暴态度来反对我，而是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婉转地涉猎这个敏感话题。他向我讲授了他的人生经验，并告诉我人生有两大支撑点：一是情感， 一是事业。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有人把支点移向情感支柱，有人把支点移向事业支柱。既然我在生活中得不到快乐，我就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事业上......
不管是说教也好，还是切身体验，总而言之，那次的谈话令我深深感动，我决定把精力全部转移到工作上，为了儿子保全这个家庭。
然而工作上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业务水平上，“功与名”的角逐场上也没有谦让而言；回到家中紧绷的神经绷得更紧，疲惫的孤寂在无望中想到超尘出世。我开始怀念读书时的那种“世外桃源”的境界，我希求着自己有机会再去体验那份与知识独处的宁静。
“也许是挚情感动了苍天，才让我在广州遇上了教授？”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上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啦，既然儿子现在就住在姥姥家，我出国和在国内对他没有太大影响。走吧，不论去日本还是美国，这都是人到中年不可多得的“深造”机会，我不应该放弃垂手可得的留学生涯。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我的思维也渐渐模糊不清，双眼在不知不觉中被睡眠合上。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已经是霞光满天。
床的另一边空了。我知道于泉已经上班。我想起还有一篇稿子今天要参加编导室的讨论，故匆忙起床洗漱完毕便赶往电视台。
“嗨，小雪，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上班？害得我好等。”出我意料，吴修站在电视台的大门外。
“你怎么在这儿？”我惊讶地问道。
“还不是为你！给教授的信写好了吗？拿来我给你翻译。昨晚我想来想去这事不能再拖，要趁热打铁......”
“我还有会。这事儿晚上我去你家再谈怎么样？”我一边说着，一边往大楼里冲——离开会只有两分钟了。
“别忘了把信带着！”
吴修的声音被我抛在身后，我来不及多想她何以比我更加热心于写信给教授的表现，便三步并作两步地朝办公室奔去......
开会，本来在国内并不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字眼，频繁的“会山议海”和空洞的会议内容使我和许多人一样掌握了一个原则：即会议不可不到，却可迟来早走。然而，每次业务讨论会我是准时出席的，特别是今天的会议将以我为主——讨论大型专题节目“萧红”的总体构想和解说词，我一定不可以晚到！
办公室传来了相互问候的寒瞌和说笑声，我想起来主任说要请几位学术界的专家来帮助把把关。我在门外喘息了几口气以求定神，但心里却恼怒自己昨天夜里胡思乱想以致于没有再整理一下手稿。我下意识地又摸了摸头发，还好，一向注重衣着打扮的我，看起来还算是精力充沛。
——我走进办公室。
办公室明显比平日里膨胀了许多，编辑导演已有四位，加上主任和三位外来专家，已经济济一堂啦。
“嗨，山人老师，您也来啦？”人群中我发现了一位让我怦然心跳的人物——他叫山人，是《北岛》杂志的主编，在场的人都热情地称他“山老”。在中国，学术界能称上“老”字辈的人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年纪，而更多地是体现在他们的学识上。山人之所以能称上“老”字，那是因为他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和不平凡的业绩，虽然他不到50岁，却被文艺界硬是封上个“老”字。但是不知什么缘故，我从见到他的第一面便拒绝叫他“山老”，而是叫他老师。
“听说是阁下的选题，不敢不来。”山人含蓄地一笑。
“是我请山老来帮助把把关的。”站在一旁的部主任显然是想表现自己权力的存在，“像这样一个大型节目仅凭热情是不够的”。
“但是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我不甘示弱地说，“我们以往的专题节目多是泛泛空谈的说教，只强调配合政治形势，却忘记了观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
“你呀，正是你这种天真幼稚的理想主义冲动才使我不敢放手让你去干。”主任用软硬兼有、威恩并存的口吻打断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把主任的话当笑话听呢，还是借机发挥告诉他多给我们一些自由的空间？正在我举棋不定之际，身旁的山人说话了——
“依我看，你们台准备把参加全国专题节目的参展选题定为‘萧红’，一位已故的作家，而不是以往的农林牧副渔的刻板报功，这种选材取向的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当然，如何以现代化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和把握30年代崛起的这位女作家，这就要等听完稿子才有发言权喽。”山人的语气是委婉而坚定的，我听出了那弦外之音是——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地去评判一个人的能力！
我欣慰地吐了一口淤积在胸口的闷气。主任是一个对大事小情都管的集权主义者，对业务自然也就难以精湛，加上今天的选题学术性很强，尽管他有成见也不好表现出来，以防落人笑柄，所以他拍了拍山人的肩膀说：“有你们这些专家把关，我也就没什么担心的啦。你们聊。”说着他又转身去招呼另外两位专家去啦。
“不要有压力，心理负担过重往往使人丧失自信。”山人的目光闪过一丝不易察觉到的温情，但是我捕捉到了。
“......”我的喉咙有些哽咽，故而没有再多吐出一个字来。
几年来业务上的竞争和人际关系的复杂使我倍尝成功和失败的酸甜苦辣，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专业过于热爱的缘故，我个性中的顽强表现在我对艺术的一种执著追求。虽然不识时务难免四处碰壁，但是几年来的跌打滚爬终于给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现在的我可以自己选题，名正言顺独当一面，但是——
“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以期多提宝贵意见，特别是三位专家一定要多多批评指教，因为我们的雪扬同志毕竟还很年轻嘛，年轻人的热情我们一向是鼓励的，但是新闻界的原则我们还是要坚持。所以关于‘萧红’这样一个多少有些争议的30年代的女作家，如何把握和体现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个人认为抛开萧红的私生活，仅从她的作品上看，她还是一个革命的作家嘛，特别是她又是咱们黑龙江人，我们应该宣传。现在就请雪扬同志谈她的构想和解说词”。五十多岁的主任就这样做了开场白。
“我想把萧红介绍给广大电视观众的愿望已有多时，今天台里终于通过了这个选题，并请诸位老师前来坐镇，这使我更要尽心去完成这个节目。为了更深刻地去了解这位30年代崛起的女作家，最近我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走访了相关人士。我发现多侧面的萧红才是一位真正值得缅怀的女性，而不是后人硬冠以她的革命作家的桂冠。萧红就是萧红！”我继主任之后的开场白也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以免众人先入为主而排斥我笔下的萧红，“我把题目暂定为《天涯何处不飞红》。”
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充满感情地朗读自己已经分好镜头的解说词......
“蒙蒙细雨拍打着珠江水面。雨水不停地冲刷着岸边那座小巧玲珑的墓碑，它似乎要将碑身上那每一道缝隙中的尘埃都冲洗干净。透过蒙蒙细雨，镶嵌在墓碑上的照片清晰地呈现出一张眉清目秀、楚楚动人的年轻女人的脸......”随着我的朗读，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伴随以上画面出现画外音：这是一个曾被遗忘的世界。它，带走了苦难，带去了哀愁。它没有奢望要人们记住它，更没有想到这个静静躺在它怀抱中的弱小女子竟用她短暂的一生写就了震撼人心的《生死场》......”
也许是萧红的书读得太多，史料看得太透，加上自己的女人心太敏感，我几乎忘记了周围人的存在而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动情读着自己的稿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多种感情的体验，我笔下的萧红不仅给世人留下了抗战时期的长篇巨作《生死场》，也不仅是一个红颜早逝的现代进步女作家，她还有一颗孤寂无托的灵魂，她一生都在寻求宁静、平安和异性的爱，但最终在国破家亡的流浪生涯中带着尚未著完的“半部红楼”的遗憾，辞世他乡......
大约一万字的稿子念完了。当我抬起双眼环视着办公室里另外八张面孔时才意识到任何作者都会紧张的时刻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发表一番评论， 而这些评论不是出于长官意志，而是出于同行之口。我一向是很在意同行对我业务能力的评判。
“雪扬同志以女性的细腻体验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去揭示萧红，其选材角度比较新颖别致，然而整个调子似乎有些低沉，缺少一种昂扬向上的驱动力。”主任自然是先放一炮。
“作者如此年轻竟然把三四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人物的内心感受写得如此畅快淋漓，这是我不曾料到的。如何评价萧红？近两年来在东北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高潮，如何认识萧红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悍和生活中的软弱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现在作者涉猎了这个禁区，恐怕要做好迎接风暴的准备。”一位来自社会科学院的老学究说道。
“我认为萧红并不是一个强人，她的感情过于敏感，而这种敏感又恰恰是她性格中软弱的体现，她在不断寻求感情寄托时又常常被感情所抛弃。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本身就是一部悲剧。当然，她的《生死场》表现了北方人在日寇统治时期那种求生抗争的精神，确实体现了作者的坚强意志，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意志来自于爱国之情，来源于萧红那渴望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不卑不亢地在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在这样的讨论会上，我已学会了据理力争，否则你的沉默将被认为是一种认同，而后面的人就有可能一哄而上，你的心血也就在顷刻之间付诸东流。总之，在座的七八个人自然就有七八种意见，但是凭心而论我最在意的还是山人的意见，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论山人给予的是肯定还是否定的评判，我都不会为自己辩解。
我的心像小鹿在怀里乱撞一般“怦怦”直跳，我期待着山人的发言。
“从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萧红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作者从近几年学术界掀起来的‘萧红热中能够冷静地去思考一些被‘红学家’们所忽略的深层内涵，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作者以女性的细腻笔触大胆地从人性的角度去探求萧红那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只把她描写成为强悍、思想进步的女作家。作者力图从多侧面去展现给观众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萧红。我个人认为仅此一点该节目便可以推陈出新......”
山人的声音不大，但语气是坚定的。在他的口吻里绝没有别人那种拖泥带水，让人听起来模棱两可的感觉。
我的目光四处游弋，我不敢长时间把眼神停留在他的脸上，虽然我很在乎他的评语。
在一片肯定声中，我的思绪开始溜号。我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山人时所表露出来的冒失：“你怎么会是山人？”
我记得他只是含蓄地一笑。
我读山人的长篇小说《森林》先于认识作者本人。书中那描写人与自然、人与兽、人与人之间在大自然中建立起来的美好情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山人一定是一个膀大腰圆、满脸络腮胡子的黑脸大汉，没想到有一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山人却是一位状如书生、文如秀才般飘逸的中年男子。虽然他的鬓角已夹着几根白发，但是他那炯炯的目光和挺拔颀长的身材，却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国古典戏剧《西厢记》中迷倒了大家闺秀崔莺莺的张生和《桃花扇》中与倾国倾城的美女李香君有着生死之缘的大才子侯公子......总而言之，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男人就是山人！
后来山人也告诉我，我也曾令他大吃一惊。原来我在《北岛》发表的一篇小说，就是他在责任编辑递交给主编审查时为我的稿子做了几处改动，因为他实在很喜欢那篇文章，他不希望因为几句太犀利的话而被“枪毙”。
他告诉我，我的作品中有诗一般的意境，也有饱经沧桑的沉重感。他以为作者一定是一位历经世事、看破人生百态的老女人，而不是眼前这个笑着称他老师、遍身流溢着天使般纯洁的“女强人”。
我们就是在这种“文不如其人”的惊讶之中成为了莫逆之交 ．．
“......感谢各位畅抒己见。雪扬同志的稿子能获得大家的肯定，我这位部主任也算心血没有白费。年轻人嘛，总要给他们一些锻炼机会。不过，该选题不能算最后敲定，我们还要报给台长审批。”主任做了简短的总结。
会议宣告结束，房间里开始流动起宽松的气氛，我们之间不再有“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关系，人们开始竟相与我握手言和，特别是另两位学院专家在临走时硬是留下一片赞扬声......
我没有被赞扬声冲昏头脑，我的目光没有忘记去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然而山人对我只是像别人一样客气地握了一下手之后，首先扬长而去。
我的心像这间走空了人的办公室一样，空洞得令人窒息。我打开窗户，想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以求振作，然而窗外的车水马龙制造出来的噪音更让我心情烦躁，我想起了一年前在一次会议中我与山人不期而遇又相约到林中散步时的情景——
“我讨厌城市里的喧闹。”山人说。
“我也是。”我说。
“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我才能感受到自我。”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也是。”我摘了一片树叶凑到鼻子前闻着。
“我不知道五七年把我打成右派下放到这个山区是因祸得福，还是因福得祸？总之我觉得自己像一根树苗随着二十几年的日转星移已经在这里生根长大的时候，又被人偏爱地剪去了枝叶之后挪到了暖房......”他目极远方又说。
“您并不感到快乐。”我盯着自己手中的树叶自说自话。
“我也说不清楚。上大学时我便想做一名作家，大学刚毕业，一顶右派帽子便砸碎了我17岁的梦想。现在帽子摘掉了，主编的位置也坐上了，我却时常想逃回这里，只有这儿没有倾轧，没有名与利的角斗。我时常在想，如果在这山上有一间小木屋......”山人仍然目极远方，目光空蒙。
“您会来吗？”我盯着他的脸问道。
“.....．”山人开始注视着我。
“我也曾幻想过拥有这样一个小木屋，它坐落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它与森林为伍，屋内有我自己做的木桌、木椅和一张小木床，我唯一奢望的是有一盏油灯供我看书写字。”我的目光也开始变得空蒙。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山人几乎惊跳起来。
“为什么不能？”我盯住他。山人审视着我没有说话。
“但是现在我打消了这个想法。”我尽可能地放松自己说道。
“为什么？”山人不解地问道。
“很简单，不现实。去年我到安徽开会，顺路去了四大佛教胜地之一的九华山。一路上我虔诚地施舍着我的所有。也许是大庙小寺太多的缘故，加上我的心太诚，不肯越过一间庙宇不拜，所以到了最后一间小庙已经身无分文啦。我到殿里正碰上两个尼姑在吃午饭，所以朝着佛像磕了一个响头便扭身出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尼姑独自坐在门前干嚼着一个硬梆梆的馒头，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到屋里去吃，因为我看到屋内的两个尼姑的桌上有两大碗菜，我在远处都闻到了香味。你猜那老尼姑怎么说？她不够级别到大殿里去！”我的语气由诙谐变成了愤怒，“她告诉我她们也分三六九等，像她这样的尼姑只能在园子里种种菜。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刻我的心是怎样地苍凉吗？我丢弃了我逃避现实的最后一条出路一一即使出家，我也会在这三六九等的竞争下沦为这个只配种菜、啃硬馒头、看人家眼色行事的老尼姑的下场！”
我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忘不了老尼姑在接过我送给她的两盒“速效感冒胶囊”时的那种受宠若惊的神情。
“这与小木屋有什么关系？”半晌山人才挤出一句话来。
“从那一刻我明白了人逃避不了现实！”我的声音像蚊子嗡嗡般地似有似无。
一只手带着温湿擦去了我脸颊上的泪，我的心像一眼枯井等待着更多的泪水使它湿润。我的泪就在他的指尖上流动，直到他把我拥在怀里，我才在一片温馨中为自己的失态而感到羞涩。
我羞涩地把闪烁不定的目光投在他的脸上——他在注视着我，他那眼眸深处的火花仿佛能穿透时空般地照射到我的心上。
久已冰冻的心在那温暖的目光下开始复苏......
森林、树木、花草、鸟鸣，加上夕阳西下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山水画。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因为一切色彩都是那样艳丽夺目和清晰逼真。我陶醉在这少顷远离人群的宽松氛围之中。
我感受到他的激情在体内涌动。我慌乱地垂下双眼又似乎鼓励了这种激情。然而当他那颤抖的双唇带着醉人的气息靠近我的脸颊的时候，他突然离开了我。
“对不起。”他眼里的火花被一层雾水蒙住。
“.....．”我像一头走失的羊羔茫然不知所措。
“原谅我的失态。”他像逃跑一般地朝森林深处走去。
我在这瞬间感情的反差中像一个“植物人”一样不能思想，不能行走，木然地倚靠在身旁的白桦树干上......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就只有几分钟，我看他手里拿着一个野果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神情已恢复以往的潇洒。我有些气恼地把脸转向一边。
“来，尝尝这个。”他微笑着递过那只野果。
“这是什么？”我无力拒绝这个微笑。
“山梨。”他仍微笑着说。
“我不想吃。”微笑使我恼羞成怒。
“生我的气，对不对？尝一口，它会帮你消气解闷的。”微笑并没有消失。
我赌气一般地接过那只梨咬了一大口，哇！又苦又涩，简直是苦涩难忍！我吐掉了嘴里的那片山梨。
“这怎么能吃！”我不客气地将剩下的山梨递还给山人。
“可以告诉我你的感觉吗？”山人不紧不慢地说。
“能有什么感觉？除了苦就是涩。苦涩！”我发泄一般地喊道。
“这就对了。生活就是由这两个字组成，你还不能适应。”山人微笑着一口一口地把那只山梨吃尽，其神情如同吃一只香甜可口的大苹果。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道理。为了不使山人再吃第二只山梨，我带头走出了那片森林。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山人像一个解不开的谜底一般地吸引着我，我在熟悉他的人群中搜寻着他家庭生活的边边角角。有人说他的妻子曾是那个山区里的一枝花，长得标致漂亮，是在山人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山区当小学教员时嫁给他的，其爱情故事可谓既浪漫又感人。也有人说他妻子徒有其表，文化上与山人差别很大，两个人早已貌合神离。更有甚者说他妻子在他尚未“平反”时已多次与别的男人偷情，山人也提过离婚，但是未成。现在山人到了省城，在他生命最辉煌的时候如果再次提出离婚，势必遭到“弃糟糠之妻”的嫌疑。还有个女性的朋友带着几分醋意告诉我，山人一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他是一个“坐怀不乱”的男人。
总之，离开那片森林，我们便没有再单独相聚，但是，我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在可能碰面的会议上搜寻对方的身影，在可能的情况而下通过似乎是不经意的谈话，表达着彼此的眷恋。我们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种不带任何世俗色彩的默契与绝尘的浪漫——没有电话，没有信件，并且两家仅隔一条街道也没有往来。
也许这是“山梨”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也许只有我才知道他不是个“坐怀不乱”的男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快乐的文化人，他像一个殉道者般默默地品尝着生者的苦涩！
“.呤...”电话铃声打了我无休无止的思绪。剪辑室提醒我看资料片的时间到了。
一点钟，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我抓起一包饼干，三步并做两步地朝剪辑室走去。
八个小时之后，当我从剪辑室走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充溢着喜悦，它挤走了与它势不两立的感伤情绪，虽然我捶着自己酸痛的后背骂了自己一句“贱骨头”，但是仍在心里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可以倾注身心的职业。是的，每当自己坐在剪辑房，任由自己将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主题，配上要说的话，要用的音乐，心中便会升腾起一种伟大的感觉。虽然这种伟大常常在某些指令中有挫折感，但是今天我仍沉醉其间。我喜欢这种疲劳所带来的满足，这是一种无欲无求的感觉。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