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跨过半敞开的国门》第五章 惶惑心情(1)

 作者:李岘

      这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不肯下定论的年代一一

      有人说: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传统的“儒家思想”,陶冶了中国人的坚韧与沉稳的性格。这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也有人说:中国人背负着传统文化太久,他们摆脱不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他们只好沉浸在祖先留下来的上古文化遗产中和曾在远古时期一度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里沾沽白喜。这种固步自封的心态,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有人说:中国自古以来多“风流雅士”,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汉,表现了民族的气节!

       也有人说:这种抑商轻利的心态,正是一种惧新怕变的表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有人说:......

       也有人说:......

       一时间,许多人在结束了“人云亦云”的时代后,又被推上了“别亦难”的境地。

       五月,应该是哈尔滨花香飘溢的季节。也许是这里的春天来得太晚的缘故,本应该二月开的桃花,要等到五月才开,似乎有意要与这里土生土长的丁香花争芳斗艳!虽然桃花艳丽娇美,但是我还是喜欢朴实无华的丁香花。记得小的时候,每当五月花季到来,我总是寻找机会,在街头巷尾,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摘一束丁香花,把它再插入家中的水杯里,然后每天为它换水,守在它的旁边看着那些淡紫的花蕾一个个张开——那是一种惬意的时刻,我会对着那些芬芳的花蕾深吸一口气,似乎要把那淡淡的幽香全部储存在心底。

       不知多大的时候,我不再“冒险”去折花了,但是每年的五月,我都悉心留意着路边的树丛,期待着花满枝头的时刻。

       “现在已经是五月下旬了,怎么不见丁香花开?”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无意间瞥见了路边的丁香花树丛,“也许已经调谢了吧?”

       是呀,这个春天怎么到来的,我竟全然不知。

       “离婚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使你身边的许多事都随之而黯然。”我在心里又感叹了一句,“到了单位,一定要记着问问同事,今年的丁香花到底开过没有。”

       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我愣住了一一

       办公室里的六张桌子全部面壁而立,六张椅子高架在桌子之上。空地上,一条巨幅红布上,清晰地排列着“电视台请愿图”六个粗体大字。

       房间里,平时难得一见的同事们都聚集在这里忙碌着、议论着,其热烈程度是我搬进这间办公室以来从未有过的。

      “雪扬,你来得正好,来帮一把!”一年前在G大专家楼与我共宿一室的小戴,此刻正半蹲在红布上面,把摆好的粗体黑字用大头钉一个一个地别在上面。

      小戴调到我们部里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对她的态度一直是敬而远之,因为她知道我和教授在G大时那段插曲,我忘不了她那双跟踪的眼睛。因此,为了不让她望风扑影地编造出更多的故事,我和她一直保持着不亲不疏的关系。

       “这么兴师动众,要干嘛?”我蹲下身向她问道。

      “上访。大家决定,咱们的事要争取主动。台里不给答复,咱们就往上告!”

      小戴往我手里递了几根大头钉,“你要再不来呀,我就往你家打电话了。瞧,连休产假的小乔都让我给找来啦。

       我明白了小戴何以这样积极,这么兴奋的原因:小戴为了调进电视台工作,可谓费尽心思,打通层层关节;现在虽然如愿以偿,占上了我们部的一个名额,但是又赶上台里拿我们部做“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试点,进而有事业编制变为企业编制的可能。也就是说,一旦化为企业编制,大家就面临丢掉“铁饭碗”终身制的可能。作为一直捧“铁饭碗”的小戴,她比部里其他的同事更为沮丧,因为她将面临的是“劳而无功”的现实。所以,一直以“媳妇总有一天熬成婆”的态度来适应新环境的小戴,此刻也等不及“成婆”的那一天,便主动站出来,成为“抵制力量”的核心人物之一。

      “昨天你走的早。昨晚上,我和几个同志商量,今天到省政府请愿,要求与省长直接对话!”小戴又说。

      “对话”一词,也许是一个多月前才流传到“寻常百姓家”的吧?最开始是学生在北京游行,要求与政府首脑对话;要求未予答复,“对话”呼声高涨。紧接着,新闻媒体以从未有过的高效率,把“对话”一词渗入千家万户,,于是,首脑们是否肯于学生们“对话”便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使用“对话”一词来针对我们部的编制问题,我心里实在是严肃不起来。虽然我也希望能按月领工资,希望能办自己喜欢办的节目而不被赞助费所困扰,但是,总觉得和那些以国家利益上街的学生相比,我们不免有点儿小题大做、理亏词穷了一些。

      然而,此刻的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用手里的大头钉,把排列好的粗体大字别到那条红布上。

       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人声鼎沸的房间,顿时鸦雀无声。

       我莫名其妙地抬起蜷伏在红布上的上半身,这才发现我们部主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旁,他正把目光停留在红布上面的六个字上。

      “惨了,”我心里嘀咕了一句,“主任一定把我算到组织这次活动的核心人物里去啦!”

       主任不可置否地“啊,啊”了两声之后,似笑非笑地朝众人说了一句“你们忙吧!”便转身走了出去。

       主任未置可否的态度,等于默认了这次的行动。虽然上访对一部之长的面子很有影响,但是,如果游说成功,他也可以渔翁得利,不用丢掉保护了几十年的“铁饭碗”了。总之,经过这一小段插曲,同志们的热情更加高涨,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那块贴好的红布往两根细细的竹竿上一栓,便群情激昂地走出了电视台的大门。

      电视台十几层楼的许多窗户里,伸出了不同形状的脑袋,用不同神情的目光注视着新闻圈子里的“新闻”;甚至有几位其他部门的年轻编辑,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竟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出大楼,融入到我们的队伍里。

      我们的队伍稀稀拉拉地走在街道上,朝省政府大楼“挺进”!

      近一时期,由于北京的示威游行越演越烈,哈尔滨的街头,也不时地出现大专院校的游行队伍,所以街道上的过往行人,一般都是处变不惊地赶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甚至不时传来几声“学生的游行阻碍了交通”的抱怨声。当然,也有一些怀着不同心态的人,骑着自行车,挎着照相机,一路跟随者游行队伍,充当起“战地记者”来。然而,我们的队伍一出现在街道上,顿时吸引了路边的行人。人们最初是被我们手里的标语所吸引,也许他们不明白电视台里的人,何以敢在中央没有对这次学生运动做出定论的情况下,首先带头上街游行。进而他们发现几张常在电视屏幕上晃动的脸,便兴奋地站在道边上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更有甚的是许多人挥动着双臂,高高地伸出两个手指,形成V字型,据说这是象征着“胜利”。

        稀稀拉拉的队伍里,每一个人都明白这种鼓励源于误解,但是大家却您宁愿被这种热情推动着朝终点走去。

       省政府大院的铁珊门平时是敞开的。尽管工作人员和上访人士出入此地要登记注册、要经过守卫在大门旁的士兵检查才能入内,但是今天却是大门紧闭,全副武装的警卫槅门相守。

      我们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觉得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对头,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小戴带头将她连夜起草的请愿书交给一名门卫,然后声明要和省长直接对话。

      “省长忙,请大家回去。你们的问题好办,待我们认真研究过了,再做答复。”省长没有出来,但是省长的手下的一个“什么长”出来解释道。

      “不行。省长不出面,我们不会走!”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句,想走的人又原地站住了。

      “不要激动,同志们。这样吧,我再去向省长汇报一下你们的情况。”省长手下的人留下一份微笑,转身消失在大楼里面。

      省长并没有出来。

      僵持,等待。时间在“离开还是留下”的争论声中悄悄地溜走。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之际,二十几个年轻学生,头系“绝食”布条,犹如从天而降一般地来到我们面前。他们中间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主动伸手与我们队伍里的人握手致谢。当我看到他们面对铁门席地而坐,身上佩戴着几个大学的校徽,挺直着瘦弱的脊背,我的脸开始发烧了。我明白他们谢我们的原因是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是在声援北京的学生!

       铁珊门里出现了骚动,警卫人员从两名增加到六人。如果说,我们和警卫对峙的局面是一种赌气的话,那么,此刻的局面已经转化到紧张的程度。

      经过了许多次政治运动的人,是能够判断形势的利弊。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同事主张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以免混入学生之中使游行的性质变了。

      然而,面对这些席地而坐的学生,面对他们连不变色心不跳的瘦弱躯体,如果有人在此刻溜走,那会像逃兵一般地让人不齿。

      带有明确目的来情愿的同事,此刻大多处在“想留不敢留、想走不敢走”的境地。

      很快,走和留都不能自主了——仅仅十几分钟。成千上万的学生便出现在省政府对面的街心公园的十字路口上。他们举着各个大学的标语,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向我们这边涌来。

      五百米、三百米、一百米、五十米……。游行队伍朝铁珊门一步步地逼近。

      突然,一辆自行车穿过广场,猛然停在了我的面前。

     “三郎?你怎么来了?”我望着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的三郎,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

      你不是也来了吗?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有谁还能坐在家里,那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三郎神气活现地拍了拍在他胸前的那架照相机,说道。

      “你自己的事情有结果了吗?”我随口问道。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在这种场合谈论个人前途,似乎有些亵渎了我们来这里的意义。”三郎说着,便朝着用来的人群举起了照相机。

       我的脸开始发热,我开始感受到在“伟大”的面前“渺小”是多么的无地自容。

      “小光来了吗?”三郎并没有留意我的尴尬,朝我们的人群扫了一眼问道。

       “没有。”我知道他是在问刚从日本留学返回电视台工作的崔晓光。

       “这小子,胆子越来越小了。知道吗?别看你们来的人不多,可是你们代表着新闻媒体的觉悟!”三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袖珍收音机,“过去,我讨厌听新闻,因为Nothing new 。可是这几天不同,收音机里连续报导一些北京实况。这不,昨天报导绝食的学生有三个人处于昏迷状态,今天一早又增加到八个。”

      “中央要想办法,这样下去要出事的!”我被三郎的情绪所感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老毛头不是有一句话吗?‘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瞧,今天全市的大专院校都出来声援北京的学生。本来呢,他们的行动路线是去省委,结果有人说你们在这儿,他们有临时改变路线,奔省政府来了。”三郎拨弄着收音机的频道,说道。

      “你别开玩笑了,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可能带动这么多的学生!”我望着滚动的人潮,仿佛置身於梦中。

       “这应该是你们的骄傲。如果每一个市民都能站出来声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民族也就进化了。”三郎把收音机凑近耳边听了听,“不行,声音太小,听不清楚。我先找个地方放自行车,一会儿见。”

       三郎刚刚离开,游行的队伍就涌到我们面前。也许是因为这次游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所以,上万人的队伍并不显得混乱。

       我们被游行的人流一层层地围裹在中间,我们毫无选择的成为了铁门外的中介线——不面对铁门内的警察,就要面对铁门外的学生。

       铁珊门内,不明身份的人,不安地在大楼和大院里穿行;窗户里,也不时地露出及双眼睛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铁珊门外,群情激昂的学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一辆小货车上架起来了高音喇叭,“同学们,今天和我们并肩行动的还有电视台的朋友们!”富有号召力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引起一阵掌声。

      掌声里,一直处于被动、尴尬、不知所措的同事们,终于在掌声里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有人把那歪斜的旗帜再度撑开——“电视台请愿团”六个大字脱颖而出。

      “同学们,请冷静,请大家先回去,我们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面反映的!”那位省长手下的“什么长”又出现在大楼前,拿着手提喇叭喊道。

      一句没有权威性的答复,自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时间就在铁门内外对峙的情况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了。上午过去了,中午过去了,原来以为做个姿态到省政府请愿,以便给台里领导一点儿压力的举动,竟在无意中被改变了性质,延长了既定时间。

       艳阳似火,饥肠辘辘, 部里有几个不喜欢吃早餐的同事开始叫苦不迭。然而,面对成千上万的人的忍耐,谁都不好意思悄悄溜走。何况,从人墙里拨出一条通道也绝非一件易事。

       正当我感到饥渴难忍之际,小戴把一纸箱子的汽水和面包分发到部里每一个同事的手中……

      “主任买的,他让小卖部的人送来的。”小戴递给我一瓶汽水和一个面包时说道。

      同事们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致认为主任其实是很能善解人意的。

       我没有说话,我心里被一种情愫感动着:有时,苦难能够连接人的情感,唤起人性的天知。

      “其实,主任在我们和台里的夹缝中,日子也不好过!”我在心里感叹道。

      “同学们,朋友们,我从北京来。! 我是坐了一夜的火车,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直接从天安门广场上来的!”

       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地道的北京口音——一个二十岁出头,脸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女孩子,此刻,她站在那辆小货车上, 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冲着高音喇叭喊道。

       “……我们应当向市民们宣传‘民主’是什么!有些人不懂,我们就要用浅显的办法去解释。我们要告诉他们,民主就好像大米、白面,油盐酱醋一样,它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

       我的面包哽咽在嗓子里,眼泪经在一阵掌声中冲出了泪囊——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还流动着理想和热情;然而,把一个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存需要,籍助人类初级阶段的生理要求来灌输到人民的头脑里,这不能有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雪扬。你很容易冲动。”小戴递给我一张餐巾纸。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急忙用餐巾纸把脸上的泪水擦去。

       “其实我也很激动。刚才我在想,如果我们此刻坐在办公室里,感受一定是另外一个样。我觉得今天来对了,及时没有与省长对话,起码也切身体验过了这场学生运动!”小戴显然也被这声势浩大的场面所感染,真诚地说道。

       “好像鲁迅说过这么一段话:只有人民具有高贵的人格,一个民族才会有高贵的历史!”真诚和感动,缩短了我和小戴的心距。“我多么希望所有人都具有这种高贵的人格呀!”

       感情上的认知,使我很想把淤积在心头的话对小戴倾吐出来。然而,满头大汗的三郎,手握着两个面包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面包,群众自愿送来的,我特意给你拿了一个。”三郎把手中的面包递给了我一个。

        “我吃过了,是我们部主任送来的。”我把面包退还给他,并指了指地上的汽水瓶子。

        “啊,特权阶层,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显示出特权呢!”三郎说完,大口啃起面包。

        “哎,别乱扣帽子,好不好?我们现在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反腐败,反特权……”小戴在一旁不满地说道。

       “瞧你,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他是我的朋友三郎。”我对小戴说完,有转身对三郎介绍道,“小戴是我的同事,这次游行的召集人!”

       “来,照张像。能以几万人做背景的照片并不容易拍到。”三郎说完,把手里的面包往嘴里一塞,然后举起照相机就对准了我和小戴。

        “等一等。”当三郎就要按下“快门儿”的时候,神采飞扬的小戴突然叫停。

        “小戴从别的同事手中要来我们的旗帜,她握住一端,又把另一端递给了我。

        “啪!”一张一万人为背景、我和小戴站在“电视台请愿团”旗帜下面的照片,就在这一刻成为了历史。

       “OK。”三郎一张嘴,叼在他嘴里的半个面包掉在了地上。

        我和小戴忍俊不住地笑了起来。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三郎有意降低了声调说道。

       我和小戴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对于我们这代从“文化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文革”时期,八部样板戏之外只能欣赏到苏联和朝鲜的电影,并且朝鲜的电影金局限与列宁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代。所以,《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便像样板戏一样在当时家喻户晓。特别是影片中列宁手下的一名侍卫长瓦西里,在苏维埃政权极其困难的时刻,搂着饥饿难忍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的憨态,便被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用来取笑某个人,或者某一件事还有希望的口头禅。

        默契,产生了幽默;幽默,加强了友谊。谈笑间忘记了疲惫,忘记了烦恼,以至于游行队伍是以什么一种方式宣布解散的,我们都不清楚。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情境产生出特殊的情感,所以第二天上午,当我看到我们的旗帜又矗立在电视台门前的时候,我用忘记了疲惫,丢掉了杂念,主动融入到这支队伍之中。

       这一天的游行活动要比前一天的规模大,因为除了高等院校的学生,还有其他一些企事业单位的人参加。当我看到许多家报刊杂志的人员也加入到这支队伍里来,内心便涌动出一股融入时代潮流的自豪感。

       这一次的游行队伍并没有聚集在省政府门前,人们只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地绕着大门前的街心花园行走一圈儿。虽然我觉得一首反复歌唱的“国际歌”不足以表达人们现在的心态,但是在旧的东西被否定,新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又有哪一首歌会唤起民众的民族热情呢?

       我跟着人群高歌起来。

        街道上看热闹的人要比往日多;举起双臂、用两个手指形成V字的人也比以往大增……从清晨到中午,我就是在这种热情的鼓动下随游行的队伍走完全程。

       当我离开队伍去邮局给教授寄信的时候,竟与山人不期而遇……

       我刚参加游行回来。今天有许多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人参加,您去了吗?”

我还沉浸在刚才的热情之中。

       “看得出你很激动。”山人的眼睛里又流露出了我所熟悉的微笑。“不过,我没有参加。”

       “你应该去。真的,只有真正融入到这场运动里面,才能真正寻找到自我位置!”我一本正经地说道,忘记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自己以往所崇拜的师长。

       “雪扬,现在还很难说这场运动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看你还是先冷静地观察一段时间为好。”山人声音不大地说道,但是语气是坚定的。

       我,愕然了。

      “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在运动开始前也号召全国的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让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呢?提意见的人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右派分子!”山人接着说道。

       认识山人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及“反右运动”。也许他不愿意触及那块历时二十多年方愈合的伤口,所以当许多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流放地重新融入到主流社会、并以痛定思痛的方式向人们讨还同情的时候,山人绝口不提那场灾难……然而今天,他却主动涉及了这个话题。

        “听说你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你在大学里说了一句‘即使大学里有右派分子,也不可能像数学方程式一样,每班分摊两个名额,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唯物主义!是这样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满足我好奇心的机会。

       “那年我刚刚十七岁。十七岁呀!不过,我还算幸运的,我总算活过来了。最悲惨的是我们系的主任。他为了我,向上面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能拿好人来顶数呀!’,结果比我惨,打成个极右分子!临死时,他还为压在自己头上的那顶右派帽子鸣冤叫屈呢!”山人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激动,少了几分沉稳。

       “我知道在那次运动中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不过,这种悲剧不会在这片土地上重演啦!”我也有些激动地说道。其实,这些天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激动之中。

       “希望如此。不过继‘反右’之后的历次运动,悲剧还少吗?”山人的语气恢复了平淡。

        虽然,“反右运动”之后我才出生,但是我毕竟目睹了如毛泽东曾预言过的那样——中国每三、五年一次小运动,七、八年一次大运动给父母和亲朋好友带来的恐惧。对我而言,运动是恐惧的代名词,是祸从天降的陨石,是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情结所在。然而——

        “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是学生自发掀起来的。如果你去参加游行,你会发现中国还是有许多热血青年的。特别是许多市民主动给游行的人送水送食物,这说明了民心所向!”我说。

        “希望你是对的。”山人凝视了我片刻,只说了这么一句。

        山人走了。他那深邃的目光在我心里投下了些许不安,而这种不安的情愫又让人扑朔迷离,心烦意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