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我父亲五岁唸私塾、七岁学国画、十六岁上美术专科学校、十九岁改行搞文学创作、二十九岁进中央戏剧学院专修文艺理论，于是在我出生的那年，他的梦想是藏书一万册。
如果说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家里的空间到处都是书的话，那么不大的家在我的记忆中，所有我喜欢读的书真的就都是“藏起来的”。
我的记忆似乎都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开始“藏书”的那年我七岁。开始是父母将书架上、床底下和桌子底下的书都“翻”了出来，我觉得他们象变戏法一样地将书塞满了整个房间。记得母亲还和父亲吵了一架，怪他坐着发呆而不帮她尽快地将书塞进麻袋里。从那天起，连续几个清晨，只要窗外传来“收破烂”的播浪鼓声，母亲就会惊慌失色地拎起半麻袋的书，在淡淡的晨雾里，将麻袋挂到推着手推车的老头手里的那竿秤上，接着手里攥着几块钱和那个空麻袋返回。那时，三分钱就可以买一只“冰棍”吃，所以我觉得家里有着取之不尽的宝藏——那就是书。可是当母亲将一本本书用来“点炉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惜啦。那时没有煤气炉，点炉子都是用纸先点燃木柴，木柴再燃着煤。母亲日复一日地将一本本书送进炉膛，直到有一天父亲从她手里夺下一本墨绿色绢质书皮的书，烧书才算了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套《红楼梦》，不是原版也应该是早期再版。接着我就发现家里的书又象变戏法般地换成另一种方式消失了——父母把它们分放在原本是装冬衣的大木箱里和一些堆积在仓房的纸盒箱里。从那时起，我对读书的渴望就从父亲的书架转移到这些箱子上。从七岁到十四岁，我读完了父亲所有的“藏书”。记得九岁开始读父亲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红楼梦》时，因为是繁体字，我连“這個”的字义都是在读的过程中猜出来的。尽管那时读完了全书也不知所云，但是我学会了繁体字。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发现父亲对“藏书”也有近有疏：中国古典名著藏在家中，外国名著藏在仓房。当我觉得父母不会马上回家时，我就拿出吃奶的力气，将垛在大木箱上的两个装衣服的皮箱子挪下来，再掀开木箱上的沉重盖子，找出一本自己喜欢读的书，坐到窗台上读。这样不仅光线好，还可以防备父母突然回家时，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将书放回木箱内。当然，父亲要是在家里写东西，我就会找个理由躲到仓房去看书。
仓房并非我家独有。由于我家没有在院子里搭建“板棚子”，所以父亲单位分给我家一块可以存放煤柴的地方。这个公共仓房实际上是由三层楼梯和平台改装的。也就是说，俄式楼房多大都设有前门和后门，所以有两个楼梯。文化局将后面的楼梯封上，一是可以避免家属在连接办公大楼的院子里出出进进，同时又多出一块空间可以供给没有“板棚子”的人家堆放杂物。由于是全方位“开放”，所以没人将值钱的东西放在那里。到了“文革”时期，曾为文化局烧锅炉的那家人就霸占了一楼至二楼的空间，不但堆积杂物，而且还养了一群鸡。我家的煤柴堆积在二楼衔接到三楼的一块空间里，因此我每次取煤柴等杂物就必需通过臭气熏天的鸡笼才能到达二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渐渐地没人使用这个阁楼了，最后这家“工人阶级”居然从一楼入侵到三楼，将三楼楼梯的终点加上了一道木门，名正言顺地将公共仓房据为己有。也许是整栋楼的人都是潜在的“批斗对象”，所以没有人追究这种违建行为，只有我依然光顾属于我家的“地盘”。也许是那家人的仓房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加上有一窝鸡，没人相信会有人愿意在那里久呆，因此在这里读书反而心静，不用耽心父母的干涉。我从不同的纸盒箱子里翻出父亲的藏书，就着鸡屎味孜孜不倦地读着，有时为了书里的故事痛哭流涕，有时又为书中的人物鸣不平。也许因父亲研究戏剧理论，所以仓房里的藏书多为中外戏剧，古典的、现代的、精装的、手印的，外国宫廷剧成为我的西方启蒙教育，中国传统剧目成为我后来学习编剧专业耳闻能详的资本。
父亲的书房在“文革”以后不仅宽敞明亮，而且文房四宝、大写字台、高背皮椅、靠墙书架应有尽有。但是父亲却在十六年前带着没有完成拥有“万卷书”的遗憾，撒手人寰。而我，移居美国二十年，至今也没想出一个安顿好父亲“一架诗书”的最佳方案。幸运地是，我在父亲去世前，告诉了他我童年“偷看藏书”的秘密，父亲以“大智若愚”对我加以了肯定。
（注：2013年北美华文作协和台湾《中华日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