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决定去俄罗斯之前，我给自己找了一百条理由去鼓励自己到这个自己心怡已久的国家去旅行：
－－历史曾经把美国和苏联囊括到“超级大国”一词中，现在自己已经身居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那么，在自己也成为历史之前有机会拜访一下另一个“超级强国”，也可谓今生之有幸吧？
－－历史曾经把中国和苏联囊括到“共产主义”的定义里，苏联“老大哥”和中国“小兄弟”曾经为谁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一会儿为敌，一会儿为友，结果现在都在搞“开放”，搞“改革”。现在，值得“老大哥”骄傲的前苏联消失了，“俄国人”有了进一步的定义；而“小兄弟”似乎比“老大哥”更有韧性，“中国人”的定义越来越宽范。是非功败，谁是谁非？
－－历史曾经让我出生在一个被中国人称之为“东方莫斯科”的美丽城市，它叫哈尔滨。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居住在那里的人自认为衣食住行都被俄国的文化所同化。那么，真正的俄罗斯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呢？
－－历史给了自己做教授的丈夫一次走访十五个国家的大学的机会，而下一站便是俄罗斯。虽然这是他唯一没有收到邀请信的国家，但是他受我的影响，一定要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看一看，看看它的昨天和今天。既然先生已离家多时，既然他即将踏上那片我所神往的土地，我何不借此机会一游俄罗斯呢？
就这样，一份电子邮件，一通电话，三天之内，我以高价的飞机票、高价的签证费和高价的借口直飞俄罗斯的首府莫斯科！
一、遭遇在机场
也许是在我的记忆里，从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到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到大师笔下的卡列琳娜；从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伏尔加河上的“三套车”，浪漫和凝重，使我对“莫斯科”这三个字格外敬重。然而，走下飞机才知道虽然美俄两国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并驾齐驱，但是莫斯科的机场却难同华盛顿和纽约的机场相比－－这个只有美国中等城市机场规模的首都机场，旅客步下飞机后要手提行李走上一段不算短的路，然后再通过一段没有电梯的楼梯，最後才能来到面积决不能算大的海关检查口。
“Look at me.”金发碧眼的女海关猛然间对我说道。
“Pardon me?”我猛地一惊。
“Look at me!”女海关的口吻更加严厉，连同她的眼神。
我恍然大悟这怀疑的目光因何而来：我在递给她护照的同时又把被她退回来的回程机票往自己的腰包里揣，这可能使她误解为我在刻意躲避她的检查。还好，我光明磊落的目光使她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于是放行。
和先生约好在莫斯科机场会合，他的飞机将晚于我的飞机两小时后从哥本哈根到达。由于我的飞机晚点近一小时，加上通过海关所需的时间，我决定在海关出口旁等待，以免和先生失之交臂。
最后一名旅客消失了，海关人员也开始撤离。我沉不住气了：自己先生的飞机就要达到，为什么海关却开始关闭？于是，我硬着头皮走到检查我的护照的女海关的面前，把我先生的飞机航班表递给她看。这一次，她连英语都懒得讲，挥一挥手，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俄语，然后就把海关窗口上的百叶窗合上。面对冰冷和空无一人的海关，我决定还是提出行李到候机室想办法。
吃了闭门羹，我开始变得现实了一些，开始试着从飞机到达的时课表中找到先生乘座的飞机迟迟不到的原因－－从时间和航班上看，先生给我的时间应该是飞机从哥本哈根起飞的时间，而不是到达的时间。为了避免阴错阳差，我决定给先生在莫斯科预定的住处打个电话，据说那是一家美国人开的旅馆，工作人员会说英语。为了打电话，我在机场换了五十美元，当女职员递给我三百零五元芦布时，我真的以为她算错了－－一根冰激淋还要十二卢布呢！
当我付电话费时才知道自己少见多怪：打一个市区电话，一分钟两芦布，等我问清对方接我先生的准确时间后，八分钟，十六芦布。将近三美元？这要是在美国，也就是35美分！好在接电话的人会说英语，否则电话费事小，困在机场的滋味可不好受。
二、 美元贬值，还是卢布贬值？
记得自己在八年前到过前苏联的一个小城“哈巴罗夫斯科”旅游的时候，一元人民币能换六倍的卢布，一美元则是十二倍地转换。（那时的一千卢布是新卢布的一卢布）现在，八元人民币只能换一元美金，为何一美元只能换六卢布？
由于我抹不去脑海中的这些货币比值，故也象走在街上的俄国人一样，在水果摊前买两个香蕉、两个苹果、两根黄瓜……，而决不敢象在美国时那样用车来采购。其实，能象我这样两根两根地在水果摊上买吃的俄国人也不多见，因为水果和蔬菜好象是奢侈品，忍一忍就能节省许多钱。
在美国，人们见面就谈节食，所以自己是很少碰那些“高卡路里”的冰激淋和可口可乐。然而，到了俄罗斯以后，我最想吃的和吃的最多的就是冰激淋。并且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遥途路远地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不是想着如何参观名胜古迹，而是满脑子想的是“今天吃什么？怎么吃？到哪里吃？”。吃，成了我和先生的首要话题，绝对要比“几时去看红场？”重要。于是，我们常常为了寻找一家餐馆走上一、两个小时才坐到某家餐馆的座位上；常常是吃了上顿饭就开始设想下顿饭，似乎我们到俄罗斯的目的是寻找吃的。
一天，途经某一地铁车站，一位懂得一点俄文的美国游客告诉我们此站台名为“Chinatown”。Chinatown？中文叫“唐人街”呀，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中餐馆！回来的路上，我们专程在那一站下了车，因为我们自从到达莫斯科还没有找到一家中餐馆。
走出地铁，迎面真的碰上了一名长得很象中国人的中年男人，于是我们兴奋了：早知这里有“唐人街”，我们何至于跑到印度餐馆“被宰”呢？那次原本是想吃俄国大餐的，最后竞在印度人开的餐馆里吃了一顿“印度俄罗斯餐”，其价钱之高、水平之低，连我的家乡哈尔滨开的“华梅俄式西餐厅”都比其正宗。相比之下，还是“中餐”好吃。
我们以为到了“唐人街”便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中餐馆，谁知竞连一个中国字也看不见。我们后悔放走了那名唯一碰到的中国人，只好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下去。由于这里不是旅游点，故能说英语的人更少。最后，我们顾不上尊容，拽住一位路人，做出吃饭的动作，再把“临时抱佛脚”学来的俄文“中国”一词加上，总算让对方明白了我们在找中餐馆。这位俄国妇女还真的认真，比划了很久才让我们明白左拐右拐之后会有一家中餐馆。
“嗨，这一定是地道的中餐馆，还有‘幌子’哪！”我那沮丧的面部表情多云转晴。
由于在整个一个“唐人街”上也没看到一个中国字，故对餐馆没有中国牌子并不觉得奇怪。走进饭店我便主动地对迎上来的人说中文，然而，长相绝对像中国人的男人把手一摊，表示不懂。先生反应得快，马上用英语交谈，于是老板出现了。老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卑不亢地告诉我们这里不是中餐馆，而是西藏餐馆；这一带虽然名叫“中国城”，但是，没有一家中餐馆，也不住中国人。得，饥肠辘辘，精疲力竭，能找到这家餐馆也算缘份，就此驻足吧！
就这样，我们花了二百八十卢布在莫斯科吃了一顿西藏餐。
“真贵，四十七美元！”我说。
“还好，饭菜很象中国餐。”先生答。
我同意，这里的老板很聪明，把中餐的精华吸收到西藏餐，连“饺子”都没放过，只是叫法不同。
填饱了肚子便开始思想：这么漂亮的餐馆只寥寥几位顾客，可见本地人是很少到餐馆吃饭的。
回到美国，我向一位曾到俄罗斯做过生意的美国朋友大倒“餐馆难寻”的苦水时，他笑着说现在好多了，八十年代初，莫斯科更难找到餐馆！
难怪外国餐馆多于俄式餐馆，原来“开放”以后，外国人见俄国缺餐馆，以为抓住投资机会，却不想我们一顿晚餐就吃掉一个俄国人一个月的工资，这样又会有多少做生意的人和游人来吃呢？看到餐馆的精心布置和餐具的精制，我暗暗在想：中国人就是聪明，中餐馆便及全世界，就是不设在莫斯科。即使有，也多不过一、两家！
当然，我们在圣－彼得堡还是吃过一顿正宗的中国餐，也是唯一看到餐馆门前有中国字地方。名字很响：燕京饭店。由于游人多些，客人也就多些。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一句话，论吃，还是在美国花美元合算！
三、物价真高，工资真低
在去俄罗斯之前已经听说到莫斯科旅行开销很大，外国人买飞机票和火车票要比俄国人高出许多，所以，我对一张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八小时车程的火车票要46美元并不觉得太贵。然而，当我随同先生去拜访座落在圣彼得堡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师范大学教授之后，得知这位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的工资仅合46·7美元时，我震惊了。
一个可以带博士生的教授一个月才挣到我们一张火车票的钱，那么，一般的讲师及助教呢？
先生问：你的工资够养家糊口吗？
教授答：我业余时间帮别人搞试验，用第二职业养家、养校。
我和先生明白了为什么先生在准备这次环球旅行时给许多国家的大学写信均收到了回信和邀请信而独有寄往俄罗斯的信如石沉大海。起先，先生以为这是大国的傲慢，但是在不请自到的访问中，他发现即使是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教导主任也热情地接待了他。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肯写邀请信呢？现在一目了然：没有钱，怕丢面子。
后来听说，许多教师已经三年拿不到工资了，他们大多数有第二职业，借此养家养校。
多了一些见识，就多了一份感受。在有意无意之间，我和别人有了共识。一位在一家俄国学院教授英文的美国大男孩，带着美国年轻人少有的深沉对我和先生诉说他的感受－－在他的学生之中，有富家子第，有在职人员，然而，他们学英语的目的是百分之百地想武装自己到外资企业或银行工作，没有一位是想当科学家的。
“They chop their arms”这位美国男孩很动情地说道。
这是一句美国俚语，意思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臂剁掉。
夸张吗？美国男孩很感性地说，他来俄罗斯之前以为俄国非常地伟大，因为俄国的航天事业与美国并驾齐驱。然而，现在的俄国青年人太务实，没有人尊重科学，而有才华的科学家又纷纷地移民国外，这样下去，俄国人还会领先于世界的航天事业吗？
我真的很认同这位男孩子的说法，可是，一位大学教授每月只有46·7美元的工资，你怎样才能唤起年青的俄国人对教授一职的崇拜呢？
四、“红场”与议会大厦
“红场”在我的脑海里既抽象又聚象－－它如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美国的“白宫”一般地家喻户晓，但是从电视和图片上看到的总是“红场”的一角，实在是不足以扩大自己的想象力。于是，当自己踏上俄罗斯这片土地时，最想去的地方便是“红场”。
拜访了“红场”，我才对“红场”有了一个感性认识：“红场”是由一座“柯林姆琳宫”、一座“东正大教堂”、一座“列宁墓”以及半扇城楼般的红色砖墙组成。
由于所到之处均是俄文，所以，面对“红场”的不同角度，只能凭借自己以往对“红场”的点滴知识，对眼前的建筑或雕塑加以注释。至于对错嘛，无法考证。第一，“红场”上的游人虽络绎不绝，但大多数是国内的游客，很少有人会说英语；第二，也许是莫斯科的外国游人不够多，整个一个广场找不到一个英文字母；第三，旅游地买不到明信片，偶尔碰到某个小贩手里拿着一本介绍莫斯科的英文版的书，要价30美元，你一犹豫，得，“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啦。于是，我险些用自己那一知半解的知识误导了自己－－
我在柯林姆琳宫的围墙外看到一尊巨大的青铜雕像，由于塑像是一位威武的军人，我便马上想到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于是，我站在先生的摄像机前大谈特谈起斯大林来。当话题触及到深处时，我觉得不对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彻底地否定了他的伟大了吗？他的雕塑怎么还会英姿勃发地骑马伫立在此？为了弄清历史，我开始讯问每一位在此留影的人。然而，会说英语的人不知道，说俄语的人不会用英语解释。良久的等待，终于碰到了一位只会用英语说“将军”一词的俄国男人，于是我凭借着他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手式和自己的一点儿知识，重新站在先生的摄像机前把“斯大林”的名字换上一位推翻“沙皇”的功臣。至于姓名和伟迹，我还是不知道。
穿过城楼般的红砖门洞，一眼看到的便是“红场”上举世文明的大教堂－－哇，在灰白色的天空映衬下，由多组圆锥体顶棚构成的五颜六色的教堂实在令人有恍如梦中之感。奇妙的造型，斑斓的色彩，雄伟的构架以及悠久的历史，真的让人叹为观止。“洋葱头”？是谁给了它这么一个名字，居然被各种语言认可。于是，我便在“洋葱头”的前後左右拍了许多照片。
和浪漫的“洋葱头”相比，柯林姆琳宫便显得过于严肃。森严壁垒的围墙把游人隔在了“权利中心”之外，游人除了能在围墙外拍几张照片外，只能假设里面几易其主的场面。
看到了柯林姆琳宫便能看到列宁墓。尽管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他毁誉掺半，但我脑海里的列宁仍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的形象：聪明过人的大脑门、锐不可当的大眼睛、一只习惯于挥动的手和一只习惯于把手放在“马甲”上的手配上他的伶牙俐齿，整整一个伟人的形象！如今这个伟人就静卧在这个用红棕色的大理石砌成的纪念堂里，而这个纪念堂已开始被俄国人从顶礼膜拜转为是否有必要让它继续占有“红场”的一席之地。为了使这次俄罗斯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有意多拍了几张照片－－谁知道俄国人最后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不过，当几个在“红场”上扮演列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人拉我和他们合影时，我拒绝了。虽然我很同情他们在寒风中兜揽生意的艰难，虽然我不会介意多花一点钱，但是，为生存向别人乞求的人怎么能替代伟人？我宁愿向凝固的大理顶礼膜拜！
“红场”的尽头连接着一条河和一座桥。登上桥头的先生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原来他看到了那座近两年才出名的“议会大厦”。准确地说，“议会大厦”离“红场”很远，虽然它的外形巍伟壮观，但我们能从众多的建筑群里一眼认出它来，是因为楼身新旧的部份太鲜明了。是的，雕廊画栋的大楼，下半部是灰黑色的，上半部是灰白色的，它使我记起前两年一伙反政府的人占据了这座楼，而关心俄国命运的外国人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CNN在莫斯科的现场直播。我至今仍记得占领人是怎样在大楼顶端修筑工事、叶利钦是怎样下令炮轰、而“以革命的名义”是怎样失败地从大楼里走出来的场面。历史，有时是那么铁面无私地把所有的功过是非都记录下来，难怪人们想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喜欢看这个国家的名胜古迹。
看过“红场”和“议会大厦”之后，我的思想也同莫斯科一样凝重起来。英文版的报纸说，俄国人找到了末代“沙皇”的遗骨并准备厚葬－－原来打算花几百万美元修建陵墓，现因俄国的经济不景气，故缩小了规模。但是，仪式仍将隆重举行。文章说，俄国人对叶利钦和大主教不参加这一仪式形成两派，一派赞同，一派埋怨。唉，是非功败，连我这个游人都觉得莫斯科人的使命感太沉重了。
五、彼得大帝的骄傲和游人的困扰
彼得堡，它一直在我心目中是个抽象而迷人的字眼。彼得大帝的所向披靡、白俄罗斯的宫廷佳话、普希金的浪漫诗情，“十月革命”的如火如荼……总而言之，当先生提议去彼得堡时，我便不在乎要坐八、九个小时的车程和有着可能在火车上被劫的余悸，匆匆上路了。
彼得堡的外国游人远远地超过了莫斯科，火车站和汽车站、银行和专卖店开始出现了英文字母，行人或者商人也可以说上一点点英语；热闹的街道上还可以听到美国摇滚歌星的乐曲夹杂在兜售旅游车票、门票和纪念品的吆喝声中。
彼得堡的人比莫斯科的人的确多了几份生动，少了几份严肃。不过，长期封闭的社会形态即使开始向世界开放，彼得堡也少不了如莫斯科带给游人的困扰。
“冬宫”，是历代“沙皇”的宫殿，是游人到彼得堡必去的地方。第一天，我们去晚了，大门已关；第二天，顶风冒雨清晨赶去，确因站错了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说也奇怪，诺大个“冬宫”居然找不到入口的牌匾，我们见某个侧门大排长龙，故随人流亦步亦趋地向门口靠近。由于等待时间长，加之队伍里的人大多会说英语，我们庆幸能与这么多“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交流。临近入口处，把门的人朝我们挥了挥手，我们便被拒之门外。原来这个入口处是专门为旅行团准备的，个体游人有另外的入口。
另外的入口在哪里？找吧！没办法，我们在说英语的同情声浪中离开了队伍，沿着“冬宫”另找入口。
转到“冬宫”的侧面，发现了一个入口，并且人不多，我们有了因祸得福的感觉。然而，走进门里才发现售票的窗口有一个小木牌，上面用一行小字注明此入口专为老弱病残而设。得，又是20分钟没了。我们只好顺时针地沿“冬宫”转起来。如果是风和日丽的日子，绕着皇宫走一圈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可是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雨伞和风衣都要被风刮走的天气，绕着皇宫不停地寻找着通向里面的入口，实在是让人烦躁不安。
终于，我们找到了正门的入口处，于是挤进了人头攒动、并且乱哄哄的人群里。进了大门，通过了安全检查，我们正纳闷怎么不用买门票的时候，我们被收门票的人挡住。我们又走出安检，到大厅拥挤不堪的售票口买了决不便宜的票（60卢布）。我对诺大的“冬宫”只设两个小小的售票口感到不可思议：难得看到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游人，干嘛不多设几个售票口呢？第二次通过安检，又被收票的人挡住，说是我们身上的风衣必需放到存衣处。在哪儿？找！入乡随俗，存了衣服，心想这回总行了吧？第三次通过安检，收票人又说我们装摄像机的包太大，也要存到存放处。
“哎，我们可是多交了60卢布为摄像机买了门票的！”我不由地反抗起来。
“我是让你们存包。”把门人也决不示弱。
这时的我真希望把门的人不会说英语，这样我就冲进去。当第四次通过安检，也通过收票人的“禁令”时，我和先生已经没了来时的兴致，先生面对金碧辉煌的大厅和叹为观止的雕廊画栋，嘴里仍然念叨着：为什么他们不用英文把这些要求用大字写在牌子上，就象一张门票60卢布那样一目了然呢？
其实，参观的地方多了，也就见怪不惊了：我们在圣彼得堡的皇家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剧《天鹅湖》。那天天气很凉，看戏的人都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男士西装革履，女士坦胸露臂。然而，诺大个剧院面对大排长龙的男男女女却只开了一个侧门，并且只有一个收票员。进了剧院更加怀疑这是否是一家著名剧院，因为找不到服务员帮忙寻找包厢。“皇家剧院”是由包厢组成，共五层。不知何故，戏票上写着一楼，意思是二楼，二楼的意思是三楼。这对于外国的游客无疑是一个误导，特别是戏票上全是俄文。于是，我们楼上楼下地跑了几个来回才找到我们的包厢，而包厢已被两位南韩来的老太太占上，并且她们认为二楼就不应该是三楼。由于语言不通，我试着找工作人员来
解决，结果楼上楼下又跑了两圈还是没找到人。节目都开演了，我软硬兼施才让两位老太太让出了我们的位子，坐到不被她们认可的位子上去。
说也奇怪，俄罗斯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在地铁车站里看滚梯的人就一大堆，为什么这么大的剧院却人手紧张？这不是一个游人在几天内可以回答的问题，然而，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判断，这家剧院正经历着国家减少资助经费，或者公私合营的变革。“先验论”？在这一点上，中国已走过了这一过渡时期。
当我看到翩翩起舞的“天鹅湖”、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圆舞曲，与众人为精湛的演出鼓掌欢呼时，我为俄罗斯的文化所感动－－这是一个多么富有的民族呀，它曾经辉煌过、强盛过，那么，它会不会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游人少一份困惑，多一份赞美呢？
六、地铁车站，风光无限
我乘过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许多国家的地铁，但是我敢说莫斯科的地铁车站是世界上举世无双、手屈一指的。为了证实我的观察力，我曾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每站必下，光顾了所有的站台。结论是不论设计、用料到造型，绝对一流！
如果把莫斯科的地铁车站比作展览馆，一点儿都不夸张。这些地铁站向世人展示着前苏联的霸权地位与俄罗斯曾经有过的富强及高加索人独有的风土民情。当然，镶嵌在金碧辉煌中的镰刀斧头，印证了这段新旧交替的历史。
我不敢说莫斯科的地铁是世界地铁之先驱（因为我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敢说“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在1945年就建造如此恢宏的“地铁车站”的国家恐怕不多。换言之，即使用今天发达国家的地铁标准作比较，莫斯科的地铁仍然让世人惊叹不已：交错纵横几百里的地铁，每个车站都是用不同的大理石砌成的；不同的大理石砌进去建筑师的别具心裁，形成每一站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绝不夸张，从造型到地砖、灯饰，你决找不到有两个车站相同。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是许多车站的天棚和墙壁都被装潢得富丽堂皇：有用七彩玻璃镶嵌的壁画，使车站有如教堂般的神圣；贴金的顶棚浮雕，有着王宫般的辉煌。只是细细观察以后，你会发现壁画里的人物不是宗教里的故事，而是普通的劳动人民；镀金的浮雕也不是上帝耶酥，而是列宁的雕塑。虽然政治性强了一些，但这就是历史－－前苏联留下的痕迹。
莫斯科的地铁让人赏心悦目的第二道风景是俄罗斯的女人。许多人说俄国女人一过二十岁便开始发胖，人过中年便胖得不忍目睹。其实我发现这绝对是个误导：俄罗斯的老女人是不好看，但是俄罗斯的年轻女孩和中年妇女可谓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从百分比论）：她们高耸的鼻梁和眼角眉梢的俏丽，绝对可以和维娜斯比美；她们在寒冷、不见阳光的环境中长大，使得她们的肌肤洁白晶莹、细腻无暇；她们那颀长、凹凸有致的身材配上她们省吃检用省下的钱买下的高档服装，似乎随手牵出一位都可以成为世界名模。可以说，俄罗斯人注重衣着打扮由来以久，从俄国诞生开始？从彼得大帝兴起？总而言之，本世纪初，当白俄罗斯人逃亡到中国，便把这一点带进了我出生的城市哈尔滨，使哈尔滨人至今都以穿衣带帽的别具一格而闻名于中国。所以，至今难以接受大多数美国人所热衷的体恤杉和大短裤的我，能在地铁车站欣赏到欧洲人的古典美，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I do like Russian women.”与自己同乘地铁的先生终于忍不住地吐了句实话。
“Me too.”我没有钻他的空子。
结束俄罗斯之行，我不能象去时那样清晰地阐述自己何以要去的理由，也不能肯定俄罗斯的今天是可以和美国等量齐观呢？还是可以和中国并驾齐驱？只是有一点我找到了依据：我的家乡哈尔滨被称之为“东方的莫斯科”绝不为过－－“洋葱头”的教堂、“大马路”的石头街道、啃面包、穿名牌，“小兄弟”该从“老大哥”那里学到的东西一样没拉！
当然，对约请自己成行的先生嘛，就要对此行多肯定一点：仅凭能和先生小聚这一点，就不虚此行！
其实，此行回到美国後最大的改变是对“吃”的认识－－有吃的真是幸福！
（注：首发於美国《侨报》1998年9月14、15、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