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岁月，新房变成了地狱。在冰窖般的小屋里，地狱之门一次次向我和刚出世的女儿敞开。面对冰冷的世界，我发出“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呐喊！
五十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认真地聆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造反团上街游行，刻钢板，印小报……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大本那个时期的小报呢。
这期间，我干了一件最愚蠢、最对不住父亲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时分配来的四名运动员早都转干了，有的还加入了共青团，唯独剩我自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转干，一直是工人编制。我很生气，回家就责问父亲：“爸，你去当兵干啥？害得人家连干都转不了！”
父亲一声没吭，只是微微抖着下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母亲急忙把我拽出去，悄声嗔怪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爸刚被批斗回来，脖子上挂牌子的印还没消呢！”接着，母亲第一次对我讲起父亲被抓去当兵的经过……
母亲说：“为了那点破事，你爸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听到父亲的遭遇，我觉得不该这样对待父亲，急忙进屋向他道歉：“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爸，别生气了，噢……”可是，无论我怎么哄他父亲始终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糊涂了。
先是贺玉在体委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邓拓”，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体工队的墙壁，也贴满了我迷惘的心。对贺玉揭发最多的，正是教过我和贺玉的那位教练……
接下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再后来，我和贺玉参加的“8·25”派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东办事处，所有参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迷茫了。于是，我们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决定结婚吧。当时贺玉已经在体校当教练了。
五十七
1967年9月9日，星期六。
下班后，我回家吃了一碗母亲做的荷包面，告别了父母，踏着刚刚下过小雨有些湿漉漉的马路，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向新房走去……
此刻，我并不知道三姐在北京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几天前，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打来电报，让三姐立刻去北京。三姐以为姐夫病了，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往北京，可是到了北京，三姐却被搀进了太平间……而我得知这一切，已经是数十天之后了。
出来迎接我的，只有刚清扫完屋子、两手沾满灰尘的贺玉……
贺玉向体委借了一间闲置多年的旧体育馆耳房，自己间隔出一间小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一个祝福，没有添加一件新衣，只有我和他，在幽幽的灯光下，坐在哥嫂送给我们的唯一一张小桌前，举起了两杯红葡萄酒……
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任何附加条件都是皮毛的，唯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没有爱情，即使住进金屋，天天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相恋了五个春秋，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但是，当贺玉把我抱到木板搭成的新婚床上，我却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哇”一声哭起来……
“你怎么了你？”贺玉吓坏了，急忙问我。
我却说：“我、我再也不是姑娘了……呜呜……”
那个时代的女人道德观念很陈旧，把贞操看得很重。
贺玉捧着我的脸，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感动的话：“别难过，我发誓一辈子爱你，呵护你……”
他果真没有失言，一生都在信守着这份承诺。
虽然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但我们的小屋里，却像世外桃源一般，充满了温馨与甜蜜。
晚间下班回来，贺玉学着干木匠活，打茶几、打桌子。我也跟着他忙活。他给我父母打了一只小饭桌，我说我来锯桌腿，锯完一看，四条桌腿一个比一个长，笑得我俩肚子都快抽筋了。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贺玉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噢，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有小宝宝喽，快来让我看看！”他趴在我瘪瘪的肚子上，认真地听着，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肚皮，很怕手重了会伤着孩子。其实刚怀孕什么都摸不到。
我妊娠反应很厉害，吃不下东西，一个劲儿地呕吐。贺玉对我更加关怀备至。我想吃冰棍，他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我想吃冻梨，他跑遍了佳木斯……
我俩躺在床上，猜想着孩子的长相，猜测着是男是女……
我说：“一想到生孩子，我就觉得可怕……”
他说：“别怕，有我呢！”
“有你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替我生！”我笑着嗔怪他。
他却“嘿嘿”一笑：“可我在你身边给你壮胆，给你煮鸡蛋，好好侍候你，你还怕什么！”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事情从没有畏难情绪。有一次，他带我划小船去江北，回来时划到江心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得很厉害。虽然我俩都会游泳但也很危险。他问我害不害怕，我说有点怕。
他说：“别怕，有我呢！不怕浪大，就怕浆不齐！来，听我口令，一二！一二……”过了江他告诉我，“我要说害怕，你不更害怕了吗？”
此刻，我俩完全沉浸在新婚的甜蜜及对未来的憧憬之中，丝毫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向我们袭来……
五十八
一个人的遭遇，往往不是他个人的。
1968年5月28日，林彪向全国体育界发布《5·28命令》，我们平静的蜜月生活也宣告结束了。林彪为了整倒贺龙，捏造贺龙企图外逃，宣布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批判贺龙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
于是，贺玉第二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修正体育路线黑爪牙”……
他被宣布隔离反省回来取行李的那天晚上，我抱着他放声大哭。他一再安慰我：“别哭，哭对孩子没好处。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坚强点。噢，听话！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
临出门，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我一句：“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天晚上，面对空荡荡的新房，面对刚刚怀孕的身子，我呆呆地坐了一夜，哭了一夜，也苦苦思索了一夜……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领导，热爱学习，崇拜伟人。我一直是伟人和领导的思想奴隶，从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我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理想与情操》，当做人生的至理名言。可他们全被打倒了。而我爱看的许多书籍，爱唱的外国歌曲，爱看的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我自己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读海涅诗选，想成名成家……
我发现我过去所追求所遵循的一切全都错了。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不明白，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就几个人是正确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后来才明白，不仅我感到迷茫，中国人都感到迷茫，乃至全世界对我们中国都感到迷茫……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力，就是颠倒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让人们灵魂中的丑恶与嫉妒、贪婪与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暴露。而许多美好的事物却遭到无情地蹂躏、践踏，甚至毁灭。这种破坏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当然，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贺玉了。
他这个人性格内向，从不张扬，为人忠厚、善良，是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是佳木斯成绩最优秀的运动员，曾两次调到省队，市委曾号召全市青年向他学习……一次在公路自行车训练中，为了躲避从拐弯处突然出现的一个挖蚯蚓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采取紧急转弯，连人带车飞出去十几米远，一头摔进庄稼地里，至今肩膀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呢。一次全国比赛，他捡到一块英格手表立刻交给了大会。在他反省期间，他营救过投湖自杀的女教师及多名落水者……
这样一名优秀运动员，却成为佳木斯体委最早遭批判、最早被反省，挨整时间最长的唯一一名运动员。
后来得知，不仅是周贺玉，全国体育界好多优秀运动员都遭此厄运。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这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开始冷眼看世界，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克己，一味地“改造”自己了。翻开过去的日记，篇篇都在自我检讨，都在“吾日三省吾身”。
尽管很迷惘，但翻开那时的日记，仍然充满了可笑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在1967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目前的不幸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现在只能用顽强的毅力去忍耐。”
贺玉被反省以后，我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白天还算好过，忙忙活活一天也就过去了，可是晚间回到家里就更痛苦了。整个体育馆除了东头住着一位打更老人，就住着我一个人。
夜里，我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床上，闻着贺玉身上残留的体香，无边的孤独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撕扯着我这无着无落的心……
屋里的老鼠特别多，个个都有半尺多长。一到晚上，它们就在纸糊的棚顶上像开运动会似的，吱哇乱叫着跑来跑去，吓得我一身身的冷汗。
一天夜里，我正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思绪完全沉浸在小说所描写的恐怖之中，忽然“扑通”一声，两只毛茸茸的大老鼠突然从纸糊的棚顶掉了下来，正好掉到我的被子上，吓得我“妈呀”一声……
那一夜，我蒙着被子哭了半宿。
我天天盼望贺玉能回来看看我，因此常常产生错觉，总觉得有人敲门。
这天半夜，我终于盼来了敲窗声，声音不大，但很急迫。我急忙爬起来跑到窗前，急切地问道：“是贺玉吗？”
“嗯。快开门！”外面的回答声很小，好像是捏着鼻子。
我又惊又喜急忙跑去开门，一边拔门闩一边问他，“哎，他们今天怎么开恩让你回来了？”可是外面人却迟迟不肯回答，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急忙问道：“你到底是谁？”
只听外面的人压低了声音，催促道：“痛快开门！”
我忽然听出是山东口音，根本不是贺玉，急忙重新插好门闩，冲外面吼道：“你痛快滚开！”
可是，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敲完门又来敲窗子……
体育馆北面，距离我家不远处是航运局的单身宿舍，住着一群码头搬运工。这帮光棍汉经常三五成群地坐在窗台上，抽着呛人的蛤蟆烟，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讲一些不堪入耳的粗鲁笑话。有一次我下班回来，一个粗鲁的壮汉操着山东口音冲我喊：“哎，小娘儿们，一个人多寂寞呀！让老哥去陪陪你怎么样？”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来敲门了。
此刻，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周围也没有邻居。我怕他破窗而入，操起一把菜刀，哆哆嗦嗦地守在窗台下……
敲了半天之后，那家伙终于走了。而我却像一摊泥似的瘫在地上……
我不知这种惊吓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更不知这种鬼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唯一能使我排遣痛苦的办法就是看书。
说到看书，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杜桂芝。她家里藏有许多当时被列为禁书的世界名著《奥赛罗》、《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复活》、《安娜·卡列妮娜》、《福尔摩斯侦探集》……我每次向她借书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用报纸把书包好，有时还夹着一本《毛选》做掩护。
于是，在我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里，我有幸接触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梅里美、屠格涅夫、莫泊桑等许多世界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且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
五十九
夜里，我躺在床上抚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觉得小宝宝一天比一天大了，一天比一天动得更欢了。作为第一次做母亲的女人，我多么渴望丈夫能回来看看我，能来摸摸我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啊！
可是，他一直没回来。
这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又跑到体校来找造反派头头，想见见贺玉。我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们一直不许见，这次也是一样。无奈，我只好躲在运动场的看台上，远远地望着体校的一排平房，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贺玉被人押着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向另一间屋里走去……
我等到天黑以后，绕到与体校只有一墙之隔的第一中学校园里，悄悄地来到关押贺玉房间的土墙外，挺着大肚子，费好大劲才爬上一人多高的土墙。这座土墙我当运动员时就存在了。
窗子开着，我却看到了极为痛心的一幕——
只见贺玉弯着腰站在屋地中间，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贺玉”，“周贺玉”三个字是倒写的，打着叉。几个造反派正挥舞着拳头在批斗他，高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口号……一个造反派头头嫌他弯腰弯得不够，使劲摁着他的脑袋……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像囚犯似的被人押着，被人推来搡去地批斗，完全没有了人的尊严……瞬间，我这颗柔弱而疼痛的心一下子就变了。我本来是想偷偷地告诉贺玉，我们的小宝宝会动了，会踢我了，用不多久你就要当爸爸了。可现在，我只想冲着那间小屋，冲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大喊一声：“他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
可我什么都不能喊，只能紧咬着嘴唇，把泪水和愤怒统统地咽进肚里，从胸膛里生出一颗种子——它就是坚强！
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突然明白了多少年来不曾明白的道理……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即使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你也要挺直了腰杆好好地活着！你一定要让那些人看看……”
这种自强的心理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让我挺过了无数难以承受的苦难。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屋里，胡思乱想的当儿，有人突然照我屁股猛地打了一巴掌，我猝不及防，一下子从土墙上跌落下来，只见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你是哪的？”
“银行的……”
“你趴在这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
“不！我想看看我爱人……”
“你爱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怕给贺玉带来灾难。
“老实交代！他叫什么名字？不说我们就把你带走！”
“周贺玉……”
“就是那个运动健将周贺玉吗？”红卫兵显然知道他。
“对。”
只见两个红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了一句：“告诉你，再不许来了！再来就以破坏革命抓起你来！”说完，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了。
而我却靠在土墙上，半天没爬起来。
六十
这天，我终于接到贺玉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拉痢疾住院了。
下班后，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郊外的传染病医院。
贺玉避开医院的监视人员，带着我偷偷地来到院外一片刚割完的玉米地里，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天阴阴的，飘着毛毛细雨，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苍凉。贺玉抱来两捆干玉米秸，脱下他身上的病号服给我披上。我俩相拥着坐在潮湿的玉米秸上。
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借着从医院里射来的微弱灯光，贺玉一个劲儿地端详我，抚摸着我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去医院检查没有，胎儿正不正常……我告诉他一切都好，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挨批斗……
他说：“没斗几次……”
我说：“你别骗我，我都看见你挨斗了！”
“你怎么看见的？”他很吃惊。
“我去看你了。”
“什么时候？”
得知我趴着墙头去看他，他两眼噙满了泪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谈到我生孩子，谈到他会不会被判刑……
当时，公、检、法、司全部被砸乱了，法律已经变成了儿戏。这些“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可能被判十年、二十年的。
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你们娘儿俩怎么办？”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
“你要被判刑，我就等你。你判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要被下放农村，我就跟你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你放心好了，我永远爱你。”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阴雨蒙蒙的天地之间，却震撼着一颗比这天气更阴沉、更晦暗的心……
要知道，这不是花前月下你爱我我爱你的山盟海誓，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妻子，对前途未卜的丈夫掏出的肺腑之言。
我知道贺玉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就说了一句大地主刘文彩是地主的典型，他们就批斗他为地主鸣冤叫屈。他说一个大学生没钱买牙膏，可她学习非常好，他们就批判他是诬蔑社会主义大学生……
后来贺玉告诉我，在牛棚里，他一想起我对他说的那番话，就觉得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他说：“我当时就是为了你和孩子活着！”
是的，他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活着，而我们娘儿俩也是为他活着。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听我说完，贺玉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才说了一句：“雅文，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接下来，他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娘儿俩现在是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可我……我担心你生孩子怎么办？”
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能让你回来呢。”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那份善心。”
“不回来也没关系，你早晚会回来的。”我虽然这么说，可我心里多么渴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回来照顾我和快要出世的孩子啊！但此刻，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俩借着医院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端详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都极力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无助。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他会不会被判刑，会不会被下放农村，更不知命运会把我们推到哪一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不多久就要出世了。
天色已晚，绵绵秋雨淋湿了我俩的衣服。贺玉几次催促我：“回去吧，太晚了。”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他。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吻别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马路上，看着我笨笨地跨上自行车，目送我走出好远，他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可是，当我第二次再去看他时，在玉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只好去病房找他。他同室的病友却说：“他被造反派带回去了。”
“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玉。造反派坚决不让见，让我马上离开。我趴在一棵树上放声痛哭……
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惨烈、最狼狈的一次，两条辫子都沾满了眼泪和鼻涕，哭得我都快晕过去了。后来，体委一位叫王启国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看我哭成这个样子，说了一句令我终生感激的话：“雅文，你这么哭怎么能行？会把孩子哭坏的。我去跟他们说说！”
后来，造反派终于同意让贺玉出来见我了。我和他站在体校门口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痢疾好了，让我千万注意身体，别哭坏了身子，让我快回家。
这是我生女儿之前最后一次见他。
六十一
“文革”结束好多年以后，我仍然害怕摩托车声，一听到摩托声就心惊肉跳。
因为体委几个造反派头头都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时候骑摩托车的人很少，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摩托车。不记得他们来过我家多少次，但我永远记住了那刺耳的“突突“声，还有那“嘎”一声的刹车声……
这天晚间八点多钟，窗外忽然又响起了“突突”声，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果然又是他——
我想还是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他也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不要因此而打扰了他平静的晚年生活。人还是善良些为好。再说，那不是他个人的错。他这一生也并不顺利，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出院后一条腿就跛了。所以，我就叫他老B吧。
我当运动员时老B就在体委了。我们这些运动员跟他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任何过节儿。
老B对我的态度并不恶道，而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进门就说：“雅文，我知道你和周贺玉的感情很好。但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应该抛开个人的感情，跟他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的问题……”
当时，不少夫妻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就痛哭流涕地揭发对方的问题，甚至要提出离婚。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不少人都背地里议论我能不能离婚，有人还好心地劝我跟他离婚。可我不但不离，反而对他非常好。为此，体委造反派多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代替就代替，我才不在乎呢！
老B见我不说话，就把话题一转：“雅文，咱们都是体委老同志了，我这可是为你好！对了，周贺玉说他以前写过一些检查材料放在家里了，他让我给他带过去。”
我信以为真，翻出贺玉“文革”初期写的检查材料交给他。后来得知，贺玉根本没让他来取什么材料。
老B又问我：“贺玉平时写不写日记？”
我说：“不写。他只有训练日记。”
“啊，那就算了。”
我从1959年进运动队以后，一直写日记，但老B这句话却使我一年多不敢记日记。但不用记日记，这一年多的经历也像烙印一样，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天的日记里，我只写了鲁迅的一句话：“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
一个初冬的傍晚，我看到窗外飘起了雪花，那是1968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看到下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按照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这时，窗外忽然又传来一阵可怕的“突突”声，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子……
果然又是老B，又是满脸堆笑。
他进门一边打量着屋子，一边说：“雅文，周贺玉正在反省，广大革命群众对你住在体育馆里，可是很有意见哪！”
听到这话，我下意识地瞅一眼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我最担心他们来这手了！
“你想想，你这种身份的人住在体育馆里，广大群众能没意见吗？咱们都是老同志了，别人不说，我不能不跟你说，”他每次来都是貌似关怀，“我劝你还是主动些好。你主动搬出去，总比广大群众逼着你搬出去强！再说，你主动搬，也能减轻点周贺玉的罪过嘛！”
“我搬走，真能减轻贺玉的罪过吗？”
“当然！这说明他认罪的态度嘛！”
“那好吧！”
“这就对了。你搬家之前告诉我一声！”
他走了，而我却傻了一般呆呆地坐在床上，直到深夜……
我没地方可去。父母家太小，住不下我们娘儿俩。再说，北方有个规矩，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说在娘家生孩子不吉利。我不知该去哪里生我的孩子……
后来，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搬走以后，这座早已废弃的体育馆一直闲着，根本没人去住。我跟老B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没有任何矛盾。他为什么要撵我搬走呢？仅是为了表现他积极的革命态度？还是隐藏着人性中更深层、更不便说出的东西？同为人父的他，看着我大冷的天挺着八个月的身子无处可去，他就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但我知道，荒谬的时代是没有人性可言的。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前后，体委发生了另一幕悲剧，体委副主任民主人士吴志标先生被反省以后，一个没房住的造反派头头带着全家住进吴家，同吴主任的老伴共用一个厨房。不久，吴主任的老伴投水缸自溺身亡……
无奈，我只好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可是，那时候的房子比现在还紧张。再说，谁愿意收留一个反革命家属来家生孩子呢？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都眼含泪水地叩问苍茫大地：天地间如此之大，为什么就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为什么就没有我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然而，回答我的只有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以及人世间的白眼和冷漠……
后来，母亲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尹婶，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小屋闲着。尹婶一听我要生孩子，顿时一脸难色：“那小屋四面透风，从不住人，只是夏天儿子回来偶尔住几天。这死冷寒天的，在这冷屋子里坐月子不怕坐病啊？”
“唉，顾不了那么多了。体委那边撵雅文搬家，她没地方可去，眼看就要生了。你就可怜可怜她吧！”母亲含着泪水乞求尹婶。
就这样，这位善良的尹婶总算收留了我。
小屋不足六平方米，没有厨房，只有一铺窄窄的能睡一个人的小炕。父亲用泥把裂得像蜘蛛网似的土墙抹了抹，在炕沿下砌了一个炉子，用来取暖、做饭。这小屋就成了我的月房。
搬家前一天晚间，我到老B家去告诉他我要搬家了。他们夫妻俩正在吃晚饭，我清楚记得他们吃的是西红柿手擀面。妻子怀里抱着一岁左右的男孩儿睡着了。她将男孩儿小心翼翼地递给老B，让他放到炕里，嘱咐他轻点……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酸酸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人家的孩子夫妻两人捧着，而我的孩子却连个家都没有……
第二天，我挺着八个多月的大肚子，含着泪，最后看一眼我的新婚之家，父亲帮我推着装有行李和锅碗瓢盆的手推车上路了。
我的家没了。
从此，我带着女儿开始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
六十二
1968年11月30日是星期六。
这天下班后，我跟同事刘玉文去浴池洗澡。刘玉文是我在银行里最要好的朋友。她丈夫是发电厂一名车间主任，也被停职反省了。我俩成了同命相连无话不谈的知己。
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她一边帮我搓背，一边问我：“还有几天了？”
我说：“按预产期还有十天。”
“贺玉在哪呢？”
“我不知道……”
“唉……”刘玉文长叹一声，“眼看你就要生了，还不知贺玉在哪呢。”
此刻，澡水和泪水在我脸上“哗哗”地流着，分不清哪是洗澡水，哪是泪水……
我告诉刘玉文，昨天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昨天下班前，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体委一名叫邓林的篮球教练因在国民党球队打过球，被逮捕了，问贺玉怎么样。我脑袋顿时“轰”的一声，急忙操起电话，可是体委只剩下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看门老头，其他人都按照“5·28命令”去农村集中搞大批判了。我认识邓林，我当运动员时他就是体委的篮球教练。我担心贺玉是不是也被逮捕了。
晚上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忽然发现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我以为是屋里黑的缘故，急忙去摸灯绳，却一脚踩进炉坑里……
我吓坏了，急忙摸索着敲响隔壁尹婶家的山墙。尹婶过来打着灯，看见我的两只眼睛灰蒙蒙的，眼球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就说：“别害怕，不要紧。这是火蒙。我给你喷一喷就好了。”她回屋含了一口酒样的东西，往我眼睛里喷了几口，辣得我半天都睁不开眼睛，再睁开时，果然能看清了。
听母亲说，我舅母就因为一时上火得了火蒙，从此双目失明了。如果不是尹婶有经验，真不知我的这双眼睛会不会也像舅母一样，成了瞎子……
刘玉文劝我别上火，说贺玉不会有事的。
洗完澡，刘玉文一边帮我系头巾，一边叮嘱我：“天黑，路滑。你骑车千万小心点，别摔着！”
北方女人从小就在冰天雪地里滚爬，从不娇气，不少女人都挺着大肚子骑着自行车上班。我也一样。
这年冬天出奇地冷，进了11月就开始下雪了。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雪，马路滑得像镜子似的。尽管我骑车十分小心，可是快到家时，还是连人带车摔倒了，我趴在地上像个尜似的半天爬不起来。一个好心的过路男人把我扶起来，一边帮我正车把，一边嗔怪我：“你这样的身板还敢骑车子？咋不让你丈夫来接你呢？”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
是啊，我多么渴望我的丈夫能来接我啊，可我连他被关在哪都不知道呢！
我推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回到冰窖似的小屋里，一头趴在炕上……
我耳边不由得又响起贺玉说的话：“你生孩子，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给你煮鸡蛋，好好侍候你……”
这时，窗外忽然传来几声响动，我想是不是造反派看我快要生了，让贺玉回来看看我。我急忙爬起来笨笨卡卡地推开屋门，可是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落了一层清雪，是冷风敲打塑料布发出的“啪啪”声……
不知因为摔了一跤，动了胎气，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晚间十点多钟，我忽然觉得肚子丝丝拉拉地疼起来，一阵紧似一阵，越疼越厉害。我想可能要生了，就挺着越来越疼痛的身子忙活起来，把炉火烧旺，用被子把窗子和门都钉严实，用被子做了一个幔帐，这样能挡点儿风寒，不然生孩子太冷了，又找出母亲给孩子做的小衣、小被……
一切准备妥当，午夜十二点，我推开尹婶家的院门，踏着刚刚落下的一层清雪，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不远处的父母家里蹭去，走几步就得停下来，等钻心的疼痛过去之后再继续往前走……
当我终于蹭到父母家，母亲急忙问我：“多长时间疼一次？”
“五分钟。”
“哎呀，那可快了！老头子快起来去佳东医院找大夫！”
父亲去医院找大夫了。母亲陪着我又回到尹婶家的小屋。尹婶听到动静也过来帮着忙活。
于是，在这飘着清雪的寒冬之夜，在这四面透风的小屋里，我度过了女人最痛苦、最难熬的时刻。但无论多么痛苦，我都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死死地攥着……
我发现，我和母亲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母亲生第三个孩子时，父亲被关在监狱里。而我生第一个孩子，丈夫也被关在“牛棚”里。母亲一心要救出被关押在大牢里的父亲，而我则一心要救出被关在“牛棚”里的贺玉。在生女儿的一个月里，我每天都想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找当时的省委书记潘复生为贺玉申冤……不过，我比母亲幸运多了，身边毕竟有两位老人陪着，而母亲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瘆人的狼嚎。
1968年12月1日，凌晨一点四十分。
父亲请来的助产士进门不久，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又瘦又小的小生命，提前十天来到了这个冰冷的世界……
助产士双手托着只有四斤重、像猫崽儿似的女儿，疑惑地问了一句：“哎？这孩子好像刚刚哭过，你看她还在抽搭呢！”
一听这话，母亲和尹婶急忙瞅我……
是的，女儿陪着我刚刚哭过。此刻，我的眼窝里还汪着泪水呢。
看到长得又瘦又小、像猫崽儿似的女儿，我觉得很对不住孩子，因我着急上火，总是吃不下东西，害得胎儿发育不好。
“妈，她长得咋这么小呢？”我问母亲。
“小怕啥？有苗不愁长！”母亲急忙劝我，“孩子说出息可快了，几天就出息了。咱不哭，咱好好侍候孩子，等贺玉回来一看多高兴啊！”
尹婶也劝我：“别哭，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
可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眼中的泪水。我从小就爱哭，这点丝毫不像母亲，母亲很少落泪。父亲却爱落泪，爱动感情，这点我很像父亲。
正像母亲所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能遇到，无论多苦、多难，只能咬牙挺着。你不挺着又有啥办法？你就是死了，别人也只能看你笑话……
第二天早晨，我挺着虚弱的身子用铅笔给贺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顺利生下一女孩，让他不要挂念。信写完了，却不知该寄往何处，只好寄给体委一位同事家属，让她转给贺玉。
六十三
在这一个月里，我和女儿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屋子太冷，我一个月没脱过棉袄，白天黑夜都穿着，给孩子换尿布，孩子冻得直哆嗦。我因着急上火，吃不下东西，一直流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母亲每天在家里给父亲做完饭，再跑来侍候我，快七十岁的人了，眼神又不好，实在够辛苦的了。
我白天还算好过，毕竟有母亲陪着，可是到了晚上，只剩下我和女儿就更难熬了。我挺着虚弱不堪的身子起来给女儿换尿布、冲奶粉、给炉子添煤……而且，我天天失眠，整夜整夜望着挂满冰霜的四壁，一心想着去哪里能为贺玉申冤。
女儿生下不久，就像小饿狼似的使劲吸吮我的乳头，可是一连几天都吮不出一滴乳汁，饿得“哇哇”直哭。女儿哭我也跟着哭。
母亲将鸡蛋和面条端到我面前，苦苦地哀求我：“雅文，吃点吧。你不吃东西，孩子哪有奶呀？”可我连一个鸡蛋都吃不下。
母亲为了让我下来奶，四处给我淘腾偏方，死冷寒天，将人家屋檐下的燕窝捅下来，用燕窝煮鸡蛋逼着我吃。我吃不下，母亲就指着我身边“哇哇”哭的女儿，命令我：“你看看那孩子饿得多可怜！为了孩子，就是毒药你也得给我喝下去！”
母亲逼着我把又苦、又涩、一股土腥味的燕窝水和煮鸡蛋吞下去，吃得我差点呕出来。吃完，母亲又用被子把我蒙上让我捂汗，把小炕烧得像煎饼鏊子似的，褥子都烤煳了。可我捂完大汗仍然没有奶水。无奈，母亲找来各种各样的偏方让我吃，一连半个月，吃了七次偏方，捂了七次大汗。
生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产妇本来就虚弱，再加上一次次地捂汗，弄得我几次虚脱。到了第十六天，我觉得头上奇痒无比要洗头。母亲坚决不同意，说月子里洗头坐病。我说不洗头快要痒死我了。母亲说：“可能是捂汗捂出虱子了。”
果然，洗完头我用篦子刮下来一堆小得像针尖般的小动物，红红的，我数了数，足有五十多个。
这天，一个朋友来看我，她无意中说看到外面又贴出宣判的布告了。我问她有没有周贺玉的名字，她说没注意。
朋友走后，我急忙让母亲快去看看布告上有没有贺玉的名字，母亲回来说没有。我不相信，以为母亲在骗我，让母亲去把布告撕下来。
母亲拧不过我，只好唉声叹气地走出门去。看着母亲瘦小的身影一出门，我就后悔了，母亲眼神不好，又是冰天雪地的，万一摔倒了……
迟迟不见母亲回来，我急坏了。后来终于回来了，只见母亲披头散发、没戴帽子，手里攥着一张揉搓的布告，身后却跟着两个气势汹汹的陌生男人……
我顿时明白了——
原来，母亲刚撕下布告就被过路的两个男人给抓住了。
他们质问母亲：“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布告上判刑的是你什么人？”
母亲说什么人都不是。他们不信，坚决要把母亲带走。
母亲说：“我闺女在家里坐月子等着我回去呢！你们要带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两个人见老太太如此刚烈，怕出人命，就跟着母亲来到家里。
母亲进门就说：“你们看见了吧？我让我闺女看一眼布告就跟你们走！”说着，就哆哆嗦嗦地打开布告……
我急忙说：“你们千万别带走我母亲！是我让她去揭布告的，我想看看布告上有没有我丈夫的名字？”
“你丈夫是谁？”一个男人问我。
“周贺玉！”
“就是那个滑冰健将周贺玉吗？”
“对！”
这时，不知是开门把屋里折腾得太冷，还是大人的说话声太大，只听女儿突然“哇”一声哭起来“哇……哇……”
这突然响起的婴儿哭声使两个男人顿时一愣，他们循着哭声望去，这才看到炕头襁褓中的女儿……
不知是周贺玉的名望起了作用，还是我们母女俩的处境使两个男人动了恻隐之心，总之，他们相互瞅一眼，转身走了，留下一股半天都驱不散的寒气。
“妈……”我一把抱住了母亲。而母亲却一把推开我：“快松开，我身上有寒气，别坐病！”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母亲去揭布告了。
在这张布告上，我虽然没看到周贺玉的名字，却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名，其中一个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来得知，体委造反派两次向公安局革委会报批周贺玉的“现行反革命”材料，都因为“罪行不够”而被退回来，贺玉这才没有被收监。
我担心贺玉被判刑，又担心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时想不开，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
当时从北京传来消息，从香港归来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自杀了。容国团是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他给世界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人生格言“人生能有几回搏”，也留下最后几句遗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之后，用练功带将自己挂在一棵榆树上……
这些可怕的消息日夜折磨着我，使我彻夜难眠，寝食无安。
六十四
这天傍晚，随着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有人推门进来了。
“雅文，咱办事处的人都来看你了。”
啊，是我佳东银行办事处的金贵主任，带着办事处二十多名男男女女都来看我了。
小屋装不下，大家只好在外面等着，一个个地轮流进来看我一眼。他们看我住在这冰窖般的小屋里，窗子和墙壁都结满厚厚的冰霜，母女俩顺着躺在一铺小炕上……一个个都红了眼圈，侧过脸去不忍心看我。刘玉文和杜桂芝拉着我的手，半天哽咽无语……
而我的脸上挂着笑，眼里却噙满了泪水。
要知道，我是反革命家属，别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呢，而我的同事不但不冷落我，反而都来看望我了。按照我们北方的风俗，男人是不准进女人月房的。可是，办事处的男同胞一个不落全来了。
我躺在寒彻心扉的小屋里，看到社会上人人都变得疯狂而冷漠，而我面前却来了一群人，他们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那该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感动啊！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多写几笔我佳东银行这些同事了。
我在佳东银行办事处工作了九年，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打球，游泳，唱歌……男同志跟外单位举行篮球比赛，人手不够，就让我上。我要不上他们就骂我：“死雅文，你要不上，等选先进我们就不选你，评工资我们就不投你票，不信你就走着瞧！”我只好上场，全场就我一个女的。参加市里文艺演出，唱小合唱《打靶归来》，一上台，一个叫沈国栋的居然走顺拐了，下台后大家都责怪他。他不承认又认真地走起来，结果还是顺拐，差点笑破大家的肚皮。春天刚开化，我跟刘可君、齐树林几个男同胞穿着棉袄棉裤在篮球场上“斗牛”，玩得满身大汗。我说了一句：“穿棉袄棉裤玩太没意思，弄得满身大汗，以后咱脱了衣服好好玩玩！”刘可君笑嘻嘻地接过一句：“对，以后咱们脱了衣服好好玩玩！”我一听不对劲，起身去追打他……刘可君长得又细又长，活像一根黄瓜。他当了佳木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后，我仍然叫他黄瓜。他叫我“鸭子味儿”，即雅文的谐音。我的会计股长曾长生，总爱把钥匙锁在抽屉里。他一找不到钥匙我就气他：“噢，太好了！又把钥匙锁进抽屉里了。这多保险哪，谁也打不开！”曾股长骂我：“该死的雅文，你又在幸灾乐祸了。”我和复核员刘素琴在一个专柜工作了八年，配合得非常默契，年年被评为全行优秀专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佳东银行办事处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二十几人的小小办事处，后来出了刘可君、窦奎山等几位佳木斯银行行长，出了王福成、魏少华等十几名处级干部。
就在我完成这部书稿期间，已调到哈尔滨多年的魏少华偶然遇到我，竟然用几个月时间给我画了一幅油画—— 一只东北虎卧在雪野之中。这幅画现在就挂在我的客厅里。
我所以写这些零零碎碎不值得称道的东西，是因为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流淌，它们仍然像金子般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工作几十年所遇到的一块少有的净土。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那个团结、和谐、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的集体。
一天傍晚，又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进来的又是金贵主任。
他说：“雅文，听说你月子里一直流血不止，我去医院给你抓了几副汤药，你让老太太给你熬了，如果喝了见好，我再给你去医院抓……”
“主任……”我叫了一声主任就说不下去了。
刘玉文告诉我，老主任偷偷地对她说：“我看雅文太难了，实在看不下眼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嗨，反革命家属也是人哪！”
老主任担着“袒护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几次去医院抓来中草药偷偷地给我送到家里。恰是这些中药救了我。每次看着他推着破旧自行车，跛着一条得过骨结核的瘸腿，走出尹婶家的大门，我的心都被泪水堵得满满的，久久难以平静。
每次离去，老主任总会意味深长地说一句：“雅文，冬天再冷也会过去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后来得知，办事处的同事背后没少提起我，他们说我太难了，还说等我上班以后，谁都不许难为我，要让我在单位过得愉快些……
六十五
然而，与后来的事情相比，前面所经历的一切都不算什么了。
生完女儿的第三天早晨，我起来穿裤子，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到地上，撞倒了炉子上的水壶，好在水没开，接着就“哇哇”地呕吐起来。
母亲进来一看我躺在地上，吓坏了，急忙把我扶到炕上，又叫来尹婶。几次开门折腾，冷空气一进来我觉得好多了，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到第十九天夜里，却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
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天天失眠的我躺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好像有生以来从没睡过那么香的觉。
沉睡中，我恍惚听到女儿的哭声，哭声似乎很遥远，又似乎很近，一切都是恍恍惚惚的。渐渐地，女儿没命的哭声使我昏沉沉的、开始接近死亡的意志终于苏醒过来，我意识到孩子哭了，就一遍遍地呼唤自己：“孩子哭了，快起来……孩子哭了，快起来……”可我却无论如何也睁不开眼睛，眼皮沉得好像黏在一起了似的。听到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急迫，一声接一声，我心想这孩子咋这么哭呢，好像要没命了似的。
其实，真的要没命了，刚刚出生十九天的女儿，就在地狱门前做着垂死挣扎呢。
实在睁不开眼睛，我只好用双手扒开我们娘儿俩的生死之门——沉重的眼皮，强迫自己醒过来。屋里很黑，我起身去拉头顶悬垂的灯绳，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冷汗把棉袄里的衬衫一下子全湿透了。我看到女儿的小脸憋得铁青，脸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张着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我急忙伸手去抱她，可我刚一伸手就一头扑倒了……
也许，我和女儿真的是命不该绝。
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煤烟中毒是怎么回事。就在前一天晚上，隔壁尹婶过来告诉我，前院一家四口全被煤烟熏死了，叮嘱我注意点，说炕炉子最容易煤烟中毒了。佳木斯每年冬天都会发生煤烟熏死人的事件。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人吸了它，越睡越香，根本就醒不过来。若不是女儿的哭声，我们母女早不在人世了。
这时，我忽然想到是不是尹婶所说的煤烟中毒，于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拼命向门口爬去，爬到炕梢，伸手想开门却够不着，使劲往前一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
趴在地上，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掀开门帘，推开屋门，一股救命的冷风立刻吹进来。我挣扎着爬起来，拼命敲响了隔壁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一看我们娘儿俩的症状，说肯定是煤烟中毒，急忙端来两大碗酸菜水让我喝下去。喝完酸菜水，我开始又拉又吐。女儿也是又拉又吐。
之后，尹婶把炉火熄灭了，让我们娘儿俩蒙上被，把屋门敞开放煤烟，一直折腾到凌晨一点多。
临走，尹婶多说了一句话，恰是这句话再次救了我们娘儿俩：“雅文你先别睡，怕屋里还有煤烟。”
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我不敢，怕睡过去。果然，凌晨两点左右，女儿又开始没命地哭起来，我又开始恶心、头疼……无奈，只好再次敲响尹婶家的山墙。
尹婶过来又让我喝酸菜水，又是一阵连拉带吐……折腾完了，尹婶不敢让我们在屋里住了，只好把我们娘儿俩接到她屋里。
这天，距离满月还有十一天。
可我一直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大哭？
也许，女儿刚来到世界上什么都没见过，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过呢。她不想死，就拼命地哭喊。也许，老天爷可怜我们一家三口，如果我和女儿都死了，贺玉还怎么活下去？也许，婴儿的呼吸浅，感到难受就本能地哭叫……
总之，是女儿的哭声救了我们母女。
第二天早晨，从不落泪的母亲，进门就哭了，她说我们娘儿俩捡了两条命。
金贵主任得知我们母女煤烟中毒后，派同事老黄来帮我修理炉子。老黄是右派，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平时和我相处得很好。临走，他站在炕边瞅着我和孩子犹豫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雅文，冬天过去就好了，春天就不用烧炉子了。”
而我却想起了童年伙伴鲁小林说的话：“可这冬天也太长了呀！”
从这以后，晚间我再也不敢压炉子了，一定要看着煤火燃尽才敢睡下。
可是没过几天，却再次发生了煤烟中毒，又是女儿的哭声唤醒了我，又是尹婶过来给我灌酸菜水，又是半夜三更折腾到尹婶家……可我始终找不出这煤烟到底是从哪来的……
接连几次煤烟中毒，尹婶再也不敢让我们娘儿俩住下去了。满月那天，我只好带着女儿搬到母亲的小屋里。
我不知这三次煤烟中毒会给襁褓中的女儿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她太小，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我一连多少年都不敢闻煤烟味儿，一闻到煤烟味儿就想呕吐，头疼得就像要裂开似的。更不知这一氧化碳会给我和孩子的大脑，造成什么样的损伤，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
但我知道，如果我不是运动员体质，月子里这么折腾身体早垮了。
所以，我为女儿起名海燕，希望在暴风雨中出生的女儿能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冲破惊涛骇浪，勇敢地成长。但后来，每当叫到女儿的名字就会想起那段沉重的往事，所以就给女儿改名为“雪”，希望她的人生能像雪一样纯洁、晶莹，像雪一样洁白、轻松，而不要像我们这代人活得这么沉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