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暨南,魂归故里--记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振强先生》

作者:余惠芬       

       2016年4月22日,朱振强先生在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许是数月来和病魔的搏斗已使他筋疲力尽,或因为他将与久别的亲生父母在天堂重逢并长眠于他们身旁,又或由于陪伴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是暨南大学这个他曾经真情付出过的地方,这位36年前由中国教育部批准来暨南大学讲学的首位外国专家,10年前被《百年暨南》载入史册的暨南人,走得十分平静安详。

                                                               传奇的身世

      朱振强教授的身世非常传奇。他出生后不久就因生父早逝而被生母送给别人抚养。 后来养父母去了美国,而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养子不可以随同前往定居,朱教授第二次面临失去父母疼爱和家庭温暖的困境。为了能使养子和自己相聚美国,养母就请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哥哥认领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亲生儿子,而如此一来,他的年龄就要与养母的哥哥回家乡台山探亲时相吻合,于是他的年龄一下子凭添了好几岁;同时被迫从姓马改为姓李,又从姓李改为姓朱。

       不满十岁的他辗转到了美国后,一边在养父母所开的中餐馆洗碗,并照看两个年幼的弟妹,一边发奋读书。天资聪慧的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且连跳两级,仅用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之后他又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最终实现了在许多人眼里艳羡不已的“美国梦”,以生物学教授的身份站在了美国高等学府的讲台上。

       当他终于靠自己的实力将美国护照攥到手里的时候,要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自己的祖籍国--中国,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失联几十年的亲生母亲,而这一切仅能凭借儿时支离破碎的模糊记忆。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国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朱教授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和已经移民美国的哥哥。他开始重新认祖归宗,并从亲人那里了解到:生父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做过台城法官和中学校长,日本侵华时他病入膏肓,带领妻儿返乡后英年早逝;生母因无力抚养五个孩子,所以才将自己送给了养父母家。他终于释然,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拳拳赤子心

      作为生物学教授,朱振强教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参与了哈佛大学海洋研究所关于人体在海洋潜水中的承受能力的研究。他曾先后利用学术假,应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讲学或举办讲座,其中到访中国的高校最多,包括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北京航天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农学院、昆明大学等。

      1980年,朱振强教授利用7年一度的学术假,应邀来暨南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成为文革后,由我国教育部批准到暨南大学讲学的第一位外国专家学者。此事成为当时不少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如《羊城晚报》以“美籍教授朱振强受聘为暨大兼职教授”为题发表短新闻(见1980年12月23日的羊城晚报);香港的《文汇报》于1980年12月1日发文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宁学院教授朱振强应邀正在暨大讲授《细胞生物学》。参加听课的有暨大生物系师生以及中山大学、华南植物研究所等七个单位的部分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朱教授的讲学受到了欢迎。”(见1980年12月1日的香港《文汇报》)

      其实,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朱教授为了能够提高讲学效果,提前半年开始学习普通话,同时采购了许多图书、仪器和实验材料及其他教学用具。这些在当时价值约两万多美元的东西分别以随身托运和邮寄的形式带来暨大,并在完成讲学后无偿捐献给我校生物系,为该系的筹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出于自身专业的敏感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独特视角,朱教授在我校讲学期间, 还在《广州日报》及《暨南大学校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环境污染的关切并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如在1980年12月29日的广州日报上,他发表了题为“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文章。开篇的一段话是这样的:“中国要实行工业和技术的现代化规划,其结果将会经历很多环境的改变。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将面临新的环境保护问题的挑战,它要求人们进行特殊的干预和承担特别的义务。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有目的地利用和保护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文中他还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污染的种类以及形成的原因和原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这篇发表于37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值得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借鉴。同时,我感慨,一个专业学者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阐述,竟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而且,我惋惜,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早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纳了朱教授等专家的意见建议,我们的环保问题也许不会如此严重。

       他也曾在1980年12月5日的《暨南大学校刊》上发表过题为“大家都要爱护美丽的校园”一文,对于他观察到的校园不文明,不环保的现象提出批评,耐心讲解相关环保知识,呼吁“生活在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为建设美丽的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解暨南情

      朱振强教授与暨南大学似乎具有不解之缘。在与他的日常接触和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广东台山是他的故乡,而暨南大学这一华侨最高学府, 是他最希望发挥作用的地方。自1980年首次来我校讲学后,朱教授又多次来我校短期交流任教,举办学术讲座,指导生物系的建设发展。

      作为一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原本并无退休年龄限制,但一直渴望叶落归根并希望利用余生为自己的祖籍国做点事情的朱教授却于2002年毅然决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此时正值我校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刚成立的第二年,作为主持学院工作的我正为全英语授课教师的严重不足发愁之际,经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牵线,朱教授作为外聘专家来到国际学院。初次见面的简短交谈至今记忆犹新。他明确表示,回中国的目的就是想尽他的力量为祖籍国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只要学校需要,他可以开设多门全英语讲授的课程,至于报酬,他并无特殊要求。他讲授的课程包括生物学方面的相关课程以及医学英语等,并主动请缨为全英语授课教师进行培训,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敬重和喜爱。

       课余时间,他总是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泡在一起,在国际学院的各项学生课外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为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他亲临“英语之角”等活动现场进行指导,并想了很多办法,如设计情景会话、命题演讲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有时还自掏腰包买来开展活动所需的蜡烛等道具。

       2009年的一天,当时正在我校进行师资培训的朱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简短寒暄后,他迟疑了一下,似乎不太好意思地跟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在1980年受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但聘期三年早已过去。不知学校能否再给我发个聘书和校徽?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暨南人”。时任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的我,听后先是非常感动,之后立刻道歉说,我们早已将他当作暨南人,竟然忽略了聘期这档子事。我明确表态:“我会与人事部门沟通,并向主管校领导汇报,争取尽早满足您的这一心愿”。2009年11月23日,在我校第一附属医院会议室里,由陈剑副院长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敦聘朱振强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的仪式。当主管外事的贾益民副校长为他佩戴暨南大学校徽时,特意身着正装的朱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自那以后,我每次见到他,总能看到那枚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校徽。

      朱教授在我校附属医院住院就医期间,他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亲人前来看望,均与我联系,主要是帮助协调解决外专楼住宿问题。也正是由此我才得知他患病住院的信息。我曾四次前往医院探望,但只有一次是他处于较清醒并可以简单交谈的状态。当我问到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或学校帮助解决时,他不仅立刻表示不需要学校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且一再感谢附属医院领导的关心,医生护士的精心医治照料以及外专楼的支持和协助等。我向他解释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便打搅,我暂时没有向校领导汇报,否则,他们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他。他听后着急地直摇头,让我千万不要给百忙中的校领导添麻烦,那样会令他更加不安;并说在他心目中,我就代表了暨南大学。临别前,为鼓励他与病魔继续抗争,也因为我理解他那植根于心底的暨南情结,我郑重表示,暨南大学非常感谢并不会忘记他为学校所做的一切;并说,如他不介意,我想将他的事情写出来,以激励更多的暨南学子,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曾经为国家为学校发展辛勤付出过的美籍华裔暨南人。他听后不住地点头,似乎很激动,并忍不住呜咽起来。后来他的家人告诉我,我的这一提议令他十分感动和欣慰,反复念叨说,这是暨南大学对他的最大认可。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朱振强教授带着暨南人的骄傲欣然离去,留下的是永恒的暨南精神!

      感谢朱教授亲友的支持,为我兑现对逝者的承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谨以此文告慰朱振强教授的在天之灵。

 (注:此文曾发表于2017年5月30日的暨南大学校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