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中国移民遍布世界》

张肇鸿

中国移民世界各地，带去的是耐劳与坚韧，遵纪守法和勤奋创业，而不是殖民与掠夺。

中国移民传说始于商朝，有“殷商东渡”之说。以后各朝代都有中国人(又称“唐人”) 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中国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商朝：商朝末年，周灭商，大批商朝军民乘竹筏东渡大海逃亡。有学者认为，其中有部分流落中、南美洲。

秦朝：秦朝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扶桑。

汉朝：汉朝日南郡朱吾县居民不满县吏苛政，逃至屈都昆。

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

唐朝：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批高僧，到佛逝国取经，其中僧人孟怀业，留恋佛逝，不回故乡。咸亨年间丰州僧哲到东印度居留，僧人玄游居留师子国。

五代：五代943年，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记录苏门答腊有中国人耕种，巨港华人最多。他们是黄巢起义失败后逃亡至苏门答腊的华侨。

宋朝：宋嘉佑三年（1036年），嘉佑四年，安南虏走大批中国人到安南。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著《诸蕃志》记载:“国有诸葛武侯庙”。南宋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印度半岛的纳格伯蒂讷姆城有中国式瓷砖塔，高数丈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功”。佔婆国有唐人。景定年间（1261年-1266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薛氏到真腊定居。

元朝：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单马锡有华侨定居。元初有大批华人定居在婆罗洲格兰岛。渤泥国敬爱唐人马来半岛，古国龙牙门已有中国人和当地人通婚杂居。真腊国有唐人居住经商。真腊风俗，由妇女进行贸易，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方便贸易。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侨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王。永乐年间爪哇岛的华人多由广东、福建等地方逃亡来此。爪哇有一个几千户华侨聚居的村庄，华侨称之锦石（今格雷西Gresik），村主是广东人。爪哇岛东部有一个华侨村杜板，华侨称之为厨闽，有一千多户漳州、广东移民。旧港(今巨港）居民多由广东、泉州逃来此地。郑和下西洋时任命施进卿为巨港宣慰使。东爪哇有“施大娘子俾那智”传伊斯兰教。爪哇顺塔国王是广东人，永乐九年遣使贡方物。正统年间勃泥有很多华侨居住，曾有漳州人张某成为那督。成化年间丁州盐商谢文彬到暹罗国经商，后来成为暹罗国的官员，并出使中国。正德年间满者伯夷有来自广州、泉州的华侨几百户。 1572年西班牙殖民者累加斯皮说，在马尼拉有40位已婚的中国人居住。隆庆六年（1572年）吕宋有华侨150人居住。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吕宋已有几万名华侨聚居。文莱岛有许多华人，系随郑和下西洋留下定居。[1]隆庆六年（1572年）吕宋有华侨150人居住。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万历二十一年 (1594年) 吕宋已有几万名华侨聚居。文莱岛有许多华人，系随郑和下西洋留下定居。

柬埔寨的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之地。16世纪初黄衷著《海语》记载暹罗国有奶街，是一条华人寓居的街道。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绘制满剌加地图，其中表明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溪，显然是华侨聚居之地。

最早来到非洲的中国人很可能是被荷兰殖民当局从东南亚地区运来的囚犯。1638年5月，第一名荷兰总督古耶尔（CS Gooyed）带了25人，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驻扎于毛里求斯，当年又有两艘船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运来了一些人，使岛上的人员达到80人。

清朝：康熙三十五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顺化政府聘为国师。越南会安港有一条长三四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顺化有关夫子庙和闽会馆，尖碧萝有伏波将军庙。占城张女士，祖籍浙江人，居住占城已经几代。雍正中港口国（今越南境内）国王莫玖（Mok Kui）是广东雷州人。莫玖传位子莫统国王（Mok tong），前后一百多年。乾隆年间暹罗国王郑昭是广东人。婆罗洲戴燕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婆罗洲昆甸国王罗大是广东嘉应人。爪哇华侨人数达十万人。嘉庆年间广东嘉应显人叶来，流寓新加坡。嘉庆末年，柔佛王下令驱逐华人。柔佛华人推举叶来为首，率领众人战胜柔佛王；叶来更购买军械，遣人返国，纠集嘉应县及族人万余，渡海到柔佛，血战八年平定柔佛全境。雍正年间，广东澄海人郑达南渡暹罗，娶暹罗女人为妻，生一子郑昭，日后成为暹罗王。

近代：光绪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採锡矿的华工有十几万人。雪兰莪王待华工苛刻，华工奋战，平定雪兰莪。其时霹雳州华人也平定霹雳。

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记载， 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0,043人。1876年郭嵩涛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华人约二十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十万余。

1840年-1870年欧洲人口贩子将厦门、香港等地七十多万中国劳工“卖猪仔”到南美洲当苦力。同时期约有一百万华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