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堂的钟声 (1)

      1993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

      没风,哑巴冷。太阳好像也被冻上了一层薄冰,就像山楂裹上了一层冰糖似的,变得含糊糊的苍白,远不像以往那么霸道地抖搂着刺眼的威风,让全世界的生灵都得眯缝着眼睛敬畏它了。

     对韩雪来说,似乎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毙的毙,走的走,离的离,不会再有什么让她惊心动魄的大事了。即使遇到风雨天,她也不会跑到窗前去掀窗帘,她知道不会有人来敲窗了。不过,有些人听说她女婿陈曦与俄罗斯那边有亲属关系,多次来找她,请她帮忙引见,给他们介绍俄方的贸易伙伴,还说给她提成。她把他们引见给女婿,让他们自己联系好了,对赚钱她却丝毫不感兴趣。一个换了肾的老人,有今天没明天地活着,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了,余下的只是淡定地活着,平静地打发所剩不多的时光了。

      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待在卧室里,摆弄着一堆心爱的物品,拄着回忆的拐棍徜徉在往昔的岁月中,就像漫步在落满枯叶的乡间小路上,小路两旁不断闪现出从前的风景,一会儿是西装革履的父亲;一会儿又是身着长袍站在圣·尼古拉教堂前的保罗;一会儿又是身穿空军制服,精神抖擞地站在战斗机旁的肖泽明;一会儿又翻开那本早已翻烂了的日记……出现最多的则是她搂着两个孩子的那张照片。“等下辈子再见吧!”儿子这句话就像法官手中的惊堂木,永远敲击着她破碎的心,让她至死都不得安宁。

      这些消亡了的亲人,经常陪伴她度过寂寞而漫长的白天,以及比白天更寂寞、更漫长的夜晚。

      捧着这些遗物,她心里经常会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她想,如果那天在舞场上没有遇到日本人调戏,她还能认识岗察洛夫吗?不,不会的。她总是在自问自答。那么,岗察洛夫也就不会因我而惨遭枪杀了。我也就不可能结识保罗,当然就谈不上有儿子了。那么,儿子就不会因为我去挨枪子了。

      嗨,人生如下棋,一步错,步步错啊!

      她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允许悔棋,更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如果有,让她重新再选择一次,她绝不会选择这样一条多灾多难的人生之路了。

      一天傍晚,她又在床上摆弄她的那堆宝贝,婉如和陈曦来了。

      “老妈,你怎么又在摆弄你那堆宝贝?”婉如进门就嗔笑她,“天天摆弄,不腻味呀?走!穿衣服,陈曦刚从莫斯科回来,让他请客!”

      “哎呀!你们去吧。我不想去。”

      “妈,走吧。”陈曦微笑道。

      “哪能总让陈曦破费呢?手术就花了那么多钱……”

      这时,陈曦皮包里的大哥大响了,他转身去客厅接电话。

      婉如告诉母亲,陈曦在海参崴找到了亲生母亲的哥哥,也就是陈曦的舅舅,就是当年要跟陈曦父亲决斗的那个人。舅舅的儿子在哈巴罗夫斯克当官,对陈曦的木材生意帮了很大忙。

      韩雪说:“陈曦这苦命的孩子终于找到亲人了。怎么,俄罗斯那边也兴走后门了?”

      “嗨,哪都一样!妈,今后你对自己别太吝啬了,我们保证供应你币子!”说着,将一万元钱放到茶几上。

      “别别别!我不要钱,我还有退休金呢!”韩雪连忙推托。

      “得了!你那点退休金,还不够你吃药的呢。”婉如笑着戏谑正进屋的陈曦,“哎,陈曦哥,你可得好好孝敬老妈啊,不然我就像俄罗斯封锁车臣似的封锁你!”

      “我一定好好孝敬妈。不过,你也不能搞核讹诈呀!”

      “对你就得搞核讹诈!对吧老妈?”

      韩雪微笑道:“嗨,你们不用给我钱。钱对我来说没多大用处了。看到你们两个过得快乐,我比什么都高兴。陈曦,你看婉如像个孩子似的,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兴过。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不容易,好好珍惜吧。人世间,不是每个有情人都能成眷属的!”

      “得得!老妈,瞧你又感叹上了!”婉如笑着嗔怪母亲,“走,快穿衣服!”

      “我真不想去……”

 

      这天下午,韩雪又在卧室里摆弄着她的那堆宝贝,隐约听到大门外传来敲门声,以为是孩子淘气,并没理会。平时除了婉如和陈曦偶尔开车过来,家里很少有客人。片刻,却听到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

      她奇怪,这是谁呢?

      她趴着窗户往外瞅瞅,不由得一愣,只见院子里走来两个男人,前面一个头戴灰色礼帽,身穿深灰色呢大衣,脸上挂满了冰霜,看不清长相,但从个头和走路姿势上看,很像一个人,一个让她爱恋一生又自责一生的人!走在后面的那个人穿着黑呢大衣,看不出年龄,手里拎着一只破旧的小皮箱。

      她心里大为惊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早就死了,不可能跑这来!

      就在她胡乱猜测的当儿,门铃响了。

      “铃铃铃!铃铃铃!”

      她并没有急于开门,而是按捺着内心无法克制的怦怦狂跳,站在门口一再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盲目从事!现在的骗子多,绝不能凭着一身衣着就断定是他,穿着一样的人多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他真活着,为什么连封信都不来?那么,这个突然造访的人到底是谁?

      她正站在门口犹豫着,门外传来了问话声:“请问,这里是韩雪女士的家吧?”

      哦?上帝!韩雪心里惊呼起来:果然是他!他居然还活着!

      她发现,他的嗓音虽然被漫长岁月磨砺得有些粗糙,但音色没变,仍然保持着当年那种带有斯文的磁性魅力。

      “请问您是谁?”

      只听门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道:“韩雪女士,我是岗察洛夫!也许,您无法从我老朽丑陋的相貌中认出我了。但我相信,您一定还记得我们当年爱情的誓言吧。‘韩雪,你愿意嫁给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为妻吗?’……‘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你愿意娶韩雪为妻吗?愿意!我非常愿意!我愿意一生一世爱她,呵护她,照顾她,直到生命尽头!’”

      噢,天哪!

      这番四十九年前的誓言,就像昨日的星辰,骤然唤醒了韩雪心中那份美好的记忆。

      推开屋门的刹那,两个人都像冰雕般地愣住了,呆呆地立在寒冷之中,毫无生气的阳光斜斜地射过来,投在两个长长的影子上。

      韩雪站在门口,透过不断哈出的哈气看着眼前的陌生人,极力想从那顶礼帽下辨别出此人的长相,看他是否长着一双灰蓝色的忧郁的眼睛。

      令她失望的是,此人瘦得跟髅骷似的,左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左眉骨一直延伸到左下巴,丝毫寻不到当年那个英俊、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的模样了。

      就在她心里揣摩的当儿,只见对方摘下礼帽,向她微微鞠了一躬,说道:“韩雪女士,您好!”

      “您好!”她回了一句。

      她在心里曾无数次地幻想过彼此见面的情景。但现在,面对这位突然造访的陌生人,她心里虽然翻江倒海,全身血液沸腾,但肢体却丝毫不为所动了。她看到那只灰蒙蒙的好眼睛所流露出的不再是忧郁,而是冷漠。

      “您、您真的是岗察洛夫先生吗?”韩雪的眼前一片模糊。

      “是的,我就是岗察洛夫,只是变得丑陋了。”岗察洛夫回答得十分平静。

      “没想到您还活着……”

      “我知道您不会想到。其实,我的心早已经死了,站在您面前的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且是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躯壳!啊,对不起,也许我不该说这些。”他再次摘下礼帽,向韩雪很绅士地鞠了一躬。

      “请进!”韩雪虽说让他们进屋,但心里却犯嘀咕:这个人真是岗察洛夫吗?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冷漠,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客厅里很暗,韩雪接过二人的大衣和帽子,发现他们穿戴得很寒酸,藏青色旧西服,破旧的皮靴,岗察洛夫的袖口露出脱落的毛线。韩雪示意他们坐到壁炉前的沙发上。两个人在门口鞋垫上蹭掉靴子上的雪末,然后才落座。

      岗察洛夫拍拍中年人的肩膀,对韩雪说:“这是我的儿子思雪。我相信你能理解这个名字的含义。儿子,这就是我对你常常谈起的韩雪阿姨。”后一句他说的是俄语,说完又补充一句,“对不起,他不会讲中国话。”

      “阿姨您好!”思雪慌忙站起,生硬地说了一句中国话,向韩雪伸出一双粗糙的大手。

      “您好!思雪,多好听的名字啊!”韩雪握住那双结满老茧、松树皮般的大手,眼睛顿时湿了。她看到这个中年人跟岗察洛夫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一头金色鬈毛,高挺的鼻梁,一双忧郁的灰蓝色眼睛……只是皮肤比岗察洛夫显得黑。儿子似乎比父亲少了几分睿智,多了几分沧桑和憨厚。

      “思雪这孩子,从小跟着我在极北地区生活,没有文化,又没有见识,性格很内向。”岗察洛夫的语气很平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好像他的感情色彩被岁月磨光了。

      “我看他长得很像您。”韩雪说。

      “是的,是很像我。”

      三个人围在壁炉前,一时陷入了沉默,不知该说些什么。

      末了,还是岗察洛夫首先开口了。他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就像一个人戴着脚镣走路似的,每移动一步,都带出一段哗啦哗啦响的历史回声。

      “韩雪女士,我本来不该来打扰您平静的生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您一定结婚了,成家了,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再说,我不想让您看到我这副丑陋的模样。”说这话时,他一直侧着脸,看着壁炉里烧红的煤块,将刀疤脸侧过去,将半拉好脸留给韩雪,“说真的,刚才看到您惊讶的样子我很后悔,后悔不该来中国!我知道我在您心中已经死了,已经死在那个暴风雨之夜了。其实,我真希望能在那天夜里死去,死去远比活下来要好得多,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死……”

      客厅比刚才更暗了,充满了悲怆的沉默。

      韩雪起身打着灯,明亮的灯光驱走了室内的昏暗,却驱不散两个人心头的幽怨。

      “我本来不想来,不愿让您看到我这副丑陋的嘴脸。可我必须来,因为我没有完成使命……”

      怎么又是使命?又是谁交给他的使命?她心想。

      于是,她反问了一句:“岗察洛夫先生,请恕我冒昧。当初您就说为了完成使命,您必须要回国。这回怎么又带着使命?又是布尔什维克交给您的使命吗?”

      “不!”岗察洛夫打断了她,语气仍然很平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早已经脱离了任何组织,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能约束我了。现在,只有良心能约束我。我的良心要我必须来。否则,我到天堂无法面对我的救命恩人,再不来就没有机会了。”

      “您的恩人是谁?为什么说没有机会了?”韩雪满脸疑惑。

      岗察洛夫没有回答,而是转头瞅瞅思雪。思雪也抬头瞅瞅父亲。

  二

      的确,半个世纪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岗察洛夫并没有死。

      当他从昏迷中惊醒时,发现他被人拽着从高处扔下来,跌落在一块水泥样的陡坡上,身体顺着黑糊糊的陡坡叽里咕噜地往下滚去,滚着滚着,吧叽一声,掉进了冰凉的水里,咕噜咕噜地呛了好几口水,被呛蒙了。

      他昏昏沉沉地以为自己死了,恍惚中,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子弹就落在他身边。头顶是瓢泼大雨,身边是爆豆似的枪声,他的身子不断往下沉去。他懵懵懂懂地以为这回真的死了,却又听见枪声停止了,隐约传来一阵渐渐远去的马达声。

      这时,他的大脑终于清醒了,我没死,我还活着,赶快逃命吧!

      于是,他拼命挣扎着浮出水面,极力判断着哪边是岸。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雨声和涛声,什么都看不见。好一会儿,他才从远处微弱的灯光中判断出岸边的方位。于是,本着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顶着黑压压的恶浪,拼命向岸边游去。他发现左臂剧痛,不听使唤,只好用一只手划水,雨大,浪急,体力不支,不断被恶浪冲走,久久靠不了岸。此刻,死神就在他脚底下潜伏着,只要他对自己的小命稍一松手,死神就会欢呼着掠他而去。但是,他不肯屈服,以叫嚣的方式激励自己:来吧!狂风恶浪,统统地来吧!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淹死在天天游泳的松花江里!

      人在这种生死关头,拯救他性命的往往不是上帝。而是他自身活命的强烈欲望——强大的意志力!

      不知过了多久,岗察洛夫终于抓住了岸边的一块石头。

      他爬上岸,发现他被冲到道外了。

      他脱下衬衫捆住流血不止的胳膊,趁着雨夜,躲过巡夜黑狗子的眼睛,从后院的暗道口偷偷地潜回家中的地下室,躲在夹壁墙里处理好伤口,换上干爽衣裤,取出情报,按照父亲的叮嘱,雇了一辆俄罗斯老头赶的四轮马车,连夜向齐齐哈尔方向奔去。

 

      当他历经三个多月的颠簸,终于回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时,已经是深秋了。

      途中他病了,伤口化脓感染,在满洲里一个中国铁路工人家里住了好多天。临走,他把兜里所剩不多的中国币子,全部留给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八口之家,并且一再承诺,有朝一日一定回来报答。

      列车到达鄂木斯克是一个飘着清雪的早晨。

      他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把所带不多的用品放在旅馆里,然后去找谢尔盖叔叔。旅馆看门的是一个皮肤松懈、下巴重叠的老妇人,看完他的证件,得知他是从中国来的,对他友好地笑了笑。

      他问老妇人,鄂木斯克中学在哪?

      老妇人却一脸茫然,思忖片刻说:“从前是有一所鄂木斯克中学,现在好像改名为斯大林中学了。不知您要找的是不是这所中学?”

      他第一次来到鄂木斯克,对这里并不熟悉。只知道鄂木斯克始建于1716年,曾是高尔察克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首府,1919年被红军解放的。

      岗察洛夫踏着黏滞的薄雪,来到已改名为斯大林中学的鄂木斯克中学,一幢二层小楼的校舍。因为战争的缘故,校园里很冷清。

      在走廊里,他遇到一位夹着教案的女教师,问她谢尔盖校长在哪,她用嘴巴往楼上一指,匆匆地走了过去。

      岗察洛夫想到终于要见到谢尔盖叔叔了,心里感到一丝酸酸的兴奋。他要告诉谢尔盖叔叔,为了完成十八年前他交给父亲的任务,父亲牺牲了,母亲死了,他也险些丧命。一想到长眠在满洲里中俄边境上的母亲,岗察洛夫心里很是难过。他曾经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回来接母亲。如今,他长大了,母亲却早已变成了一堆白骨。

      他却发现,坐在办公桌前的并不是谢尔盖叔叔,而是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妇女,正俯在办公桌前匆匆地写着什么,听他进来,抬头瞥了他一眼,继续低头写下去,边写边像训斥学生似的训斥他,根本不容他辩解。

      “年轻人,你跑我这来干什么?我看你早已过了读书的年龄,为什么不去前线打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苏联红军正在佩特萨莫和挪威的希尔克内斯地区,向德军发动第十次突击,让该死的德军饱尝惨重的苦头吗?如果不知道,请你看看这张报纸好了!”随手将桌子上的一张《真理报》扔过来,继续道,“难道你没有看见学校里没有一名男教师,连五十岁的男人都没有吗?不仅是学校,整个苏维埃,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游手好闲的男人!”

      “对不起,女士,我不得不打断您!”岗察洛夫只好打断这个喋喋不休、以训人为天职的讨厌女人,“我不知该如何称呼您,可我必须告诉您,我不是来听您训斥的。我是从中国专程来找谢尔盖校长的!”

      听到这句话,胖女人才停止手中的书写,竖起修剪得又弯又细的眉毛,用钢刷般的目光对他从头到脚刷了一遍。

      岗察洛夫也不由自主地低头瞅瞅自己,看到自己的一身打扮的确很寒酸,破旧的皮靴,破旧的扎趟黑棉袄,破旧的毡帽头,一身穿戴都是满洲里那家中国工人送的。

      “夫人,我不知该怎样称呼您?”岗察洛夫只好问道,“请问,谢尔盖校长在哪?”

      “你找谢尔盖先生什么事?”胖女人冷冷地问道。

      “对不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密!请告诉我,谢尔盖校长在哪?”

      “对不起,这个我也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国家的机密!”胖女人特意把“我们国家”几个字说得很重。

       “那好吧。对不起,打扰了。再见!”岗察洛夫只好窝着一肚子火气,离开了这个讨厌的女人。

 

      下午,当岗察洛夫再次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却见那个胖女人仍然俯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一只戴着红宝石戒指的胖手指,夹着战争年代老百姓根本买不到的香烟。刚刚从乌云中露出的一缕阳光透过挂着一道道水渍的玻璃窗,照在她穿着灰格呢裙的肥硕身躯上,把她的胖脸映得阴一半阳一半,很是耐人寻味。

      “对不起,安娜阿姨,请原谅我上午的失礼!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就是校长。”岗察洛夫满脸歉意地微笑,站在女校长面前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不知您就是谢尔盖叔叔的妻子。您知道,我父亲跟谢尔盖叔叔是多年的老朋友。当年,派我父亲以逃难名义逃亡中国,就是谢尔盖叔叔下的指令!”他心想,谢尔盖叔叔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傲慢的女人呢?

      可是,无论他怎样道歉,女校长的脸都像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始终结着冰。

      “谢尔盖已经不在鄂木斯克了。”女校长冷冷地说道。

      “去哪了?”岗察洛夫急忙问道。

      “莫斯科。”

      “什么时候回来?”

      “他调到莫斯科内务部工作了。”说完,女校长漫不经心地向空中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

      “啊,原来是这样……”岗察洛夫并不知内务部是干什么的,更不知内务部掌握着多少人的生杀大权。他一心想见到谢尔盖叔叔,把带回来的情报交给他,只好问道:“安娜阿姨,请问谢尔盖叔叔住在莫斯科什么地方?”

      “对不起,这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可我必须见到他,我是专程回来向他送情报的!”

      “那就把情报请交给我好了。”

      “那不行!”岗察洛夫说得很坚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父亲告诉我,除了谢尔盖叔叔任何人都不能交!父亲要我一定当面交给谢尔盖叔叔!”心想,我怎么可能把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交给这么一个傲慢的女人呢?

      他的这番话似乎刺痛了女校长的自尊,她用钢刷般的目光再次对他刷了一眼,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你在中国做什么工作?”边说边操起了电话。

      “啊,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把他的一生给葬送了。

      “哦?给日本人当翻译?”女校长似乎有些惊愕,对着话筒说道,“喂,谢尔盖先生,岗察洛夫就在我这!他说要见你,不肯把情报留给我,请你跟他说几句吧。”她显然已经跟谢尔盖通过电话了。

      岗察洛夫接过话筒,只说了一句:“谢尔盖叔叔,我是米加……”就什么都说不下去了。

      刹那间,逃亡生涯所经历的一切,母亲惨死在众人的皮靴下;父亲牺牲在法西斯党徒的枪口下……一切一切,全部袭上他的心头。他对着话筒那头的谢尔盖叔叔只是哽咽,再也说不出半句话了。

      只听对方说了一句:“请把情报交给我的妻子安娜吧!”就把电话挂了。

      岗察洛夫只好脱下破棉袄,拆开底襟,从棉袄的夹层里取出情报,双手托着,很不情愿地送到女校长面前。只见女校长用不屑的目光瞟了他一眼,随手将情报往桌子上一扔,又操起电话,跟什么人哇啦哇啦地说了起来。

      看到女校长对他们父子的巨大付出如此不屑,岗察洛夫很是失落,甚至想把情报取回来。可他转而又想,取回来又能交给谁呢?

      离开校长室,岗察洛夫的心情很是郁闷。跟女校长握手告别时,发现她抹得鲜红的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冷笑。他心里曾闪过一丝疑惑:她为什么冲我冷笑?难道她对我心怀鬼胎吗?

      跟随父亲多年,特殊的职业使他养成多疑而敏感的性格。

      但是,他毕竟太年轻了。而且,从小跟随父亲在中国长大,对苏维埃的政治形势并不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对谢尔盖叔叔充满了不可动摇的信赖。他觉得谢尔盖叔叔看到这份情报一定很满意,甚至会表扬他。

      情报上详细记录了俄国法西斯党和白匪残余的人数、头目,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以及经费来源等诸多问题。后来日本投降以后,俄国法西斯党头目罗扎耶夫斯基和白匪军头子谢苗诺夫等人在中国被捕,被苏维埃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其中就有岗察洛夫父子的功劳。遗憾的是,并没有人承认这些。

      此刻,虽然有些郁闷,但毕竟完成了父亲交给自己的使命。岗察洛夫的心情还是感到多少天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脚步也随之轻松起来,踏着薄雪,沿着来路往回走,想找一家饭店好好吃一顿,回到小旅馆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看有没有开往伊尔库茨克方向的火车,如果有,他准备去伊尔库茨克。到那雇辆马车回故乡安拉斯小镇,看看阔别十八年的小镇,看看自己的家,熊熊肯定不在了,房子还在吗?然后就准备去前线打德国鬼子。他不愿做一个女校长说的那种人,面对国家的安危,游手好闲,袖手旁观。父亲说过:一个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他想战争结束以后,他要把韩雪接到安拉斯小镇,让她看看他的故乡,看看贝加尔湖。如果她愿意,他们可以留在安拉斯小镇定居。如果她不愿意,他就跟她回哈尔滨。他喜欢哈尔滨这座钟声悠扬、充满了俄罗斯情调的城市。

      此刻,正是白天与夜晚交替的时刻,路灯还没有亮,周围显得苍茫而昏暗。落着一层薄雪及枯叶的马路上,寂寥无人,远不像哈尔滨大街总是人群熙攘。

      四周很静,静得能听到皮靴踩在清雪和树叶上发出的有些黏滞的“刷刷”声。十八年来,岗察洛夫第一次踏上自己国家的国土,心里感到格外踏实,有一种归宿感。路过尼古拉·哥萨克教堂门前,他回头瞅瞅,看看这座教堂跟哈尔滨的圣·尼古拉教堂、索菲亚教堂相比,哪座教堂更漂亮、更恢宏,他觉得还是圣·尼古拉大教堂更独特,更具恢宏气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连脚步声都没有听到,却突然被人用麻袋样的东西套住了脑袋,被几双大手塞进了一辆闷罐样的车里,被推进车厢的刹那,他的鼻子撞到了车厢的铁皮上。

      他蜷曲在麻袋里,心里感到十分惊惑:我穿戴这么寒酸,一看就是穷人。为什么会遭到绑架?不对!这些人开着闷罐车,好像不是一般的绑匪。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我?啊,坏了!肯定是那帮白匪残余干的!

      这个念头一闪,他连连打了几个寒战,心想这回死定了!那帮混蛋绝不会放过我!可他又觉得奇怪,那帮家伙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是谁向他们告的密?

      闷罐车颠簸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停了下来。

      岗察洛夫头上套着麻袋,被人带下车,透过密密麻麻的麻袋眼,踏上水泥台阶,走过一段阴森森的坑洼不平的石板路走廊,前边有人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他觉得这里好像是一座古老的监狱。他闻到一股监狱里那种惯有的血腥与潮湿的气味儿。在日本宪兵队期间,他多次去过这种地方,对这种陈腐的气味儿很是熟悉。

      果然,随着一种稀里哗啦的开锁声,他头上的麻袋被人薅了下来。他发现,果然是一座古老的监狱,只是把原先敞开的铁栅栏砌死了,砌成了一个个单独的监舍,后砌的水泥印还在呢。

      一个长得高大凶悍,腰间挂着一大串七八寸长大铁钥匙的老狱警,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在岗察洛夫身上仔细搜了一遍。岗察洛夫明白了,绑架他的绝不是什么白匪残余,白匪残余不可能有监狱。这里是国家的专政机关,只有国家的专政机关才会有这种古老的监狱。一想到被关进了国家监狱,他的心反倒踏实了。他认为国家专政机关不同于草寇和土匪,国家专政机关是讲法律的。

      “先生,”他没有大喊大叫,而是很斯文地对准备抽掉他裤带的老狱警说,“我想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叫尼古拉·阿里克塞也维奇·岗察洛夫。我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今天刚从中国来这,是来给内务部长官谢尔盖先生送一份重要情报。”他觉得这种时候,只好打出谢尔盖这张招牌了,“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请您让我见见你们的长官好吗?”

      “请你先松开我的袖子!”也许因为岗察洛夫称狱警为先生,所以,满脸凶悍的老狱警举着大铁钥匙并没有砸下来,而是用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瞪着他,轻蔑地说道,“我们的长官,能是你这种身份的人想见就见的吗?”

      “啊,对不起先生,”岗察洛夫急忙松开狱警镶着大铜扣的衣袖,歉意道,“我知道你们的长官不是我随便见的。可我的确是冤枉的。我什么坏事都没干!我只是去了一趟斯大林中学……噢,对了,你们可以给安娜校长打个电话,或者给莫斯科内务部的谢尔盖长官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们!”

      可是,老狱警的一番话却令岗察洛夫大惊失色。

      “岗察洛夫先生,既然你认识内务部的长官,要是没有他们的命令,我们这一级的监狱能把你关进来吗?”

      “你说什么?难道……”岗察洛夫惊诧的话语刚一出口,却被老狱警粗鲁地打断了。

      “你这个笨蛋,我他妈什么都没说!痛快滚进去吧!笨蛋,别浪费我的时间了!”说完,把岗察洛夫往屋里一推,“哐当”一声关上了铁门,“咔嚓”一声落下了大锁。

      “混蛋!你给我站住!”这回该轮到岗察洛夫骂人了。他再也顾不得什么斯文,站在铁门里,一边骂,一边拼命拍打着铁门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你们这帮混蛋!你给我听着!”

      此刻,他那俄罗斯血统中潜在的、刚烈而不服输的个性,就像突然放开锁链的藏獒,顿时彰显出凶猛而不驯的性格。他觉得在这充满血腥的古老监狱里,他所表现出来的斯文,他所期待的法律,都他妈一律没用了!只能以反抗来抗争自己的权利了。

      “我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派到中国的特工!为了完成那该死的任务,我母亲死了!我父亲也死了!我受尽了磨难,现在又被你们抓进这该死的监狱里……”

      他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好像要把十八年来所遭受的委屈统统发泄出来,发泄在这静悄悄的,看似无人的古老监狱里。

      他并不知道,在走廊两侧每一扇铁门后面,都锁着像他一样愤怒的灵魂,只是经历了最初的反抗和愤怒之后,心死了,麻木了,不再像他刚进来时这样鲜活,而是变成了一个个死魂灵,等待着生死未卜的宣判。

      就在他冲着走廊咆哮之际,身后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年轻人,别发火了。大家都跟你一样。”

      “不!我跟你们不一样!”岗察洛夫正愁没地方发火呢,转头就冲着身后吼了一句。

      他这才发现,在这所不大的监舍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些人的长相,只看见地上挤挤擦擦坐着一堆大大小小的脑袋。

      “没什么不一样。”仍是那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从右侧墙角发出的。

      “请闭上你的嘴巴!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教训我!”岗察洛夫冲着墙角一个大胡子老头厉声吼道。

      那个苍老而平静的嘴巴闭上了。但是,屋子里所有的眼睛都睁着,而且瞪得老大,都盯着他。

      “我告诉你们,我从没干过任何坏事!”岗察洛夫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也没有干过坏事!”不知是谁也愤然了一句。

      “不!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身负着国家的重要使命!”岗察洛夫特意加了“国家”两个字。说完他就后悔了,骂自己笨蛋,愚蠢透顶!这种时候,怎么能说出这种犯众怒的话呢?在这充满罪恶的监狱里,谁还听你国家使命之类的屁话?

      的确,他的话就像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库里,骤然点燃了所有的火药桶。但是,火药桶并没有发出任何爆炸声,而是采取监狱里特殊的方式,一切行动都是在悄然无声中进行的。昏暗之中,只见满监舍的人都缓缓地站了起来,高高矮矮,就像一群无声的幽灵,纷纷向岗察洛夫靠过来。

      “你们要干什么?”看到这种架势,岗察洛夫本能地攥紧了拳头。

      但是,好虎架不住群狼。何况他还拖着一只受过伤的胳膊呢。

      当他被众多拳脚打得鼻青脸肿,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他发现一张久不刷牙、臭烘烘的嘴巴,凑近他的耳朵,轻蔑地问道:“还肩负着你的狗屁使命吗?”

      “混蛋!你们这帮畜生……”骂声没等出口,一顿拳脚又袭了上来。

      直到那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开口制止:“行了行了!你们不要自相残杀了!快住手!”这场在监狱里最常见的群殴这才告一段落。

 

      接下来,岗察洛夫在这古老的监狱里,承受着炼狱般的煎熬,嘲讽和奚落就像这污浊的空气一样,团团包围着他。有几次,他真想把几个家伙的脑袋扭下来当球踢。

      “喂!国家使命!”他们都叫他“国家使命”,“给我们大家讲讲,你肩负着什么样的狗屁使命?是去刺杀战争恶魔希特勒,还是潜伏到德国鬼子的心脏去了?”

      “不不不!你们都说错了。他去完成的是用这个,让德国女人尝尝俄罗斯男人的厉害!哈哈哈……”边说,边冲着着岗察洛夫做着下流动作。

      面对这帮无赖他只能沉默。每天除了领一点带皮的马铃薯,用帽子盛一碗泔水汤以外,从早到晚就趴在膝盖上写信,给谢尔盖叔叔,给安娜校长,给内务部长贝利亚,一遍遍地阐述他被冤枉的案情,要求立刻释放他!为了跟狱警要点纸张,请狱警将信投递出去,他把手表、兜里为数不多的美金,统统从送饭的窗口送了出去,就差没把身上的衣裤扒下来,统统送给那个凶悍的老狱警了。

      一天,一个经常挖苦岗察洛夫、绰号叫北极熊的家伙,夺过他写的材料,用嘲讽的口吻念起来:“我最最尊敬的谢尔盖叔叔,您可能不记得小米加了,可您总该记得我的父亲……”

      岗察洛夫急了,一把掐住北极熊的脖子,以一决生死的口吻厉声道:“你这个畜生,张开你的狗耳朵听着,你必须乖乖地向我道歉!否则,我就扭断你的脖子,我数三个数,一……二……”

      没等数到三,那个平静而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北极熊,岗察洛夫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并没有什么不对,你应该向岗察洛夫道歉。”

      “好、好……对、对不起……我、我向岗察洛夫先生道歉,”北极熊的脸憋得像驴肝似的,只好低头道歉。

      大胡子老头披一件质地不错的灰呢子大衣,看样子,像个大学教授或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没人知道他的身世,大家都叫他大胡子老头。他长着一副钢刷般的灰色大胡子,一头同样钢刷般的灰色苍发,一双深陷眉骨下的蓝色眼睛,透出一种看穿一切的深邃和坦然。大家都愿意听老头讲一些有关刑期、战争形势、国家前途等诸类问题。

      这天晚上,当岗察洛夫借着铁门上方射进来的一缕灯光,发疯般地写着最后一封信时,一只温暖的大手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他抬头,发现大胡子老头正用深邃的目光望着他,真诚道:“年轻人,别浪费你的那点钱了,没用。”

      听到这句话,岗察洛夫再也控制不住多少天的孤独和委屈,抱住老头呜呜地哭起来。

      就这样,岗察洛夫跟这个神秘老头成了朋友。两人经常躺在这座沙皇时代建造的古老监狱里,伴随着如雷的鼾声,通宵达旦地聊着。

      从老头那里得知,监狱里关押的大多是跟岗察洛夫一样,糊里糊涂被抓进来的“政治犯”。岗察洛夫第一次听到有关苏联几次“大清洗”的情况。此前,他在哈尔滨俄侨创办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大清洗”方面的报道,还以为是白俄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仇视所杜撰的呢。

      大胡子老头说,“大清洗”就像14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一样,使数百万无辜者惨遭杀害。其中跟列宁一起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几位苏共中央领导,除斯大林之外,其他几位全部被处死或暗杀了。

      说到痛心处,大胡子老头仰望着从铁门上方小窗射进来的一缕灯光,眼含苍泪,悲愤地感慨道:“布哈林在遗言中写道:我命在旦夕……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说到这里,老头用更加悲愤的口气说道,“苏维埃那么多优秀的元帅、指挥官,都被处死了。仅1936年至1938年间,就被处决了六十多万人。当时,苏联共有五位元帅,三位被处死;十六位司令员,十四位被处死;六十七名军团长官,六十人被处死;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一百三十六人被处死;八十人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七十五人被处死;除此之外,还有三万多名团级军官全部被处死了。”老头掰着手指,如数家珍般地数着这些数字,“这些将士都是苏联红军的精髓,苏维埃的骄傲!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屈死在残暴的国家机器之下!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视为最亲爱的父亲,最最英明、最最崇敬的领袖……”

      说到这里,老头良久没了声息,眼窝里汪着两颗大大的泪珠。再开口时,老头钢刷般的大胡子微微颤抖,愤然道:“难怪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曾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公开叫嚣,苏联是一只瘫痪了的北极熊。他们已经没有好的统帅指挥战斗了!”

      一时,监舍里陷入了沉默,只有鼾声和梦呓声在黑暗中响起。

      好一会儿,岗察洛夫才悄声问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

      老头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抬起头,瞅了瞅跟他隔着一个铺位的中年人,见那人张着嘴巴似乎在酣睡,才故意抬高了声音,道:“年轻人,既然你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但我要提醒想告密的朋友,这是大胡子老头说的,并不是岗察洛夫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残暴统治的结果!掌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残暴镇压手段!这种残暴的统治就像一台无形的绞肉机,无时无刻不在疯狂地绞杀着无辜的生命!”说到这里,老头话锋一转,“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叫莫斯科特别会议的判决吗?啊,对了,你在中国可能没有听说过。我可以告诉你,特别会议的判决也叫OCO判决。就是对罪犯采取缺席审判,不提审,不审判,被判刑者对自己的案情一无所知。而且,特别会议的高官们根本不看案情,也看不过来。全部由手下人处理,对全国各地报上去的案件,分类,大笔一挥,一个人是死是活,判十年、二十年,全由几个工作人员的笔头说了算!而且,判决后的刑期可以无限延长,且永远无处上诉!”

      “现在还是这样吗?”岗察洛夫不由得担心起自己。

      “比以前有一些改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可我不理解,前线正在打仗,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送到前线去效力,非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呢?”

      “这个问题,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了。”

      “请问,您是搞法律的吗?”岗察洛夫以为老头是法官或者律师。

      只见老头晃了晃他的大胡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管我是搞什么的。我相信凡是有点良知的苏联公民,都会记住这一切。这将是苏维埃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绝不亚于中世纪欧洲的异端审判所!”

      此刻,监舍里静悄悄的,鼾声和梦呓声都消失了,连呼吸声都变得很轻。

      所有人都醒了,都瞪大黏滞的眼睛竖起耳朵,倾听着老头的每一句话,心里琢磨着自己的小命,会不会被那台可怕的绞肉机绞死,绞不死的话能判多少年。十年,八年,还是二十年?岗察洛夫也是如此。

      他想问问老头,他会不会被绞死?

      没等他张口,老头又开口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岗察洛夫说的,声音充满了沧桑感。

      “俄罗斯的灵魂病了,需要很好的医治。不过,夜晚再黑暗,总要被黎明所取代。只是我看不到鄂木斯克的黎明了。也许你能看到。”

      “你为什么看不到了?”岗察洛夫惊愕地反问一句。

      老头没有回答,而是拍了拍岗察洛夫的肩膀,说:“睡吧。天快亮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1944年12月24日。

      圣诞节前一天,一个大雪过后的早晨。

      九点一刻,大家刚吃完一点黑麦屑粉熬的糊糊,正坐在地上舔磁缸呢。走廊里传来一阵特殊的脚步声,不是狱警那种熊掌般的“啪嚓啪嚓”的脚步,而是女人的高跟皮靴踏在石板路上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咔”声,在这阴森森的监狱里听起来很是悦耳。

      听到这特殊的脚步声,地铺上所有人都面露惊色。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岗察洛夫更是一脸惊惑,不知这脚步会不会是冲着大胡子老头来的。昨天夜里,大胡子老头告诉岗察洛夫,他曾经公开对大学生讲,要反对残暴统治,要提倡真正的民主。所以,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此刻,“咔咔”的高跟鞋声就像锋利的刀片,削割着人们紧张的神经,惊愕在每个人的脸上游弋,只听门外传来开锁声。

      这时,只见大胡子老头缓缓地站起,与狱友们微笑着拥抱,默默地告别。

      当拥抱到岗察洛夫时,老人用力拍了拍岗察洛夫的肩膀,微笑道:“记住,活着就是胜利!”

      “活着就是胜利!”从此成为岗察洛夫的生命支柱。

 

      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开锁声,牢门开了。

      岗察洛夫看到一个年轻漂亮、涂着眼影和口红的年轻女子,一身呢子军装,手里拿着一个大本夹,一脸傲慢地出现在狱室门口。他觉得在这充满血腥的监狱里,来宣读死亡判决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女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只见那女人翻开手中的大本夹,刚要宣读“吉米林克……”却被大胡子老头打断了。

      “小姐,不必走过场了!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像狗一样向你们摇尾乞怜的!”

      那女人并没有理睬,继续念道:“因其反对苏维埃,反对伟大领袖斯大林……”

      “请闭上你的嘴巴!”大胡子老头愤怒的吼声,终于把女人尖细的宣判声压了下去,“我吉米林克的名字,不许从你们这些人的嘴巴里吐出来!否则,将是对我圣洁灵魂的玷污!”说完,老头抖了一下身上的灰呢大衣,微笑着向大家挥挥手,起身向门外一跛一跛地走去。

      岗察洛夫这才发现,老头竟然是个跛子。

      随后,走廊里传来了普希金的《自由颂》,只是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声音激愤而铿锵:

      “来吧,把我的头颅(应为“桂冠”)拿走,敲碎我懦弱的竖琴。我要对世界歌颂自由,我要抨击宝座上的罪愆。……你专制暴虐的恶魔(应为“恶汉”),我憎恨你,憎恨你的宗室……”

      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声音冲破这石头砌的高墙,冲破人类最凶悍的阻挠,在这古老的监狱里,在鄂木斯克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而回荡更久的是枪声,那撕裂几十个生命的枪声,在监狱专门用来枪毙人的断壁前响了很久。喷洒出来的鲜血把厚厚的积雪都染红了。

      从此,岗察洛夫变得更加沉默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