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上篇)第七章 青青芳草地(1)

人间四月天

2001年4月1日

         这个月,我毫不犹豫地选中了Easter“复活节”作为这期节目的重点,其原因不是源於宗教,而是有感於一种情绪。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个月的四号恰巧也是中国人祭奠亡灵的日子。

         两种“祭天地、泣鬼神”节日在东西两半球不期而遇,这无疑地牵动了我多年“不知何处是芳草的”移民情结。

        在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清明节”?“清明节”该怎样做?以扫墓的方式在这一天去祭奠死去的故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来都没想过要去追根寻源。然而,面对“复活节”,年年都过,可是轮到自己做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必须追根寻源,否则自己都概念模糊。我查了许多的资料:

         复活节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复活而设定的节日。可以说,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中,它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节日因此得名。

        然而,关于复活节的日期,基督教会内部曾争论不休,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直至 公元325年的教士大会才决定把每年春分月园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作为节期。不过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家有自己的复活节节期,一般多在三、四月间。比如,希腊 以春分月圆后的第三个星期天为节期;保加利亚选在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之间的第一个星期天;西班牙和秘鲁则在 每年四月举行该节的庆祝活动;而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复活节的一些宗教活动则在复活节前的周六进行。

        虽然不同国家节期相差较大,但是有特色的习俗则大同小异 :用不同的色彩涂抹鸡蛋,以示耶酥的复活;用小兔子作为繁衍生命的象征,以表生命的永恒。彩 蛋 游戏是复活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人们按照传统习俗把鸡蛋煮熟后涂上红色,代表耶稣受难后流出的鲜血,强调其宗教色彩;后来,人们又把煮熟的鸡蛋涂成五颜六色,代表着耶酥的再生带来了万物复甦的春天。当然,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比如德国和澳大利亚把鸡蛋染成绿色作为神圣星期四的祭品;南斯拉夫是用金色和银色涂抹煮熟的鸡蛋;奥地利的彩蛋则是由艺术家们精心设置绘制出来;而美国的基督徒最初也是把耶酥和圣母马丽亚的图像绘在彩蛋上。

        然而,复活节的彩蛋游戏发展到美国的今天,它已经被更改了无数次的游戏规则,也可以说是集世界之大成,溶一切人之兴趣的民间活动:

        首先,彩蛋不拘色彩,五颜六色都有。另外,彩蛋不在是煮熟的鸡蛋,而是借助现代工业用彩色朔胶制作出蛋壳,再把美国人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糖放在里面。

        色彩鲜艳的蛋壳和香甜可口的巧克力糖自然吸引着大人小孩。于是,美国人就拥有了两种玩法:一种是在私人住宅的房里院外进行;一种是在社区公园的里里外外进行。不论地点在哪里,参与的人多少,游戏的规则不变。

        为了表示复活后的快乐,大人和孩子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拣拾彩蛋,比赛谁拣的多;或者把彩蛋放在草地上或土坡上滚动,看谁滚的快,滚的远。人们相信,彩蛋在地上来回滚动可以使恶魔不断惊颤、倍受煎熬。所以能使彩蛋最 后破裂的人为胜者(当然,滚动的彩蛋就一定是真鸡蛋了) 。通常胜利者可以得到所有游戏者的彩蛋。

        由于彩蛋的娱乐性很强,所以它吸引着不同族裔和不同宗教的人自愿地参与这项。即使是白宫,也要在每年复活节中组织这种游戏 。

        复活节的另一象征是小兔子。小兔子们之所以在千百种动物里获此殊荣,不仅仅是它们拥有可爱的外貌,而是四月的春机昂然与兔子极强的繁 殖 能 力使世人以兔子为新生命的创造者 。于是,美国的儿童在拣拾彩蛋的时候,毫不怀疑彩蛋是兔子生的。于是,用巧克力做出的小兔子和绒毛做出的小兔子就成为节日间的抢手商品。

         每年的四月,美国商店的货架上就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彩蛋和小兔子。如果说店家在圣诞节和感恩节能出售全年60%商品额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寄希望於复活节期间可以销售全年巧克力糖的总销售额。这不是哗众取宠,有新闻媒体报导为据。

        于是,我决定象以往那样到一些商场偷拍一些用巧克力糖做的彩蛋和兔子。然而,今天出师不利,刚到商场没拍几个镜头就被店员制止。看到琳琅满目的货架无法拍摄,心中十分沮丧。按理说,我可以象以往那样“走街串巷”到不同的商店里抓拍一些镜头,但是经过多次被制止的尴尬,我已经丧失了以往假装不知“规矩”而写在脸上的“天真”,没有勇气再挎着摄像机走进商店。

        说也奇怪,就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心里正琢磨着刚才抢拍到的彩蛋和小兔子的镜头是否能满足这一期节目需要的时候,一个想法突然跳到我的脑海里:我何必苦苦守着商店的货架?

        两天前,我去参加圣地牙哥侨界为欢迎中国女足五名主力队员到本地集训举办的晚宴上,主办单位就是以很大的绒毛兔子做为礼物,赠送给五名队员。当时我还觉得好笑—这些刚刚跨进美国的中国姑娘们,也许还不能体会到主办人是想借助即将到来的复活节的习俗,用兔子来祝福她们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生存环境。记得我当时把镜头紧紧地盯在剪着齐耳短发、性格如男孩子般地开朗、怀中却抱着一个粉红色绒毛兔子的高红。据说,高红在国内很有名,是女足的主力,中国的“国脚”。让可爱的兔子与“国脚”同时进入我的节目,这不比单纯到商店里抓拍镜头更有意义吗?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其实我对体育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只是听说这五位“国脚”如今已从中国女足退役,刚刚加盟美国的职业女足大联盟,并且被大联盟安排在圣地牙哥集训。既然“近水楼台”,也不妨一睹“国脚”的风采,顺便也拍一些镜头作为今后《入乡随俗》的资料。

        到了餐馆大门口,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正在采访。我急忙挤进人群,把镜头对准五个嘻嘻哈哈的女孩子。她们就是被中国人传为“五虎将”的“国脚”?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穿着随意,发型极不讲究(有一位的头发倒是精心修剪过的,但是还染成了棕红色),个头也不算高的女孩子们竟是今天的贵宾。说心里话,我最初真以为自己找错了对象,但是一数正好是五人,加上她们在回答美国记者的问题时用不熟练的英语“一言以避之”地加以笑容答复的时候,我知道了“人不可貌相”的含义。

        身着运动衫,脚登旅游鞋的“国脚”们被西装革履的先生们和我这种穿戴整齐的女士们前呼后拥地簇拥到餐馆里。好嘛,餐馆里更热闹,求签名和照像的人把我的摄像机挤得是东倒西歪。这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明星”,什么叫做“明星效应”!面对着男女老少带着他们买来的足球请‘国脚“们签字的沸腾场面,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这种“远见卓识”。好在与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和我坐在一桌的Julia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吃饭的时间赶紧到商场买球。我也一脸兴奋地向她喊道:给我也捎一个!

         如果在以往,我一定认为这次宴会很不成功,因为现场人声鼎沸,没有人去理会主持人的发言,没有人介意他人的感觉。拥挤的餐厅被来来往往在寻找“国脚”们签名的人造成更大的混乱。但是,我就是那混乱场面的一分子,我明白这混乱的空间里流动着多少亲情和乡情。这种混乱的场面转化到我的镜头里,要比大家衣冠楚楚地坐在餐桌前生动得多。

         也许是“国脚”们和我的感受相同,她们并没有介意这种混乱,反而很开心地告诉大家,这是她们到美国以来见到最多一次的中国人,她们好高兴。她们还为大家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的“卡啦OK”。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终于对“国脚”们有了感性认识:那个个头最高、头发染成棕红色的女孩子叫高红,被誉为“世界最佳门将”;那个瘦瘦黑黑、发型极不讲究地顺其自然地搭在肩上的女孩子竟是“世界最佳中锋”—大名鼎鼎的“女足九号”孙文;那个楞头楞脑、张着一双黑黝黝大眼睛的女孩就是“世界最佳后卫”范运杰;那个温文尔雅、肤色细腻的江南女孩竟是要在美国大联赛中代表勇者队比赛浪花队第一位登场的中国“国脚”。还有一位在人群中躲躲闪闪、不善言谈的女孩子叫刘爱玲,据说她也是履建功勋的“国脚”。

        随着摄像机镜头的转动,我突然心生一计:干嘛不大大方方地以《入乡随俗》的节目来采访她们呢?那时我还不明确这些内容加在哪些节目里,但是我毅然决然地挨个采访。

        习惯吃西餐吗?有语言障碍吗?想家吗?

       由于现场拥挤嘈杂,我又是摄像兼主持,所以我不得不把摄像机靠近被采访人,所有的“国脚”都是脸部大特写。虽然镜头不是太尽人意,但内容绝对真实自然—

        高红说:西餐习惯,语言有障碍,非常想家。

        范运杰:东奔西跑惯了,中餐西餐都行。

        温丽容:想家。今天是到美国以来见到最多中国人的一次。西餐嘛,可以吃,但是,还是喜欢中餐。

         孙文:纠正一下,谢晋导的《女足九号》不是写我,是写五十年代的女足队员。

         我被感动了:外表粗犷,笑脸常开的高红,说起“想家”时,眼圈都有些湿润;温丽容则象遇到了老朋友那样亲切自然地表露心声;至于孙文之所以那么解释,是因为我“现学现卖”的结果--我从参加宴会的朋友那里听说孙文就是大陆导演谢晋近期导演的《女足九号》的原始人物,结果无疑是出了个洋相。不过,对于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能对国内的事情一知半解已经不容易了,想必孙文也不会笑我无知。遗憾的是,五个“国脚”只采访到四个,剩下一个刘爱玲不知是她的腼腆,还是我没有尽职去找,总之她被淹没在人海里,与我的镜头失之交臂。

        由于“国脚”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训练,所以她们要赶回基地早些休息。

       听说她们要离去,那些还没有得到签名的人就不能再故作斯文像,争先恐后地让开始朝大门外走去的“国脚”们签名留念。这时Julia也买来了两个足球,告诉我一个是给她的女儿,一个是送给我儿子的。我也顾不上和她客气了,一手端着摄像机,一手举着让“国脚”们签字。结果也只得到三位“国脚”的签名。

        此时的晚会已达到了高潮。送走了“国脚”,余温还在。一些社团的侨领兴致勃勃地跟着卡啦OK高歌《我是中国人》。唱歌的人不仅仅是来自大陆的华人,有许多是来自越棉僚的华人。可以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连汉语都说得不很标准,可想而知唱歌的水平。然而,我很高兴自己有这个机会把他们录下来,因为他们的歌声充满着歌唱家无法比拟的生动,他们的表情有着电影明星都无法模仿的真诚。

        我不知道自己会把这些镜头放在那里,但是我知道这些镜头代表着新移民的骄傲、心酸和无奈,我一定会用到它们。

        有些不伦不类。是的,是不伦不类:中国的“国脚”要代表美国足联比赛,美国的华人带着中华民族的骄傲来迎接她们;身为美国人,嘴里唱着的却是《我是中国人》。然而,有谁敢说中国女足的队员能够加盟美国队不是中国女足强大的标志?有谁敢说那歌声里流动着的不是华夏儿女的心声?如果说不伦不类的话,那就是与“移民”二字孪生出来的“无奈”。

        怎么不知不觉地就“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我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明这个晚会与本期节目的内在联系:那天,主办人点缀餐厅的气球是美国人用于复活节的颜色,发给女足队员的礼物也是与复活节精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兔子。所以我完全可以将这个晚宴作为复活节的一部分。

        我很高兴我自己又有了突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