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上篇)第六章 随绿色飘动 (2)

今天是St. Patrik’s Day

2001年3月17日(星期六)

        前几天一名有爱尔兰血统的朋友告诉我:每一年的St. Patrik’s Day,圣地牙哥爱尔兰社区都会在市中心举行游行,届时不仅会有爱尔兰民族的舞蹈和乐队,还有市长和夫人前来助兴的场面。

        太棒了,我决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随着自己的拍摄计划逐步从想象转为现实,自己越发感觉到“分身无术”的压力。因为节日就一天,要拍的镜头几乎都集中到一天,而我是一台机器、一个人,一天下来就跟“跑龙套”似的。现在也就能用一二三来记录今天的收获啦。

1.游行。

       一大早,游行地点的街道两旁,已筑起了一道绿色的人墙--绿色的衣服、绿色的帽子、绿色的领带、绿色的花环、绿色的气球和绿色的头发(当然是染发水的作用)在男女老少的身上展现着各自的风采。看到这些绿色的“观众”,我知道今天会不虚此行。

        我的镜头就从这道“绿色的人墙”延伸过去。

        首先是不同形状的绿色帽子:欧洲传统式的高筒帽、卓别林式的圆顶帽、美国西皮式的鸭舌帽,还有各式各样奇形怪状、专门为St. Patrik’s Day设计的大帽子和小帽子。我边拍边想: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人“戴绿帽子”的含义,这些男人们还会对此这么积极主动、兴趣盎然吗?我真得很想采访几个人,看看他们的反应,但是一想今天是爱尔兰人的节日,不要扫了人家的兴;换句话说,自己毕竟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美国人的“我行我素”会把我的提问当成“少见多怪”。算了,光拍镜头就已经是我忙得不可开交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有些后悔,丢掉了一个访谈的机会)。

        不过,我在人流中真的扑捉到许多的绿色:坐在推车里的幼儿、靠在轮椅上的老人和欢蹦乱跳的小狗。

        接着,我抓拍到几个身穿爱尔兰服装的男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用爱尔兰传统的乐器在练习表演的曲目、三个身著爱尔兰衣裙的中年妇女在练习她们民族特有的“踢踏舞”。

        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风景画:丛林间的绿色的草地上,三五成群地聚集着为即将到来的游行进行“暖身”的爱尔兰的后裔--男人身穿红黑相间大格子的裙子,手拿着用竹子做成的爱尔兰民族乐器;女人身穿做工精巧的绣花衣裙,随乐翩舞。如果我不把镜头摇向大街,没人肯相信他们此刻是身居美国第六大城市的圣地牙哥市中心。我想,这些沉浸在自己的民族文化情结中的男男女女们,他们可能就是我平常在街道上看到的那些身著牛仔裤、旅游鞋,或手提电脑、西装革履的美国人。

        一种蒙蒙胧胧的意识似乎在引发着我去挖掘本片更有强度的立意。是什么?我当时并不能确定。

        游行开始了。刚才还在草坪上练习的队员们已经形成队列向两道绿色“人墙”中间的大道走了过来。随着悠扬的爱尔兰乐曲,一排排吹竹管的男人和一排排跳“踢踏舞”的女人,他们以其庞大而有序的阵容向观众们展现着“民族精神不灭”的风貌。特别是当我看到成群结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的少年儿童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我就把镜头推向他们舞动的脚和刺绣精致的服饰上—

        爱尔兰独有的舞蹈风格是上身不动,下身动,并且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脚上。这种大幅度和高频率的摆动,如果不经过专门的训练,是很难以达到“以众取美”的效果。也就是说,看到这些在美国长大的青少年,如果他们平日里不是刻意地学习这种舞蹈,他们是不可能这么维妙维肖地展现出爱尔兰“踢踏舞”的特色。

        再看看这些载歌载舞少女们穿的服装,质地优良的衣裙和披风刺绣着精美的图案。那一针针、一线线的价值,如果没有一种理念的支撑,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一年只有在St. Patrik’s Day这一天穿一次,值吗? 特别是这些少年正值青春期,身材和个子一年一个样,今年能穿的衣服,也许来年就小了一圈儿,所以她们即使明年还会参加同样的游行,恐怕这套“行头”也是“一次性”的了。

        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精神之所在”吧?我在内心涌动着的那股激情里的扑捉着本期节目的立意。但是,接二连三的彩车和欢呼声不容我仔细思考,我的摄像机对着游行队伍几乎是目不暇接。GIN显然是有同感,主动当我的另外两只眼睛,急呼“狗队”来了。

        幸好我及时调转镜头,否则就错过一个精彩镜头:几十只同样品种、同样颜色的大黄狗们在他们的主人的带领下,披挂着绿色一路竄到大街上。它们和其它队伍相比,绝对是“无组织,无纪律”,害得他们的主人都顾不上向围观的观众展示出节日的笑脸,就一路被他们的宠物“拖走”了。不过,这个插曲令我很兴奋,它会使我的节目更加富有“魅力”。

       紧接着,新上任的市长和他的太太乘坐着缓缓行驶的敞棚轿车,一路向围观的民众挥手致意。当然,轿车是用绿色的三片叶花和绿色的缎带点缀。虽然我不能断定市长大人是否有爱尔兰血统,但是,我敢肯定,这样的节日,市长一定会做到有请必到。在美国,社区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为美国的社会就是由不同社区组成的;社区是所以政客都要千方百计笼络的对象。现在再回想一下St. Patrik’s Day游行的历史,突然觉得爱尔兰人真的是很聪明,他们永远不忘在游行时请总统或市长给他们助威,壮他们的“士气”。

        紧接着是四位身著鲜红的军服,胸佩勋章,头发雪白的“二战”老兵站在敞蓬军车上一路开来。广播喇叭里传来他们的光荣历史。突然间,我听到“上海”二字,于是把注意力从视觉转到听觉。从解说员的讲解中,我意外地了解到这四位古稀之人,居然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陈香梅女士的丈夫、美国著名“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部下,他们曾经随“飞虎队”到中国“抗日”了一段时间。这可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爱尔兰人的节日里听到了一个与中国人相关的故事。

        丰富多彩的游行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由于我没有想到游行的场面如此壮观,仅带了一般磁带,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优中选优,总算抓住了大多数的精彩画面。

2.抢拍邻居

       连赶是赶地,终于在一点钟准时到家。然而,回到家里换好新磁带,打电话到PAM家里才知道:由于PAM的倆个女儿临时受邀到同学家参加PARTY,我只能将拍摄计划挪到明天。显然,我觉得很失望。

        GIN说这样也好,反正我们也累了,不如下午在家休息,蓄足精力,晚上到爱尔兰人开的酒吧,还有好多东西要拍呢。

        其实我这个时候也真的觉得很累,但是想一想许多镜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就不忍心把时间浪费在床上。

        “人心不足”,我可应验了中国老百姓喜欢说的这句话。原以为这一期的节目很难收集到素材,可是从完成的内容上看,这一期节目要比我预想的结果好很多。究其原因,觉得能否抓住好的镜头主要还在於是否付出心力?经过预先的准备,就比不准备事半功倍。然而,在拍摄的过程我就想,如何把中国人溶进这个节日,光靠我们一家人不免单薄了一些。虽然在游行的观众里也拍到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但是中国人到底参与多少却很难以体现。特别是上几期的节目都是把的基调定在PIPIT PLACE街道上的左邻右舍,St. Patrik’s Day自然也要或多或少地展现一下这些邻居的心态。特别是几个中国邻居的反应很重要,我应该以采访的形式让他们表明一下对这个节日的认同程度。

         我给JIM和FAN分别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协助我拍几个镜头。巧得很,FNA告诉我他先生VENCE有一半爱尔兰血统,并且他们一家正准备出门去朋友家参加PARTY。

       我拎着摄像机就赶到Fun家。果真,他们一家三口都穿戴整齐,准备上车啦。绿衣服,他们都穿着绿色的衣服!

        我兴奋极了--多好,都不用刻意交待和安排,我就拍到所需要的镜头。

        由于是近邻,加上他们有了以往的经验,Fun和Vence都在镜头前落落大方地用中英文回答了我的问题。

       拍完FUN的一家人,我又赶到JIM家。

         JIM也特意穿上绿色的体恤杉。也许是人单力孤,JIM显然没有FAN一家那么放松。他问我怎么拍?我灵机一动,让他在家门口侍弄花草,我就象邻居打招呼一样顺便地聊几句。

        我跑到他家对过,把镜头从悬挂着PIPIT PLACE的点灯杆上拉开,摇到街道上,再从绽放着紫色花朵的树木推向JIM的房子。在绿树和花草中间,隐约看到JIM的身影,于是我边走边拍,要的就是镜头的动感,以求真实。于是,JIM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象邻居聊天般地谈论着St. Patrik’s Day。看得出JIM还是有点紧张,所以我没有太难为他,速战速决。不过,我很感谢JIM的合作,因为我看到他特意选了一把带有绿色柄把的锄草剪刀。

         告别JIM往家走的时候又拍了一些街道上的景色,在极少户外活动的人们身上,果真有发现不少的绿色。特别是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巧碰到一个白人邻居带着女儿向邻居推销学校的饼干,我发现女孩穿着绿色的背心式夹克杉,就把她和她妈妈也作为被访人拍了下来。美国人就是大方,虽然女孩妈妈没有穿绿衣服,但是她向我举起染着绿色指甲的手指,说她也有绿色。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攥着女儿刚刚用饼干换来的绿色美元,我马上加上一句:钱是最好的装饰品。

        总而言之,我利用GIN睡午觉的时候又抓到了许多镜头,解决了我的隐忧。拍完这些镜头的最大感受是,如果觉得有必要,就不要迁就自己的懒惰,否则事过境迁,一个简单的镜头都会给节目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

3.酒吧风情

        如果说St. Patrik’s Day的最大活动,在白天是游行;那么,酒吧文化就是晚间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

        其实,在我居住的地方,爱尔兰人开的酒吧并不很多。我选中了一家离自己家不算太远的酒吧作为拍摄景地。可以说,为了拍到这个场景,我在几天前就开始“采景”。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这处酒吧远看一片灯火辉煌,可是走到酒吧才发现,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酒吧:一间不足七、八十平方米的小屋,有着简陋的吧台,简陋的设施,连桌椅都是现代人极少见到和使用的粗木的长条桌。我开始觉得有些失望,但是一想此行的目的是抓拍一些有关爱尔兰民族风情的真实镜头,就决定先进去看看再决定去留。

        把门人说每人$10元。

        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如果是平时,这种不上档次的酒吧能够以免费出入吸引到足够的顾客就算幸运,今天……。我有些不情愿,但是还是让Gin交了$20元钱进去了。

        酒吧小,有小的好处:热闹。虽然九点刚过,酒吧里面已是人声鼎沸。

        也许是许多人为了便于交际,抑或是粗糙的桌椅实在不是美国人的首选,总之,大多数人都聚集在吧台旁喝酒聊天。于是,我很幸运地占领了靠近乐池的两张椅子。

         所谓的“乐池”,实际上就是一些音响设备和一把大提琴、一把电吉它、一套大大小小的鼓。不过,乐池旁边悬挂着的爱尔兰民族的旗帜足以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早就听说过爱尔兰人过St. Patrik’s Day喝“绿啤酒”,所以我想“入乡随俗”,尝尝“绿啤酒”的特别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想把它的“特别”拍下来。然而,招待员却不知道我的心思,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其实所谓的“绿啤酒”就是啤酒里放了一些绿色的色素,没什么好喝的。我说不好喝我也想试一试。结果这个从衣着到举止都很邋遢的女孩子不得不如实地告诉我,由于没有人点这种啤酒,所以他们店里没有准备。好吧,既然“绿啤酒”已经不被美国人列为St. Patrik’s Day的必喝之物,我也就没有必要牵强附会地把它硬塞进我的节目。顺其自然才能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

         我点了一瓶啤酒,象征性地给了GIN一点儿,因为他酒精过敏,何况一会还要开车。

        酒杯一举起来,我们就被酒吧里的其它人认可为同类。在寒暄的过程中,我才注意到,自从我们走进酒吧,各种各样的目光就没有停止地飘向我和GIN。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亚裔面孔。

         也许是我们的面孔在这些白人堆里显得和St. Patrik’s Day缺少内在的联系,抑或是我们身上的绿色有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又与我们的肤色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之,连老板娘就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起初,我并不知道她是老板娘。当时我正在“心虚”地抓拍着我认为有用的镜头(因为担心有人干涉),谁知一位笑容可掬的白人中年妇女不知是从哪里冒了出来,问我想不想与GIN合影。我为了不拂人家的一片好意,更乐得能和GIN一起上个镜头,就把摄像机递给了她。事后我知道她是这家店的老板娘,很后悔没有让她多拍一会儿—她以为我们是游客呢!

        只有三个人的乐队终于拿起了他们的乐器。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演奏爱尔兰传统乐曲,而是颇为美国化的摇滚乐。我想这也许更能达到预想不到的真实效果:这就是美国当今的St. Patrik’s Day,族裔之间的同化和异化处处可见。

        由于有了老板娘的默许,我索性以游客的身份,放心大胆地“大拍而特拍”起来。大提琴手的热情被摄像机的镜头激发起来,摇头晃脑地尽力表现。一曲终了,他提着一瓶啤酒问我和GIN怎么用日语说TOAST,我知道他一定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在美国人的主观意识中,似乎穿戴讲究、手拿新型摄像设备的亚洲人就是日本人。甚至当他们不确定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先用试探的口吻问对方是否是日本人,以示尊敬。

        不就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几个钱吗?再过几年,谁比谁强还说不上呢!

        于是,我告诉大提琴手,中国人说“干杯”!

         如果大提琴手的智商不是很低的话,我想他一定明白我是中国人了。我好高兴他不断地举起酒瓶对众人说:干杯!

         由于儿子一个人深夜在家不放心,加上我已在酒吧拍到足够的素材,我和GIN提前离开了人声鼎沸的小小酒吧。时以深夜11点钟,我顺便又拍了一点酒吧外面的街道:夜深人静,幽暗的街灯和稀稀落落的车流是我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镜头。

 

绿色的主题

2001年3月18日

         上午,我拍邻居PAM家两个女孩的镜头,完成的很理想。都在上小学的EMELY和BAVELY很大方,听说我又要拍她们两个人的镜头很兴奋,自己找出绿色的连衣裙穿在身上。为了衔接上昨天采访其它邻居的镜头,我让她们就在自家门前的小花园里玩,等我向她们问问题时再回答我。

         于是,我把镜头从自己家的房子拉开,然后摇向对面街道的PAM家,再将镜头推向小花园中玩耍的两个女孩。我问她们为什么穿绿色的衣裙,她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是因为St. Patrik’s Day。当我问她们有关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上小学三年级的BEVELY还能说出一点原因,而刚刚上小学的EMEILY就不知所云了。

         我在她们回答问题时,突然悟出一个道理:这几天采访了许多人,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讲诉出人们为什么要庆祝这个节日,就连有爱尔兰血统的人都不能说得清楚;然而,人们却如此热衷于这个传统节日。为什么?如果让我来解释,我会说这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有关系。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的历史背景就造就了美国没有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文化。纵观美国人庆祝的节日,除了感恩节,几乎都是受英格兰、爱尔兰和一些宗教节日的影响演变出来的节日。由于不同族裔的人对这些节日的认同感有所不同,故而大多数人懒得追究节日的历史渊源,只求一个轻松愉快。

         立意明确了,我对如何结构这一期节目就更具有了信心。

         下午两点钟,我们一家三口带着我几天前买来的六顶绿帽子和一蓝子装着大小不一的绿色食品礼盒驱车去DAN家。三点,我们准时到达了目的地。

         可以说,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来前我就给先生和儿子布置好了任务。

         儿子负责的摄像部分是:

         1、拍我和GIN提着礼物敲门,并与前来开门的主人寒暄、拥抱的镜头;

         2、拍摄我和GIN需要同时上画面的镜头。

          先生负责的摄像部分是:

         1、当我需要问询主人一些问题的时候。如聊天、参观家居等。

         2、当我需要参与来宾的聊天和采访他们。如对St. Patrik’s Day的认同感。

        至于我嘛,要抓拍细节:爱尔兰的食物、爱尔兰的装饰、主人和来宾的服饰等。

        布置完任务,儿子提抗议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拍节目是你的主意,你的爱好,为什么要强迫我来参与?

         我只好又耐着性子说服他:妈妈的荣誉就是儿子的荣誉;这个节目办成功了,你和你DAD都有一份功劳……

         好在路途不近,我在车里有足够的时间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终于,我的苦口婆心使儿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我的任务。

        走进DAN的家门,才发现他们夫妻二人为这次PARTY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穿上绿色的衣服,而且连餐桌都刻意地用绿色的腊烛台、三叶花和彩条布置得典雅别致。他们不仅在盘子上摆放着三叶花的雕饰,而且连做饭都用的是绿色的锅。

        可以说,我对此精心的布置感激万分,但是男主人见了我的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原来是想请我们吃大马哈鱼,由于我请他们做爱尔兰传统食物,他们只好改为做牛肉和土豆。可是,按着爱尔兰人的做法,就是把牛肉和土豆往锅里一放,煮熟就算大功告成。他们觉得这样招待客人太简单了,但是为了这顿晚餐不游离于St. Patrik’s Day的主题,他们只好要委屈来宾了。

        我开玩笑地说:你不用一一解释,大家都知道爱尔兰的食物并不好吃,只是凑个热闹而已。

         DAN是一位纯正的白人,祖籍德国(当然是几代人之前),五十多岁,做国际贸易,尤其热爱中国。也许是他的“中国心”令我感动,总之,我们两家已经交往数年,常常在一起分享各式各样的节日气氛,特别是CHINESE NEW YEAR,我们总要聚在一起吃中国餐和交换礼物(美国人通常是在圣诞节交换礼物)。由此可见,我和他开句玩笑是不会引起他反感的。

         DAN的太太BARBARA也是一位纯正的白人,祖籍英国(恐怕是最早移民美国的英格兰人),五十多岁,大学毕业,未嫁前是小学老师,生孩子之后就做了家庭主妇,唯一的儿子硕士毕业以后在外州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舒适的居家生活使出身贵族家庭的BABARA有一种先天和后天融为一体的高贵气质,所以,每一次去她的家里,都能感受到适应季节的讲究。由此可见,我把St. Patrik’s Day的PARTY安排在她家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了。

         于是,我不客气地从他们切牛肉到盛土豆,事无巨细一一录下。并且拍下了他们家摆在柜子上的那些令我都羡慕不已的中国装饰品。一提起中国,DAN的兴致就来了,于是我拍了许多他介绍那些装饰品来历的镜头。

         客人陆续都到齐了。

         其实来宾并不多,除了我们一家三口人,还有另外两对夫妻,也都是白人。一对是有一半血统是爱尔兰人,一对是有意大利血统。由于都不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大家在镜头前都很放松,甚至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我是在制作节目,而是觉得这与自家录像留做纪念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抓住有一半爱尔兰血统的SANDY让她谈谈感想。DSNDY是幼儿圆的老师,带了十几年的孩子,仍然把所有的儿童视为掌上明珠,所以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满怀的童心,说什么都能联系到儿童的身上。因此,她又借St. Patrik’s Day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她们幼儿圆的孩子是怎么渡过这一天的。我不知道拍下那么多的镜头是否能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句话是可以突出我的这一期的主题:孩子们根本不关心什么是St. Patrik’s Day,但是他们却无一不知道这一天是与绿色有关系:穿绿色的衣服、吃绿色的饼干、用绿色的笔绘画。由此可见,自从1762年美国开始有了St. Patrik’s Day的庆祝活动,一种文化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可以说,主观和客观的盲从使这个节日不在突显出它的宗教意义,也不在局限在一个民族的范围里。

        在饭桌上,我突然认识到平日里大家都是美国人的概念在人们的谈话中解体:四对夫妇,有着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的不同血统,并且在谈话中,每一个人都代表着自己愿意认祖归宗的那一部分文化发表观点。就象我们在St. Patrik’s Day都穿绿衣服,吃煮牛肉和土豆,但是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一样,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化就是美国,这是由多族裔组成的国家难以避免的客观情形—大家都竭力地相互溶合,但是又彼此不愿意放弃自己血脉流淌着的文化。我过去总喜欢用东、西方文化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和许多人一样把白种人列为一种文化,然而,我突然间领悟到自己视野的狭小,就象英格兰人不愿意让人们误解他们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憎恨苏格兰人一样,同是欧洲文化,期间却大同小异。

        我很幸运我有这些开诚布公的白人朋友,是他们的坦率才使我能客观地了解美国文化的特殊形态。

       女主人的兴致被大家的谈兴调动起来,告诉了我一个很玄的故事:

        远在1983年,她带着八岁的儿子到爱尔兰岛上旅游,当地人指着一块大石头说那是幸运石,谁用脑袋顶住石头拍照,谁就能得到神石的保佑。一向穿戴讲究的BABARA自然不肯躺在地上拍照,但是容许儿子和石头照了一张像。不知道是他们但是没有带照相机?还是石头已经被当地人给垄断了,总之他们只能让当地人把拍好的相片寄到美国。然而,这张照片如石沉大海,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当小男孩都长成大男人的时候,去年BABARA突然接到一封从爱尔兰寄来的两张照片,信封上的地址还是她当年写下的字。十七年过去了,黑白照片已经泛黄,居然被有心人辗转寄到主人的手中……

        我被这个故事感动着,因为它将为我的节目增添更多的魅力。

        本来我想借大家的谈兴多拍一些镜头,但是,儿子因为前两天生病未愈,今天又没有得到休息而开始发烧,我只能提前告辞。

         临走前女主人说按着爱尔兰人的习惯,今天谁先离去,谁就要把吃剩下的东西带走。于是,我又拍下了做成砟桨草的饼干。

          可以说,今天我是满载而归。最后是以SANDY带来的一小盆三叶花结束PARTY,因为SANDY告诉我,天色黑了以后,砟桨草的三叶花瓣就会自动合龙。果真,花盆里的叶子都已经合上。

 

感悟

2001年3月19日(星期一)

        也许是因为对St. Patrik’s Day投放了太多的精力,即使节气过了,我还不能对绿色释怀。

         今天清晨出门锻炼身体,当我在大门前系鞋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花丛里有许多绿色的砟桨草。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昨天还对这种花如获致宝地大拍而特拍,今天却在自家的草地上发现了。

         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我从前院走到后院,居然发现这种砟桨草比比皆是,并且我曾把它们象杂草般试图除掉。

         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曾经痛恨这种花草,因为它们的繁殖力量太强,我拔掉了,很快又长了出来,以致于我从来都没有认真观察过它们的形状;然而,当人们把它们放进了花盆里,在St.Patrik’s Day的这一天送给亲戚朋友,“三叶花”这个高贵的名称就被人们当作St. Patrik’s Day的“绿色天使”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象过去那样把它们当杂草般地从自家的院子里清理出去?但是,我明白了爱尔兰民族为什么用这种绿叶作为节日的象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就是St. Patrik’s Day能够得以在异国它乡流传致今的原因。

         据3月18日的《世界日报》报导:纽约的St. Patrik’s Day大游行的气势更加壮观:仅参与游行的人就有16万五千名;围观的民众不计其数。这是自1762年在纽约举行首届游行的第二百四十届。乔治亚州的沙凡纳和芝加哥也举行了极具规模的游行。这种游行在沙凡纳已经有了177年的历史。

          这期节目不会太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