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下篇:圆梦)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

       一部12集的电视纪录片,从2000年10月开始,至今已经快五年了。用五年的时间来推动一部电视片,可见我这个追梦人的一路风尘。然而,看到这两年的时光象时间隧道一样地把《飘在美国》送到千家万户,喘息之间我为自己宽容地下了一个定义:也算是梦想成真了吧?

 

      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2003年1月25日首映式

 

      圣地亚哥唯一一家的中文杂志,《华人》月刊,在2003年第一期的杂志封面上,以《飘在美国的梦》为题,在新年的那一天向华人社区推出。与此同时,《世界日报》和《华美时报》等华文媒体,分别报道了NLFP(新大陆影视公司的简称)将于1 月25日在Miramar College举行《飘在美国》首映式的消息。

      新年之始,我把这一切视为“时来运转”。

      其实我非常清楚,何时举办《飘在美国》的首映式,“幕后”的操作者就是我自己。

      从去年九月返回美国后,我就和公司的另外两位核心成员Gin和Julia紧锣密鼓地筹划着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请了几位同行好友“审查”节目。其中包括《世界日报》的记者李大明和梁国雄先生、香港《文汇报》的首席记者江扬女士、《华人月刊》的主编马平女士和《华美时报》的社长廖仲强先生。六个小时的节目,居然让这些朋友“一气呵成”地看完。并且使“审查”节目的活动就变成了“新闻发布会”。《世界日报》、《华美时报》、《华人月刊》相继发布了《飘在美国》即将于华洋观众见面的消息。《华人月刊》把我作为2003年第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再度面对面地采访。《文汇报》的江扬女士把《飘》介绍到广东省电视台,居然也在首映式之前得到了落实。

       我们又请了一些美国的朋友,不同学科的大学教授、学者、企业家和银行家

       观赏了有英文字幕的样片。虽然洋人的“绅士风度”很难让我们直截了当地听到批评意见,但是赞扬声中有一点恐怕是真心话:《飘》中所呈现出华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他们对整体华人形象的认识。他们通过一条街道上的四家华人家庭的移民故事和生活形态,强烈地感受到,众多的华人已经不是他们在唐人街里所接触到的“只说中国话就可以靠经营服务业生存在美国”的少数族群。当代的华裔,多是高阶层、高知识,并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生活融为一体的新型族群。并且通过四家人的社会活动,使他们看到华人社区的整体面貌都在朝着这个趋势整合。

       听取了“华洋”几方面的意见,我们知道几经定位的《飘》,已经不是商业化的电视节目,它的生命在于它的文化内涵。

       经过论证,我们决定不以商业运作的形式来推动我们的节目,而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以鼓励我们华人在海外提升自己的存在意识和生存价值、向美国主流社会宣传和塑造我们华裔的整体形象和文化为目的,争取社区的支持和赞助……

      似乎到了这个阶段,才凸显出作为公司的团体力量:在美国金融集团做开发部经理兼我们NLFP副董事长的Julia,开始筹划市场开发的运作程序;身为生物学教授的Gin,虽然美其名曰为我们NLFP的董事长,这时的他也不能“高高挂起”,要承担起所有英文资料的写作任务。我呢,尽管已经完成了自己在《飘》中所担当的编导摄和制片人的角色,但是NLFP的总裁角色毕竟还是要继续扮演下去。

      首映式定在1月25日的原因是:

      1、新年新气象。趁着《华人月刊》介绍《飘》的轰动效应,推出《飘》的DVD—扩大影响的同时也能获得一些经济效益。

      2、今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后许多社团都会相继举行一些庆祝活动,那么,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算作是“锦上添花”。

      3、广东省将在春节期间,全省范围内播出《飘》。我们应该在中美两国同步推出。

      4、二月份我就不能专职于NLFP的工作了。Mesa College 通知我被聘用为该学院的中文老师。尽管这是一年以前在我情绪消沉的时候申请的工作,但是教书的位置并不是很多,我决定先保留一段时间再说。这就意味着,从二月三日起,我在NLFP也只能是兼职总裁了。所以,首映式的工作最好在二月之前完成。

      “政策”和“策略”都有了。NLFP的最大“资源的匮乏”是人员不足—主要成员都是领导,缺少被领导的员工。在没有经济效益回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相互领导了。

      在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我只能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号召身边的朋友“群策群力”。

      “三个女人一台戏”。转眼之间我们家就组成了几台“戏”:

      中央民族学院声乐系毕业的歌唱家马红莲和她的洋人夫婿Alax做中英文的主持人;

      企业家的太太小蔡,负责落实出席名单,并将各界名流输入到电脑中成为滚动式字幕;

      在美国专修室内装潢的红芳,不仅主动提出负责布置首映式的场地,而且还与台湾来的Jey学做胸花;

       台湾来的Jey曾经开过花店,于是她做老师,红芳做学徒,首映式的胸花就由他们两个人承包了。一只胸花在专卖店里至少要18美元,首映式需要21朵。可见他们又为我们省了一笔钱;

      做旅行社业务员的Diana主动提出来帮助寻找首映式的赞助商,并且真的让一家中餐馆给首映式赞助了五百美元的食物;

      做旅行社生意的Linda,毕业于国内某家艺术学院的表演系,所以在她的提议下,产生了六位“迎宾小姐”,并且都会在那一天身穿旗袍。有钱又有身段的Linda,还专程去洛杉矶花了五百多美元为自己买了一件高档旗袍。

      香港文汇报的首席记者江扬,提议让自己的宝贝儿子欧阳找几位高中同学和Julia 的女儿Stephanie穿上中式服装维护现场秩序;

      开会计事务所兼《华人月刊》撰稿人的郑小平,承担了现场销售DVD的工作;

      《华人月刊》的主编马平不仅主动要现场赠送来宾《华人》杂志,而且还要兼顾来宾签到的任务。

       首映式在这帮“义工”的无私奉献下,档次越来越高。我的思维也因此而活跃:为什么不利用首映式投影电视的特点为支持这次活动的商家和社团做一些宣传呢?

       我的想法让Gin和Julia拍手叫绝。于是,我又给自己的肩膀上加上了一份重担:不仅要找到赞助商,还要把人家的产品或社团的宗旨在屏幕上滚动起来。

       任何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首映式临近,在报纸上征招投影广告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所谓的投影广告就又变成了友情赞助:爱立信在美国分支机构的副总裁是我的好友,所以她听说了这次活动,就从自己的腰包拿出五百美元代表公司来赞助了这次的活动;WG汽车修配厂的老板和老板娘,是我到圣地亚哥认识的第一对来自台湾的朋友,所以,他们也是按照首映式的最高赞助标准赞助了五百美元;接下来,作为我和Julia共同的好友,新乐宫的董事长陈运仁先生、圣地亚哥企业家协会会长刘志女士、中国人协会会长杨葆罗等人,都分别代表这些社团,不同程度地予以首映式以经济上的赞助。加上Dianna介绍的中餐馆VIP老板赞助的食物,居然让我们第一次感到友情也是可以看得到,摸的着的。

       财大气粗。首映式的规格越来越高:来宾要穿戴整齐(要向洋人们展示出我们华人的精神风貌);小孩不能入场(避免影响看样片的效果);一张票只能容许两个人入场(以便掌握出席人数)。

      于是,我们做了三种请柬:第一种请柬上注明《飘》有他或她的镜头,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第二种请柬是给各侨团的领袖;第三种请柬是给亲朋好友和主动申请参加的人。

      请柬发出去没几天,我就应邀参加了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企业家和音乐家的作品发布会(我之所以强调这两个风马不相及的身份,是想说明象我一样在美国做艺术梦的人,这两种头衔缺少哪一个都不行)。此人与我一样,受不了梦的诱惑,就卷入“艺术—经商—艺术”的怪圈。投资五万美元,付出几年的休闲时间,与国内的同行完成了一部从形势到内容都很古典,又很现代的音乐剧。为了宣传这盘不到一个小时的CD,这位朋友也在新年后的某个晚上,包下来一家很体面的中餐馆。

      虽然这位企业家兼音乐家没有期待受邀请的人都会到场,但是,他也绝没有想到,几十张桌子只有五张桌子有人。

       免费听音乐,免费吃晚餐,即使这样,许多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这份对于艺术的奉献。我产生了“兔死狐悲”的愤怒。

      当这位东道主向寥寥无几的来宾述说自己为实现这个梦想所花费的心力时,我能从他那无法抑制住的颤抖声音中,从那“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表情中,感受到艺术被冷落的悲哀。

      我开始担心《飘》的首映式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二百八十个位置呀,能坐满吗?

      这就是美国。

      首映式--不收费、不要钱、有饭吃、有水喝,这对于小时候“削尖了脑袋”才能看到一场电影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在美国,大家都忙于生计,即使在摆脱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时,守在好莱坞不远的人,也大都是愿意把这宝贵的时间献给电影院。所以,举办首映式的第一大考验就是:能不能有人来?

       有了这次经验,我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多发请柬,不怕人多,就怕没人!     

       这次首映式所邀请对象虽然仍以华人社区侨团为主,但是我们刻意避免台湾和大陆的界限,不涉及政治背景,汇集从“两岸三地”移民到美国的华人,来观看《飘》和评价《飘》。同时也不分族裔,邀请了其他族裔和主流社会的媒体前来参加。最可喜的是请到了市长和市长亚裔顾问团的大部分成员。尽管市长因为特殊情况未能出席,但是他仍然不忘写封贺信,让自己的秘书代他在首映式上宣读。

      由于Julia与主流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她不仅请来其他族裔的领袖和新闻媒体,而且还请来了第五频道的主播Kim为首映式讲话。

      Gin到中国落实广东南方电视台播出《飘》的事情。临行前,他将租场地,安装影响设备的事情就都委托给我们的好朋友、政治学教授Bob Beikny.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飘》的DVD。

      为了节省资金,我们委托妹妹负责在中国制作。由于抱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从审批到制作,历经了合肥、广州、深圳几个城市,通过了不下五、六个 公司和部门的合成才将DVD完成。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邮寄的时候又遇到了音像制品出境手续的麻烦。前后一折腾,剩下的时间就只够“特快专递”了。

       好在上苍保佑,我象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终于在首映式的前两天收到了一千套DVD。

      Gin也赶在首映式的前一天晚上从广州回来,并且不虚此行,把南方电视台将在春节期间在广东省境内播出《飘》的消息带了回来。

      首映式是在Miramar College 梯形演讲厅里举行。原本只能坐二百八十人的大厅,结果装了三百多人。加了许多的椅子,还有许多人站着。虽然我觉得过意不去,但是我的“巾帼英雄”们却高兴地说:人多总比人少好。

       想一想,还真有道理。

       这种全场爆满的场面,在华人社区中还真是少见。原因是我接受了那位艺术家的经验教训,不仅寄请柬,而且还以电话落实到人头上;加上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阅读了《华人》杂志的专访,主动来电话请求参加,并且在我们告知没有座位的情况下,宁愿做“站客”也要来参加。

      由此可见,首映式的效果比我预料的还好。我的“巾帼英雄”们,清一色的中式旗袍,让华洋来宾的眼睛为之一亮;几十个社团的侨领,加上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绝对不会给人产生“政治偏见”;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华洋观众在一起用中英文混合交流,那是一种绝佳的温馨场面。

       不过,这些感受都是事后看到现在已经是独立制片人的Kenny从洛杉矶带来一位专职摄像师拍下的现场录像中感受到的。

       当时的我,哪儿有心情观察来宾的反应--里里外外地张罗着,指挥着,活象是个“大管家”!

       好在当天的活动项目多,我给自己安排的讲话时间不到五分钟,其她的“自我炫耀”就由主持人马红莲和她的夫婿Alax介绍了。当然,分别代表NLFP公司讲话的Gin 和Julia弥补了我讲话的简单。他们分别结合自己参与《飘》的制作前后的感受谈了节目的社会意义。

       三位一体。我主要是谈了一点儿自己何以要做《飘》的心得体会;Gin 是用现身说法的方式,很感性地从《飘》的社会性谈其教育意义;Julia结合自己的专业,很理性地向观众介绍了《飘》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

      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们三个人的合作竟是如此的默契。

       圣地亚哥电视台主播通过自己的移民经历很感性地说明《飘》的内涵所代表的典型性。圣地亚哥中国人协会会长杨保罗先生宣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兰立俊公使的贺函,将大会推向高潮。在高潮中,人们观看了42分钟、有中英文字母的《飘》的样片。

       接下来是给赞助这次活动的人赠送奖状和《飘》的全套DVD。

       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人顾不上吃东西就来向我谈观后感、求签名。

       那一天,首映式上卖掉了五十三套DVD。Gin 觉得不如预想的多,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中国人喜欢相互借带子看。何况来的人大多数都认识,如果不是为了捧场和支持,他们大可不必非要买。何况有几个人还买了好几套准备送给亲戚朋友。

       首映式结束的那天晚上,我真的累到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夜空闪烁的星星,我突然想起这句被中国人用烂了,甚至连我都忘记了是宋代的哪一位诗人写的词: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呀,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尽管我还不能判断其经济效益,但是我的初衷毕竟算是达到了:《飘在美国》终于问世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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