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房间」听训
许医师看我一眼，苦口婆心地劝说：「错在不该有计较心，你默默地承担很多事，本来是一百分，发了脾气之后，就变成不及格了。」
元培医专毕业前，我被分发到某台北市立医院实习。检验科实习生要学习的项目很多，得轮流到不同的部门。我的第一关是「血库」，未学小针（抽血的针头）先拿大针（输血的针头），被我「实习」过的血牛（卖血维生的人）一见我就逃跑，深怕又要被我多扎好几针。
所幸熟能生巧，功夫练成后，什么「针」都手到擒来，同事送给我「郑一针」的封号。
有位学姐不喜欢值班，常常拜托我代她值夜班。第一次推着心电图仪器到病房「出诊」，做着做着机器不跳了。我以为老机器接触不良，正在那儿东摸摸贴布、西拉拉电线，试图修理，没想到护理人员走进来，竟为病人盖上了白布，然后淡淡丢下一句：「不用做了。」吓得我拔腿就跑，猛按电梯想下楼，不料电梯门打开竟又是另一床盖着白布的大体，推床的护佐则还来不及进电梯。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幸运的我，早在实习之初就得到某检验院院长的青睐，约定领到毕业证书隔天就去报到，几个月后顺利考取医事检验师执照，才开始找公家机关的工作。
同学通知我，台大医院的「陈医师」正在招考研究助理，可是到底是哪一位「陈医师」呢？四姑在台大医院对面的教育部上班，她自告奋勇帮我打听，还很好心地找了一位长官引荐。
我去面试当天感觉气氛很怪异，主考的许医师没有正眼看过我，问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台大医师要考倒专科毕业生易如反掌，我心想大概没希望了吧！意外的是，我被录取了，还被分发到许医师的部门──超音波室。
事后得知，许医师用人不喜透过关系，因此「顾人怨」的我，名义上是研究助理，前三个月做的其实是小妹的工作。早上拿着大茶壶提热水、送便当去蒸，中午领便当回来给同事吃，许医师三个月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父亲问我工作如何？我诚实招认：「医师都讲英文（怕病人知道病情），我听不懂；超音波好难，我还没学会。」父亲鼓励我：「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得比别人好！」
勤能补拙，我决心排除万难克服语言障碍，自费去补习班补英文，慢慢听懂了医师们在说些什么，从而减少犯错的次数。
超音波的操作，需要很多练习才能累积经验。早年的超音波笨重无比，病人稍稍一动就得重来（图像不见了）。
有一次，许医师又和病人在「呼气」、「闭气」之间来来去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病人的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响，许医师这才回神问病人：「不好意思，你饿不饿？」病人受宠若惊反问：「我不饿，医师你饿不饿？」
许医师视病犹亲，但是对助理非常严格，甚至规定家庭作业。他要我们用B2铅笔描绘超音波的影像，同事们的作业只能做到「意思意思」，但我总是像美术系学生画「素描」般全力以赴，如期交上作业，终于感动了许医师，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我以为你熬不过三个月试用期，没想到你做到了！」
许医师是我的人生导师，不仅教我超音波而已，他教我计算机、摄影、研究论文的编辑，甚至教会我在大太阳下左手挥动Ｘ光片，右手用相机连续曝光，翻拍Ｘ光片成照片。每次我奉命在台大医院室外「练功（翻拍）」，就会有大、小医师正好「路过」，分别递给我几张Ｘ光片：「拜托，顺便一下！」
许医师也教我许多做人做事的大道理。有一次，我推着装满文具的大推车进办公室，当时又要开门、又要推车，看到其他助理忙着讲电话、聊天、吃零食，谁也不肯帮忙，一时火冒三丈：「领东西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为什么都不帮忙？」
许医师听到了，把我叫到「黑房间」去训话；「黑房间」是Ｘ光特殊造影室，也是我们犯错就被叫进去的「刑房」。
许医师问我：「知不知道错在哪里？」「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许医师看我一眼，苦口婆心地劝说：「错在不该有计较心，你默默地承担很多事，本来是一百分，发了脾气之后，就变成不及格了。」从此我学会不计较。
许医师操作超音波态度严谨，规定同事以不同角度拍摄肿瘤，进而研究肿瘤的成长速度及癌症病变。有时，他会愣愣地看着肿瘤相片反复思考，经常做研究做到夜不归营，绝不容许任何细节被忽略。
许医师和病人的医病关系可以用「生死交」来形容。他尊重病人和家属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告知病情。曾经有位老教授得知病情后，抑郁而终；也有人说：「许医师，你嘛好了，叫我太太别告诉我，害她伤心得要命，你应该告诉我隐瞒她，不是告诉她隐瞒我。」
不管是大学教授或乡野夫妇，许医师都用最大的耐心来倾听他们的心事。从他的身上，我学会了「做事认真，做人柔软」。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许医师对付国病（肝病）的方法，超音波诊断肝癌的研究计划，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他常把超音波机器带进开刀房为肿瘤定位，也间接学会了开刀房说笑方式。
这位严厉、爱护年轻人的「爱说笑」医师，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肝病防治基金会执行长许金川。他为台湾肝病所做的研究及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双面情人
见识到「狼」心如铁的真面目，我决定退婚。对方家长非常不谅解我的任性，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有暴力倾向，使我有口难言。
很遗憾，我这一生没有恋爱过。
二十二岁那年，我在插班大学的补习班上课，有一个大男生经常向我借笔记。巧的是，他和我搭同一班车回家，就住在我家附近。
当时我在台大医院上班，有意报考大学再上层楼，利用下班时间到补习班上课。因为经常同车回家，慢慢知道大男生的背景，知道他因为安抚闹脾气的前女友而逾假返校，被某国立医学院开除，只好报考来年的大学插班。
大男生不断向我借笔记，以他的程度根本不用借别人的笔记。对人对事全无戒心的我，任由他借口进出我家，直到保守的祖母提出抗议：「这样走来走去算什么？人家会笑话的！」我才大梦初醒，原来「走来走去」就是谈恋爱！
对方出身南部世家，父母双方皆家世显赫，家人不是工程师就是医师，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每周日必全家盛装上教堂。依世俗标准，算得上好对象，但我没打算早婚。我将祖母的话说给他听，原意是让他知难而退：「我家很保守，请你不要再来借笔记。」意外的是，他及他的家人竟同意双方立即订婚，约定男方完成学业就结婚。
不久后，父亲南下竞选国大代表，对方家族大力帮忙，出钱出力投入选战。看似一段良缘，直到祖母罹患肺癌住院，我才发现他自私跋扈的另一面。
祖母病后住院七个多月，上班之余，我一直睡在病榻下的行军床，叔姑们轮流在周末来换班。没想到，未婚夫竟然在未告知我的前提下，找上父亲理论：「你们家有八个兄弟姊妹，凭什么让茹菁一个人日夜照顾病人？」当我从祖母嘴里得知此事，立刻找他兴师问罪。
永远忘不了当日情景，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恼羞成怒的他，用手里的黑雨伞，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见识到「狼」心如铁的真面目，我决定向四姑求援，躲进四姑家。未婚夫循线找来，跪在四姑家客厅痛哭流涕好几个小时，他发誓绝不会再动手。我终究原谅了他，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实上，这是一个变本加厉的开始！
经由教训，他学会了伪装，在我面前，他假装孝顺祖母。有一次，祖母想喝热的甘蔗汁，我必须搭公交车到士林夜市买，请他代为照看祖母。当天晚上，祖母流着眼泪告诉我：「你一出门，他就把我的病床快快摇起、重重摔下，我好痛……」我抱着祖母痛哭，再也不敢离开她半步。
祖母临终前，几度声泪俱下告诉我：「不要因为已经订婚，就一定要嫁给他，不要嫁给他！」缠绵病榻七个多月，祖母终于离开人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眼前这人似乎有严重的双重人格，好的时候彬彬有礼，发作的时候会抓起我扔向墙壁，经常伤得我青一块、紫一块去上班，同事都很担心！
最后一次事故，是我在办公室和男同事讨论病人的情况，未婚夫突然出现，命令我与同事保持距离。我严厉拒绝：「我是个成人，我有自主权，你别想控制我的思想行为！」
那天是星期六，医院只开半天，他拖着我往铁门慢慢下降的楼梯间走，恐惧到了极点的我失声呼喊：「救命！」同事闻声前来救援，用摩托车将我载到安全之处。
我不敢打电话给父亲，因为选举时欠了人家人情，他的立场很尴尬。后来是远在台南的三姑挺身解决，帮我退了这门亲事。
由于我单方面悔婚，对方家长非常不谅解我的任性。当然，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有暴力倾向，使我有口难言。
退婚以后，他仍时常到医院找我，企图挽回。一把又一把昂贵的鲜花被我丢进垃圾桶，他开始在入夜时分躲在医院宿舍的灌木丛间堵我，当我们之间的谈判愈来愈僵，一位爱护我的护理长劝我：「丫头，你快找一个外国人嫁了，离开台湾逃命吧！」
移民美国
「我不爱你，为了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必须离开台湾。」他回答我：「没关系，我有两年的时间感动你，如果不能感动你，我会放你走。」
二十五岁那年，一位华侨从美国返台找老婆，他对我说：「我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今年有姻缘，我就赶回台湾了。」
我们交往了一个月，父母同样离婚的他曾感性告白：「童年的不快乐无可弥补，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我一定会加倍珍惜。」
当时的我，错信他的诺言，应允了他的求婚，但有言在先：「我不爱你，我为了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必须离开台湾。」他回答我：「没关系，你到美国的前两年拿的是临时绿卡，我有两年的时间感动你，如果不能感动你，我会放你走。」
多年后谈及此事，他却亲口否认：「我没说过那样的话。」我哑然失笑，没想到不同的算命先生，竟能毁了母亲又毁掉我的婚姻。
一九八八年移民美国，我很快就身怀六甲，当时就读语文学校，一直上学到生产前一周。
那是我今生最苗条的时代，因为严重害喜，一度瘦到剩下九十九磅（四十五公斤），连妇产科医师都发愁。我强迫自己大吃特吃，女儿出生时仍只有五磅重（二二七〇公克）。
女儿出生前一天，正好小叔迎娶小婶从台湾来美，婆婆要我「蹲」在地上搓汤圆庆祝，她说：「要不然不Ｑ不好吃！」挺着九个月大肚子的我，搓完汤圆站起来，好像听到石头掉进井里噗通一声，肚子开始痛了。
隔天一大早，丈夫打电话问产科医师怎么办，医师说：「第一胎得拖上十六小时才会生，别紧张！」于是，大家都叫我「别紧张，没那么快！」丈夫决定照常上班，临走前吩咐我：「人家去哪里，你就跟着去，以免落单。」我只好跟着一家人去吃港式饮茶。
肚子愈来愈痛，我斜躺在椅子上低声呻吟，婆家正在介绍新媳妇，我实在不好意思「发作」，只能辗转于那张实在不怎么舒服的椅子上。隔桌的洋人看不下去，走过来拍案怒斥：「麻烦你们把这个孕妇送去医院好吗？」
一家人如大梦初醒，赶快买单送我去医院。婆婆去停车，我自己走进医院办理入院生产的手续。护理人员看着我不怎么大的肚子，心生怀疑：「谁叫你来的？」我怕她不肯收我，只好谎称是医师的命令。躺上病床触诊后，护理人员惊呼：「都开三指了，你可真会忍！」当时是中午十二点半。
她打电话请医师来接生，医师说：「要开始门诊了，先给她打止痛针，等我看完门诊再来接生。」我听了差点昏倒，请求护理人员：「随便找一个人帮我生吧！我可不想重新再痛一次！」
我拒绝打止痛针，医师只好飞车跑来接生，护理人员推着我进产房。据婆婆回忆，一关上产房大门，就听到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四分，不到两个小时就「顺产」了。我还听到医师高兴地说：「正好赶得上三点的门诊。」
荒腔走板独脚戏
电台老板要我披挂上场，我只好硬着头皮独唱十二个小时……一直唱到当天的晚安曲，每次想去洗手间，就放那首歌曲特长的〈王昭君〉。
生产后，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洛杉矶某华语广播电台。电台老板来自台湾，据说曾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员，多次为革命任务出生入死，奈何受限于教育程度，未能置身高官之列。有高层建议他往国外发展，鼓励他做一些贡献祖国的事业，以便日后风光返台，名正言顺求得荣华富贵。
有人怂恿他开办华语电台，以宣扬中华文化，另方面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化人。于是，他斥资成立包括国语台和广东台的华语电台，国语台内又穿插闽南语节目，可谓声势壮大。然而，正因为电台成员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等不同环境，战国时代的氛围便悄悄在电台蔓延开来。
首先发难的是台湾来的播音员，她是一位气质良好的教师，也是养尊处优的先生娘，因无法忍受大陆播音员的剽悍风格，盛怒之下，「女匪干」三字脱口而出。大陆播音员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阴冷地看了她一眼便扬长而去，那个眼神恍若是说：「跟我斗争？你还差得远呢！」
如此战争尚情有可悯，毕竟两岸心结由来已久，另一种战争就教人不敢恭维了。早期美国华语广播电台多半是依附其他大电台的副波生存，该种副波无法现音在调频频道上，必须要买电台特制的收音机，才能收听该电台的节目，此种收音机售价约在五十到六十美元之间。
当时洛杉矶已有三家华语电台，如何让听众掏腰包买新的收音机，怎样让厂商主动上门买广告，得靠播音员的号召力了。电台的生存大计全靠广告维持，红牌播音员俨然成了电台的财神爷，愈红则薪水愈高，播音员之间常暗中较劲，希望自己是最红的那个！
有人计算谁的叩应（call-in）最多，有人在意谁的听友俱乐部最有人气，也有人喜爱炫耀听众朋友送来的鲜花和礼物，就连电台老板也一时技痒，特意开辟了一个政治性节目，当仁不让地和旗下播音员们争宠。
在一次电台举办的交谊活动中，老板听闻自家电台台长在外面放话：「我们老板啥也不懂，电台全靠我一个人撑着。」咽不下那口气，老板立刻将台长炒了鱿鱼。不料，台长竟带着他的大批人马集体跳槽，致使隔日的节目险些失音。
由于「蜀中无大将」，老板要我披挂上场，我只好硬着头皮独脚戏撑了十二个小时。从闽南语新闻播报到国语新闻，从尖着嗓子说故事的儿童节目，到手忙脚乱的点歌节目，中间还包括一个未经事先沟通的商品介绍，现场来宾是地道的美国佬，我还得当场英翻中哩！
荒腔走板的独脚戏，一直唱到当天的晚安曲，每次想去洗手间，就放那首歌曲特长的〈王昭君〉。
隔壁广东台的香港人很务实，一向都是隔岸观火，鲜少管国语台的家务事，如今不得不出面救火，指派代表过来以支离破碎的国语开了一个「学广东话」的节目，暂时解我燃眉之急。
然而，电台的广告业绩愈来愈糟，连老板都得兼任收音机的送货员。某日，他到某商家送货，正想掏出他的董事长名片，谁知道人家一看见电台厂牌便叫道：「哦！是郑小姐的电台啦！」无辜触动地雷的我，因此离开了那个复杂的广播圈。
一九九〇年代，计算机科技日新月异，从二八六、三八六到四八六计算机，再贵都有人买，许多华人租仓库组装计算机求售，我有幸参与了那个时代的计算机世界。
当年的老板是纽约大学计算机博士，老板娘也是数学系高材生，小夫妻打拚事业之余，也常常在店里「打拚」。
有一次，跆拳道黑带的老板又为细故发脾气，趴、趴、趴，一口气踢倒三台四八六计算机，时价每台两千多美元，八千美元当场报销还不消气，只见他拉下铁门说：「谁也别想出这个门。」然后操起水果刀追杀老板娘。
两人打打闹闹实属家常便饭，众员工个个靠边站，就怕老板一个失手伤及无辜，没多久，大家为保小命，纷纷另谋他职。
丈夫是大厨，年轻的我们不知轻重，在婆婆、小叔的资助下开餐馆，因不善经营，开业七个月就把本钱赔光，我又得重新找工作。
下一个工作是灯具批发销售。笃信道教的老板一家人，对员工们非常好，而我才新进公司，久婚未孕的老板娘就有喜了，所以对我又特别好。我对那段岁月怀念特别多！
当时，偶然机会认识了一个俄罗斯人，他提议要弄一货柜的杂货去俄国卖，因本钱不多，只能凑足一货柜的灯具，欢迎我参加「下一次」的行动。
一路上，他来电报喜，灯具卖得又快又好，简直是一本万利，吩咐我赶快准备第二批货。于是，我一边做着发财梦，一边等待他的归期。
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不见他回来，过了大半个月才等到噩耗，原来他因兴奋过度而心脏病发，不幸在火车上过世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无常」，永远忘不了他手舞足蹈说生意的模样！
躲不开诱惑
一场大雪淹没了上班路，丈夫从此夜夜上牌桌，眼看我绝非赌神对手，于是竖起白旗回台湾，丈夫虽也随同返台，但夫妻缘分已走到尽头。
我的婚姻曾经有过短暂的幸福，丈夫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抱女儿，乖乖在家看电视；没想到一次赌场邂逅，竟让他深陷泥沼，从此不可自拔。
他在洛杉矶各赌场流连忘返那几年，我们曾经下定决心远离赌博的诱惑。一九九三年一家三口离开加州，搬去美墨边界的德州艾尔帕索（El Paso），每天从美国越过边界，到墨西哥的中国餐馆上班，见识了过去不曾知晓的世界。
艾尔帕索是毒贩争夺地盘的地方，当地严重贫富不均，穷人摘了仙人掌的果实，三个一串在路边卖，乍看之下还以为是番石榴呢；反之，有钱人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吃顿饭有三、五个保镖荷枪实弹保护，天天上演比排场的戏码。
穷人摆脱困境的绝招是「偷渡」，美墨边境仅一河之隔，墨西哥人只要冲过警戒线，就可以进美国赚美钞了，于是兴起了一阵移民风，聪明的生意人立即「染指」移民业。
一切从渡河开始，听说美国移民官以裤管的干湿程度「看穿」是否非法越界。因此，做渡河生意的人列出了价目表：「跟着导游跑，渡河五十美元；抬着渡河，一百美元；渡河保证班，两百美元。」
跟着导游跑，就算渡河成功，裤管也是湿的；抬着渡河，成功后裤管是干的，但万一失败，就得重新缴费再来一次；唯有报名保证班，才有人会想尽办法帮忙，直到渡河成功为止！
墨西哥的旅游签证会指定落脚的城市，禁止旅客进入没有签证的城市，艾尔帕索靠近美国的边境，也是出现签证问题最多的地方。
我们曾经接待过华籍一家四口，因没有签证而误入艾尔帕索，以「有意偷渡美国」罪名被关进牢房。
狱吏以翻译为借口带他们来餐馆吃饭，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一家四口已被饿了一整天，狱吏公然索贿每人一千美元，否则就将他们关回牢房，而墨国的监狱是不供应饭菜的。尝过挨饿滋味的一家人马上投降，几经讨价还价，终于花了大把银两买回自由。
每日上班、下班，丈夫似乎摆脱了赌瘾的纠缠，可是他很快就找到赛狗场；满场飞奔的狗儿成了他下注的新宠，放假就往赛狗场跑，渐渐无心工作。
为了逃避追逐赛狗，一九九四年我们搬家去了西维吉利亚州的矿山上，下山要近一小时车程。山上是一群开银矿的地主及工人，只有一座商业中心，我们受聘去管理唯一的中国餐馆，薪水优渥并提供食宿。
山上的人没别的去处，成天都在商场里游荡，因此餐馆生意还不错。然而，一场大雪淹没了上班的去路，无聊的工友在家打起了麻将，从此夜夜上牌桌厮杀，眼看我绝非赌神对手，于是竖起白旗回台湾，前夫虽也随同返台，但我们之间的缘分已走到了尽头。
一九九五年中秋节，我在台北签下离婚协议书后，带着六岁的女儿驾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前夫返美，我决定留在台湾。向南行驶的一路上，我仍然谈笑风生，直到孩子睡了。
没有声音的空间瞬间攫住了我，我呼吸突感困难，于是扭开收音机，企图以震天价响的热门音乐，转移千头万绪的混乱。
啼笑姻缘
第一次离婚，前夫输光了我婚前的积蓄；和同一个男人再度离婚，我不仅赔进了那几年的奋斗，还背负了七万多美元的债务……
说真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婚」。我努力经营婚姻，但离婚似乎是躲不过的宿命；生长在父亲与继母重组的家庭，既没有「被爱」的经验，也没有「爱人」的能力，一旦婚姻出问题，离婚虽不是必须，却是必然。
离婚年余，我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环境，遂于一九九七年带着女儿返回美国。因美国不承认台湾的离婚手续，也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决定和前夫再续前缘。
当时，前夫在拉斯韦加斯工作，担任米高梅赌场厨师部副主管，我送给他几本幼狮文化为我出版的《美国台湾人》，他就近送给了几位朋友。正好本社位在洛杉矶的《新亚周报》，新开辟了拉斯韦加斯市场，副社长因缘巧合读到朋友转送的《美国台湾人》，在我返美前未经面谈就录用我担任拉斯韦加斯地方记者。
报社工作只要采访、在家写稿，时间自由，但无保险。我有心谋得大赌场有保险、有福利的工作，无奈赌场的职位均要求「一年赌场工作经验」，初来乍到的我没有申请资格，所幸前夫透过「员工家属优先录取」的管道，让我谋得在赌场「洗碗」的差事，从每天晚上十点工作到翌日清晨六点，以争取「一年工作经验」。
我又利用周末兼差做房地产经纪人和翻译工作，翻译于我如探囊取物，眼睛看英文，双手可打出中文，费时不多。然而，前夫的赌博习性已深入骨髓，随着他愈输愈多筹码，我和女儿的幸福也渐去渐远了……一九九九年感恩节，我再次向命运低头，和同一个男人再度离婚。
第一次离婚，前夫不仅输光了我婚前的积蓄，就连父亲托管的存款都不翼而飞；第二次离婚，我不仅赔进了那几年的奋斗，还背负了七万多美元的债务……
离婚后，我带着女儿和狗去投奔已来美定居的父亲。由于负债累累，又兼职了第五份差──每周六到中文学校担任一年级老师；日子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精神除了疲倦还是疲倦，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离婚后两个月，前夫有意出发到中国迎娶一位湖南小姐，但盘缠稍嫌不足。他向我借钱买机票去结婚，虽然手头也不宽裕，仍刷了信用卡一千多美元帮他买机票。
父亲旁观，冷冷说了一句：「你想当圣人吗？」事后，前夫还了两次两百元就以为两清，我就这么被迫送了六百元红包。
当新娘子在中国等候申请绿卡批准，前夫喜孜孜地拿结婚照片到我家献宝，父亲和继母「欣赏」完以后，还很有风度地赞美新娘子很漂亮。他前脚走，父亲后脚开骂：「他是不是二百五？离婚两个月就结婚，还来显摆结婚照片？」
新娘子来美后，前夫请我们出去相互认识，席间夫妻晒恩爱，你一口、我一口地喂来喂去，我和女儿坐在对面，只能「无语」。最可气的是，因习惯使然（我总是和朋友抢着要付账），女儿竟然还抢赢账单给我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