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城打工皇后》04-寒冬中有温暖

一起学做好人

《无间道》轰动一时,无论是「卧底的真坏人(黑道)」或是「卧底的真警察(白道)」,他们成为警察的理由都是「想做好人」。

 

来美之前,常在电视报导上看到慈济人的蓝白身影,深感敬佩,却从没想过自己也可以穿上这身制服。

二〇〇二年,父亲意外往生,当时经济捉襟见肘,实没能力请法师为父亲做法事。正当两难之际,李坤华师姐捧着一束花来到殡仪馆,后来才知道父亲往生那天,正好是坤华师姐的生日。她在自己喜庆之日,身着黑衣黑裤为父亲送行,让我十分感动。

那一年,多位慈济志工正在为成立拉斯韦加斯联络点多方奔走,首任负责人陈淑婉诚恳邀约我承担真善美志工(负责文字、摄影、录像)干部。我独力抚养女儿,加上一身债务,已「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实在没有时间精力投入。

直到淑婉师姐提起,有一次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她:「那是我的女儿,你认识她吗?」淑婉师姐说:「你父亲过世前,已亲手把你交给了慈济,知道吗?」当下我再无理由推托,一直在慈济守着父亲最后的遗愿。如果父亲天上有知,当感到欣慰吧!

警匪片《无间道》轰动一时,无论是「卧底的真坏人(黑道)」或是「卧底的真警察(白道)」,他们成为警察的理由都是「想做好人」。而我,六岁遭逢父母离异,十四岁离家求学,十六岁上夜市摆地摊,周旋在黑白两道之间(流氓索取保护费、警察追开无照营业罚单),养成我不友善的性格,我真的不懂得「爱」!

感恩刘清梅师姐引领我「学做好人」。进慈济之初,「学做好人」对我来说似乎流于口号,做做样子而已。直到开始《水忏》共修,我才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性,学着对别人释放善意。几年过去了,我透过三个孩子的评语,看见了自己的进步。

第一个孩子是二十岁的华裔男孩,他说和我在一起感觉安心,「我长大以后要变成像阿姨这样的人!」于是,我知道自己不再是让人害怕的钟楼怪人。

第二个孩子是同事爱丽西亚的女儿,十岁、墨西哥人。同事被校长请去学校,理由是女儿坚持要选「台湾话」作为第二语言,而「台湾话」并不在学校的语文学习选项中,因此请家长前去说明。

经过沟通,方知女孩视母亲的职场经理为偶像,并赞誉她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我长大以后,也要像Audrey那样做慈济人,随时随地做慈济事。首先我得学会说台湾话,才能加入他们的团队。」

于是我又知道,原来同事的孩子也在默默观察着我。

第三个孩子是十七岁的美国女孩,是我房地产客户的女儿。这位客户不久前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手术,术前召开家庭会议,问女儿:「万一妈妈发生不幸,以后你要跟着外婆、舅舅还是阿姨?」没想到,答案竟是:「我要跟Audrey!」这让我意外之余,也深感荣幸。

以前,常常有人到慈济会所找我,因为听说我很会帮人找工作。从今以后,希望有人到慈济找我,是因为听说我在慈济学做好人颇有心得,而大家都愿意到慈济和我一起「学做好人」!

 

 

大A和小A

小A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有一次我问大家:「这里有谁没帮我看过小孩的?」只有三位举手,可见当年扰民情节之重大!

 

我的英文名字叫Audrey,女儿的英文名字叫Angela,都是A字母开头,朋友昵称我们是大A和小A。

离婚后那段日子,除了父亲的帮忙,最要感恩的是小A的舞蹈老师杨淑芬及她的干妈李坤华,她们用最真心的友谊,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

小A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星期五晚上,送往杨老师或干妈家;星期六上午学中华民族舞蹈,中午绘画老师接去学画画,然后是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补习班老师接去补码学;下课后,送去林秋兰师姐开的餐馆,一直待到人家打烊开饭,跟着吃员工伙食,我才下班接她回家。

星期日,她去学日本太鼓;下午,由日文老师接去学日文,傍晚才能回家。每周七天都在外面团团转。

几乎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拿手菜。老师办活动的时候,会指派这位妈妈做这个,那位妈妈做那个,但是小A的妈妈永远不用做,因为「不通厨艺」已成笑谈,而且做了也不能吃!

除了不擅庖厨,小A的妈妈还是个工作狂。甚至为了争取和小A共处的机会,让小学生小A接受《信息报》陆社长的邀约,在报社开辟「大A+小A」专栏,妈妈写笑话,女儿画漫画,为拉斯韦加斯读者制造了许多笑声,而爱护晚辈的陆社长,也每个月颁发奖学金给小A。

小A高中毕业时,几十位慈济法亲为她庆祝。我突然想起,问大家:「这里有谁没帮我看过小孩的?」举手的只有三位,可见当年扰民情节之重大!

醉心于绘画的小A,原本有意报考艺术系,但我担心画画不能当饭吃,劝服她改选建筑系,主修室内设计,总算跟画画沾上了边。

少女时代的小A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画图比赛,曾经两度勇夺全克拉克学区高中组第一名,还赢过百乐宫赌场(Bellagio Casino)万圣节儿童绘画冠军,作品挂在该赌场美术馆展览。

想当年,小A非常信任妈妈的眼光,她画了不同风格的两个鬼节作品,一幅素雅,另一幅则是热闹的群魔乱舞,小A问妈妈:「哪一幅比较好?」时任新闻记者的大A以专业眼光审视:「我比较喜欢素雅那张,但裁判会选热闹那张。」结果一如我的判断,小A画作赢得裁判的青睐。

曾几何时,小A长大了,慢慢感觉妈妈其实是个超级笨蛋,尤其对我无条件帮助同胞特别有意见。她说:「那些人都在利用你,找到工作以后就不认识你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教育小A所谓的「付出无所求」,慢慢的,她也开始学着帮助别人。

小A是少数的年轻业主,在她的小单位房子里,偶然发现她俨然成为赌城小孟尝君,悄悄养着三千食客。因为经济不景气,她的同学、朋友很多都失业中,纷纷聚集在小A的家找寻出路。

我看到有人上网谋职,有人小睡充电,也有人讨论面谈经验。小A的餐桌是简单的蛋炒饭和白开水,但是供养着许多人。我在孩子身上看到善良的本质,感恩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好孩子。

 

 

另类出国旅游

人家旅行的目的地不外欧洲或游轮之类的豪华行程,而我出国的方向却与众不同,不是人们急欲逃离的灾区,就是奔赴公司指派的目的地。

 

经济起飞以后,出国旅游成了全民运动,不再是富有人家的专利。人家旅行的目的地不外欧洲或游轮之类的豪华行程,而我出国的方向却与众不同,不是人们急欲逃离的灾区,就是奔赴公司指派的目的地。

二〇〇三年底,第一次参加慈济的国际赈灾,去了萨尔瓦多。我和谢阿敏师姐从拉斯韦加斯开车到总会与赈灾团队会合。饥肠辘辘的我们一路随团去机场,好不容易脱身到麦当劳饱食一顿,到了登机门才发现全队志工正满机场寻找我们两个失踪人口,未出门就成了「问题人物」。

每日赈灾行程结束后,真善美志工得继续工作,将工作日志如期送交本会。我买不起手提电脑,执行长葛济舍师兄大方借我,并教会我如何使用。

也许是新手上路,常要工作到很晚,香积菩萨舍不得我挨饿,会下面帮我补充体力;每天出发前装便当,又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大番石榴,跟我说:「加油!」

领队张杨舜师兄笑称是看我「长大」的「奶爸」,当我还是经常闯祸的慈济菜鸟,他给了我很多宽容和鼓励,直到今天还常常「批评指教」我的作品,给我很多提携和指导。

此外,章惟豪师兄也很有长者风范,他教导我摄影走位时,如何避过默认的录像机。在萨尔瓦多总统亲临大爱屋,临时起意拿起钥匙预备去大爱村开门,携带大型摄影机的志工,一时拆不了机器跟进,睿智的惟豪师兄顺手一推,叫我「快追」,让我追到了许多宝贵镜头。

二〇〇五年,志工简婉平与我被派往德州休斯敦及达拉斯,协助卡崔娜风灾的发放,她拜我为师学报导。赈灾期间,她怕小老师饿着了就代为打饭,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一手拿饭盒、一手端热汤,用脚顶着门,颤巍巍地送饭给我,让我非常感动。

由于我常常赶稿子到深夜,每天早上都会赖床,她总是小声要求同寝室的志工:「小声点,让她多睡会儿。」等到我起床,她已将牙膏挤在牙刷上,又赶紧帮我把棉被迭好。表面看来是善尽「学徒」职责,其实那是一个资深慈济人的用心。

深受感动的我,忍不住抱着她说:「这样好了,从今天起,我就收你当『干妈』!」

墨西哥也是我们时常去访视的国度。一个生产啤酒的小村镇,没有医师也没有医院,全村只有一所小学和一家药房,就医或购物得上高速公路到邻村。站在卖啤酒的招牌下,不感清凉,只觉凄凉!

另一个都市里昂,街道一边有国际美食吃到饱餐厅,楼上有人大排长龙等候进入酒吧看球赛;街道对面是三三两两的小商店,再后面是一大片民不聊生的村落。前往案家访视时,看见他们的冰箱空空如也,一大盆清水漂浮着切成小丁的西瓜。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发疯的少女,据说某日跟母亲出门上街,回来后就变成四、五十岁男人的声音,过去天真美丽的小女孩就此人间蒸发。

我们随主人看了少女的居家环境,耶稣基督、玛丽亚、佛祖的照片挂满墙,却无力挽回少女的悲剧,那加工的铁栏杆、开放的洗澡间(必须两、三个人抓着她洗)令人心酸。临走前,少女突然发病,她咆哮怒骂的表情,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脑海。

 

 

变调爵士城

一场飓风吹散了纽奥良的万种风华,渔夫的船别了港湾,岸边码头再没有哼唱小曲、在驴车上叫卖蔬果的小贩,天国子民哭着涉水离乡。

 

曾经,爵士乐音绕梁;曾经,蔗糖甘甜飘香,交错在法式优雅及美式现实的强烈对比之间,纽奥良──既商业又感性的路易斯安纳州第一大城,是观光客心目中「永远的嘉年华」。

然而,一场飓风吹散了纽奥良的万种风华,渔夫的船别了港湾,岸边码头再没有哼唱小曲、在驴车上叫卖蔬果的小贩,天国子民哭着涉水离乡。

二〇〇五年秋末时分,卡崔娜飓风肆虐纽奥良,涉险探访的记者膝盖以下泡在水里,狂风中一手紧抓着黄色雨衣、一手颤栗地拿着麦克风,隔着窗子采访屋内的人:「真的不走吗?」眼神空洞的人家,无助地摇摇头。为什么不走?透过屏幕上看到的,是受灾民众不知从何说起的辛酸和无奈。

电视机前的观众只能为那些水涨三呎的人家跺脚着急,放弃逃生的人就此随着家园流入汪洋大海,而那些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的纽奥良居民,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我前往休斯敦及达拉斯参加赈灾,亲身采访多位受灾民众,得知灾情之惨重以及慈济在灾区发挥的效能。

飓风来时,六十八岁的诺岚正在当地的赡养中心养病,院方在最短时间将病患撤离到安全地点,诺岚住进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比佛利健康赡养中心。

由于事出紧急,无法一一告知家属,他的妻子茱莉打电话查询夫婿下落,忙着撤离的院方人士无暇求证,只含糊表示大部分病人都送到邻近的德州休斯敦避难了。

着急的茱莉立刻开车到休市寻寻觅觅,几经打听才发现夫婿原来被送去遥远的亚特兰大。

诺岚自一九九七年罹患重度神经障碍疾病后,即卧病在床,无法言语。二〇〇五年三月,因臀部受伤住进赡养中心,接受医疗照顾。如今阴错阳差被送到举目无亲的美国东岸,相依为命的白发夫妻成了隔着银河的牛郎织女,茱莉不忍神智清明却无法言语的夫婿留在陌生之地,咬牙支付高昂的交通费用,花费近八千元美金将诺岚接到休斯敦。

受限于行动,茱莉并未跟着逃难的人潮四处求援,只是消极地任由阮囊羞涩,若不是亲人无意间透露这个讯息,夫妻俩还要继续陷在困境中。

灾后救援行动展开后,诺岚任职于消防局的侄儿麦克与同事克里斯一起被分发到休斯敦瑞兰特商展中心,担任联邦紧急救援总署的志工,慈济团队也在同一地点提供服务。

麦克及克里斯经常在午餐时间参观慈济的便当,慈济人乐结好缘,得知他俩喜爱东方菜肴,连忙送上寿司便当外加一段友善访谈,意外发现诺岚这个个案,立即组队前往访视。

一个黝黑的男子自称救了三条人命,意外的是,英雄所救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女友和孩子。

男子回忆当日情景,下午三点半,水深及膝之时,收到撤退通知,他立即收拾衣物,下午五点已水深过颈,冲进屋里的大水来势汹汹,他把女友及两岁大的婴儿放进塑料盆,背着七岁的小男孩泅泳近四十分钟才脱离险境。

途中见到警察与暴民相互开枪,他很害怕被身边飞过的流弹打中;在他奋力游出人间炼狱的同时,大约与四十具尸体擦身而过,血水淹进嘴里,满是血腥的味道。

问到他的孩子是否安全脱险?英雄耸耸肩说:「不知道,女儿和她妈妈在一起。」

坐落在休斯敦市郊的圣凯瑟琳教堂,虽在卡崔娜的暴风圈之外,却在救灾行动中留下了感人的足迹,故事始于越裔修女的俗家父母与亲人前来投靠。

据该教堂的修女表示,当她们在电视上看到卡崔娜的惨剧时,大感震惊,觉得不该置身事外,得知有许多越裔天主教徒从纽奥良逃难到休斯敦,立刻决定打开大门,一下就收容了超过三百位受灾民众。

始料未及的是,虽然由越裔侨社居间安排,但闻讯而来的其他族裔或不同宗教信仰的受灾民众也不在少数,有人在教堂外面低着头,小声地问修女:「我们不是越南人,也不是天主教徒,你们愿意收留我们吗?」修女闻言无不同情,全数接受。

修女为妥善安排受灾民众而走出教堂向政府单位力争,顺利将大部分受灾民众送到附近的公寓安家。受灾民众留置教堂期间,几百人睡在敞开的大厅里,二十几个婴儿的哭声,在暗夜中一波接着一波传来,增添哀伤与凄凉,幸有慈善团体及爱心人士陆续捐赠尿布、牛奶及婴儿食品,协助他们挨过这段过渡时期。

修女又说,当受灾民众如潮水般涌入时,天主教堂二十四小时开放,数十位修女轮班接待、转送、募款、烹煮及供食,如同她们所仰慕已辞世的特里萨修女,为需要的人默默付出。

我前往采访时,看到厨房内有几位修女在为受灾民众准备晚餐,为尊重越南的饮食文化,当晚的菜单是越南河粉。看起来简单的餐食,要喂饱三百多人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有些受灾民众即使住进政府安排的公寓,仍习惯回到教堂取食,修女们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长时间提供热食服务。

卡崔娜灾后,呈现两种极端的情绪表现,有的民众坚决要重返家园,有的民众却表示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那块土地,灾难的恐怖令人余悸犹存。

罗彦原本在纽奥良开咖啡简餐店,生意兴旺,一家四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飓风来袭,所有的幸福转眼间随波而去,他带着妻子、幼子及襁褓中的幼女逃难到休斯敦,岳父也随行同去,因为小姨子在休斯敦做了修女,他们选择投靠在天主教堂的羽翼下。一心盼望再回到纽奥良的罗彦说:「那儿是我的家,纽奥良比家乡更家乡!」

由于罗彦毁去的家业都依法承购保险,一家人计划等保险理赔金核发就要回家。奈何泡在大水中五天的家园病菌丛生,短时间内无法原地重建,他们只好暂居休斯敦。

渔夫骆谷不如罗彦幸运,生活拮据,无法负担高额保费而未买保险,不料半生的努力,包括一艘维生的船只,就这么泡了汤。在没鱼可钓的休斯敦,骆谷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看着四岁及五个月大的一双女儿,只能无语问苍天!

另一个失去渔船的渔夫戚福,离了海港去了内陆,瘦黑的渔人不谙英语,十岁的女儿充任翻译,申请救难金。戚福失业又无医疗保险,已动过手术的肾结石偏又在这个时候发作,加上家里四个月大的婴儿日夜啼哭,苦上加苦。

协助翻译的女儿,听父亲说好痛好难受,立刻红了眼眶,小女孩一边拭泪,一边再三感恩周围的慈善团体。看着她一再回头,一再流泪行礼,小小年纪就要分担诸多苦恼,让人感到十分心痛。

 

 

奉献专长和力量

不仅全美慈善团体在救灾期间出钱出力,许多默默行善的个人也挺身奉献了自己的专长和力量。沿路雪中送炭的朋友,见证了人间处处是温暖。

 

纽奥良风灾的惊心动魄,加上随后来袭的瑞塔飓风,未登陆即有雷霆万钧之势,休斯敦当局当机立断,强势撤退灾区的居民。定居在休斯敦的康妮一家分乘两辆车撤离,两个大人、六个孩子,外加一猫一狗,一路从休斯敦到圣安东尼市,最后来到了赌城。

沿途饱受风霜,每到一处就被告知收容所已满,又被驱离到下一个城市。流离顚沛的路途中,成千上万的汽车列队前进,七个小时只开了六十二公里,加油站车满为患,离家愈远,汽油愈贵,真教油箱见底的民众欲哭无泪。

龟行的车队在沙漠气候下缓缓前进,高速公路旁到处可见冒烟抛锚的车辆,康妮家的两辆车也是开了又坏,坏了又开,经常得半路靠边,用宝贵的饮用水浇向冒烟的引擎。

开开停停了四天,所有盘缠尽数花费在油料上,一路上的经历如遇战乱饥荒。在超过华氏一百度(摄氏三十七点八度)的艳阳天,开车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口干舌燥之苦远不如内心的焦急,来自休斯敦的民众忍不住问:「当卡崔娜受灾民众撤退到休斯敦,我们给钱、给食物、提供工作,现在我们落难了,谁来救我们呢?」

民众自力救济,动用各种关系求援,最后德州州长动员州政府的资源,沿路支持,以大卡车载运汽油及水作定点发放,不须手续登记,上门即受理,协助民众撤退到安全地点。

康妮腼腆万分地来到拉斯韦加斯的发放中心,在慈济服务处告诉负责面谈的我:「家里的邮政编码不在灾区范围,而遭到其他单位拒绝,你们可以帮助我吗?」

我们受理了康妮的申请。康妮一家在泪眼中收下慈济急难救助金,这笔善款可以帮助他们修复汽车,重返家园。

慈悲心人皆有之,不仅全美慈善团体在救灾期间出钱出力,许多默默行善的个人也挺身奉献了自己的专长和力量。逃难之旅或许艰难,但沿路雪中送炭的朋友,见证了人间处处是温暖。

心理医师玛丽亚自动参加救灾行列,辅导了超过十个个案。民众从受难那一刻起,即在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那寸寸攀升的污水,那愈去愈远的房屋树木,那大水中载浮载沈呼喊救命的人、惨遭灭顶飘浮水面的尸体……

种种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民众的脑海里,有人噩梦连连,有人哭泣不止,尤其对失去亲人的民众而言,更是求生意志薄弱。玛丽亚医师的出现,减轻了许多人的痛苦,也预防了许多自杀的悲剧。

年轻漂亮的南希,在卡崔娜风灾发生前,已订了机票要去夏威夷度假。临出发前看到新闻报导,心痛地流下眼泪说:「我住好房子、开好车,还有闲钱去度假,那些受灾民众什么都没有,难道我什么都不做吗?」

于是,她选择休斯敦作为休假的地点,从容地走向受灾民众集中处。当她得知有人发心捐赠机票、船票、车票送受灾民众回家,立刻就地取材用厚纸板制作了Free Ticket(免费票)的牌子挂在脖子上,挨床挨户询问登记,帮忙记下需要者的姓名、出发地及目的地等资料,再转交善心人协助。

南希说,看到有人受苦受难,就像自己的亲人受苦受难一样,说着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散居美国各地的慈济人主动投入赈灾行动,自费购买机票飞进赈灾大营休斯敦,我也跟着干妈从拉斯韦加斯出发,唯因干妈用的是里程数累积得来的免费机票,东飞西转了两趟航程才到达目的地,我也陪着她东飞西转。

休斯敦赈灾落幕后,临时接到变化球,全队须转往达拉斯继续发放,众志工接洽航空公司更改机票。听说是赈灾志工,大多数航空公司只意思意思罚款,只有我的机票因为行程复杂而出现高额罚款。

我忍痛认罚,直到返回拉斯韦加斯,才写信给航空公司,告知慈济志工的赈灾行动食衣住行皆需自费,希望酌情考虑退款,没想到航空公司竟把来回机票钱全数退还。

嘉年华的风光或许是纽奥良的代表作,但隐藏在其后的,却是摆脱不去的贫穷阴影。据统计,全美约有百分之十二的非裔美人,而纽奥良的非裔美人又占其中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个人收入每年九千八百美元计,或以家庭收入每年一万四千六百八十美元作为平均值,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纽奥良黑人属于贫民。

那些原本在当地做小买卖、打鱼或耕作的,避难至他州后,全得靠自己重新打天下。

有一位男士在休斯敦发放处门口抽着烟幽幽地说:「我一生不求人,不轻易向人伸手,从我入休斯敦至今,已递出二十四份履历表,到现在连一通约面谈的电话都没有,眼看就要断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发放中心,犹豫着该不该走进去,生存与自尊究竟孰重孰轻?」

透过烟雾,我看到的是一张写满沧桑的脸,也许老天爷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路易斯安那州在卡崔娜风灾中的死亡人数至少有一千零八十人,近两千人列为失踪人口。曾经见过一位受灾民众,脖子上挂着十几位亲人的照片,落单的他逢人就问:「你有看到我的亲人吗?」

在房屋倒塌、居民逃生期间,路州税收短缺了五亿五千万美元,减少了二十二万份工作机会。重创后的纽奥良力图振作,民间的保险公司加速理赔,政府机关也核发各项补助,帮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然而,有限的经费对痛失所有的民众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低廉的建材是否能够抵挡下一波飓风,令人担忧。

二〇〇七年,当我前往纽奥良参加慈济义诊时,一位握着铁锤修补着自家屋顶的居民表示:「我的家从这里倒下,我们合力在这里把家建起来,要想重新出发,就得靠自己!」接着,他一锤一锤用力敲,用他的执着建立起家园。

但愿所有的纽奥良人,都能有如此的信心与勇气,自己跌倒自己爬起,也祝福返乡的纽奥良人美梦成真,再度开创出令人惊艳的嘉年华会!

 

 

把「大爱」背回家

有的孩子整天睡觉企图忘记饥肠辘辘,也有孩子用麦当劳的西红柿酱包泡热开水过日子……「校园爱心背包发放计划」因此诞生了。

 

历经卡崔娜飓风肆虐,许多流落异乡的受灾民众至今仍在现实生活的洪流中载浮载沈,灾后各慈善团体应运而生。拉斯韦加斯慈济联络处持续协助长期关怀慈善联盟(Long Term Recovery Committee,简称LTRC)及其他团体转介的个案,在卡崔娜的风风雨雨之后,牵着受灾民众的手跋涉苦难。

滞留拉斯韦加斯的受灾民众虽获政府补助,但仍存在「有一顿没一顿」的窘况,登记有案的「街友子女」将近四千人,周一至周五可由学校供应免费午餐,每到周末孩子们就得面对饥饿的煎熬。

有的孩子整天睡觉企图忘记饥肠辘辘,也有孩子用麦当劳的西红柿酱包泡热开水「煮」成西红柿汤过日子……令人闻之鼻酸,因此诞生了「校园爱心背包发放计划」。

首先发起此计划的是「爱心团(Corp. of Compassion)」,该慈善团体由史卡特‧萨立文(Scott Sullivan)于灾后发起,协助流落拉斯韦加斯的卡崔娜受灾民众安身立命,其注册商标正是很多「心」集合在一起。

「校园爱心背包」最初以赌场捐赠的绿色旅行袋,包装两日分量的罐头食品及干粮,每周四在爱心团仓库打包,周五下午送到特定学校发放。学生在隔周一、二将背包送回,回收后的背包于周四再度打包后发放,如此循环。

「校园爱心背包」的发放是根据学校提供的名单,每个孩子都有特定的背包号码,记录孩子的过敏物或特殊需求──有的孩子对花生酱过敏,打包时得避免花生制品;有的孩子家里还有更多手足,即酌加分量;遇有三天连假也会增加食物,确定孩子有足够的粮食度周末。

爱心团义工采有给制,每个背包的成本是十美元,包括食物七美元以及车马费等行政费用三美元。慈济接手后改在会所进行打包,志工是无给制,且要自行负担车马费,再加上食物批发商提供优惠价,因此慈济的爱心背包成本只需要五点五美元;近年来获「食物银行」之助,又大幅度降低成本。

据克拉克郡学区调查,计有十五所学校需要「校园爱心背包」,大约一千两百名学生仍在该计划的等候名单中。为了顺利推动发放计划,慈济志工两个月期间先以客卿角色陪同爱心团发放、接受培训,之后才亲手实施。

拉斯韦加斯慈济人与爱心团的合作因缘,可追溯到二〇〇六年,慈济志工郎云霞及曹韦赴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灾难志工联盟(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简称VOAD)」,返回拉斯韦加斯后即积极寻找本地主流社会慈善团体合作。

经联邦紧急救难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简称FEMA)介绍,知道有团体正在筹组LTRC,因此参加了筹备会议,会中认识了爱心团的代表,该团体正是LTRC的发起组织之一。透过LTRC,我们结识了各慈善团体,为小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一个天真无邪的小男生领了「校园爱心背包」后和我「咬耳朵」说:「我爸爸妈妈写了封信给你们耶!」然后拔腿跑回教室去拿信。信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充满童趣,显然是父母口述、小朋友代笔的杰作,「非常感谢你们送食物给我家的孩子!」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孩子感恩的神情、愉悦的动作,让志工「搬有运无」的辛苦瞬间化于无形。

小男孩奥腾在信中感性地写着:「把食物送来给参加这个计划的孩子是非常慷慨的,送给我们的食物都那么好,您们怎么能够做得这么棒呢?我好喜欢您们的这个计划。」

另一封来自贫困学童的信读来令人心酸:「谢谢你们为我送来的食物,如果要我给你们打分数,我会打上A+++,因为你们为我送来的都是我梦寐以求、一直想要却买不起的。再一次感谢你们送给我食物。」

小女生安娜以工整的字迹写下:「我真的好喜欢这个计划,背包里有些食物我以前吃过,有些没吃过,但那些没吃过的东西其实满好吃的。非常感恩校园爱心背包计划及送食物的志工,但愿这个好计划一直持续下去。」

杰士民俏皮地说:「谢谢您们的食物,这个计划真的很酷!」

史考特更干脆,他说:「我爱您们送来的食物,我爱吃那些食物,非常谢谢您们!」

有一位不谙英语的学生家长,以西班牙文写下他的感谢:「谢谢您们为我女儿约瑟琳送来食物。」

特教班的小朋友用五颜六色的图案,表达自己说不出口、写不出手的满心欢喜。体贴的老师帮小朋友在图画写上「Thank You」及孩子的姓名。

虽只是短短的话语,却是孩子的真心话,纯真得令人心疼。发放「校园爱心背包」的志工们,衷心祝福孩子明天会更好!

 

 

飘雪季节

周旋在忙与盲之间的人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而慈济人是这个忙碌城市中不疾不徐的风景,总是适时提供温暖给那些行色匆匆的人。

 

二〇一三年一月一日,拉斯韦加斯的烟火刚在夜空盛放,「Happy New Year」的欢呼声尚在耳边,「繁华夜景」便乘着龙尾巴消声匿迹。新年近午时分,法拉明歌路(Flamingo)近黄金海岸赌场(Gold Coast Casino)路段突然传来追撞声,一辆林肯轿车从赌场车库飞向马路对面,撞上行驶中的尼桑汽车之后翻覆,驾驶人章太太送医不治。

警察敲门时,患了重感冒的章先生勉力起床应门,当警察告知章太太死讯,章先生万分不解、反复地询问:「怎么会呢?她刚刚还在厨房煎鸡蛋、烤土司,怎么人就没了呢?」

警察见状连忙问他:「你有家人吗?」章先生仍是一脸茫然:「说她死了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章家女儿回家,才确认了这个噩耗!

我是第一个抵达章家的志工,当时章先生仍处于巨大震惊中,章家女儿则忙着整理眼前的千头万绪。得知章太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不适用佛教助念仪式,我们只在一旁关怀陪伴。

隔日,我陪同章家女儿前往法医室认领遗物,女儿见到妈妈生前佩戴的项链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她不断询问妈妈出事前的种种细节,法医室人员正色劝她:「有些事情恐怕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别再追问了,否则你会把自己逼疯!」我也安慰她:「妈妈在出事的一剎那,想必已失去知觉,没有受太多的痛苦,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章先生也有疑问:「她从来赶晚不赶早,为什么那天会提早出门呢?难道这是上天注定的吗?」章太太本应在下午一时到达赌场,不知何故提早两小时出门。章先生非常自责:「平日都是我开车载她,如果不是因为重感冒卧床,她也不会自己开车出门,都怪我……」我安慰他说:「万般皆天命,半点不由人。逝者已矣,你要保重自己,否则章太太在天之灵也会担心。」

为什么章太太会在赌场的车库里超速驾驶?「突然发病」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发病的她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猛踩油门,造成憾事。

期间,照顾章先生成了我陪伴的重点,重感冒加上伤心,他一点胃口都没有,几日下来形容憔悴,幸好章家女儿非常孝顺,一直陪在爸爸身边陪他说话,帮他按摩。为了让他有食欲,我特意送去酸酸辣辣的墨西哥色拉及热汤,有时是简单的三明治。章先生总算慢慢愿意进食了。

章先生不哭不流泪,每次去看他都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听人说话。章家表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劝说:「哭出来会好过一些,别闷在心里!」他听话地点头却还是没有哭,偶尔说出的几句话,直教听的人心酸。

章先生指着小阳台的小锅小灶说:「她都是在这里做饭,怕屋子里有油烟,太太好能干,每餐都有三菜一汤。」厨房抽屉里,每样东西都分类整齐、干净清爽,就连超级市场的购物塑料袋都折迭得方正如豆干。章先生又说:「她就是这样,爱干净!」透过章先生的思念和他手中的遗照,彷佛看见年轻、漂亮、聪明又可爱的章太太就在眼前,章先生喃喃自问:「教我如何不想念她?」

每次前往关怀,离开时我都会问:「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有一天,章先生拉着我的手,很认真地请求:「你可以把我太太变回来吗?」让我闻言语塞,只能劝他:「其实她已经住在你心里,一直没离开。」告别章家,望着结冰的路面,意识到这个冬天特别冷!

 

***

 

事隔仅三天,一月三日深夜,会员蔡太太来电告知我:「蔡先生不行了,医院通知要转去安宁病房。」隔日一早,我带着蔡家人前去殡仪馆安排后事,蔡先生当晚就走了。接到通知时,蔡太太还在赌场上班,同事林秋兰(慈济志工)陪她请假,驱车载她前往地处偏远的安宁病房。

当日休假的我最早赶到。蔡家人在病房里伤心哭泣,我对两个儿子说:「爸爸现在一定很害怕,你们在他耳边大声诵念佛号,他还听得见,让他走得安心!」陪着家人一起助念,一个小时后,蔡太太在志工陪伴下来到病房,志工继续恭敬虔诚地为蔡先生助念两小时。

那晚天很黑,开车回家的一路上,挥之不去的尽是蔡先生憨厚的笑容。想着想着就天亮了,我又带着蔡家人去殡仪馆,随即着手繁琐的后事安排。

告别式定在三天后,等死亡证明书批下来就立刻火化。馆方人员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急?」这是因为蔡先生生前曾交代:「别把我一个人丢在殡仪馆太久,这里都是美国鬼,我不会讲他们的话。」

承办人员又再三推荐鲜花、红木棺材等豪华项目,家属因为预算有限而默默摇头,蔡太太说:「他不喜欢花。」听说他一辈子没送过她一束花,承办人员大呼不敢置信。我连忙打圆场:「中国男人不善于当面表达爱。再说,他一生节俭,如果知道我们花大钱给他办丧事,恐怕会气得从棺材里跳起来呢!」

办理妥当后,蔡太太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幸好你这两天休假,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有感而发:「蔡先生总是很『配合』我!」即使走到人生的尽头,他也要选择我休假的那两天,让我能够陪他最后一段。

说起蔡家夫妻,他们在二〇〇六年搬到拉斯韦加斯,我是他们进城后认识的第一个人,经由我介绍进入赌场工作。担任一年多的临时工,总算有资格应征正式员工,当时的蔡先生只会说「OK」及「very good」两句英文,面试时的惊险让人直冒冷汗,而他却以独特的智慧四两拨千斤,顺利过关,赢得工作。

主考官问蔡先生:「五年后的你会变得怎样?」他说:「Very good!」;主考官又问:「你愿意配合工作需要而调整工作时间吗?」他说:「OK!」;最后一题是:「你想做白班或夜班?」只见他随手拿起纸笔,画了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和一个星星,连说三个OK、OK、OK。至今仍记得他两手各竖起一根大拇指的模样,真的很「经典」!

蔡先生的老美、老墨同事知道他走了都很心疼,自动捐款作丧葬之用。艾丽西亚(Alicia Rodriguez)为了鼓励大家捐款,把家里的部分首饰拿出来卖,从发夹、耳环、项链到手镯应有尽有,价钱从一元到五元不等,得款全数捐给蔡太太。另一位同事莎拉(Sara Fernandez)找了一个空盒子,用黑胶布缠紧,上面贴了蔡先生遗照,留一个缺口让人投钱捐款。

两位同事抱着箱子及首饰兜售募捐。她们都是慈济会员,据说抱着纸箱募款的点子是「参考」慈济街头募款的形式。拆箱清点的时候又特别请我过去见证,听说这也是参考慈济的诚正信实。这项义卖募得美金两百多元,让蔡太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犹记得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去加护病房探病,蔡先生正好悠悠醒转,因为插管无法言语,只能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想说的话,就说:「你放心,我会照顾蔡太太,孩子的事也会帮忙。」蔡先生闻言胸膛起伏、神情激动,我和他泪眼相对,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圣诞节那天,拉斯韦加斯的慈济孩子组队到各医院报佳音,也来到了蔡先生的床边,小女孩的琴弦跳跃出快乐的音符,但我们之间只有悲伤,因为这很可能是最后一面了。我问他:「好听吗?」他用尽力气点了点头,接受了我最后一次的好意。

赌城街头的广告牌仍是一片喜气洋洋,电子秀带来了汹涌的人潮,困在其中的是周旋在忙与盲之间的人,他们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然而,慈济人却是步履沈稳,是这个忙碌的城市中,唯一不疾不徐的风景,总是适时提供温暖给那些行色匆匆或迷失方向的人。

无论是章家或蔡家,都非常感恩慈济人的出现,和他们手牵手,走过飘雪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