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得失》

·论说文·

 

 

郭熙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几十年过去,这次“讲华语运动”的得失成败应该可以总结讨论一下了。

       “讲华语运动”的动因说起来似乎比较简单。新加坡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地方,有不同方言,这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社会内部的沟通。一个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为多语言多种族“所累”,而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华人社会,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自然是重要的。而此时,华校也停办了,华人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机会日益减少。[1]“讲华语运动”或许正是当局在这样背景里的多方平衡下的一个选择。

       这场“讲华语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一是“华语”名称和内涵。“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成了“华族的共同语”[2],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华语”和方言的关系。“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使得“讲华语运动”有了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三是具体的行动。“讲华语运动”开始后,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一年一度的“讲华语运动”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引人注目。

       对“讲华语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总的来说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中国媒体也对此赞赏有加。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开展“讲华语运动”是有益的,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无可厚非;但几十年过去,回观历史,我们看到,“讲华语运动”的连锁反应或许也是始料不及的。

       一是下一代原本的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华人本来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那时的学童进入学校,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传统上是方言)和老师、同学交流,教师也可以以此为媒介语“传道授业解惑”,逐步地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当然,这种学习的结果呈现的是语文水平,个人之间可能有高低强弱之别,例如有的学生的识字阅读能力很强,有的则比较弱;有的学生作文写得很好,有些学生则有词不达意,立意不高。不过,这种差别是语文水平上的,并非语言本身。语文水平的高低并不见得影响这些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他们虽然操不同方言,但语言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认知能力发展也是正常的。

       随着强制性地规定只能用“华语”,下一代自身的语言习得开始遇到障碍,其后的华语学习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通过方言获取语言和信息,有的甚至不能自如地获取华语或用华语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方言到标准语的转换学习变成了第二语言的学习。除了发音之外,他们得进行特定的语言结构训练,逐步地掌握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其次,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是一种平时不大使用的语言,书面语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尤其是家庭是英语背景的,他们到学校后无法听懂教师的教学语言,也就无法正常地跟着教师的步骤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越听不懂越不愿学,越不愿学也就越学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几年前我曾对此进行过分析讨论[3]。以我在新加坡观课的经验,相当一批学生到了中学,仍然无法以华语进行流畅的交流。在中学的一些课上,老师布置作业还不得不用英语复述一遍。此外,由于未能严格区分语言习得意义上的“一语”和“二语”的华语学习者,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在理论上认识不足,遇到问题简单地用“减负”方式来处理,这使得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学生“痛恨”华语在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良好的华语使用和发展势头是很难想象的。

       “讲华语运动”的第二个连带反应是阻碍了新加坡华语的正常发展。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壤,会产生各自的变体,因为语言是一个有机体,有自己的新陈代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会死去,也不断有新的词语诞生。以中国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词语正在不断消失,工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大批工业词汇、科技词汇进入汉语,有的还陆续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常用词。语言会因为语域、领域和地域的不同,从不同方面吸收词语,而其中不少就是经过方言进入普通话的。就语言学的立场来看,标准语和方言是兄弟姐妹关系,方言是标准语丰富和发展的源泉。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标准语在发展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言[4]。禁绝方言,就使得新加坡华语成了无源之水。新加坡没有农业社会,原来农业社会的词语来源于方言,传统文化词语也源于方言。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科技社会,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是英语的。传统词语不断死去,也没有方言提供补充。新加坡华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创新发展的规范依赖型语言[5]

       第三,除了华语本身受损外,因为禁绝方言,“讲华语运动”在客观上断裂了文化传承的“血脉”。多年来,人们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这就把方言的生存之路给堵死了。因为从交际的角度看,方言的确不具优势。事实上,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不只表现在交际,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语言还是认同工具,是文化载体等等。“讲华语运动”事实上已经充分利用了语言是认同工具的功能,实现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和社会认同。方言也是如此,方言是地域认同、群体认同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各大方言中,客家话是唯一个以人群命名的方言,它得益于“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家训”。

       今天,语言是文化载体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得到广范围的支持。事实上,语言不只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本身。我们清楚地看到,别的载体都是先有工具,然后方可载物;而语言这个工具从它的发生到发展,都是和文化相伴的。它已经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还有一个动机,是要通过华语来传承母语文化和价值观。其实,在我们的方言里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都已经存在,用华语或许也只是一种更“高大上”的表达,或者说是更上一个层次。方言记录了我们的饮食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社会和科学经验,有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华夏的方言是炎黄子孙的根,自然习得方言,也就自然地有这个根;离开方言,再通过华语寻找这个根,则需要一个艰难的历程。这个教训不能不算深刻。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6]和“讲华语运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也给我们展开语言规划带来许多启示。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认识,它不啻为一份很好的教材。

 

(此文为新加坡《怡和世纪》杂志31期所载《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一文的原稿)

 

 

[1]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郭熙《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问题:新加坡个案》,《华语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12。

[2]汪惠迪《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

[3] 郭熙《华文教学在新加坡--目标和层次的讨论》,《华文学刊》(新加坡),卷九第一期,2011年。

[4]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5] 郭熙《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6] 同注1。

《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十五年》

随笔   

 

 

郭熙

 

      2002年1月,接到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语言学著作出版基金发布及中青年语言学者论坛。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神往的地方。大一开始,爱上了语言学,因而也通过一部部语言学经典著作,知道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到北京,还专门找到王府井大街36号,不过,当时只是在大街上“一睹”而已。

      终于有了踏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的机会。拾级而上,进入大厅,“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的照片和下面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尽管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尽管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并不陌生,但此时还是感到了震撼,甚至发出了“能在这里出本书也就不枉此生”的感慨。那时没有想到,后来还真的跟商务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它的作者,不过不是名作者;成了它的员工,不过只是个“编外义务员工”。

作者的我和商务

      最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是在于根元老师带领下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2003年出版)。只是那时都是于老师直接跟商务印书馆联系,我对馆里的编校运作等情况也就没有太多的认识。

      2004年,承蒙赵金铭和齐沪扬二位先生邀请,我承担了商务印书馆系列对外汉语教材中《华文教学概论》的编写,其间分别在上海师大和商务印书馆开过两次论证会。该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华语研究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等。作为作者,我一次次领教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水平的高超,工作态度的严谨,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我在写作中一直追求语言的平实和可读性,有时候甚至还对自己的东西有些沾沾自喜。但在《华文教学概论》的编校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功夫还差得很远。袁舫女士一次次电话、电邮联系,核对每一个细节,确认每一个疑问。其中,为了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区别,我们讨论了很久。有一段话我认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了,责编袁舫却来电话问是什么意思。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任编辑尚无法理解的话语,学生或普通读者如何明白?这促使我后来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思考。后来发现,我当时的概括的确没有抓住本质:我们只是从教学对象的不同去讨论区别,而没有从教学目标上去思考。我也由此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没有想明白,或者想得很明白。

      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语研究录》是我本世纪前十年在海外华语、华文教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思考,文章都是国内或国外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也都经过一轮轮的编校。这次编辑出版,责编蔡长虹女士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提出的疑问密密麻麻。初版于1999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3版),前两版经过多轮校读,我自己也一遍又一遍地校对,但到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刘建梅女士手上,又发现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此外,戴军明先生在编辑《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2015年出版)、《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即将出版)中,其政治的敏感,业务的熟练、专业,都使我和我们的团队感到由衷的佩服。作为作者,我曾经想过的是荣耀,而多年下来,我更感到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多么幸运。这里的编校过程是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是保护自己学术声誉的一个屏障。这些都因为商务印书馆有一支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我永远会记住各位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年来,作为作者,我先后参与主编或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中国语言生活要况》《海外华文教学研究丛书》《全球华语文献选编、《全球华语文献索引》等,还担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等。

      “员工”的我和商务

      说自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主要是因为我担任《语言战略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此外我还是词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当然,这后两个是虚的。

      2014年开始,《语言战略研究》开始构想。从刊物理念,到刊物名称,到运作方式,田立新司长、李宇明先生、周洪波先生多次就杂志进行讨论,我也参与其中,收获颇丰。在当今中国申办一个新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务印书馆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近些年在语言服务国家方面的积累,赢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批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和同事到有关部门就申办一个杂志的事去汇报,对方讲了申请新杂志的基本要求,其中举了商务印书馆的申报《语言战略研究》成功的例子。他指着面前的一大堆《中国语言生活状告报告》,看看人家的基础,对商务印书馆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心里真是偷着乐,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就是《报告》的一个参与者,也不知道我就是《语言战略研究》的执行主编。

      商务印书馆效率很高。2015年6月5日获得批号,7月中旬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上,征稿启事正式摆在各位与会者的面前。随后的约稿、审稿、编稿,真可谓环环相扣,故事不断,2016年1月15日正式推出创刊号。

      作为直接参与人之一,我亲历了杂志初创,头三脚难踢的过程。好在是商务印书馆,有足够的学术地位,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杂志编委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开放包容的文化,国外知名专家积极加入到编委会中,国内编委更是召之即来,有求必应,开诚布公,敢于担当。而各期的名人谈、多人谈更是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人脉优势,时有亮点出现,引发关注。这就是我们干起来很累,但是却又兴致勃勃的原因。

      去年6期杂志,从主编到编委,用李宇明先生在年度中青作者座谈会上的话说,大家都是“义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是商务的“编外义务员工”。这种运作模式也很有意思。编辑部把清样寄给我,我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把改过的稿子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发回编辑部,以便及时调整刊出。这也真是发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馆里更是动用优质的编辑,对他们来说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黑夜,因为投入的人很多,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编辑部原来人手很少,早期真正的编辑只有海燕,俊玄、桂林也都参与其中,还有叶青老师帮忙;再到后来,增加了姜贺;现在,把玥妍调过来做编辑部主任,再加上戴燃,编辑部成长起来,工作也越来越有序。

      多年来,我目睹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汉语世界》《家国情怀》《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世界语言生活报告》等等的设计、开题、审稿等,我都有幸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已经成了“商务人”。周洪波先生曾经笑谈要我到商务工作算了。我说,现在已经够累了,再到你这里,不要把命交了啊。周总是个工作狂,多年来,没有看到消停的时候,要么工作,要么抱个电话。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是个“神人”。没有他好像就无法运转,而有了他,我们就得一直跑,一直转,无法停下来。

      我最怕周总的电话。到北京华文学院任职前的几年里,我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飞北京,可谓“召之即来”。我后来曾给周洪波开玩笑说,我到北京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商务印书馆,它为馆里节约了大笔机票和旅馆费用。

      《家国情怀》曾记录了和冯学锋“被关”的故事。其实我被扣留是家常便饭,我每次到商务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周洪波通知的会,我都会多带几件衣服,以防“不测”。

      作者兼“员工”的我和商务

      还有些情况下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作者还是员工了。这里说两件事。

      一是《全球华语词典》。2002年12月下旬,我接到商务印书馆通知,到北京参加《华语词典》(当时的名称)筹划会议。这事源于两个因素。2002年6月,在南昌一个学术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室主任的周洪波建议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同年11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语信司司长的李宇明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周先生又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杯酒允词典”的故事(邹煜,2015:120)[1]。我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海外华语,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商务邀我参加《华语词典》应源于此。这次会议讨论了《华语词典》编写的意义和基本设想,但当时对于海外华语有研究的人还不多。随后的几年里,围绕华语词典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2005年1月,正式定名《全球华语词典》后的第一次编委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召开。同年,暨南大学成立了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全球华语词典》是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说,本世纪初我的南洋之行使我进入华语研究的蓝海的话,《全球华语词典》毫无疑问则是一强大的助推剂。《全球华语词典》到后来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使我们对全球华语有了更多的认识。《全球华语词典》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胆识和开放态度。词典的英文名称一开始有些纠结,我建议直接用HUAYU,商务印书馆就大胆采纳了。就我所知,这是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用把“Huayu”引入英文。

      编词典的这些年里,还遇到了一群好朋友,志江老师的睿智,刘一玲的犀利,都使我受益良多。永远都会记住这一群“小伙伴儿”!

      二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4年1月,李宇明、王铁琨、周庆生、周洪波和我,在教育部参加绿皮书编写会议,午饭后周洪波的五杯咖啡又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写的动议和随后的落实。自此开始了我每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生活。

      2011年9月30日,我刚从泰国回来,周洪波来电话,要我赶到北京,利用国庆假期,编加《报告》英文版的中文底本。我2号即赶往北京。除了我,周总还抓来了许小颖、蔡冰,一个黄金周,我们就在商务印书馆埋头改稿。这次改稿,我和周洪波同时面对一篇稿子,讨论修改。这次改稿真正体会了洪波“眼睛之毒”(侯敏教授语)和“刀子之快”,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逃过他的眼睛,经他砍过的稿子,简洁精炼,原来不起眼的东西经他一拨弄,马上成了“亮点”。我从中学了很多。也是在这次改稿中,我们意识到了以往稿子的诸多不足,这为后来的《报告》的“缩水”奠定了基础。

      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报告》这两件事看,我是作者;但从后来的大量的编务工作等来看,我也算是“员工”。说到这里,想起别人也有些说不清的。余桂林从《报告》一开始就为“港澳台篇”撰稿,至今为止,年年不误,成了专栏主笔;而且每年到他的稿子,大家就会觉得很省心,说,桂林的稿子好办。由此看,他则既是员工,也是作者了。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年初的中青年语言学沙龙上,刘丹青教授提醒是中青年沙龙的15周年,而这也正是我从走近到走进的15年。要回忆的东西实在太多。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一直跟这个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出版商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呢?           (4158)

 

[1] 关于这件事的时间,邹煜(2015)的记录不准确,在写本文时,我在回忆基础上,通过李宇明教授的日记进行了核实。

我的年三十

 作者 郭煕    

我第一次包饺子是哪一年已经不记得,反正已经很久很久了。唯一能记得的那是一个年三十儿。说的是年三十儿,其实真的是不是三十我也说不清:因为有的腊月只有二十九天,我们仍把那年的最后一天叫年三十。在我的家乡话里,没有除夕这个说法。

      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我们乡下管饺子叫扁食,城里人才说是饺子。很多年后,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乡告诉我,扁食其实应该是便食,取其食用起来简单方便之意。我一直怀疑这个说法。在我的记忆里,包饺子实在很麻烦,哪说得上什么方便啊。

      就我家来说,从年三十下午开始,一家人就忙开了。照例,父亲盘馅儿,母亲和面。馅是两个哥哥剁好好的。馅儿有肉馅儿和素馅儿之分。所谓肉馅儿,只不过是萝卜中点缀一点儿肉星而已;素馅则是萝卜加碎粉条儿,长粉条儿要留着过年待客用。大概是为了好看,父亲特意剁了点儿胡萝卜,点缀起来。那时吃素馅儿饺子可不是像今天一些人的讲究素食,我家里也没有吃斋之人。说白了,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年到头,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多少肉吃!

      馅儿和面都好了,下一步就是母亲擀皮儿,大家围坐在火盆边上包饺子了。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再穷的家里也都烧着火盆。火盆是用泥巴糊起来的,一年又一年的烧,里面已经焦化,外面则裂开了不少口子,于是只好用铁丝把它箍起来。平日里,里面放的干草末儿,时不时的冒出一股青烟,直呛鼻子。因为是年三十,今天我们家的火盆里烧的是一个大树根,那是春天的时候刨出来的。火红红的,不见火苗,时时噼噼啪啪作响,犹如鞭炮声远远传来,增添了过年的气氛。随着这些小小的爆炸,一些火粒飞了起来,大家就会赶紧挥起胳膊,试图挡住迎面过来的火星子。

      那天,我和小伙伴儿们在外面疯够了,也来凑热闹。按照母亲的要求,先去洗了手。我洗得很认真,用洋碱,也许是胰子(我的家乡话称肥皂为洋碱,称香皂为胰子)在手上搓出许多黑泡泡儿。黑泡泡儿很快变成黑沫儿,又很快没有了。我赶快冲洗干净,像模像样地拿来饺子皮,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把馅儿夹在皮上,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饺子捏起来。母亲和哥哥则在边上看着我发笑。最后还是母亲告诉我饺子皮反了。原来,饺子皮的两面是不同的:一面撒有干面粉,河南话叫面醭,用来防备饺子皮粘在一起;另一面则没有,馅儿要放在这一面,皮儿才能捏住。有时候面软一些,用力硬捏,有面醭的一面似乎也能捏起来,但饺子到锅里就会出现开口的情况。这也就带来了另外的故事。

      很多年后,我写《中国社会语言学》时候,讨论起忌讳,忽然想到了这件事,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

      北方人过年煮饺子时,忌讳“破”或“烂”。大人交代小孩子,要说“挣”。我小时候,一直认为“挣”是“正”,以至于有一年正月初一当我发现所有的饺子都很好时说:今年的饺子好,没有一个是正的。如果不是大年初一,这句话给我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知道了反正,能捏起来了,又遇到的新问题是包好的饺子不会站起来,而是直挺挺地在那里躺着。这时,母亲走了过来,手把手地教我以右手的拇指为一方,食指和中指为另一方,轻轻地让饺子弯起来,原来躺着睡觉的饺子居然就站起来了。

      第一次教美国学生包饺子,他们出的洋相跟我当年一样。于是,我就把母亲教的绝招拿出来。他们也成功了。

 

 

 

 

“博客”和“部落格”鹿死谁手

 

郭熙

 

      打开新近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博客”、“部落格”、“部落客”、“网络日志”,赫然在目。仔细看这几个词的解释,意思一样:都来自英文blog。之所以有这么多名目,源于它们用于不同地方。“部落格”,用于台湾;“部落客”,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博客”,用于中国大陆(内地),它也有一地异名者,“网络日志”是也。正所谓异名同指,命名各有自己理据,足见华语资源的丰富,更足见世界华人的智慧。无法不令人击节赞叹!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这几个词的命运。语言是个有机体,和世界上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无法逃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大自然法则的操控。同一事物,不同名称,按照语言规律,最后只能优胜劣汰。那么,谁将胜出?

       除“网络日志”外,这几个词均为音译。而音译者中,笔者以为“部落格”当属最佳。其一,语音和原文更接近;其二,兼顾了意义,使人联想到作者格局于自己的部落,耍文弄字,痛苦或快乐着的情境。从这一角度看,“部落客”也合情合理,找不出什么缺点。比较起来,“博客”一词实在乏善可陈:既无“部落格”的近音距译音之美,也无“网络日志”意义之明白如话,更不像“部落格”意蕴深厚,使人浮想联翩。至于“网络日志”,只是意译而已,更无甚特色,可以说上优点的是符合汉语的习惯,可以见字明义,不至于被加上舶来品的标签而遭受白眼。

      然而,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应该是“博客”!何以如此?健康,不意味着长寿;好食品,不意味着人人喜欢吃。“博客”在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上做得并不理想,就好像一个人,但它却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光。天时,是它出生的时间好,事物一出现,它就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地利,是它生在了大陆(内地),使用人多;人和,是人们喜欢双音节。问题在于,上述诸点中,天时方面大家都一样,“博客”并无特殊的竞争力;地利方面,店大欺客,部落格、部落客的使用者占据地盘太小,没有太大竞争力,它和“网络日志”也是同等,大家至多打个平手;惟独人和方面,“博客”好像独占鳌头,其他几个或许会自愧不如。

      不过,笔者以为,仅仅是双音节还不能预测一个词的必胜地位。例如,“网络日志”完全有可能根据汉语的规律组合成“网志”,更何况三音节词并非没有生命力。王彥坤《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收录的三音词就达5000条。应该说,“博客”的力量除了“人和”的优势外,还有其他旁门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由一个纯音译形式,如今成了新词语中的“语素”,例如:微博、博主、博文、写博、博友、博坛等等。如果说,双音节还不能作为“博客”维持生命力的保障的话,这些词语的出现则成了“博客”的强大保护伞。

      更有意思的是,“博客”还引发自己衍生了一个新义——指写博的人。这是“部落格”之类所不具备的。中国古有门客、食客,侠客,后来还有房客、骚客、剑客,今天仍有房客、顾客、香客、说客等等,“博客”又给“客们”增加了新的成员,这大概是“博客”的创造者所始料不及的。

      词语的生命在于应用。看来“博客”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南国的榕树,尤其是那低落下来的长长的“须”,它生于树,但同时又是树的营养的提供者,是它们和主干一起,使得榕树葱茏茂盛,生机盎然。我们的语言不也是这样吗?

 

 

 

 

语言暴力:“文革”点名术的证明

 

 

郭熙

 

一、解题

(一)语言暴力

      所谓语言暴力,在这里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现象。

      近年来,关于文革语言暴力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献,例如金立鑫、刘再复、郭熙(1999,2004)等都进行不少讨论。但以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像“打到”“斗臭”“砸碎”“走狗”“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攻击性语言方面。我们将从文革的“点名”入手,探讨点名的方式、目的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二)“点名”

1.“点名”的本义

查点人员数目时依次叫名字。②指名。

2.当“点名”进入政治生活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被点名是常见现象。例如,我们可以直接指明某人有什么缺点,犯了什么错误,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等等。

      由于种种因素不便直接提到某人的名字,人们通常会“有人”、“某位”、“某些人”等进行暗示。这通常是想让当事人知道,让公众接受教训但又不想让公众知道所指为何人。这通常被称为“不点名”,即有所谓“不点名批评”,这种不点名批评通常可以说是一种“委婉”,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可以说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

      然而,在“文革”中(或许更早就已经出现,但显然是文革中间推到了极致),中国社会却流行起一种可以称为是“不点名的点名”。它已经不再体现委婉,不再体现善意,而是体现出出非常暴力的一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五章这样写道:

如要打倒党和国家的高级 或最高领导,还得有一个“正式”的“程序”,那就是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点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种是公开指名道姓的点名,另一种是不点姓名而冠以一个特定的名号以进行点名。在那时候,点名,的确是件大事,点不点名,点谁的名,什么时候点名,怎样点名,还是一种“待遇”呢。

(三)范围、方法、和目的

      文革中被点名的人很多,时间、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将把范围集中在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我们将以语言学和语言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为依据,主要通过对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等被点名的个案来探讨相关问题。

 

二、文革的点名方式

(一)直接点名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直接点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因此,在文革一开始,中共对点名问题有明确的规定:

1966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所谓《十六条》)中的第十一条说:

……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截至1967814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55人。到19689月,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时,仅在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已经达到60名之多。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难以统计了。

      直接点名本身看不到“语言暴力”,但在点名的同时毫无例外的都要给被点名的人加上一顶或多顶(多顶居多)“帽子”,即罪名。例如文革初期位居中共第四号人物(仅次于周恩来)的陶铸,就有“最大的保皇派”、“反革命两面派”、“南霸天”“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

      文革中常用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治另类化:资产阶级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2)非人化:牛鬼蛇神、走狗、绊脚石、妖魔、小爬虫

3)同类归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XX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刘少奇一类骗子

各地许多主要领导干部都被网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名下。

直接点名时常常说被点名人的罪名是什么,例如,正式点名后的刘少奇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其语义蕴含是: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二)间接点名(不点名的点名)

      这是文革点名的主要模式,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模式。刘少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仅次于周恩来)和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均经历了这个过程,而邓小平更是所谓“三起三落”。

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

1)曾经显赫的真名从媒体骤然消失;

2代之以标签式的别称,伴随着被高调声讨和批判;

3)真名再次出现在媒体。

这有两种可能:a.政治上的死刑,即,公开“点名”以显示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b.复出。文革中,享受b待遇的国家领导人只有邓小平一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很快地重复了上述过程,不过这次的结果成了a。当然,文革结束,再次复出,他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间接点名的语言结构和手法

1.语言学分析:坐标式

文革中的间接点名多利用现代汉语的同位结构[①]构成,其特点是该代称和人名是一对一的形式。例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事实上,这种代称都可以在后面补出真实姓名,构成同位结构。例如:    

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邓小平: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这和修辞学上的借代及一般的代称不同,后者一般不能还原为同位结构。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构成这种格式,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为不是单指,所以只能使用完整的同位结构,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

      有些坐标式代称因为语用上不能接受,采用过渡方式:先用“定指代词+罪名”,然后逐步完成罪名的定指化,达到所指和能指的单一对应,即实现“对号入座”的目标。例如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刘少奇时,前一成分先加上定指成分“那个”。不过这种格式和同位结构不同,使用这种格式的时候,不能和真名连用。例如:

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一定的时间,随着罪名的熟悉化,定指代词可以隐去,代之以罪名的直接“定指”,即“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直接说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间接点名的解读

      间接点名则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让人知道所要说的是谁,这就必须保持能指和所指在理解上的惟一性。如何保证这种唯一性?

(1)      影射

      影射是文革中间接点名的重要手段。例如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说邓小平是“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使受众知道影射的所指?尤其是泛指到专指。一个主要做法是,先进行铺垫,即,给受众提供足够的相关背景知识,让受众明白所说的是谁。例如,用“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人们怎么会想到是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加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 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 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接下来,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频繁出现在媒体。

那么,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就让人猜测:谁可能达到赫鲁晓夫的位置?

      19674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中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影射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修正主义路线的总根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把这些代称明确地跟刘少奇画上了等号。

      第一确定后,“第二号”或“另一个”自然定位。上述戚文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没有忘了邓小平,文章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表述,跟后者对上了号。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称。

(2)      暗示

      用公众的已有知识进行暗示。如,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之前,报纸上先出现“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然后用邓说过的话向社会暗示,诸如“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接着,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另一个代称随之而来:

      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197511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2月《北京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

这种方法后来还用在了周恩来身上。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来暗示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3)附会

      这里的所谓附会,指把没有关系的说成是有关系的。对陈伯达的点名颇能说明这一点。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开始批判党内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由于陈伯达的名字不能公开,所以,当时中共在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时候,媒体上公开的提法则是“批修整风”。无论是“刘少奇一类”,还是“修”都很难加在陈的身上。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

      当然,这种附会手段并不是单一的。在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也采用了暗示法。例如,批判中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名为“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的说法,暗示批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经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到了林彪,这种附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报纸对给他的代称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以区别于陈伯达。发展到后来,更是把刘、林放在一起,标准用语是“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后来,为了方便,更是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统称了。

 

(四)从间接点名到直接点名

    如上所说,从1967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刊上公开被点名是在第二次被打到过程中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应特别说明的是,上述间接点名现象只是就正式媒体而言的,在媒体之外,刘少奇等人几乎在一开始就是“公开点名”的。

    文革中没有经历间接点名过程直接被公开点名的是陶铸,当时中共的第四号人物,个种原因比较特殊,这里不论。

 

三、原因分析

1.比附的传统

      有清官的比附,例如,包公;也有暴君的比附,例如 秦始皇。

      到文革时代,这种历时的比附发展为共时的比附,这就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2.作为一种缓冲

      文革中这些被打到的领导人,长时间以正面形象出现,要真正在人们心目中打到他们,需要一个过程。通过间接点名,缓冲或降低受众的心理落差。这正好就是委婉手段的一种利用。

3.心理上的强化

      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先用代称把罪名强加给被打到者,造成舆论,在名誉上把他搞臭再公开,同时迫使被打到者无还击之力,束手就范。这实际上利用了语言的“控制性”,类似于“符咒”的作用。

4.内外有别

      就媒体不公开和民间或内部公开而言,正好反映了所谓“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重视名分,追求“名正言顺”的一种表现。

5.作为一种预留的退路

      这应该是中国“面子文化”的反映。一旦公开点名,彻底撕破面子,就没有余地了;间接点名,或许是为后来“解放”老干部等留的退路。当然,这大概是一种善良的想法。

 

四、结论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政治斗争的武器。文革中的点名术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点名手段改变了“点名”的本来目的,也改变了“点名”的词义。它背离了间接点名的委婉传统,使这一委婉的语用手段变成了施加语言暴力的手段。传统委婉和语言暴力只是一步之遥。

      文革点名术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更与政治生活体制密不可分,和其他社会相比,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文革点名手段研究的政治学意义远远超过了语言学本身,开展政治语言学或语言政治学研究将是一个同样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一层次上相连的两个语言单位,其中前项与后项所指相同,句法功能也相同,通常称为同位结构。

“零帕族”断议

 

郭熙

       最近网上又飞出了一个新词:零帕族。

       相对于“被X”“范跑跑”“楼脆脆”“躲猫猫”“楼歪歪”房奴车奴以及裸婚族捏捏族奔奔族“窝居族”等同族词来说,“零帕族”是一个好词。所以我频频向朋友们推荐这个词。就可以看到的资料,“零帕族”最早见于一篇名为《零帕族联盟语录征集令》的网络热帖,此后,受到众多网友的疯狂转载和追捧,据说它的网络搜索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零帕族中的帕,是压力单位。顾名思义,零帕就是一点压力也没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说谁没有一点儿压力,大概不可能。按照网上的说法,零帕族的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80后和90后,年龄在2035岁之间。其成员多为年轻白领和大学生。当然,还有许多在这个范围的人也可以进入该族,即所有不畏工作、家庭、社会之压力,保持豁然心态的人都可被称为零帕族。笔者自己就希望自己能够算得上其中一员,尽管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我对零帕族感兴趣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反映了一种精神和态度:永远的乐观,永远的飘逸,永远的潇洒。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生存空间,每个人都会遭遇各种限制,承受无数压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这种情况下,想方设法摆脱或减轻压力,成了现代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的一个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自我调节下的零帕精神。当然,零帕是一种理想状态,零帕族也是理想化了的一群人。

      其次,它建构了一个新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也表明,语言生活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我们的其他生活。通过一批积极向上的词语,建构我们的心灵生活,对于这个理想信念缺失的时代来说,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零帕族不是阿Q,不是逃避现实。表面看来,零帕族大有阿Q精神胜利法之嫌。然而在我看来,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虽然表现出无所谓的随意态度,但实际却有充满激情的内心,深受周围人的喜爱,因为他对世界有独特而深刻的感悟,懂得如何让自己轻松快乐过每一天。比起天天把“奴”挂在心上的人,比起想通过捏捏减帕的“捏捏族”,这是何等高尚之举!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辛弃疾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个中情调还要细说么?

      最后,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还要回到语言问题上,正可谓“在语言语”。

零帕族一词是新词语扩展的绝妙写照。近年来,“零”多产,有所谓:

零距离 零关税 零贿赂 零风险 零口供 零库存 零利润 零首付 零投诉 零增长 零中介 零容忍等等;“族”也多产:

  飘族 漂族 背包族 本本族 波波族 持卡族 打工族 工薪族 哈狗族 哈韩族 哈日族 海归族 绿卡族 买车族 上班族 有车族 月票族 追星族 窝居族

      语言中的新词在不停地创造,这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语言自身的规律。除了烦恼,除了痛苦,除了忧伤,我们更是拥有快乐,拥有零帕。我们是否也可以创造更多快乐无忧的词语,永远幸福并快乐着?

南京大学中文系和韩江学院合作琐记

2009年2月,马来西亚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博士告诉我,韩江学院将在2010年举行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希望我届时能参加,并要我把南京大学跟韩江学院的合作过程写下来。作为两个学校合作的见证人,我当即欣然答应。任务接下来,但事情太忙,迟迟未能动手。学院的奕璇小姐,不停地督促,这才有了下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