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爷爷给我补了一课》

    郭熙

快过年了，在家整理自己的藏书。兴许是老天的安排，腊月二十七，在爷爷生日这天，又看到了当年从爷爷那儿拿来的抄本。爷爷是个乡村中医。抄本是他自己用棉纸绳穿起来的，一色微黄了的白棉纸，竖行单面书写，双面装订，看起来颇有几分老式线装书的模样。从头到尾数了一遍，连同没写满的空白，共108页。全书是他一笔一划用毛笔誊抄的，一色河南话中医药歌诀组成，包括脉理和主病方药等，最后还有一部分是一些名对联。上大学前想学中医，读过，开头两页大体还能背出来。上大学后迷上了语言学，除了为几个方言词查阅过张仲景等家乡中医著述外，其他中医书都放到了一边。

    再读爷爷的这个抄本，才想起来它应该也是个河南方言研究的宝贝，不过，我忽然发现，爷爷给我留下了一个谜！

左图是爷爷抄本的第一页。最左边一行是抄写时间，除最后一个不清楚外，总体理解无大碍：这本书誊抄于民国癸亥年夏，对应公立是1923年。最右边一行“缮抄于豫宛□埠中正斋窗案”中那个墨团遮盖的字怎么也看不出来。“豫”是河南的简称，“宛”是南阳的简称，我们老家在埠口，“埠”自然是埠口的简称，当年埠口是个镇，作为最后一级地方。“宛”和“埠”之间到底是啥？从上下文看，这个字应改是一级行政区域名称的简称。就这个模糊不清的字来说，左边看来是三点水，右边收笔当是一个竖弯钩。

    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老家所在地域名称中，会有哪个三点水旁、落笔为竖弯钩的字可以关联。我搬出《现代汉语词典》，把所有符合上面条件的水旁字排查一遍，还是一无所获。于是开始寻另一条路径，从1923年埠口的属地探寻。我想起历史上埠口属于唐河县，民间一直称唐县。我上小学的时候，埠口属于南阳县青台区何庙公社，1965年划归新设的社旗县，属何庙公社，1966年并入城郊公社。一个偶然的机会听长辈说，埠口以前并不属南阳县。那是“文革”期间，有一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查阅敌伪档案，某地发来的一个通报，说村里的王鸿儒是中统特务，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当年加入中统的登记表，照片上的他西装领带，还写着他是河南省唐河县人。按村里习惯，我喊王鸿儒二爷，他跟我父亲很要好。我跟他和他的大侄子福顺大叔交往也很多，所以这事儿印象特别深刻。关于这位二爷和大叔，有机会我会专门写写他们。

    既然爷爷抄书时代埠口属于唐河县，“埠”前面两个可辨识的字都是简称，我就开始沿着唐河县的简称来寻找。唐河简称通常称“唐”，但跟墨迹字根本连不上。把图片发给我哥哥，他想不出是什么字。我想到应该查唐河的历史。找到唐河县政府的网站，上面的简要介绍中仍然看不到丝毫踪迹：

    唐河县，隶属河南省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二省交界处，西近南阳市宛城区，南接湖北枣阳市，东邻桐柏县和驻马店市泌阳县，北连社旗县。古代为京都长安、洛阳通向江汉平原的官道，物阜民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属北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地势东高西低，总面积2512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末，唐河县常住人口103.79万人， 截至2023年6月，唐河县辖4个街道、14个镇、5个乡，县人民政府驻滨河街道。

    唐河地域，尧帝古唐国始封于此，周代为申、谢、唐、蓼封国，唐宋元为唐州，明清为唐县，解放后分为唐南、唐西、唐北三县，1949年三县合一称为唐河县。孕育了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以及著名作家冯宗璞等名人。唐河县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棉、油基地，也是河南省重要的石油基地。唐河县先后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中国栀子之乡”、中部百强县市等称号。2015年国务院批复“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将唐河县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境内景点众多，如天柱山森林公园等。

    ……

    往下拉两页，看唐河的历史沿革，眼睛一下子亮了：

    中华民国初，为唐县，属南阳府。民国二年（1913年），更名沘源县，属豫南道。民国三年（1914年），改属汝阳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改作为唐河县，仍属汝阳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废汝阳道，属河南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属河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

    沘源县！沘，左三点水，右竖弯钩。至此，真相大白！埠口离唐河县城70华里，作为近日之邻居，而且是历史上曾经归属过的县，我们居然不知道它的这段历史！

    我开始在网上漫游。发现此事早有人做过介绍。唐河县原称唐县，正如我们家乡对它的称呼那样，再次证明“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原来，民国初年，为避开跟直隶（今河北）的唐县重名，官方经过“历史考证”，更名为沘源县。他们以为唐河为沘水之源，与泌阳弄混，闹了一场乌龙。据相关材料，当时的更改理由是：

    河南省唐县明初降置，迄今仍之。与直隶省重复，定名较后，应即酌改。查该县旧为汉比阳县。比一作沘，因境内大狐山为沘水之源，水在县南，故名。拟复旧称，而临邑为泌阳县。泌沘一音之转，恐涉混淆，应改名沘源县。

    1923年3月15日，国民政府终于在多方呼吁下，批准以流经其境内的河流——唐河作为县名。而有意思的是，爷爷在这一年夏天落笔“豫宛沘埠”时，唐河称“沘源”已成历史！

    唐河县沿用至今，新一代已经鲜有称唐县者。我的老同学们也大多称之唐河。要说一下的是，泌阳原来也属南阳，1965年才划归驻马店。除历史事实外，上面乌龙公文中还有一处，说“泌沘一音之转，恐涉混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官方的不接地气：泌阳的“泌”作为地名读bei(背），不大可能混淆。

    该过年了，我也70岁了，爷爷100多年前的抄本，给我一个重新认识家乡的机会，也给我增添了几分乡愁。此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墨迹遮盖的字后面，藏着家乡历史归属沿革的记录。爷爷给我补了一课。

随笔 《当代语言生活讴歌者的坚守之作 ——《语言的魅力》序》

郭熙

　　    语言魅力无穷，但是能把语言的魅力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而且还要使这些揭示语言魅力的文章产生魅力，让人爱读，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几十年来，我一直漂在语言的海洋里。因为兴趣和专业的原因，对语言散文情有独钟。写语言散文的大体有两种人。一种是文学家，他们把文学看作语言的艺术，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里欣赏美的语言和语言的美，探寻语言艺术表达中的效果和功能，如秦牧的《语林采英》、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另一种是语言学家，他们在追寻语言结构和使用规律的同时，也通过语言散文普及语言和语言学的知识，如王力（王了一）先生的《龙虫并雕集》、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等。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大人物”。

　　    然而，多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一位语文专家，更是他的忠实读者。他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而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总是在他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前冠以“资深”二字。他的语言散文写得有声有色，光彩夺目，引人入胜。进入耄耋之年，仍日日笔耕，语言风采和魅力不减当年，实属难得。

　　    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的《华语》公众号对他有如下介绍：

　　    汪惠迪，江苏常州人，1984-2000年间先后任《联合早报》新闻改写员兼培训（Rewriter cum Train）、高级新闻研究员和语文顾问，退休后先生笔耕不辍，先后担任《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新加坡组主持人，在《咬文嚼字》主持“华语圈”专栏。汪先生在华语传承、传播，华语词典编纂，华语规范和协调等领域深耕多年，发表出版了大量的成果。他的语言散文视野开阔，分析独到，语言活泼犀利，深受读者喜爱。承蒙汪先生厚爱，《华语》公众号得以独家首发他撰写的《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短文，现已发表30篇。从中我们可以领略一位84岁高龄的学人对华语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热爱。

　　    上面的介绍简洁明了准确。不过，没有提及汪先生在新加坡任职前的情况。事实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汪先生就是一位潜心专业的语言学人。他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并在中文系任教多年，著有山东省高等师范院校函授教材《现代汉语》（下册，语法修辞，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后在常州教师进修学校任职，讲授语法修辞。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版了《中学语文基础知识》（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81）、《中学实用语法修辞》（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82）。

　　    我和汪先生的交往始于新加坡。从《华语的规范与协调》开始，20多年来，海外华语研究的共同旨趣把我们牵在一起，线上线下，无话不谈。他长我近20岁，我们在一起无长幼之别，是忘年交那种。他的故事很多，我和朋友尊称他汪公。这里披露他的两个笔名：常舟仁、崔卯求。不用解释，我想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两个笔名的来源。

　　    这本《语言的魅力》（以下简称《魅力》），是汪公10年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的风采》的姊妹篇。《语言的风采》的读者应该已经领略了一个有良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结和语言风采。作为《魅力》的第一批读者──而且，事实上书中这70余篇文章，本次结集出版前我大多已经读过，其中不少是发表前就已经读过。顺便说一下，在我读过的文章中，还有不少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录《魅力》一书，实在让人遗憾。纵观汪先生写文章和写出的文章，我想或许可以用下面五个字概括。

　　      一曰勤。

　　    汪公著文之勤，圈儿内人人皆知。读书和写作是他每日的必修课。从《魅力》中的文章可以看出，一位老人，在编词典、编专栏之余，有如此之多的著述，非勤恳之人实难做到。他属牛，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一头“犟牛”，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的老黄牛精神。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著述：

　　   《新加坡华文报语文评议》（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早报出版，1992）、《熟语天天学》（1-5册，联邦出版社，新加坡，1993-1995）、《词语评改》（1-7册，同前，1994-2000）、《狮城语文闲谈》（同前，1995）、《华文字词句》（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新加坡，2002）、《缤纷世界说语用》（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新加坡，2003）、《新加坡报章华文应用200题》（联合早报出版，2004）、《新加坡华文字应用百题》（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新加坡，2014）。

　　    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他所有著作的清单，也没有包括他在新加坡期间编写的各种字典、词典和教材。

　　     再曰敏。

　　    汪公思维敏捷，文章出手不凡。大到国际风云变幻，小到一个词语使用的变化，都会牵动他那根敏感的神经，快速作出反应。从《呵呵，特朗普》到《老皮，皮斯特》，汪公抓住关键点，通过对词语发展和构成的阐述，对海外反华势力的卑鄙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语言辛辣，笔触犀利，化腐朽为神奇，令人忍俊不禁。

　　    汪公的“敏”始于对语言生活关注面之广，知识积累之丰。《魅力》中的几大块，涉及到人物、新书介绍、语言生活、华语华文、字词天地等等，领域和话题之多、之广，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下面这段文字记录了他的读书生活：

　　    2021年春，为躲避新冠疫情，我回到内地江南老家，宅在家里喝茶，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倒也舒坦。忽一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一则书讯：《北京话儿化词典》（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出版。随即网购一册，次日书到，开卷阅读。

　　    这也就有了他的《读词典，逛京城，品京味儿》一文。我得提醒一下，此时汪公已经八十有四。

　　     三曰“犟”。

　　    选用这个字颇费神。我的本意是想说汪公为学之执着，但实在想不出一个适合的单音节形容词相配。好在汪公自认“犟牛”，因此以这个字来代表似乎也未尝不可。

　　    汪公性格豪爽大气，但为文则慎之又慎，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细节都不漏掉。的确体现出一种“犟”劲儿。2016年12月，我在悉尼，忽然收到他的微信，说他发现“面包”的“包”有的地方写作“饱”，他在查询各地的情况，让我把悉尼的拍下来。他想弄明白，这种文字使用的错误，为什么在我国大陆非常罕见，而在香港特区和海外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那么普遍，连澳大利亚都有。对其中的缘由，他至今仍在追寻。

　　    这种“犟”也体现在他的较真儿。《爱心座挺好》一文可以佐证。巴士、地铁、轻铁上特为老幼病残孕所设的座位，多叫“爱心座”或“爱心专座”。有人认为应该叫做“需要专座”或者“特需专座”，汪公则指出早有城市使用类似“特需专座”名称，建议不妨选用“爱心座”。理由是：一是词形简短，二是立意美好，三是使用频密。从语言形式出发，到立意考量再到社会接受，无懈可击！

　　      四曰真。

　　    务实、求真，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是汪先生的一贯风格。他一直关注语言生活，不仅关注现实的语言生活，也关注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他赞赏网络语言，欢呼新时代的语言生活，但他绝不媚俗。在谈到“饭圈”用语时，他说：

　　    网络语言的一大特征是个性化，但是个性张扬到如此田地，未免任性。不用汉字，大多用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同时掺杂英语单词，有人说这是“密码”。这样的文字对青少年学习华文，必将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圈、饭圈、饭圈语》）

　　    他又说：

　　   网络语言像浩瀚的海洋，大浪淘沙，大量流失的是沙，只有金子才会留下。（《大浪淘沙，金子留下》）

　　    汪公始终有一颗童心，率真，真性情。他注重知识更新，善于也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和新思想，他的身边总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呼吁让汉语拼音展翅飞翔，他欢呼字母词时代的到来。国内的流行语发布，更是牵动着他的神经。2016年2月，在《读懂媒体上的中国》一文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流行语测量着时代的体温，勾勒了时代的画卷，帮助我们读懂媒体上的中国。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同龄人中，无论是用电脑处理文件，上网搜索各种资源，还是聊天工具讨论问题等等，他都是先行者。本世纪初，他还在新加坡，我们讨论问题就是用 Hotmail 和 messenger 进行的。

　　     五曰活。

　　    在汪公的文章里，到处可以感受到“活”，几乎可以用所有表达“活”的成语去描述它们：生动活泼、灵活多样、活灵活现、活蹦乱跳、活龙活现，等等。语言学圈内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多年来，语言学家们热衷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对影响语言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但缺乏对语言魅力的挖掘。很多年前，一位研究文学的朋友曾经“抨击”说，你们研究语言的，把生动活泼的语言弄得十分艰涩。我有点儿不服气，说你们总套用我们的术语，如话语、文本、言语、能指和所指等等。朋友戏谑说，这些术语你们一用就死，我们一用就活。这句话杀伤力够大。语言学追求科学，但不是不可以写得生动一些，活泼一些，多一些可读性。这方面汪公做到了，无疑是我们的一位典范。

　　    汪公一生著书为文，锲而不舍地追求短小精悍，长文章也写，但不多。他曾多次跟我谈及他的理念，就是要用社会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一个语文工作者的声音，尽到一个语文工作者的责任，他要用最适合的方式，服务社会语文生活。他善于通过实例来讲道理。例如，为什么用“伊斯兰教”而不用“回教”，到底是“榴莲”还是“榴梿”？他都有精彩的分析。在谈到《全球华语词典》编写时汪公说，不当语用法官，要当好语用导游。他自己正是这样的“导游”。

　　    我还想说说汪公对祖国语言文字事业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汪公是在海外不遗余力地通过华文媒体推广和阐释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标准第一人。从《魅力》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洞悉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标准，时刻关注国内字词典的变化；他歌唱祖国的语言生活，说方言是一种语言资源，呼唤全球华语研究，为海外华语的传承奔走。

　　    总的来说，和它的姊妹篇们一样，《魅力》是汪公对语言使用的思考和心理路程的记录。 能在新书出版前通读一遍，我又从中学到了很多，感到无比的荣幸和喜悦，于是就写了上面这些文字，借以分享我的心得，表达我对汪公的祝贺和感谢。期待着读到汪公更多的新作！

                                            　2022年1月8日于羊城九一斋

     《語文建設通訊》第127、128期

随笔《我和根元师》

暨南大学    郭熙

于根元老师离开我们一年多了。

老师去世后，我们跟老师一起的往事不断在眼前闪现。当时就想把它们写出来，但一坐到电脑前，脑子里又乱糟糟的，不知从何说起，无法进入状态。后来得知施春宏、赵俐等要编老师的纪念文集，我再次有了动笔的冲动，但写了一部分，又写不下去了。2020 年因新冠疫情居家期间，我找到了早年于老师给我的书信，有十二封之多，除此之外还有明信片。当然，他给我的信件远不止这些。我还发现了当时访问老师和其他语言学者的记录。面对这么多的材料，我更不知如何写起了。于是，写文章就搁置了下来。2021 年 3 月 1 日，师母发来微信，说纪念文集就要收尾了，记得我说要写些文字的。的确如此。去年 10 月，我曾把老师给我的信件拍照发给她。

不能再拖延了。

一

最早见到根元师是 1984 年春天，我正在南京大学读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为纪念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逝世二十周年，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中文系数十位语言学系友应邀参加，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几位同学参与了会议服务工作。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这给我们结识语言学“大咖”提供了绝佳机会。

于老师是跟姜明宝、曹剑芬两位老师一起从北京乘火车来的。我拿着写有几位老师名字的牌子在出站口等候。“我是于根元。”出站的人流中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身材挺拔，瘦瘦的，语言铿锵有力，举止利落干练。这是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南京那时还很少有出租汽车。等大家到齐了，我们一起乘 1 路公交车前往南京大学。车上人多，大家一路无话。南京大学位于汉口路 22 号，我们在汉口路站下车，步行到学校招待所，路上边走边聊。他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包括上什么课，读什么书，论文想做什么等。一来二去，一个会议下来，我们就跟于老师很熟了。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于老师的和善和亲切，但也感受到他在学术方面对我们这些晚辈的严格要求。

二

转眼到了夏天，我们师兄弟开始进入毕业论文的准备阶段。南京大学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论文开题之前先带着选题计划访问相关领域的专家。我和同门师兄弟张晓铃、孙德坤拟定了这次的游学计划：天津、北京和徐州。

我们先去天津，在那里拜访了邢公畹、刘叔新和宋玉柱先生，然后乘长途汽车去北京。于老师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多位知名语言学家。其中有陈建民、徐枢、孟琮、范继淹、陆俭明、饶长溶等先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很少有私人电话，联系事情都要靠写信。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给于老师找的麻烦也够多了。

那个时候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来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语言学“圣地”，看到了当年的“语料库”——走廊里一排排的卡片柜，现在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震撼。北京的拜访让我们的收获真可谓“盆满钵满”，各位先生对我们论文的选题、研究计划等给予了精心指导，使我们眼界大开。于老师在为我们备满“精神大餐”之外，还约我们到家里一聚。菜是老师亲自动手做的，我们四个人，菜摆满了一桌子。记得他的那个房子很小，饭桌平时是放在床下面的，吃饭的时候才拉出来。我们边吃边聊。他问了我们每个人论文选题，逐一谈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从保存的记录看，我的论文问题于老师共谈了两次，一次是5月17号上午，一次是5月18号上午。

我拟定的题目是《动词+“到”+时空成分初探》，在谈到结构分析时，于老师说，结构分析不必放为重点，因为有些问题说不清。他举例说，饶长溶先生认为应将“到”切分到前边，但古汉语有“动着在”的例子。至于语音停顿，老师说也靠不住，因为这里面有汉语的音节问题。他强调论文要重在描写，例句要有书证。老师告诫我们，文章不要写得太难读，要流畅一些，有可读性。他这么要求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直把论文的可读性放在重要的位置。

那次北京之行，受益多多，老师的教诲我一直记在心中。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从语言事实描写出发，语言表达朴实利落，成了我学术生涯中一直不变的追求。

三

于老师特别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1986 年，第一届全国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于老师的会议致辞《致年轻的同行们》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后来收进《语法求索》一书。

1992 年，第二届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随州举行。报到的当天晚上，于老师和龚千炎老师约我们几位年轻人开预备会，提出这次会议由我们几个主持。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学术会议，由几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主持，除了1986年首届青年语法研讨会，我还没有遇到过，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但由此我们也更加认真，因为知道老师们在有意推我们走向学术前台。

于老师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以后给我写信通报，希望我们年轻人多给这个刊物写稿子，稿子要有新意。就我所知，他对年轻人写稿子总是积极鼓励，稿子也尽可能地采用。他把办杂志看成是培养研究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我说，一本杂志不只是发论文，要通过发论文培养年轻队伍，培养接班人。他说，吕叔湘先生就有这样的思想。由此我也想到，我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语文》就刊登了我的《“放到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应该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就我所知，现在不少杂志内部都设有作者身份的门槛儿。我们的《语言战略研究》则吸收了吕先生、于先生的思想，“作者无类”，几年来，发表了大量青年作者的论文。

对于很流行的匿名审稿，尤其是双向匿名审稿，于老师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匿名审稿对保证稿子的质量是有好处的，但也有缺点，一些年轻人的稿子发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在他看来，年轻人的稿子可能会稚嫩一些，会有不少的问题。但是也应该发出来，可以引起讨论，也可以让年轻人不断地改进，让年轻人更有信心，积极从事科研。

四

我一直很遗憾没能成为于老师的授业弟子——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没能成他的“亲学生”。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给我的指导，都是导师般的，我是实实在在的私淑弟子。

南京初识之后，于老师每次到南京或经过南京都会事先写信，约我见面，谈得最多的都是如何认识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可以感受到，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自己的学生；同时，他从不摆架子，一直以朋友身份待我，我们之间的交流永远是平等的。过去开会常常是两人一个房间，如有可能，我们都会选择同住，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向他讨教。2001 年，全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江苏无锡召开。会前报名期间，主办方建议每个代表报同住人名单，这种做法还是很温馨的。于老师报名的时候，说要跟我同住。主办方告诉他，郭熙已有预约。于老师说，那你看看他约的是谁？工作人员一看，笑了，因为我约的就是于老师。

于老师也常常会给我寄资料。1993 年，为纪念索绪尔逝世八十周年，江苏省语言学会计划召开一个座谈会。我把相关情况告诉了他。老师很快给我寄来《语言文字应用》即将发表的信德麟关于索绪尔研究的清样。此后我写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一文，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上。

我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出版以后，于老师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汉语学习》上，有肯定，也有批评，还有建议。老师再次强调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不是简单的语言技能。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于老师就跟我多次谈到应用语言学的理论问题。在跟他一起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过程中，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五

2010年，老师七十岁生日，于门师生聚会，我很荣幸地受邀参加，也是在这次活动上，我成了于老师的“亲学生”。此前，于老师的学生见面时多用“郭老师”称我，这次聚会中，于老师特别告诉大家今后要称“师兄”。我的理解是，老师是用这种方式正式接收了我这个弟子。

2012年到北京工作，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但因为事情太多，无论是次数还是交谈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惭愧，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先问起我。

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2019年7月31日。我7月中旬从日本回来，洪波兄就告诉我，“于老师想你了，多次问到你”。我那一段儿身体也有些状况，但决定还是尽快安排时间去看他。28号我发短信给他，说31号去看他和师母，老师很高兴，马上发来地址——他可能知道我总是记不住地址——接下来的一句就是“请你吃午饭”。31号中午赶到老师家里时，已将近 11点。老师拿出一个信封，是《应用语言学概论》的稿费。师母说，其他人的稿费都是刘艳春负责发，你的于老师说你要来，要亲自给你。这次见面明显地感觉到老师很少说话了，总是在那里静静地听。

午饭是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的，老师亲自点菜。我们边吃边聊，老师依然是很少说话。事实上，2018年底我和洪波兄一起去看老师时，我就感觉到了跟以往的不同，现在似乎更明显了。账是师母结的，我要去结账的时候，师母低声地说，你没看于老师一直盯着呢，他会生气的。我只好作罢。万万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跟老师一起吃饭，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师！

第一次到老师家吃饭是老师做的，最后一次到老师家吃饭是老师付钱。一个挥之不去的起点和终点！不能再吃老师的饭了，但老师的书、老师的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会是我的精神食粮！

《走访沙巴“山东村”甲必丹记略》

郭熙

沙巴是马来西亚东部（东马）的一个州，首府是亚庇，又称哥打京那巴鲁。亚庇人口以华人为主，通行客家话。就我所知，东南亚华人语言的主体是闽粤客三大方言和“华语”，也知道印尼棉兰有“川音国语”；然而，2013年跟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总会张景程会长的一个工作会谈，使我知道沙巴客家话环境中，还有一个说北方话的“山东村”。当时就跟张会长约定有机会一定要实地看一看。

2019年3月，我和王晓梅、祝晓宏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为期3周的海外华语资源调查，沙巴的“山东村”自然就成了这次田调的一个重点。

3月8日中午，我们如约从吉隆坡飞抵亚庇，一下飞机就接到张会长的微信视频通话，他已在机场等候。办完沙巴入关手续，推着行李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位身材高大，脸色稍黑泛红的“山东村”甲必丹。

甲必丹是个音译词，意为首领。早期华人甲必丹由殖民者任命，协助处理华侨事务。沙巴目前有百多位华人甲必丹，张景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沙巴期间，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生于1950年的张景程是“山东村”的第三代。其实，“山东村”名不副实，村中真正来自山东的没有几户，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聚居型村庄，而是一个分散居住的区域。根据甲必丹介绍，根据当时英国公司跟中国政府的协议，1913年9月20日，他们的祖父辈108户439人来到亚庇。问到山东村的得名，甲必丹说，当年英国人在中国征召山东人，实际上多来自天津、河北等地。起初大家隐瞒身份，后来才说自己是华北人、天津人或津侨，渐渐地将“山东村”改为“天津村”“津侨村”。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墓地称为“义山”，而天津村的墓地则明确显示为“津侨坟地”，而就在津侨坟地的旁边，还有一片墓地“津侨回教义山”，墓碑上清晰地刻着祖籍河北天津等字样。墓碑上逝者的来源地各种各样，例如天津沧县、山东省凌县（应为陵县）、河北独留县、河北省天津文安县、河北固安、河北省深州县、河北静海、河北省北京宛平县、河北天津县等字样。

这位只念到初中的甲必丹深知记录这些历史的重要。1994年担任马来西亚华北同乡会会长后，就按照“做件大事”的计划，花14年时间，完成了《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会族谱》，真实地记录了当年108户华北乡亲南下婆罗洲的历史。遗憾的是，他当年访谈时的大批录音资料都未能保存下来，否则，会是非常珍贵的沙巴北方话口语语料。

穿过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道路，我们到了甲必丹家。院里屋里，到处都是“石头”。甲必丹说，这些都是玉石，他遇到就买，当即要送每人一块。我们以行李超重为由婉言谢绝。因为晓梅家在马来西亚，分别那天甲必丹还是硬塞给她一块。除了石头，甲必丹家里更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照片和塑像等，他跟我们讲起对祖国方方面的关注，还讲了不少相关的故事。家里还有许多舍不得丢弃的旧物，似乎也都在表明他对故园的眷恋不舍，这跟他花14年时间编写族谱或许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基础。

在甲必丹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同乡会的许多董事。在同乡会会所，我们吃到了热腾腾的饺子，皮薄馅大，里面是满满的猪肉和山韭菜。在马来西亚居然能吃到正宗的北方饺子，着实让我们的田野调查带上了野味，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亲切感。我们进入村里实地考察了语言使用情况时，甲必丹的侄子砍开了刚从自己树上摘下的椰子，凉爽可口的椰汁里，我们喝出了他们对来自祖国亲人的亲情。在我们专门参观山东村最早的中英学校（早期称津侨小学）以及后来又办的中文学校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他们的中文学校里，有一半是土著学生。孩子看到甲必丹，非常兴奋，不用问，他们是甲必丹的宝贝。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甲必丹已经而且正在奉献出他的许多许多。

昔日的沙巴山东村无论是名字还是实体都已经成为历史，那里的北方话也正在逐步为客家话所替代。目前北方话还在部分“村民”中不同程度的保留着，第四代津侨有一些会说天津话，但更多的是说客家话和华语。在跟我们的交谈中，甲必丹本人仍然说沙巴的北方话，而他跟当地人交谈时，时而客家话，时而当地的杜顺话。他称自己跟我们说的是天津话，在与他几天的相处中，确实听到了很多天津话的发音，例如普通话开口呼零声母前加n，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不分等等；但我们明显感到他说的天津话和他哥哥、侄子们不同。问及此事，甲必丹说，这是因为他常回国的缘故。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他的话也受到当地华语和客家话的影响，例如他几次说到“zuòlóng”，我后来才明白是“做农”。

关于家乡话的消失，在当地人看来已是无法避免。村民已经失去了保留这些家乡话的兴趣，而客观上的散居，跟外村人的通婚，都导致了北方话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的后代正在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四天的田调，我们既有终于看到当地华北人语言生活情况的成就感，也更为这种即将在沙巴土地上消失的中国北方话感到伤感，这也更使我们感受到搜集记录这类语言资源的迫切性。

论文《70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作者：郭熙教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70年里，我们语言生活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我们的语言生活又会怎样影响社会？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何面对未来的语言生活的挑战？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这个题目非常大，70年，横的纵的，有很多思路。既要有宏观上的考虑，因为必须纳入一个大的背景、大社会环境里来看，也要有微观的分析、讨论；既要有动态的考察，比如从1949到现在这段时间，也需要聚集到某个点上做静态的思考；可以从社会视角来看语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可以从语言视角来看社会有哪些情况。有一些做了量化统计，也有一些做了质化分析；还有一些参照点，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

二、事实和依据

事实方面，一个是影响我们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或者活动，包括社会事件、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二是不同时期的词语，它们或活跃或隐退或复出；三是影响我们语言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比如标语、口号、歌词、民谣、民谚、现在的新段子。现在显示的标语口号，有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有的是“文革”期间的，也有的是现在当今社会农村的。请看这条“不要让你的子孙记恨你曾经是老赖”。这些口号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别要提一下这本没有出版的《当代民谚民谣》，作者是蒋荫楠先生，该书原计划1995年出版的，但因故未能出版，非常可惜，好在我还保存着它的清样。这本书收录的了1949到1995年3329条55万字的民谚民谣，都是从当时公开发表的刊物里收集的。这是我们观察语言生活的宝贵资料。

讨论70年语言生活涉及到词语使用。我们从各种文献中进行年代词语筛选，每个年份10个以上，同时也就相关词语向亲历人做了访谈，共筛选出938个词语，最后又确定为920例，由苏新春教授帮忙用《人民日报》语料数据库为我们进行了词语年度使用频率数据，成为70年700词、70年70词的基础。去年改革开放40年，我们没有出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40词，这次还弥补了这个缺憾。PPT上显示的是70词，或许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布700词。

年份词和非年份词并不太好处理。比如“建设、人民、新中国”等词一直延续，有的词使用时间则很短，比如“精神污染”，我们可以从这里的走势图看出来。有的词老早就有，比如“解放”这个词，听取意见时有先生跟我讨论，说“解放”这个词早就有了，为什么用它代表1949，而不用“建国”？事实上，1949年的报纸用得更多的是词“解放”，很少用“建国”。再如“七千人大会”“赶英超美”“拔白棋”等后人认为是典型的年代代表词，但在那个时代的年代语料库里是没有的。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内外有别，社会上说的和媒体报道中不一定用，还有就是媒体常常滞后，比如1970年的“批陈整风”在报纸上则是“批修整风”。应该区别实态词语和追述词语。

我们来看看“建设”的走势图，从1949年开始一直上升，70年来总体是高位运行，但有几个低点，1962、1967和1978，1967年最低，1977年显然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带来的建设热潮，经过1978年的临时调整，1979年后全面回升，再次居高不下。这反映了国家整个的发展情况。我们再笼统看一看70年70词的情况，这些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

语言跟社会和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研究社会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较少考虑从语言角度来观察社会。现在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不同的时代的语言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语言生活大概分成前30年和后40年。后40年是刚刚过来的改革开放40年，前30年是1949—1978年。前30年有几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比如1949年、1958年、1966年。后40年也有不同，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语言生活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相对而言，1978年前中国是封闭的，之后是开放的，封闭和开放对语言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三、中国语言生活的总体特征

1.语言生活朝主体化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看，国家通用语言是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体现出多样性；从普通话和方言角度来说，汉语普通话作为主体，同时又有方言的多样性；从中文跟外文的角度来看，中文是我们语言生活的主体，但是外语也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体现出多样性；从全球华语的角度来看，主体是普通话为基础的核心，世界各地的华语也在形成多样性，体现出各地华语的互补，它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深受社会生活的影响

前30年主要受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个全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定形成新的社会生活，这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一直是有影响的。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决定的的，下面要做；三是前30年不停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词语的政治化和军事化。

后40年我们的语言生活所受到的社会影响范围更加广泛。除政治影响外，也受到了其他的社会影响，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人在语言使用上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表达方式。对外交流的增加，扩大了语言生活的接触。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口大流动，使得普通话成为必需。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视语言多样性，提出语言保护，从追求语言的纯洁，到重视健康的语言生活。另外，我们开始从原来的超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转向了关注语言共同体的建构，加入了语言与身份、语言与认同等话题。

后40年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传播媒介。前30年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声音发出的，要么是中央台、广播电台，要么是党报，主要是自上而下，没有互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媒体的横向扩展。首先是媒体的连线、主持人制度，再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编辑，语言生活空前活跃。

3.政府成功干预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还发表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国语文》连载《语法讲话》，这是大家熟知的。有一件事情被忽略了，就是暂拟教学语法体系。这些对全社会的语言生活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推广普通话的成就举世瞩目。侍建国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这是过去70年语言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大讲特讲。另外，我们第一次有了汉语拼音，第一次有了大批的简化汉字，还有大规模的扫盲。我们来看一下“扫盲”的走势图。从1949年出现扫盲，到50年代时达到了一个高峰，随着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扫盲就停下来了。“扫盲”这个词可以反映出社会通过语言扶贫之后的发展走向。

过去70年中，我国在弱势群体的语言生活参与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手语、盲文等。

4.崇俗从众

这几年社会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大陆的语言使用没有台湾雅。其实这是一个语言使用的取向问题。70年来，我们的倾向是崇俗从众，主观上这是白话文运动思想的延续，客观上因为当时文盲太多，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很好地贯彻的群众中，就需要向群众学习语言。当时工农干部是非常荣耀的，大老粗语言也就成了时尚。这也有负面后果，以粗俗为荣，以脏话粗话为荣。此外，两岸确定规范标准的指导思想不一样，我们从俗，台湾则是从学理，所以不少字音的读音不同。这些年又有了新的情况，网络给网民的原生态语言提供了展示平台，没有办法要求它们是雅的。

5.“时尚词语”变换频仍

语言始终在频繁变化。大跃进式语言流行于大跃进时代，文革式语言流行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后港台腔和港台词语曾成为时尚；再往后就是网络语言，最近几年是淘宝体等等各种各样的“体”，语言时尚呈波浪式的变换发展。

6.腐朽文风根深蒂固

主要表现为官话、套话、八股以及口号式的语言，还有一种是令人极其厌恶的谄媚式语言。这些现象一直屡禁不止，中央一次又一次的说，中央八项规定也对此有明确规定。腐朽文风在文革期间达到极致，例如文革当中说得最多的“顶峰”这个词。语言腐败是我们语言生活当中的一个毒瘤，人人痛恨，好像又有点束手无策。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是语言腐败、浮夸、极度夸张，极致就是大跃进。此外还有语言暴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几点思考

1.语言生活对语言的影响

70年语言生活展示了中国人的语言智慧。词汇变中有稳，称谓和农业社会词语在减少，人名用字、程度副词等也有变化。不同阶段影响不同。第一阶段是政治军事词语日常生活化，社会称谓政治化。第二阶段则是外语、方言、字母词进入交际系统；经济、科技词语融入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交织。

2.语言生活对社会的影响

语言意识增强，语言矛盾凸显，语言焦虑已经社会化，需要更多的关注。未来时代，语言矛盾、语言冲突会更加复杂，更加激烈；语言暴力、语言腐败、腐朽文风也不会偃旗息鼓。

3.关于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语言生活是一种行为过程。过去的70年里，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语言学者为中国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本土化的积极探索，目前已初具规模。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把语言生活研究列入指南，语言生活研究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仅要研究实态的语言生活，还要研究过往的语言生活。应积极开展对过去70年语言生活及其产品，如口传谚语和歌谣，语言生活口述史的亲历者访谈、记录和整理。如何从以往的语言生活中汲取经验教训，积极干预语言生活，为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献计献策，防止历史重演？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思考空间。

五、结语

几十年来，社会变革、政治经济制度、人口流动、科技、自媒体、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在全方位地影响中国的语言生活。中国语言生活健康稳步发展是主流。政府对语言生活的干预，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给语言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70年的语言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宝藏，有待进一步描写、挖掘、整理和抢救。我们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的和谐多元健康发展，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注：本文是暨南大学郭熙教授在1月2日商务印书馆召开的“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做主题演讲节选。）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的得失》

·论说文·

郭熙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几十年过去，这次“讲华语运动”的得失成败应该可以总结讨论一下了。

       “讲华语运动”的动因说起来似乎比较简单。新加坡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地方，有不同方言，这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社会内部的沟通。一个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为多语言多种族“所累”，而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华人社会，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自然是重要的。而此时，华校也停办了，华人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机会日益减少。[1]“讲华语运动”或许正是当局在这样背景里的多方平衡下的一个选择。

       这场“讲华语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一是“华语”名称和内涵。“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成了“华族的共同语”[2]，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华语”和方言的关系。“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使得“讲华语运动”有了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三是具体的行动。“讲华语运动”开始后，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一年一度的“讲华语运动”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引人注目。

       对“讲华语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总的来说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中国媒体也对此赞赏有加。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开展“讲华语运动”是有益的，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无可厚非；但几十年过去，回观历史，我们看到，“讲华语运动”的连锁反应或许也是始料不及的。

       一是下一代原本的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华人本来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那时的学童进入学校，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传统上是方言）和老师、同学交流，教师也可以以此为媒介语“传道授业解惑”，逐步地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当然，这种学习的结果呈现的是语文水平，个人之间可能有高低强弱之别，例如有的学生的识字阅读能力很强，有的则比较弱；有的学生作文写得很好，有些学生则有词不达意，立意不高。不过，这种差别是语文水平上的，并非语言本身。语文水平的高低并不见得影响这些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他们虽然操不同方言，但语言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认知能力发展也是正常的。

       随着强制性地规定只能用“华语”，下一代自身的语言习得开始遇到障碍，其后的华语学习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通过方言获取语言和信息，有的甚至不能自如地获取华语或用华语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方言到标准语的转换学习变成了第二语言的学习。除了发音之外，他们得进行特定的语言结构训练，逐步地掌握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其次，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是一种平时不大使用的语言，书面语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尤其是家庭是英语背景的，他们到学校后无法听懂教师的教学语言，也就无法正常地跟着教师的步骤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越听不懂越不愿学，越不愿学也就越学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几年前我曾对此进行过分析讨论[3]。以我在新加坡观课的经验，相当一批学生到了中学，仍然无法以华语进行流畅的交流。在中学的一些课上，老师布置作业还不得不用英语复述一遍。此外，由于未能严格区分语言习得意义上的“一语”和“二语”的华语学习者，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在理论上认识不足，遇到问题简单地用“减负”方式来处理，这使得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学生“痛恨”华语在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良好的华语使用和发展势头是很难想象的。

       “讲华语运动”的第二个连带反应是阻碍了新加坡华语的正常发展。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壤，会产生各自的变体，因为语言是一个有机体，有自己的新陈代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会死去，也不断有新的词语诞生。以中国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词语正在不断消失，工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大批工业词汇、科技词汇进入汉语，有的还陆续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常用词。语言会因为语域、领域和地域的不同，从不同方面吸收词语，而其中不少就是经过方言进入普通话的。就语言学的立场来看，标准语和方言是兄弟姐妹关系，方言是标准语丰富和发展的源泉。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标准语在发展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言[4]。禁绝方言，就使得新加坡华语成了无源之水。新加坡没有农业社会，原来农业社会的词语来源于方言，传统文化词语也源于方言。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科技社会，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是英语的。传统词语不断死去，也没有方言提供补充。新加坡华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创新发展的规范依赖型语言[5]。

       第三，除了华语本身受损外，因为禁绝方言，“讲华语运动”在客观上断裂了文化传承的“血脉”。多年来，人们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这就把方言的生存之路给堵死了。因为从交际的角度看，方言的确不具优势。事实上，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不只表现在交际，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语言还是认同工具，是文化载体等等。“讲华语运动”事实上已经充分利用了语言是认同工具的功能，实现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和社会认同。方言也是如此，方言是地域认同、群体认同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各大方言中，客家话是唯一个以人群命名的方言，它得益于“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家训”。

       今天，语言是文化载体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得到广范围的支持。事实上，语言不只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本身。我们清楚地看到，别的载体都是先有工具，然后方可载物；而语言这个工具从它的发生到发展，都是和文化相伴的。它已经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还有一个动机，是要通过华语来传承母语文化和价值观。其实，在我们的方言里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都已经存在，用华语或许也只是一种更“高大上”的表达，或者说是更上一个层次。方言记录了我们的饮食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社会和科学经验，有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华夏的方言是炎黄子孙的根，自然习得方言，也就自然地有这个根；离开方言，再通过华语寻找这个根，则需要一个艰难的历程。这个教训不能不算深刻。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6]和“讲华语运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也给我们展开语言规划带来许多启示。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认识，它不啻为一份很好的教材。

（此文为新加坡《怡和世纪》杂志31期所载《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一文的原稿）

[1]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郭熙《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问题：新加坡个案》，《华语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12。

[2]汪惠迪《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

[3] 郭熙《华文教学在新加坡--目标和层次的讨论》，《华文学刊》（新加坡），卷九第一期，2011年。

[4]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5] 郭熙《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6] 同注1。

《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十五年》

随笔 ∙  

郭熙

      2002年1月，接到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语言学著作出版基金发布及中青年语言学者论坛。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神往的地方。大一开始，爱上了语言学，因而也通过一部部语言学经典著作，知道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到北京，还专门找到王府井大街36号，不过，当时只是在大街上“一睹”而已。

      终于有了踏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的机会。拾级而上，进入大厅，“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的照片和下面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尽管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尽管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并不陌生，但此时还是感到了震撼，甚至发出了“能在这里出本书也就不枉此生”的感慨。那时没有想到，后来还真的跟商务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它的作者，不过不是名作者；成了它的员工，不过只是个“编外义务员工”。

作者的我和商务

      最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是在于根元老师带领下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2003年出版）。只是那时都是于老师直接跟商务印书馆联系，我对馆里的编校运作等情况也就没有太多的认识。

      2004年，承蒙赵金铭和齐沪扬二位先生邀请，我承担了商务印书馆系列对外汉语教材中《华文教学概论》的编写，其间分别在上海师大和商务印书馆开过两次论证会。该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华语研究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等。作为作者，我一次次领教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水平的高超，工作态度的严谨，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我在写作中一直追求语言的平实和可读性，有时候甚至还对自己的东西有些沾沾自喜。但在《华文教学概论》的编校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功夫还差得很远。袁舫女士一次次电话、电邮联系，核对每一个细节，确认每一个疑问。其中，为了华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区别，我们讨论了很久。有一段话我认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了，责编袁舫却来电话问是什么意思。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任编辑尚无法理解的话语，学生或普通读者如何明白？这促使我后来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思考。后来发现，我当时的概括的确没有抓住本质：我们只是从教学对象的不同去讨论区别，而没有从教学目标上去思考。我也由此总结出一条“规律”：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语言说明白，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没有想明白，或者想得很明白。

      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语研究录》是我本世纪前十年在海外华语、华文教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思考，文章都是国内或国外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也都经过一轮轮的编校。这次编辑出版，责编蔡长虹女士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提出的疑问密密麻麻。初版于1999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3版），前两版经过多轮校读，我自己也一遍又一遍地校对，但到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刘建梅女士手上，又发现了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此外，戴军明先生在编辑《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2015年出版）、《全球华语研究文献索引》（即将出版）中，其政治的敏感，业务的熟练、专业，都使我和我们的团队感到由衷的佩服。作为作者，我曾经想过的是荣耀，而多年下来，我更感到在商务印书馆出书多么幸运。这里的编校过程是自己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是保护自己学术声誉的一个屏障。这些都因为商务印书馆有一支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我永远会记住各位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年来，作为作者，我先后参与主编或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主编《中国语言生活要况》《海外华文教学研究丛书》《全球华语文献选编、《全球华语文献索引》等，还担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等。

      “员工”的我和商务

      说自己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主要是因为我担任《语言战略研究》杂志执行主编，此外我还是词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当然，这后两个是虚的。

      2014年开始，《语言战略研究》开始构想。从刊物理念，到刊物名称，到运作方式，田立新司长、李宇明先生、周洪波先生多次就杂志进行讨论，我也参与其中，收获颇丰。在当今中国申办一个新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务印书馆凭借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近些年在语言服务国家方面的积累，赢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了批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和同事到有关部门就申办一个杂志的事去汇报，对方讲了申请新杂志的基本要求，其中举了商务印书馆的申报《语言战略研究》成功的例子。他指着面前的一大堆《中国语言生活状告报告》，看看人家的基础，对商务印书馆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心里真是偷着乐，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就是《报告》的一个参与者，也不知道我就是《语言战略研究》的执行主编。

      商务印书馆效率很高。2015年6月5日获得批号，7月中旬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上，征稿启事正式摆在各位与会者的面前。随后的约稿、审稿、编稿，真可谓环环相扣，故事不断，2016年1月15日正式推出创刊号。

      作为直接参与人之一，我亲历了杂志初创，头三脚难踢的过程。好在是商务印书馆，有足够的学术地位，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杂志编委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开放包容的文化，国外知名专家积极加入到编委会中，国内编委更是召之即来，有求必应，开诚布公，敢于担当。而各期的名人谈、多人谈更是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人脉优势，时有亮点出现，引发关注。这就是我们干起来很累，但是却又兴致勃勃的原因。

      去年6期杂志，从主编到编委，用李宇明先生在年度中青作者座谈会上的话说，大家都是“义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是商务的“编外义务员工”。这种运作模式也很有意思。编辑部把清样寄给我，我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把改过的稿子用手机拍下来，通过微信发回编辑部，以便及时调整刊出。这也真是发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馆里更是动用优质的编辑，对他们来说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黑夜，因为投入的人很多，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编辑部原来人手很少，早期真正的编辑只有海燕，俊玄、桂林也都参与其中，还有叶青老师帮忙；再到后来，增加了姜贺；现在，把玥妍调过来做编辑部主任，再加上戴燃，编辑部成长起来，工作也越来越有序。

      多年来，我目睹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汉语世界》《家国情怀》《世界语言生活状况》《世界语言生活报告》等等的设计、开题、审稿等，我都有幸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已经成了“商务人”。周洪波先生曾经笑谈要我到商务工作算了。我说，现在已经够累了，再到你这里，不要把命交了啊。周总是个工作狂，多年来，没有看到消停的时候，要么工作，要么抱个电话。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是个“神人”。没有他好像就无法运转，而有了他，我们就得一直跑，一直转，无法停下来。

      我最怕周总的电话。到北京华文学院任职前的几年里，我随时都有可能接到他的电话飞北京，可谓“召之即来”。我后来曾给周洪波开玩笑说，我到北京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商务印书馆，它为馆里节约了大笔机票和旅馆费用。

      《家国情怀》曾记录了和冯学锋“被关”的故事。其实我被扣留是家常便饭，我每次到商务都有被扣留的危险。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周洪波通知的会，我都会多带几件衣服，以防“不测”。

      作者兼“员工”的我和商务

      还有些情况下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作者还是员工了。这里说两件事。

      一是《全球华语词典》。2002年12月下旬，我接到商务印书馆通知，到北京参加《华语词典》（当时的名称）筹划会议。这事源于两个因素。2002年6月，在南昌一个学术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室主任的周洪波建议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同年11月，时任国家语委副主任、语信司司长的李宇明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周先生又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杯酒允词典”的故事（邹煜，2015：120）[1]。我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海外华语，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商务邀我参加《华语词典》应源于此。这次会议讨论了《华语词典》编写的意义和基本设想，但当时对于海外华语有研究的人还不多。随后的几年里，围绕华语词典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2005年1月，正式定名《全球华语词典》后的第一次编委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召开。同年，暨南大学成立了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全球华语词典》是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说，本世纪初我的南洋之行使我进入华语研究的蓝海的话，《全球华语词典》毫无疑问则是一强大的助推剂。《全球华语词典》到后来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写，使我们对全球华语有了更多的认识。《全球华语词典》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胆识和开放态度。词典的英文名称一开始有些纠结，我建议直接用HUAYU，商务印书馆就大胆采纳了。就我所知，这是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用把“Huayu”引入英文。

      编词典的这些年里，还遇到了一群好朋友，志江老师的睿智，刘一玲的犀利，都使我受益良多。永远都会记住这一群“小伙伴儿”！

      二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4年1月，李宇明、王铁琨、周庆生、周洪波和我，在教育部参加绿皮书编写会议，午饭后周洪波的五杯咖啡又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写的动议和随后的落实。自此开始了我每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生活。

      2011年9月30日，我刚从泰国回来，周洪波来电话，要我赶到北京，利用国庆假期，编加《报告》英文版的中文底本。我2号即赶往北京。除了我，周总还抓来了许小颖、蔡冰，一个黄金周，我们就在商务印书馆埋头改稿。这次改稿，我和周洪波同时面对一篇稿子，讨论修改。这次改稿真正体会了洪波“眼睛之毒”（侯敏教授语）和“刀子之快”，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逃过他的眼睛，经他砍过的稿子，简洁精炼，原来不起眼的东西经他一拨弄，马上成了“亮点”。我从中学了很多。也是在这次改稿中，我们意识到了以往稿子的诸多不足，这为后来的《报告》的“缩水”奠定了基础。

      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报告》这两件事看，我是作者；但从后来的大量的编务工作等来看，我也算是“员工”。说到这里，想起别人也有些说不清的。余桂林从《报告》一开始就为“港澳台篇”撰稿，至今为止，年年不误，成了专栏主笔；而且每年到他的稿子，大家就会觉得很省心，说，桂林的稿子好办。由此看，他则既是员工，也是作者了。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年初的中青年语言学沙龙上，刘丹青教授提醒是中青年沙龙的15周年，而这也正是我从走近到走进的15年。要回忆的东西实在太多。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一直跟这个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出版商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呢？           （4158）

[1] 关于这件事的时间，邹煜（2015）的记录不准确，在写本文时，我在回忆基础上，通过李宇明教授的日记进行了核实。

我的年三十

 作者 郭煕    

我第一次包饺子是哪一年已经不记得，反正已经很久很久了。唯一能记得的那是一个年三十儿。说的是年三十儿，其实真的是不是三十我也说不清：因为有的腊月只有二十九天，我们仍把那年的最后一天叫年三十。在我的家乡话里，没有除夕这个说法。

      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我们乡下管饺子叫扁食，城里人才说是饺子。很多年后，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乡告诉我，扁食其实应该是便食，取其食用起来简单方便之意。我一直怀疑这个说法。在我的记忆里，包饺子实在很麻烦，哪说得上什么方便啊。

      就我家来说，从年三十下午开始，一家人就忙开了。照例，父亲盘馅儿，母亲和面。馅是两个哥哥剁好好的。馅儿有肉馅儿和素馅儿之分。所谓肉馅儿，只不过是萝卜中点缀一点儿肉星而已；素馅则是萝卜加碎粉条儿，长粉条儿要留着过年待客用。大概是为了好看，父亲特意剁了点儿胡萝卜，点缀起来。那时吃素馅儿饺子可不是像今天一些人的讲究素食，我家里也没有吃斋之人。说白了，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年到头，肚子都吃不饱，哪里有多少肉吃！

      馅儿和面都好了，下一步就是母亲擀皮儿，大家围坐在火盆边上包饺子了。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再穷的家里也都烧着火盆。火盆是用泥巴糊起来的，一年又一年的烧，里面已经焦化，外面则裂开了不少口子，于是只好用铁丝把它箍起来。平日里，里面放的干草末儿，时不时的冒出一股青烟，直呛鼻子。因为是年三十，今天我们家的火盆里烧的是一个大树根，那是春天的时候刨出来的。火红红的，不见火苗，时时噼噼啪啪作响，犹如鞭炮声远远传来，增添了过年的气氛。随着这些小小的爆炸，一些火粒飞了起来，大家就会赶紧挥起胳膊，试图挡住迎面过来的火星子。

      那天，我和小伙伴儿们在外面疯够了，也来凑热闹。按照母亲的要求，先去洗了手。我洗得很认真，用洋碱，也许是胰子（我的家乡话称肥皂为洋碱，称香皂为胰子）在手上搓出许多黑泡泡儿。黑泡泡儿很快变成黑沫儿，又很快没有了。我赶快冲洗干净，像模像样地拿来饺子皮，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把馅儿夹在皮上，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饺子捏起来。母亲和哥哥则在边上看着我发笑。最后还是母亲告诉我饺子皮反了。原来，饺子皮的两面是不同的：一面撒有干面粉，河南话叫面醭，用来防备饺子皮粘在一起；另一面则没有，馅儿要放在这一面，皮儿才能捏住。有时候面软一些，用力硬捏，有面醭的一面似乎也能捏起来，但饺子到锅里就会出现开口的情况。这也就带来了另外的故事。

      很多年后，我写《中国社会语言学》时候，讨论起忌讳，忽然想到了这件事，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

      北方人过年煮饺子时，忌讳“破”或“烂”。大人交代小孩子，要说“挣”。我小时候，一直认为“挣”是“正”，以至于有一年正月初一当我发现所有的饺子都很好时说：今年的饺子好，没有一个是正的。如果不是大年初一，这句话给我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知道了反正，能捏起来了，又遇到的新问题是包好的饺子不会站起来，而是直挺挺地在那里躺着。这时，母亲走了过来，手把手地教我以右手的拇指为一方，食指和中指为另一方，轻轻地让饺子弯起来，原来躺着睡觉的饺子居然就站起来了。

      第一次教美国学生包饺子，他们出的洋相跟我当年一样。于是，我就把母亲教的绝招拿出来。他们也成功了。

“博客”和“部落格”鹿死谁手

郭熙

      打开新近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博客”、“部落格”、“部落客”、“网络日志”，赫然在目。仔细看这几个词的解释，意思一样：都来自英文blog。之所以有这么多名目，源于它们用于不同地方。“部落格”，用于台湾；“部落客”，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博客”，用于中国大陆（内地），它也有一地异名者，“网络日志”是也。正所谓异名同指，命名各有自己理据，足见华语资源的丰富，更足见世界华人的智慧。无法不令人击节赞叹！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这几个词的命运。语言是个有机体，和世界上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无法逃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大自然法则的操控。同一事物，不同名称，按照语言规律，最后只能优胜劣汰。那么，谁将胜出？

       除“网络日志”外，这几个词均为音译。而音译者中，笔者以为“部落格”当属最佳。其一，语音和原文更接近；其二，兼顾了意义，使人联想到作者格局于自己的部落，耍文弄字，痛苦或快乐着的情境。从这一角度看，“部落客”也合情合理，找不出什么缺点。比较起来，“博客”一词实在乏善可陈：既无“部落格”的近音距译音之美，也无“网络日志”意义之明白如话，更不像“部落格”意蕴深厚，使人浮想联翩。至于“网络日志”，只是意译而已，更无甚特色，可以说上优点的是符合汉语的习惯，可以见字明义，不至于被加上舶来品的标签而遭受白眼。

      然而，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应该是“博客”！何以如此？健康，不意味着长寿；好食品，不意味着人人喜欢吃。“博客”在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上做得并不理想，就好像一个人，但它却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光。天时，是它出生的时间好，事物一出现，它就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地利，是它生在了大陆（内地），使用人多；人和，是人们喜欢双音节。问题在于，上述诸点中，天时方面大家都一样，“博客”并无特殊的竞争力；地利方面，店大欺客，部落格、部落客的使用者占据地盘太小，没有太大竞争力，它和“网络日志”也是同等，大家至多打个平手；惟独人和方面，“博客”好像独占鳌头，其他几个或许会自愧不如。

      不过，笔者以为，仅仅是双音节还不能预测一个词的必胜地位。例如，“网络日志”完全有可能根据汉语的规律组合成“网志”，更何况三音节词并非没有生命力。王彥坤《现代汉语三音词词典》收录的三音词就达5000条。应该说，“博客”的力量除了“人和”的优势外，还有其他旁门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由一个纯音译形式，如今成了新词语中的“语素”，例如：微博、博主、博文、写博、博友、博坛等等。如果说，双音节还不能作为“博客”维持生命力的保障的话，这些词语的出现则成了“博客”的强大保护伞。

      更有意思的是，“博客”还引发自己衍生了一个新义——指写博的人。这是“部落格”之类所不具备的。中国古有门客、食客，侠客，后来还有房客、骚客、剑客，今天仍有房客、顾客、香客、说客等等，“博客”又给“客们”增加了新的成员，这大概是“博客”的创造者所始料不及的。

      词语的生命在于应用。看来“博客”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南国的榕树，尤其是那低落下来的长长的“须”，它生于树，但同时又是树的营养的提供者，是它们和主干一起，使得榕树葱茏茂盛，生机盎然。我们的语言不也是这样吗？

语言暴力：“文革”点名术的证明

郭熙

一、解题

（一）语言暴力

      所谓语言暴力，在这里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现象。

      近年来，关于文革语言暴力问题已经有不少文献，例如金立鑫、刘再复、郭熙（1999,2004）等都进行不少讨论。但以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像“打到”“斗臭”“砸碎”“走狗”“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攻击性语言方面。我们将从文革的“点名”入手，探讨点名的方式、目的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二）“点名”

1.“点名”的本义

①查点人员数目时依次叫名字。②指名。

2.当“点名”进入政治生活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被点名是常见现象。例如，我们可以直接指明某人有什么缺点，犯了什么错误，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等等。

      由于种种因素不便直接提到某人的名字，人们通常会“有人”、“某位”、“某些人”等进行暗示。这通常是想让当事人知道，让公众接受教训但又不想让公众知道所指为何人。这通常被称为“不点名”，即有所谓“不点名批评”，这种不点名批评通常可以说是一种“委婉”，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可以说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

      然而，在“文革”中（或许更早就已经出现，但显然是文革中间推到了极致），中国社会却流行起一种可以称为是“不点名的点名”。它已经不再体现委婉，不再体现善意，而是体现出出非常暴力的一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五章这样写道：

如要打倒党和国家的高级 或最高领导，还得有一个“正式”的“程序”，那就是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点名也分不同形式，一种是公开指名道姓的点名，另一种是不点姓名而冠以一个特定的名号以进行点名。在那时候，点名，的确是件大事，点不点名，点谁的名，什么时候点名，怎样点名，还是一种“待遇”呢。

（三）范围、方法、和目的

      文革中被点名的人很多，时间、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将把范围集中在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层面。我们将以语言学和语言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为依据，主要通过对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等被点名的个案来探讨相关问题。

二、文革的点名方式

（一）直接点名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年代，直接点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因此，在文革一开始，中共对点名问题有明确的规定：

1966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所谓《十六条》）中的第十一条说：

……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截至1967年8月14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55人。到1968年9月，全国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时，仅在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已经达到60名之多。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难以统计了。

      直接点名本身看不到“语言暴力”，但在点名的同时毫无例外的都要给被点名的人加上一顶或多顶（多顶居多）“帽子”，即罪名。例如文革初期位居中共第四号人物（仅次于周恩来）的陶铸，就有“最大的保皇派”、“反革命两面派”、“南霸天”、“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

      文革中常用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治另类化：资产阶级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2）非人化：牛鬼蛇神、走狗、绊脚石、妖魔、小爬虫

（3）同类归并：中国的赫鲁晓夫在XX的代理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刘少奇一类骗子

各地许多主要领导干部都被网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名下。

直接点名时常常说被点名人的罪名是什么，例如，正式点名后的刘少奇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其语义蕴含是：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二）间接点名（不点名的点名）

      这是文革点名的主要模式，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模式。刘少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仅次于周恩来）和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均经历了这个过程，而邓小平更是所谓“三起三落”。

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

（1）曾经显赫的真名从媒体骤然消失；

（2）代之以标签式的别称，伴随着被高调声讨和批判；

（3）真名再次出现在媒体。

这有两种可能：a.政治上的死刑，即，公开“点名”以显示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b.复出。文革中，享受b待遇的国家领导人只有邓小平一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很快地重复了上述过程，不过这次的结果成了a。当然，文革结束，再次复出，他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间接点名的语言结构和手法

1.语言学分析：坐标式

文革中的间接点名多利用现代汉语的同位结构[①]构成，其特点是该代称和人名是一对一的形式。例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事实上，这种代称都可以在后面补出真实姓名，构成同位结构。例如：    

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

邓小平：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这和修辞学上的借代及一般的代称不同，后者一般不能还原为同位结构。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构成这种格式，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为不是单指，所以只能使用完整的同位结构，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

      有些坐标式代称因为语用上不能接受，采用过渡方式：先用“定指代词＋罪名”，然后逐步完成罪名的定指化，达到所指和能指的单一对应，即实现“对号入座”的目标。例如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刘少奇时，前一成分先加上定指成分“那个”。不过这种格式和同位结构不同，使用这种格式的时候，不能和真名连用。例如：

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一定的时间，随着罪名的熟悉化，定指代词可以隐去，代之以罪名的直接“定指”，即“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直接说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间接点名的解读

      间接点名则是在不点名的情况下，让人知道所要说的是谁，这就必须保持能指和所指在理解上的惟一性。如何保证这种唯一性？

（1）      影射

      影射是文革中间接点名的重要手段。例如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说邓小平是“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使受众知道影射的所指？尤其是泛指到专指。一个主要做法是，先进行铺垫，即，给受众提供足够的相关背景知识，让受众明白所说的是谁。例如，用“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人们怎么会想到是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加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 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 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接下来，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边”“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频繁出现在媒体。

那么，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就让人猜测：谁可能达到赫鲁晓夫的位置？

      1967年4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中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影射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修正主义路线的总根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把这些代称明确地跟刘少奇画上了等号。

      第一确定后，“第二号”或“另一个”自然定位。上述戚文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没有忘了邓小平，文章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表述，跟后者对上了号。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称。

（2）      暗示

      用公众的已有知识进行暗示。如，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之前，报纸上先出现“党内那个正在走的走资派”，然后用邓说过的话向社会暗示，诸如“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接着，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到，另一个代称随之而来：

      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北京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

这种方法后来还用在了周恩来身上。

      1976年３月５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２５日，该报发表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来暗示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

（3）附会

      这里的所谓附会，指把没有关系的说成是有关系的。对陈伯达的点名颇能说明这一点。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开始批判党内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由于陈伯达的名字不能公开，所以，当时中共在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时候，媒体上公开的提法则是“批修整风”。无论是“刘少奇一类”，还是“修”都很难加在陈的身上。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

      当然，这种附会手段并不是单一的。在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也采用了暗示法。例如，批判中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名为“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的说法，暗示批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经常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到了林彪，这种附会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报纸对给他的代称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以区别于陈伯达。发展到后来，更是把刘、林放在一起，标准用语是“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后来，为了方便，更是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统称了。

（四）从间接点名到直接点名

　   如上所说，从1967年4月起，公开的报刊上都是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指代刘少奇，用“党内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指代邓小平。直到196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公开的报刊上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刊上公开被点名是在第二次被打到过程中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应特别说明的是，上述间接点名现象只是就正式媒体而言的，在媒体之外，刘少奇等人几乎在一开始就是“公开点名”的。

    文革中没有经历间接点名过程直接被公开点名的是陶铸，当时中共的第四号人物，个种原因比较特殊，这里不论。

三、原因分析

1.比附的传统

      有清官的比附，例如，包公；也有暴君的比附，例如 秦始皇。

      到文革时代，这种历时的比附发展为共时的比附，这就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2.作为一种缓冲

      文革中这些被打到的领导人，长时间以正面形象出现，要真正在人们心目中打到他们，需要一个过程。通过间接点名，缓冲或降低受众的心理落差。这正好就是委婉手段的一种利用。

3.心理上的强化

      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先用代称把罪名强加给被打到者，造成舆论，在名誉上把他搞臭再公开，同时迫使被打到者无还击之力，束手就范。这实际上利用了语言的“控制性”，类似于“符咒”的作用。

4.内外有别

      就媒体不公开和民间或内部公开而言，正好反映了所谓“内外有别”的做法，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重视名分，追求“名正言顺”的一种表现。

5.作为一种预留的退路

      这应该是中国“面子文化”的反映。一旦公开点名，彻底撕破面子，就没有余地了；间接点名，或许是为后来“解放”老干部等留的退路。当然，这大概是一种善良的想法。

四、结论

      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更是政治斗争的武器。文革中的点名术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点名手段改变了“点名”的本来目的，也改变了“点名”的词义。它背离了间接点名的委婉传统，使这一委婉的语用手段变成了施加语言暴力的手段。传统委婉和语言暴力只是一步之遥。

      文革点名术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更与政治生活体制密不可分，和其他社会相比，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文革点名手段研究的政治学意义远远超过了语言学本身，开展政治语言学或语言政治学研究将是一个同样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①]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一层次上相连的两个语言单位，其中前项与后项所指相同，句法功能也相同，通常称为同位结构。

“零帕族”断议

郭熙

       最近网上又飞出了一个新词：零帕族。

       相对于“被X”“范跑跑”“楼脆脆”“躲猫猫”“楼歪歪”“房奴”、“车奴”以及“裸婚族”、“捏捏族”、“奔奔族“窝居族”等同族词来说，“零帕族”是一个好词。所以我频频向朋友们推荐这个词。就可以看到的资料，“零帕族”最早见于一篇名为《零帕族联盟语录征集令》的网络热帖，此后，受到众多网友的疯狂转载和追捧，据说它的网络搜索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零帕族中的帕，是压力单位。顾名思义，零帕就是一点压力也没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说谁没有一点儿压力，大概不可能。按照网上的说法，零帕族的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80后和90后，年龄在20－35岁之间。其成员多为年轻白领和大学生。当然，还有许多在这个范围的人也可以进入该族，即所有不畏工作、家庭、社会之压力，保持豁然心态的人都可被称为零帕族。笔者自己就希望自己能够算得上其中一员，尽管本人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我对零帕族感兴趣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反映了一种精神和态度：永远的乐观，永远的飘逸，永远的潇洒。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生存空间，每个人都会遭遇各种限制，承受无数压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这种情况下，想方设法摆脱或减轻压力，成了现代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的一个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自我调节下的零帕精神。当然，零帕是一种理想状态，零帕族也是理想化了的一群人。

      其次，它建构了一个新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也表明，语言生活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我们的其他生活。通过一批积极向上的词语，建构我们的心灵生活，对于这个理想信念缺失的时代来说，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零帕族不是阿Q，不是逃避现实。表面看来，零帕族大有阿Q精神胜利法之嫌。然而在我看来，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虽然表现出无所谓的随意态度，但实际却有充满激情的内心，深受周围人的喜爱，因为他对世界有独特而深刻的感悟，懂得如何让自己轻松快乐过每一天。比起天天把“奴”挂在心上的人，比起想通过捏捏减帕的“捏捏族”，这是何等高尚之举！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辛弃疾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个中情调还要细说么？

      最后，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还要回到语言问题上，正可谓“在语言语”。

零帕族一词是新词语扩展的绝妙写照。近年来，“零”多产，有所谓：

零距离 零关税 零贿赂 零风险 零口供 零库存 零利润 零首付 零投诉 零增长 零中介 零容忍等等；“族”也多产：

  飘族 漂族 背包族 本本族 波波族 持卡族 打工族 工薪族 哈狗族 哈韩族 哈日族 海归族 绿卡族 买车族 上班族 有车族 月票族 追星族 窝居族

      语言中的新词在不停地创造，这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语言自身的规律。除了烦恼，除了痛苦，除了忧伤，我们更是拥有快乐，拥有零帕。我们是否也可以创造更多快乐无忧的词语，永远幸福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