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说起尴尬事，相信所有智商健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作为笑谈与人分享，有些人将它作为羞辱掩埋于心。我属于前者，从来都将人生中困苦和挣扎的经历看做是一次文人在心灵上的跋涉，以及到达终点时可以与人分享的那份云淡风轻。然而，有一件事是我早该与人分享，却至今都不能肯定我是否可以将它像故事一般地讲述出来。太痛，痛到不愿意去想！现在，我用英文字母的“P”，代表英文Pain（痛）字的缩写，来讲述这个尴尬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舍去“大我”不谈，“小我”的人生“P”值无非源于生活情感和职业生涯。在我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美国职场生活中，最大的“P”值经历是几年前在任教十年之久的公立学院“被穿小鞋”、试着适应、最后痛到不顾一切地“赤脚”离去的经历。
这份尴尬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和如何补救。
在美国大学教书，学校总是鼓励教师不断进修，并算做业绩评估的一项。机缘巧合，我得到了一个可以利用寒暑假集中授课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三年半过去，“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到了毕业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巧的是，答辩的时间不在我的寒暑假期间。
“两个星期太长，不行！”教西语的系主任在电话中说道。
“一个星期呢？我已经找好了代课老师，也将所有的考卷准备好了……”我小心翼翼地说。
“马上就要给学生期末考试，老师一天也不能请假！”女系主任毫无妥协之意。
“我在学院教书十一年，只请过一天病假，现在我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参加毕业答辩，难道这种要求过分吗？”我以理力争。
“如果你执意要去，你回来的时候，下学期可能会丢掉现在的工作。”系主任以“上帝”的口吻再次强调。
“学院的政策一直是鼓励教师进修，我不相信请一个星期的假就要丢掉工作！如果您不批，我就找分院院长, 分院长不批，我就找院长和教委！”我以为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据理力争。
“我是对你好才不能批准。如果分院长同意了，我没意见！”也许是系主任习惯了我平日温文而雅的儒家风格，对我这次不甘示弱的态度有些吃惊，语气从“以攻为进”转为“以退为守”。
系主任谈话态度的前后变化，使我暗中得意——自己终于融入到美国的主流文化，可以开诚布公地对“上级”表明自己的诉求啦。
在这种自信的驱动下，我放下系主任的电话就给分院长的秘书打了电话，预约了第二天与分院长通话的时间。
在十几个小时的等待期间，我重新梳理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可以说在美国教书比较超脱，特别是教授语言，统一教材，基础知识，老师各自为政，只要没有学生抱怨，按时通过学校的各项评估，一般不需要与系主任打交道。当然，如果想继续提升，职场上的游戏规则跟美国其它职业也就相差不多啦。
自从到美国来，我一直将不赚钱的写作做为一种职业；将赚钱不多的教书工作做为一种爱好。许多年来，我对自己的教职尽职尽责，但是没有“一定要爬向象牙塔顶端”的欲望。这种“无为而治”的心态，直到我认识了自己的先生之后，才有所改变。于是，写作变成了“爱好”，教书变成了“职业”,“读博”也就包含了哪天抱个“铁饭碗”回家的想法。
目标明确后，才发现自己以往的超然态度遇到了挑战：关注了原本不去理会的事情，才发现自己的应变能力很差；想攀登“象牙塔”时，才意识到里面的错综复杂。当人际关系交织在课本中，我就会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是在美国的职场上，应该多听听先生的意见。
先生是生长在美国的第三代德国后裔，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常常认为我在处理问题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用他的话说，就是“按原则办事”！
话好说，做起来就太“概念”了。文化上的差异使我在处理问题上常常与他争辩不休，但在实际行动上，我又下意识地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我在发给系主任请假Email时，我想过是否要先征求她的意见，然后再分别给分院长和代课老师写信。可是那天先生等着我外出，他说一封请假的Email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我不需要嘘寒问暖地刻意讨好，公事公办、三言两语。于是我将原本要分开写的Email合并成了一封；将即将毕业的喜悦心情与请假的内容精炼到三句话，从分院长到系主任，从同系老师到代课教师，一股脑地发了出去。
很快我就收到了系主任的Email。信中没有贺词，没有肯定和鼓励，开门见山就质疑我为什么要请两个星期的假？并且强调她是系主任，此事必须谨慎处理。
直觉告诉我，系主任对我群发的Email不满意！
我一边埋怨着先生的“误导”，一边马上给系主任打电话“补救”。在电话中，我向系主任解释了没有单独发给她Email的原因，并承认没有先征求她的意见确实是我考虑问题欠佳……。
没用！我的“自我检讨”竟使系主任更加理直气壮，声言我的行为会使新上任的分院长觉得系里的教师常常忽略她这个系主任的存在和决定。
我很后悔与系主任通话时一会儿用“儒家风格”的谦逊有礼，一会儿又用美国“民主风格”的人格平等，结果将一个原本不应该复杂的事情，演变成一定要由分院长出面解决的事情了。
分院长来电话了。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语气和蔼可亲，问我只请一个星期的假是否可以？
鉴于系主任的态度，我自然对分院长的表态受宠若惊，立刻应允。
同样出乎我的意料，系主任知道这个决定后，不但没有反对，而且对分院长的决定表示支持！
我带着赞美美国职场上上下级可以开诚布公地表达意愿、无需阿谀奉承的美好心情，参加了毕业论文的答辩。
博士学位拿到了，我的教学工作也没有像系主任恐吓的那样在下一个学期丢掉。
万事大吉！
谁知，新学期开学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每三年一次的教师考核通知。
距上次考核才过了两年，怎么提前了一年？
先生说我应该问清楚再在评估申请表上签字；而我觉得，我已经由于上个学期请假之事与系主任有过 “磨擦”，不应该再节外生枝。
先生说既然表格来自于分院长的办公室，我就应该向分院长了解情况，核实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一年评估；而我认为，隔着一层领导汇报工作，中国人把这叫做“隔着锅台上炕”，在人际交往中最为忌讳。
“也许是学校改变了政策，每三年一次的教师评估改成了两年。”想起上次 的教训，我决定这次不再听从先生的建议，“我没有博士学位时都教了十几年，现在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在乎多一次的业务评估吗？”
我自信地在评估申请表上签了字。
其实学校业务考核的目的是希望老师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没有惩罚之意，所以被评估人总是允许在申请表上写下三位老师的名字作为评估人候选人，然后由系主任选定其中的一位。然而，我万万想不到系主任以各种借口排除我提供的人选，指定给了我不在评估申请表上的人。
这是“公报私仇”！此刻，我明白了顶撞系主任的遗患并未了结。
先生见我郁郁寡欢，就建议我向系主任指出这样做法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但是我对这种直来直去的美国方式已经缺乏信心，认为这样做只能激化我与系主任之间的矛盾。
和为贵！只要是一个好老师，谁评估，不重要！
我太乐观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方面想用“中庸之道”向系主任示好；一方面又想像美国人那样点明系主任的公报私仇。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面前，我还是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结果，我仿佛钻进了一个犹如电脑设计好的陷阱——只要进去了，就按照事先编好的程序，一步一步地深陷下去。
系主任知道我与一位中文老师不和，就偏偏让她来评估我。结果不出所料，评语连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老师都不如。
荒唐！十七项的评估报告设有五个级别，上一次我的评估报告是副系主任评估的，几乎都在最高一级。而这一次，当我得到了博士学位，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学生的评估也一如既往，我却被这位老师毫无掩饰地从第五级降到了第一级……
“煮豆燃豆萁”，够狠！
“地道的”老美先生见我“豆在釜中泣”的时候，又建议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我试过，但是中途又打了退堂鼓：就算赢了，我还不是在人家手下工作吗？还是“和为贵”吧！
晚了！老祖宗教导的方式不但没起作用，反而加深了我和先生的歧见。我们的茶余饭后不再有云淡风轻的话题，而是无休无止地为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产生的争吵。为了这种坏心情不再干扰自己的生活，我放弃了这份无疾而终的工作。
寒假过后，我到另外一家公立学院上班了。当我收到新学院给我的第一个业务评估报告后，面对所有栏目中的评语都是Excellent(优秀)的时候，我很想把这份评估报告发给那位“助纣为虐”的中文老师，告诉她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先生说，这样做已经没有了价值，不会改变结果。我说，就是因为他让我公事公办，才落到那样的尴尬境地。
经过这件事，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当时一直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事情考虑得周全一些，不去挑战系主任的权威性，或者是刻意地去“讨好”那位同胞， 是否会躲过这场不白之冤？如果我听从先生的判断，将此事追究下去，诉诸法律也要求获得公正，是否就不会有昨天的噩梦缠身？
没有答案。因此，事过境迁，P值仍在。
（注：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16年第十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