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上篇)第十二章 月有因晴圆缺(3)

接受别人访谈

2001年10月15日

         再有两天我就要启程去中国联系后期制作和播出事宜。很巧,《华人》月报的主编马平给我送来了刚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第一期杂志。

        本来我并没有介意马平在九月份对我的采访,我认为老朋友办杂志需要帮助,所以也就没有谦虚,同意她将我的一张穿旗袍的照片作为首期杂志的封面,并且作为封面人物接受了她的访谈。然而,看到杂志我愣了,我的大副照片,我的大块文章,我突然觉得很有压力:现在已是名声在外,节目的后期就是再难也要把它完成。我已经把自己的后路给封上了。

        我有一瞬间的后悔,后悔做事不给自己留有余地。但是细想一下,也没有什么,许多人和许多事都是“绝路逢生”!我权当这篇访谈录是自己对这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啦。

        现将马平采访我的对话记录下来:

        问:李岘,最近美国几家主要中文报纸诸如《世界日报》、《侨报》、《国际日报》以及圣地亚哥的《华美时报》都对您投资制作的一部大型电视节目做了重要的报道,可否为我们的读者比较详细地谈谈有关这个节目的情况?

       答:《入乡随俗》是一部反映华人在美国是如何溶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如何带着自身的文化习俗去接受西方文明、是如何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裂变中重新认定“自我存在意识”的大型纪录片。

      预计由三大系列组成:第一系列《节日篇》、第二系列《创业篇》、第三系列《生活篇》。目前拍摄的是第一系列《入乡随俗—节日片》。该系列是由新年 (包括春节)、情人节、圣派垂克節 (St. Patrick's Day)、复活节、母亲节、父亲节、独立节、劳工节、中秋节、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十二個節日所组成。每个节日分上、下两集,每集15至20分钟,共二十四集。

      《入乡随俗--节日篇》的内容并不仅仅停留在泛泛地介绍美国风土民情的表象上,而是力图通过真实的生活情节、感人的生活细节和丰富多采的画面,通过四家住在南加州圣地牙哥市的同一条街道上、同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华人是如何渡过他们12个节日的生活写照、通过他们和亲戚朋友移民美国的故事,折射出第一代移民的真实心态。整个系列,力图以节日为文化的大背景,以四家背景不同的移民故事,表现出老移民、新移民、大陆移民、台湾移民、纯中国血统和“混血儿”家庭在“入乡随俗”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文化冲击。不同的家庭结构,产生不同的人生故事;不同的家庭环境,折射出不同的节日气氛。

       我之所以将特定环境定在“节日”里,是想通过“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东方文化情结,展现出“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移民心态;通过节日的盛大场面,结合普通人家的生活画面,浓缩出华人移民美国的“甜酸苦辣”。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拍这部片子?

       答:原因很多。虽然来美国将近十年,这期间“粉领”(家庭主妇)、“白领”(办公室职员),甚至“金领”(公司老板)都做过,但是不论职位高低,赚钱还是赔钱,心里总是放不下“中国文学”的诱惑。所以自己就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中美文化的比较上。随着解析东西方文化异同的不断深入,我发现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要比文字更加富有感染力和传播性。加上中国大陆的电视体制开始改革,不再象以往那样局限于各个电视台自己制作节目或者彼此交换节目的狭隘机制,开放电视节目的“市场”,不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影视公司,只要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某个电视台的要求,这个电视台就有可能购买这个节目。因此,割舍多年的电视专业又在这个大背景下,诱惑着我重新走进电视领域。

       问:通常拍摄象《入乡随俗》这样大的电视片,好像工作人员的阵容也很大。而您现在是编导和制片人“一把抓”,这会不会影响到片子的质量?

        答:客观地讲是各有利弊吧。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身兼数职的压力。但是“单枪匹马”的好处是:自己做制片人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最初的设想加以调整。例如拍摄之初我侧重于节日的热闹场面,强调四家人对主流社会的节日的参与感,后来发现只有讲出他们的移民故事才有深度,我又开始注重挖掘四家人的故事;另外自己身兼编导可以将本节目的艺术构想准确地呈现到画面和文字上。可以说这种方式很辛苦,但是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创作风格。特别是《入乡随俗》是以细节和情景见长,所以只有象我这种长期生活在这几家邻居的周围,才有可能发现他们的故事,扑捉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我的原则是:扬我所长,避我所短,在实践中趟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问:您家人对您的做法有何反应?

       答:很难一语概括。美国是一个很现实的国家,所以人们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想到的恐怕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对于自己的太太不仅不想工作赚钱,还想冒险投资一项自己陌生的领域,我的先生自然是要“三思而后行”了。虽然我很想“独断独行”,但是没有独立的经济条件,就只能让自己的先生对自己的设想充满信心。经过两年的“同化”,我先生可能是被我的执着给感动了,同意以口头的“君子协定”作为双方妥协的条件:如果《入乡随俗》的第一个系列拍摄成功,我可以接着制作第二个系列;如果失败了,我就要从此放弃自己制作电视节目的想法。

        问:您的意思是不是家人不够支持您?

        答:不,恰恰相反,我非常感谢先生和儿子对我的支持。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和时间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而且在思想上也给予我以最大的理解。由于《节日篇》是想通过追踪四家人过节的情景讲述他们的移民故事,所以我必须“以身作则”,把儿子和先生不愿意被人知道的往事“抖搂”出来,以此激发邻居们讲出自己故事的勇气。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家人作坚强的后盾。

       问:李岘,有人说,您放着轻松舒服的日子不过,放着律师楼的工作不干,自己出钱出力,呕心力血做这种冒险,是在自个儿折磨自个儿。请问,李岘,你到底想要什么?

       答: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不仅你问我,我先生也问我,我更是不停地问了自己快十年!可以说,在中国,如果我出了一本书,拍了一部电视片,我会名利双收。可是在美国,出中文书和拍中国人的电视都不是主流社会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美国进行中国文学艺术的创造,实际上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然而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不在于生活的品质如何?赚钱多少?我也不是刻意地要求自己必须在某个领域里“建功立业”,我只是想让自己发挥自己的专长,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些自己喜欢做而又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我先生常说“The biGinGinest enemy is your brain.”(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的大脑)。当时我觉得很好笑,但是现在想一想,还真是一种极其形象的解释。

       问:您的意思是不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答:恰恰相反,我认为后期制作将使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前期拍摄虽然也不容易,也要花钱,但是那主要是需要把握好艺术感觉,运用自己积累的经验,就有可能使自己以最小的经济投入,换取所需要的镜头。然而完成了前期工作,就像裁缝买到了称心的布料一样,能否剪裁和缝制出上乘的衣服,还要视其所用的机器是否够上“档次”。也就是说,下一步的后期制作,我不紧要面临着如何把我这一年来扑捉到的镜头与我的文字扭结在一起,还要找到专业人士用专业的电脑做“线上剪辑”。“线上剪辑”所需费用很高,决不是我“以一当十”所能克服得了的。再加上向“两岸三地”推销我的节目是一种商业行为,我这一介书生是否可以“转型”,这些都是我不可以回避的实事。

       问:目前您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答:最大的难题?坦率地讲是“钱”。我之所以不说“经费”,而强调“钱”字,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物欲”不强的人,只要有房子住,有饭吃,有时间让我读书和写字就是人生的最大满足。然而,从酝酿到拍摄《入乡随俗—节日片》,我开始对“钱”有了新的认识:买机器设备需要钱,雇人参与需要钱,后期制作需要钱,宣传片子需要钱,推销带子还需要钱……有时候自己被投资经费所困扰的时候,真的就觉得“有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是至理名言。

       问:据我了解,不论是好莱坞的制片商,还是大陆的制片人,他们都是在找到了赞助经费才开始投入影视节目的制作,您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

       答:许多原因。最初是觉得只有自己投资,才能按照自己的创作思路一步步地落实。后来虽然意识到寻找赞助者的重要性,但是我还是觉得先把前期的拍摄工作完成,做成样片比较好。这样不论是对我,还是对赞助者都会很公平。用作品说话。

       问:如果没有赞助单位,您会不会放弃后期制作呢?

        答:放弃后期制作,就等于“前功尽弃”。我不会让自己轻言放弃的,否则我不仅对不起家人的帮助和朋友们的期待,也对不起接受我采访的几家邻居们的厚望。

       问:您计划何时成片?

       答:我是於2000年的十月开始投入拍摄,所以完成的第一个节日是“万圣节”。也就是说,到2001年的10月我应该完成十二个节日的全部内容。我准备从10月份开始筹备后期制作的事情,争取明年上半年能向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讲华语的国家同时推出。如果如愿以偿的话,我会接着拍摄下两个系列《创业篇》和《生活篇》。

       问:下两个系列也是追踪这四家人吗?

       答:不,《创业篇》是想通过一个群体的形象,展现出不同的人生故事。所以《创业篇》预计容纳五十位受访华人,通过他们在美国的创业经历,展现出我们炎黄子孙在美国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至于《生活篇》是想以老幼妇孺为采访对象,力图通过生活琐事,展现出一系列因文化冲突所产生出来的“人间尴尬事”。

       问:李岘,谢谢您这么忙还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告诉我们您这么多非常有意思的构想和有意义的计划。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最后,您还想对我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答:我想借此机会向圣地亚哥以及南加州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同时也向参与《入乡随俗》的邻居和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的理解、奉献和无私。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想打入中国的市场、想扩大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愿意利用《入乡随俗--节日篇》的发行进行“公关”的公司和个人与我联络,以便我在后期制作上统筹考虑。请容许我在此恭贺圣地亚哥第一家华文杂志的诞生,希望《华人月刊》能够给我们这些“身在异乡不是客”的华人一块可以抒发感想、舒解郁闷、心系祖国的文化园地。

 

再走一程

2002年1月1日

         新年前夕,Gin利用寒假的机会要到广州与住在波士顿的大哥汇合,然后与住在广州的妹妹一起回家乡台山祭祖。我是昨天特意从北京赶到广州与Gin 汇合的。

        原本Gin 的意思是让我安心在北京落实后期制作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能够补拍一些Gin在中国的镜头最好,这样可以利用镜头表现出自小离开这片土地的Gin,认祖归宗的心情。于是我利用新年的两天假期飞到广州,去台山拍摄先生和他的兄妹三人到家乡祭祖的镜头。

        九点整,Gin的妹妹的女儿阿红和他的男朋友杰开着一台面包车来接我们。车厢的后坐上堆满了烤鸡烤鸭、水果腊肉等食品,还有祭祖用的炮竹、纸钱、鲜花和香枝等物。

        我原打算利用Gin去台山“拜山”(即扫墓祭祖)时拍几个他与亲兄妹团聚在家乡的镜头,然后再把这些镜头结合到“中秋节”Gin“讲家史”的片断中,使Gin的叙述多一些生动的画面。谁知,广东的风俗习惯要比北方人多很多:“拜山”不仅要摆放祭品,宴请亲朋好友,而且还要向全村的人发“利士”(红包)。

        要向全村的人发“红包”?太过分了吧?

        我简直是不肯相信这是真的。我有些犹豫了:就拍这么几个镜头,值吗?可是转念一想,即使我不拍摄,Gin也是要去“拜山”的。“拜山”就要根据当地的习俗办事,难道我会劝Gin不要去吗?去吧,以Gin的身世,“拜山”会给他一些心灵上的慰籍。

        可以说,今天早晨当我拿着摄像机走出房门时还没有什么创意,真正激发我拍摄兴致的是当汽车从广州开往台山的路上,坐在前排的大哥侧身与后排的Gin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我真的被他们的喜怒哀乐给感染了。我把摄像机对准了哥俩,让他们忽略我的存在,顺其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大哥:中国有一句诗,叫做“少小离家老大回”。我们哥俩在一起拍的第一张照片,至今已经过了五十年啦。五十年后再一起回家乡的心情真的是很激动。我始终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大哥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所述的情节与Gin说的一模一样,只是更加生动。我把镜头推到他大哥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

       大哥:我们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穷。我们的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当过大法官,后来还当过中学校长……

       有关Gin的父亲从“富贵到贫穷”的故事我已经从Gin哪里知道一些,但是我从不知道Gin的生父居然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那里可是英雄伟人辈出的地方。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尽管他们当时是主宰学生的“教长”,但是能够在那里毕业也一定很优秀。我用英文向Gin解释了黄埔军校的背景。

      Gin:既然我们的爸爸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们的家为什么会那么穷?

      Gin显然和我一样,在肃然崇敬之间,加深了一些好奇(也许对我来说是一种好奇,对Gin来说是一种困惑)。

       大哥: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鬼子侵占了咱们中国,攻占了台山,父亲失业,就带着我们一家回乡下避难。没多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和妹妹还小,妈妈一个人靠担柴种地生活,实在是养不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所以,她也是不得已才把你送给了别人。你走后,母亲天天哭,直到临终还是放不下这件事,总想看看你,最后还是没等到这个机会……

       Gin已经是泪眼模糊了。尽管我不想让Gin这么激动,但是我很庆幸我抓拍到了这些宝贵的瞬间。

      我开始在狭小的空间里调动着机位:

       *兄妹三人感伤的面孔;

      *坐在驾驶室谈笑风生的阿红和杰;

      *台山地界的牌匾;

      *高速公路两边林立的民房;

       两个小时,我们已经到了台山县城。时近中午,大哥建议在城里吃完中午饭后再去乡下“拜山”。于是我们就吃了一顿用竹筒做的善鱼饭。早就听说这是台山的特色,但是其味道之美让我回到美国都会为它流口水。

       饭后,我们启程去乡下了。

      Gin的家乡所在的村庄叫“平安里”,方圆几十里的住户大多是姓马。虽然以农为本的居民仍然过着勤俭的生活,但是离县城仅半个小时车程的村庄已经有了电话,这方便了我们与村里的人联络。

      由于Gin的妹妹阿香已经通知了马家的远房亲戚,所以汽车一到,就有许多的乡亲聚龙过来。在前呼后拥下,我们朝Gin家的祖屋走去。

      Gin家的祖屋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破旧不堪,青砖青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霜雨打仍然显露着大家族的气势。这里已经很久都没有人居住,它象是一座陈列馆般地摆放着几件简单的家俱。大哥指着一张上面只覆盖着一张竹编席子的大木床对Gin说,他们五个兄妹曾经就是在这张大床上头脚颠倒地睡了好几年。一九八二年,当Gin第一次回家乡祭祖的时候,他们兄弟二人又在这张床上促膝谈心了一个晚上。

       在Gin家的祖屋,我拍下了挂在墙壁上那张Gin的生母的照片。也许是因为他的生父去世太早,竟然没有留下照片。

      接下来就是拜祖宗牌位。由于此行已经事先通知了远房的亲戚,所以大家已经把祭祖的东西都备齐,Gin也入乡随俗地敬香鞠躬焚纸钱,敬了天神有敬地神,其程序之复杂而有序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终于伦到“拜山”了。好嘛,呼呼啦啦地跟了一大堆人上山。有的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有的是还未上学的孩童。我望着足有几公里的田间小路和山路,我很奇怪Gin的反乡居然又如此大的驱动力。

        我现在明白了台山何以穷。其实这块土地的葱郁超过了我的想象--青山起伏,层峦迭嶂,风景宜人。然而,青山之间的可耕地却少之又少。在田埂里,仍然可以看到用人耕田的犁把,仍然可以看到用肩担柴的妇女。也许是这里世代都有人“出洋”,家家户户都由“海外关系”,所以许多人都是以选择远走他乡来摆脱贫穷,而不是“要把荒山变良田”。也许也是“侨乡”的原因,这里的留守人员居然大多是老弱病残,整个陪Gin兄妹三人上山祭祖的队伍中,我就没有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马家的一位远亲告诉我,村里的年轻人有移居国外的,也有进城打工的,就是没人留在村子里,因为那会让家族耻笑没出息。

       坐落在半山腰的墓地终于到了。由于我在大哥寄给我们的照片上看过Gin生父生母的坟墓,所以我并没有陌生的感觉,只是领悟到大哥为什么会把修祖坟看成是一件毕生的大事—光宗耀祖。

      “拜山”的程序无非又是在墓碑前烧香敬酒烧纸钱,我想如果Gin的生父生母“泉下”有知的话,他们看到失散多年的三兄妹在一起祭拜他们,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拜山”完毕,最后的一项程序更精彩—向所有围观的人发“红包”。发“红包”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红包”里的钱“因人而宜”。有血缘关系的人多给,上了年纪的人多给,帮忙张罗的人多给。至于那些“随帮唱影”来玩的孩子们的“利士”就相对缩水,但是一个人都不能少。也许是村子里的人对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了如指掌,“拜山”的活动刚刚结束,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在下山的路上拍成了一队,队伍前面是手中赚满红包、忙不迭地给众人发“利士”的阿香。

        我突然感觉到这种做法也不错,“利士”可以吸引人们自愿地加入到“拜山”的行列里来。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场面一定没有这么热烈。

      我把以上的情景都拍了下来,我决定把这次台山之行作为重要片断与中秋节的摄取活动交叉剪辑,我相信今天拍到的情节和细节一定会凸显出海外华人那种思想之情--明月几时有?

 

忆苦思甜

2002年1月2日

         今天一早Gin就把我叫醒,说他昨天一夜都没有睡好。我很愧疚,因为为了我的节目,我在Gin面对往事触景生情、感伤痛苦之时,我却在心里庆幸自己拍到了精彩的镜头。

         我对Gin说,事过境迁,别再为往事而伤感了。

         Gin说:我有话要说。我想把自己此行的感受用英文讲出来,这样我的心情才会好一些。

         都是我的不好。为了照顾到这个节目面向中国观众,我让Gin在拍摄的过程中尽量用“国语”或者“台山”话与大哥交流。但是这毕竟是他的弱项,所以让他有一种无法准确表达自己情感的感觉。

         我灵机一动:好哇,我可以补几个您讲话的镜头,您说英文,让杰做您的翻译。

         给我们一路开车的杰真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他在广州的证券公司做部门经理。杰不仅会开车,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杰是从广州暨南大学毕业的,而Gin曾在济南大学教过书,所以我可以让杰作为Gin的翻译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由于我们今天一定要返回广州,所以我只好打电话通知所有的人起床,以便我们在临回广州之前补拍一些镜头。

         我设计的镜头是Gin在父母的墓地前向众人讲述他此行的感受。为了节省时间,我让杰把车开到一个山坡钱,让杰和Gin站在山坡上,后面的杂草树木与Gin的父母墓地的背景一样,然后让Gin讲一段英语,让杰在翻译。

         杰翻译的很好:朱教授说,他从小就离开了家乡,他对过去的事情知道的很少。这次他回乡祭祖,一路上都很激动……人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无法忘记自己的根。虽然他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是他永远到自己是中国人,它的根在中国。

         Gin越讲越激动,眼泪不禁又夺框而出。

         站在他身边的大哥从兜里掏出餐巾纸递给了他。

         杰继续翻译:朱教授说,一个人的一生也许要经历到许多痛苦和磨难,但是只要努力学习,得以用血到的知识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指就是Gin,一个绝对忠于职守的生物学教授,不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把话题落到学习上。我没有打断他,因为我知道这次的台山之旅在他的心灵上震动很大,他这两天留下的泪水是我和他结婚十年都没有见过的。

         也许是大家都被他的讲话所感染,在场的人表情都很肃穆。本来所要不的镜头“一把过”,但是就在我收镜头的时候,我发现大哥没有穿昨天穿的衣服,这要是和墓地的镜头组合起来非“穿帮”不可。怎么办?重拍?Gin的激情还能出来吗?即使他愿意配合,我忍心让他在一次感伤吗?

         我调动了自己过去在电视台工作时积累的经验,只补拍了一个小细节:阿享手里抱着许多人的衣服;阿红从妈妈那里拿到大哥今天穿的黑夹克衫,说要送给舅舅穿;阿红把衣服递给了他的大舅。好嘛,我简直是在拍电视剧了。逗得从来没有当过演员的众人哈哈大笑。“一笑解千愁”,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索性,我又让大哥利用现场的那片贫瘠的红土地,向Gin再一次叙述他在童年时期是怎样带着年幼的弟弟用小木棍挖红树根的。

         哥俩蹲在田埂上,大哥手里赚着一节树枝在土里刨着。

         大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在人家收走的红薯地里刨着剩下的红薯根。如果有那一天我们发现了人家漏掉的一个红薯,哇,我们高兴极了……

         由于在车上拍的镜头,噪音太大,我让大哥借此机会再向Gin介绍一下他父亲的身世。

         拍完这些镜头,我索性在离开之前补拍了一个众人向乡亲们挥手告别的镜头,这样我可以接到昨天拍下来的乡亲们向我们挥手告别的镜头(因为我当时在车上,所以没办拍到车上的反馈镜头。

         接下来,我们开车到了台山县城最热闹的一条步行街。这里曾有大哥与Gin在五十多年前拍的第一张照片的照相馆;有他们平生第一次看电影《三毛流浪记》的电影院;于是,我拍下了哥俩在五十多年后故地重游的镜头。

         可以说,整个“台山游”我都是以一种客观纪实的方法拍摄的。我就是一个摄像时,我没有参与期间,因为这样有利于我结构故事。用我和Gin不同的活动地点和场面,把美国华人社区的活动与Gin回中国探亲的情形结合起来,从而强化出“中秋节”时那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境。

         我今天的思维特别的活跃。当汽车返回广州市区,我建议Gin走访一下他曾在广州教过书的几所大学。于是,我拍下了Gin与阿红走进中山大学的大门和出来的镜头;拍下Gin、阿红、杰三人在暨南大学校园极专家楼的镜头;Gin一个人走进华南工学院的镜头。也许是Gin在暨南大学专家楼时向杰讲述了他和我如何在这里相遇的浪漫故事,他竟在拍完这些镜头之后意犹未尽地建议我们再到白天鹅宾馆拍几个镜头。当时已经天近黄昏,拍摄了一天的我已经是精疲力尽,我想开了一天车的杰也一定很累了。可是看到Gin如此地配合我的工作,我也就咬着牙同意到白天鹅宾馆拍几个外景。

         坐落在珠江边上的“白天鹅”是一个五星级的宾馆。我和Gin相识的时候,这里还是用外汇人民币才能结账、也只有外国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地方。由于每一次我和Gin在广州相逢时他都带我到这里用餐,所以这里已经是我们爱情的“纪念馆”了。想想也是,两天前我们就是在那里渡过新年前夜的。

         拍完了白天鹅宾馆,我建议拍一下设在宾馆旁边、同属沙面管辖的“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因为我就是从那里办的移民手续,我想知道当今还是不是有许多人要办来美国的签证。

         我刚刚把镜头对准大门前的美国国徽,把门的中国军人就朝我走来,拒绝我在那里拍摄。幸好我已经在远处拍到了一个全景,抓拍到等待签证的人群,所以我也没有申辩(不知道是以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身份对拍摄行为加以解释),溜之大吉!

         从北京飞到广州只能停留三天的遗憾,在这两天的拍摄中彻底的弥补了。

 

        后记:随着二零零二年的到来,就像《过节》一样,镜头的积累和思想的沉淀,使我感觉到《入乡随俗》的肤浅,决定以《飘在美国》为主题去把握节目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如果说这一章节里纪录的是我如何“做梦”,那么,在下一章节的“惊梦”里,就发生了太多让我至今都觉得触目惊心的事件。

(上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