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美国》(中篇:惊梦)出师不利

二零零一年(中篇:惊梦)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是能让梦想成真的人不会太多。原因是梦的遥不可及。但是,人不能没有梦。尽管美梦使人患得患失,噩梦使人魂丢胆破。然而,追梦的人仍然愿意相信--梦想会使人的生命旺盛,情感饱满。

 

                                出师不利

2001年10

        震惊全球的“九.一一”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虽然纽约上空的硝烟已随风飘逝,但是笼罩在美国人心头上的哀痛和不安却没有在一个月之后有所减轻。人们已经惧怕乘坐一切交通工具,特别是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目标的飞机。一向喜欢旅游的美国人,恨不得不用出门才好。

       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可是,我却不能不在这时乘坐飞机。并且是国际航班。

       在“九一一”发生之前,我就订好了十月份去中国的飞机票。虽然许多朋友劝我取消行程,但是我不想改变我的计划。何况,在北京的助手已经把房子租好,万事俱备,只欠我这个“东风”了。

       我一改往日的胆小,坚持与剪辑师不受外界的影响,按原计划在十月初把要带到中国的样片和片花做好。

       按协议,从好莱坞请来的剪接师应该在两周之内把样片做好,可是到了第三周,要把做好的样片从电脑上下载到录像带上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不知是什么缘故,几次下载都会在不同的地方有轻微的跳跃。尽管这次的样片不是为了播出,但是我要带着它到中国寻求市场,希望能找到愿意为该节目做后期的电视台。这样不仅解决了我的后期制作经费,同时也解决了在中国要有播出权才能发行节目的问题。由此可见,此次的样片使命重大。虽然每处的跳跃只有几秒钟,但是作为样片,显然这是致命的“硬伤”。

       好在我和Kenny都能相互理解,他不想对付,我也不追究时间的延长,我们两个人各盯着一台电视屏幕,目不转睛地察看着样片下载的情况。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反复下载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和Kenney都很绝望。尽管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电脑的容量不够,但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换机器已经不太可能。到了第三天,自知是自己的设备不争气,Kenny急得大呼“阿弥驼佛”。好嘛,两个利用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来制作电视节目的人,居然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求救于“上苍”来相助。

       还别说,“阿弥陀佛”还真好用。看在Kenny一副虔诚、绝望的样子,我的焦急和埋怨都在慈悲心里化为理解和鼓励了。于是,我也在无奈的情况下为家中所敬的菩萨烧了三柱香,嗑了三个头,许了三个愿。当然愿望只有一个: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样片顺利下载,然后制作成VCD带到中国去。

       片花五分半钟,一集样带28分钟。然而,我们下载了不下五十遍。最后一遍几乎让我们在窒息中度过。尽管最终还是有一处一秒钟的“瑕疵”,但是我们已经如释重负地高呼“阿弥陀佛”了。

        这时,离我去中国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也许是Kenny想为自己的编辑机“赎罪”,抑或是大家相处得不错,总之在去好莱坞转制式和做VCD母带时,Kenny都在全力以赴地配合我。

       当我把样片的母带做好之后,离去中国只剩下三天了。

       十月十七日,美国总统布什从美国起飞到中国参加APAK国际首脑大会,这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来,布什第一次出访其它国家。

       偏巧,我也是这一天去往中国。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布什平安到达中国,我呢,自然也是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日子,比我坐飞机时的心情还紧张。其原因是,我对中国电视节的形式估计的不足。

       当时,中国的电视界正处于体制改革阶段。过去叫电视台,现在要改为集团公司;过去是中央一级叫广电部,省一级叫广电厅,市一级叫广电局,现在要一律改为“局”。于是出现了频道制和频道长的新名词,出现了人事重新组合和收视率为第一标准的新现象。

       新事物总是在无形中给当事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做领导的要关注有线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合并之后,谁做“第一把交椅”,以至“后几把交椅”的动态;搞业务的就要考虑自己是否还能被“挑头”的同事重新组合到“栏目”里去。

       总之,在任何一种新旧交替时期,都会是有人雄心勃勃,有人垂头丧气。于是我对自己在美国蓄积的勃勃雄心开始产生了怀疑。我不再以自己十多年前在国内电视台干了十一年作为寻找“接洽人”的资本,因为我的许多同事都急流勇退,宁愿“早退”,也不愿意去“竞争”;我也不再以许多电视台都能找到“人脉关系”而自居,因为从国外回来从事“旧业”的人并不被同行人视为“敬业”,反而会让人误解为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无奈选择”。

      最不幸的是,频道又实行“栏目化”管理,每个栏目能否生存下去住要靠广告;广告的来源取决于收视率;收视率的好坏又取决节目的影响力;而节目的影响力要在播出后的三个月之后才能见分晓……也就是说,厂家做广告,一般都是在观众看了三个月的节目之后,才从收视率的百分比中,决定是否在这个节目上贴广告!

       于是许多台在买专题节目的时候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最少52期节目。按每周一集的播出规律,通常是三个月的播出时间是招揽广告;三个月以后开始回收成本;另外两个三个月就可以“坐收渔利”了。按照这种要求,我的十二集节目整整好好是赔本的三个月。一些行家说,即使我的节目“再火”,也不能带给栏目任何经济效益。所以要想把节目卖出个好价钱,我应该接着拍,凑成个五十二集,不论“怎么烂”,也都能找到“买主儿”。

       天哪,这十二集还是我自己掏腰包拍的呢,如果再投资拍摄四十集,我还不要倾家荡产哪!

       好在回国前公司已经捋顺,腰包揣着足以在京城安营扎寨的“公关”经费,所以刚到北京的感觉还是“我李岘又回来了”的饱满精神。特别住进北京的助手为我租到的舒适套房,思想上也就有了长期“滞留”的精神准备。

      时差还没有变过来,我就听说今年中国国际电视节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国际电视节?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此行一举两得:不用专程从美国来参加这个活动,而且还可以在这个活动中以国外公司参展!

      于是,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准备相关的宣传材料。

      当我把样片的说明书和简介赶制出来以后,才知道租专门展台已经为时太晚。一百套VCD的片花已经复制出来,不用也是浪费。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当机立断,带上五十套片花,到展览会上毛遂自荐!

      刚刚提心掉胆地横跨太平洋的我,实在是不愿意再乘飞机在空中转悠。我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心想,在卧铺上睡一觉就能到目的地,总比提心掉胆地坐飞机要轻松许多。

      也许是心情过于轻松,抑或是没有想到北京大到修建了两个火车站(因为出国多年每次回国都是以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所以从来没有到过西客站),结果应该在北京西客站上车的我,却跑到了东客站。尽管我以三倍的出租车费鼓励出租车司机飞也似地又从东客站奔往西客站,结果还是以开车前五分钟停止检票被拒绝登车。火车开走了,火车票也做废了。可是成都不能不去。于是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张第二天清晨去成都的飞机票。

       出师不利。

       到了成都才知道电视节的声势虽然很大,但是买卖双方大都在参展之前已经彼此沟通。买方走马观花,卖方自然不会只活跃在展台上。于是,四川的风土民情就成为买进卖出的最佳拍板之地。

       第一天我不懂这里的门道,深深为自己错过了上午的开幕式而懊恼。所以我一进展厅,就转守为攻,专门找大的制片商和发行商来推荐我的片子。

      大厅有上百家展台,各展台都竭力使自己的节目声频超过其他展台,于是,我在向这些展台的负责人介绍我的节目时,必须高八度地叫喊着,方能让对方明白我的来意。

       到第三天时,我的声音已经嘶哑,参展单位也已经开始准备撤退。

       一种莫名的惆怅突然击中了我:此行就到此结束啦?

       我不甘心就这样返回北京,可是留在这里又觉得无聊。去年我才来过成都,“九寨沟”、“都江堰”等旅游胜地我都去过。

      去三峡吧,三峡的许多名胜古迹都将会随着葛洲坝工程的推进成为“明天的历史”。于是我决定不直接飞回北京,而是改乘油轮,参加“三峡四日游” 的旅行团。

       旅行团里的人成帮结伙,向我这样一个女人游三峡的不多。巧的是,全船的另一位单身女人也订的是特等舱,而且也是从北京到成都参加“电视节”的。

       也许不是豪华游轮的原因,特等舱也是两个人同住一个船舱。两个陌生女人要在一起度过三个晚上的缘分,使我和这位在影视圈里滚打了多年的女士成了“莫逆之交”。

       三天三夜的聊天,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出国前的电视生涯已经成为中国电视界“古老”的历史:过去的朋友、同事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代名词;寻找合伙人,已经成为“赌一把”的冒险行为。

       沮丧,沮丧,太沮丧。想一想此行四川,先是错过了火车,后是错过了油轮,就连乘坐旅行团的汽车都是本应该坐一辆汽车直达目的地,而我却不幸地被迫转换了四辆车才到了长江边上。

       三峡四日行,我在船上就病了三天。也许是在展厅向别人介绍自己片子时说话的声音太大、太多,到了船上又接着聊了三昼夜,结果咳嗽的病根就一路跟回到了北京。

       再回北京时,我已经不象刚回中国时那样趾高气扬了。

       我知道,此行出师不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