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尘》3

作者:曾晓文

5.  夜未央

      葬礼过后,陶霏婉言谢绝了财仔夫妇到他们家住几天的邀请,请他们把自己送回到了曼哈顿。财仔一家随后打道回府,他们的餐馆需要人手,容不得耽搁。

      陶霏来到了炮台公园,找了张长椅坐下来。太阳在一整日的攀升后,开始缓慢地下滑,把大片的辉光铺洒到哈德逊河上。她以前住在纽约时,一直忙碌,似乎从没在河边安静地一个人坐坐。此时作为过客,却偷得半刻清闲。公园对面隔着河是自由女神岛。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风雨,著名的自由女神高高耸立,令无数合法的非法的移民热泪盈眶。河水挟带着移民的秘密和眼泪,从未停止奔流过。

      她想到了杨阿姨。杨阿姨刚到纽约后,是否也坐在这里,望这奔流的河水?她十岁那年目睹的一幕,黑水草般顽强地贴附在记忆的堤岸上。她做了一个噩梦,在夜里惊醒过来,发现母亲不在身边,惊慌中穿着背心短裤出门去找。她先去了凌花江边,因为母亲常坐在那里想心事,不愿意被人打搅。她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悄悄走近了,才看清是杨阿姨。杨阿姨怀抱着自己的女婴。女婴出生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名字呢。陶霏喜欢抱她,逗她笑,看她张开清亮的双眼和花瓣般的嘴唇。这时,杨阿姨突然跪下来,把婴儿投进了河里。“你干什么呀?”陶霏发出撕心惊叫。杨阿姨转过头,表情很丑很扭曲,和她的目光对峙片刻,颤抖地叫了一声:“小霏!”一阵波浪涌来,把女婴卷走了,可女婴清亮的眼睛还在水中似隐似现。陶霏像见了鬼一般,吓得魂飞魄撒,掉头就跑,一路上几次摔倒,爬起来接着跑,终于到了知青宿舍。母亲正坐在一张破椅子上发呆,眼神和杨阿姨的一样悲戚复杂。宿舍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马架子,挂满蜘蛛网,炕上的砖都被拆走了,炉子里留着残灰。兵团解散后,母亲失去了头顶上的“劳动模范“光环,变成了地道的农妇。她在想些什么呢?陶霏气喘吁吁,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杨阿姨把宝宝丢到河里去了!”母亲怔怔地看着她,过了好久,才说:“你杨阿姨被一个当干部的霸占了,怀上了这个孩子。她这些年种地,把身体搞坏了,宝宝生下来就有病,那男的又不认账。上面规定单身或离婚的才能回城,有小孩的不允许。现在战友们都走光了,你杨阿姨的亲戚好不容易帮她在城里找到接收单位,她没有选择。你答应我,对谁都不要讲这件事!”陶霏费解地点点头。

      杨阿姨回城那天,陶霏和母亲没去给她送行。多年后,杨阿姨做陶霏的经济担保人,是出于罪孽感吗?她在搬离美国后,就断绝了和陶霏的联络,是执意要忘却往事吗?陶霏没有答案。逝者如斯,随着杨阿姨的婴儿沉溺的,是她的童心……

      炜煊在临近下午5点时,叫小康和部下们到第五大道逛逛,甩掉“盯梢”单独去赴约。在路上,他瞥见一家花店的橱窗里摆着一面镜子,驻足片刻。镜中的男人敞开黑风衣,扎一条蓝黑相间条纹的围巾,结合中式的现实和西式的浪漫。

      “沉思”咖啡馆在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里。门比他预想中的重得多,夹层里装着夹层,如记忆里藏着记忆。雕花玻璃、枝形吊灯、还有栎木桌椅,因岁月磨蚀,不免有些沧桑,却无声地优雅,而坐在角落里的陶霏,直发素颜,早脱下了黑风衣,在米色亚麻衬衣外,随意围了一条橄榄色的纯棉披肩,与四周和谐,似乎多年前就来了,一直等在那里。他无意中选了这家咖啡馆,竟为她准备了一座舞台,她只需欠欠身、微笑,露出半排细密洁净的牙齿,就可以入戏了。他完全有经济能力请她到名流聚集的高档餐馆,点一瓶百年前出产的法国红酒,来提醒她目前嶙峋乏味的生活,但他摆出文艺男中年的姿态,决心“复仇”得漫不经心。当他在她面前坐定,竟没能及时亮出舌剑,倒要她不徐不慢地说一句“历史性”的开场白,“你的口味要是没变,这里的哥伦比亚咖啡挺正宗的。”她仍记得他喜欢哥伦比亚咖啡!他突然少年般惶恐起来。他和她在北京的一家西餐馆共饮过平生的第一杯咖啡。人一辈子,能和几个人共享第一次?就在他情绪微漾的几分钟内,一杯哥伦比亚咖啡摆在了面前,感动像撒入咖啡的鲜牛奶,把心情从复仇的墨黑变成了怀旧的暖棕。他离她那么近,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她的脸,找回激情震荡的感觉。新婚燕尔,他和她不分昼夜地做爱。一轮高潮过后,她常撒娇地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喊痛喊累。他心怀甜蜜,挣扎着下了床,把暖壶里的水倒进脸盆里,兑入冷水,调到最佳温度,把毛巾浸湿,轻轻拧干,然后把毛巾体贴地捂到她痛的部位,她随即发出快乐的呻吟。多年来,她的呻吟偶尔会从记忆的河流上远远传来,他仍会像水草被波涛侵袭般轻微颤栗。

      他毕竟见过场面,把心中的那个少年赶走,很快镇定下来,问,“你常来纽约吗?”

      她摇摇头。这样的伤心地,躲避都来不及。

      他轻描淡写地说,“前几年我儿子来美国读中学,我坚持要他去加州,纽约太杂太乱了。我给他在海湾买了一套房子,那里的风景不错。”陶霏期望他成功,他做到了,但晚了十几年。如果真有一位神,告诫她多一些耐心,或许她可以等,要命的是无人能预测命运。他期待她诉说悔恨。人在贫困潦倒时,能维持住多少骄傲?那些曾鄙视过他的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早换了面孔,绽开阿谀的笑脸,陪伴左右。鄙视是一笔债,其他人都还清了,而她当年伤他最重,欠他的债也最多,却偏偏不肯偿还。

      他说:“我心碎地离开美国,这次也算华丽地归来。我其实是来参加《金影》首映式的。”

      “华丽地归来”!她注意到他穿着昂贵的黑皮鞋,却搭配棕色的腰带。他想造就贵族风范,可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就露了怯。她语气直率,“不知为什么,这部电影不让我感动。”

      “你看了吗?”他问得几乎急切。

      “看了,前几天网上就有盗版了。”

      “我最近在拍关于青姐的传记片,你愿意接受录像采访吗?”

      “我对出镜没兴趣,再说,你对青姐有多少了解呢?也许你还是搞些宫廷戏更稳妥,不面对现实,避重就轻嘛。”

      他被莫名的怒火灼烤,居然对这个有前科的女人束手无策,两眼不停转动,想找准对方的软肋,“我看你和金西成了陌路人。”这在美国是一个隐私问题,但他完全可以对此不管不顾,“金西在法庭上对你落石下井,太不讲夫妻情分了,不够男人!”他的不平背后有潜台词:你当年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背叛我,是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她此时即使不捶胸顿足,也要泪流满面。如果她求得他的原谅,他也许会伸出手拉她一把,甚至考虑赞助她。当然不能让婕知道。婕再聪明,也不可能完全掌控他的财政。

      陶霏表情平淡。她多年前做过选择,后面的事情是品尝选择的结果,此时没有必要和炜煊争执。她在监狱里被其他囚犯狠狠教训过,性格中暴烈的一面早平息了。

      “你现在住在哪儿,做什么工作?”炜煊执意要保持谈话的流动。

      “住在宾州,离匹兹堡不远的一座小城市,当护士。”

      这个回答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上下打量她,“这我可真没想到。”

      “我在里面时就开始自学了。那时想出去之后要有一个饭碗,养活我儿子。”她说“里面”,却不说“监狱”,也许后一个词在她心里依然沉重如山。

      “你实现了美国梦了吗?说到底,美国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当年陶霏讲出的这三个字甘蔗般甜润,现在不过是吐出来的甘蔗渣,乏味枯干。

      这时炜煊的手机叫了一声,金西给他发来短信:“我在一家叫K的酒吧,你过来吧。猜你正和陶霏叙旧,何不一起聊聊?”他查了一下K酒吧的地址,与“沉思咖啡馆”只隔两条街,于是说服了陶霏去见金西。

      他们离开咖啡馆。在路过花店的镜子时,炜煊看到了一位男人,头发有些稀疏,小腹突兀。岁月对女人残酷,其实对男人也常常无情无义。

      K酒吧离唐人街不远,是打工一族廉价买醉的场所,从里到外都不起眼。一位西班牙裔的男酒保正在吧台里忙碌,熟练地翻转花花绿绿的酒瓶,倒出金西心目中的“天使的尿液”。金西坐在吧台旁,为舒缓等酒的饥渴,把目光投向了窗外。酒,像一位永恒暗恋的女人,他在她面前表现得波澜不惊,但内心的渴望却汹涌澎湃。他几进几出戒酒所,最近总算有些成效,暗自定了一个戒律,不到下午6点不端酒杯,但戒律像小孩子搭起的积木,只需用手指轻轻一推,就会轰然倒塌。白日寡淡无味,而夜晚总是来得太缓慢。他出狱后,因为失掉律师执照不能重操旧业,尝试过若干职业,目前比较固定的是教材销售员。他当不上销售明星,赚的薪水和奖金勉强糊口。人穷,生活圈子自然变得前所未有地局促狭小。他很多年没旅游过了。他和陶霏以前经手过几百本假护照,现在自己一本也没有。

      天空终于暗下来,房屋和树木的轮廓渐渐模糊,最后定格在窗上。他端起酒保递过来的“朗姆酒”一饮而尽,随后要了第二杯。他听到了渐渐靠近的脚步,远离多年,他还能辨识出陶霏的脚步声。他没有立即转身,而是捏紧了酒杯,免得液体抖出来,轻抿一口,不知其味,慢慢回过头,正撞见了陶霏。如花的笑靥藏进岁月的折皱,那双曾让他沉醉的黑眼睛,灰蒙蒙的,诉说着沧桑的况味。他本来在墓园时就想约她见面,但炜煊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不由自主地起身迎接,随后向酒保招招手,“来一瓶纳帕山谷城堡酒庄的红酒!”又指指炜煊说,“这个家伙买单!”

      炜煊想,“王八蛋,过了这么多年,都不肯叫我一声先生!”

      陶霏在一张小圆桌旁先坐下来,避免了坐在谁身边的难题。前人说过,爱一个女人,亲吻的不只是她的嘴唇,还有她的伤痕。面前的这两个男人,哪一个懂得亲吻伤痕?

      经历一个漫长的白天,三个人都饿了。炜煊点了披萨饼,金西叫了大号汉堡,陶霏要的是鸡肉色拉。炜煊问陶霏:“你怎么吃这种没滋没味的东西?”陶霏耸耸肩膀,“你连我吃什么东西都要批评吗?”

      炜煊在酒桌上转悠了十几年,早把酒量练出来了。在国内男人喝酒和女人献媚没什么两样,都是逢场作戏,但此刻他轻拈酒杯,矜持地喝着,扮演着20多年前的金西,成功、镇定,而金西在他眼里已是个稻草人。他问:“为什么要我买单?”

      金西无奈地一笑:“我看你像个有钱人!”

      炜煊挥舞讥讽的长枪,轻易可以戳穿他的胸膛:“如果你反思过去,会不会同意圣经的说法,金钱是罪恶的根源?”

      金西果断地摇头,“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是后人的误解!把希伯来语圣经的有关段落翻译过来, ‘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对金钱的迷恋是罪恶的根源), Not money itself, but the love of money (不是钱本身,而是对钱的迷恋),这两者之间有巨大差别。钱本身没有善恶,它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你怎么定义对钱的迷恋?就是把赚钱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你赚钱或花钱的方式,才有善恶。赚钱不是罪恶,但靠剥削赚钱是罪恶。如果你制造假药,把含毒的油漆涂到玩具上,赚了大钱,但损害了大众的健康,那是罪恶;如果你花钱资助贫困儿童,或者保护生态环境,那是善良。”

      炜煊听了金西的一番评论,噤声片刻。婕让女人们把有毒的美容霜涂到脸上,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中,植入伪劣商品的广告,是不是罪恶?但他怎么可以让眼前这个落魄的酒鬼占上风?他的英语不足以和金西辩论,但足以表达观点, “罪恶也好,善良也罢,钱,可以让人生活得舒适、高贵、优雅,你敢否定这一点吗?你难道不怀念有钱的日子吗?我赚钱,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给金西一记耳光,无声但有力。

      金西不是稻草人,反倒挺直了胸膛,眯起眼看炜煊,“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你刚回中国时,不名一文,有人给你投资300万人民币拍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吗?”

      炜煊当然记得。他拍的是一部取材底层的文艺片,荣获一项国际电影节奖,虽没立即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但跻身于名导之列,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和投资者的青睐。他领奖那天,得知金西和陶霏被判刑,还大摆宴席庆祝过。此后他接连拍了十几部电影,有受好评的,也有遭抨击的,但赚下了万贯家产。他说,“我老婆的一个老乡投资的,还不计回报。”

      “是你老婆这样说的?”金西继续追问。

      陶霏阻止金西,“不谈别人的家事,好不好?”

      像许多酗酒者一样,金西变得固执起来,“这不是他们家的事儿,是我们家的事儿!”

      陶霏的脸色沉了下来,“你开始说醉话,是不是?”

      炜煊开始警觉,“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金西说,“给你投资的,不是你太太的朋友,而是陶霏!当时她还是我太太,这当然是我们家的事儿啦!她捐的钱也是我的钱!”酒精还没有模糊他的逻辑。“其实我早知道,不想捅穿就是了。”

      炜煊惊讶地用目光探问陶霏,她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炜煊突然涨红了脸,想,婕一直向他隐瞒事实的真相!婕当年甚至还安排了一位老华侨和他见面,老华侨自称热爱电影,愿意为他投资。

      金西觉察出炜煊的内心震动,不依不饶:“中国那么大,有才华的人多如牛毛,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没有我们当初捐给你的第一桶金,你可能还是一个跑龙套的!”

      陶霏再次不无生硬地制止,“金西,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今天我来,就是希望把过去的事儿和青姐一起埋入坟墓。”

      金西有些委屈:“是炜煊逼着我谈的。其实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儿子过得怎么样。”

      陶霏从背包里拿出钱夹,又从里面小心地拿出一张加塑膜的照片:弘11年级的结业照。弘已是英俊少年,继承了金西的蓝眼睛、高鼻梁,陶霏的秀气嘴唇。金西眼眶一湿,声音如琴弦乍断,“你们还不肯原谅我吗?”

      金西在狱中被迫戒酒,出狱时发誓重整旗鼓。他在皇后区租了一间公寓,把12岁的儿子弘从妹妹家接回来。他痛楚地发现自己错过了儿子的成长,面对这个既帅气又孤僻的小大人,也想过悉心补偿。但是,他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又有前科,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靠吃救济过日子,偶尔还得低下骄傲的头颅,向年迈的父亲伸手。没出三个月,就一头扎进了酒里。“一醉解千愁”,前妻陶霏教过他这句古诗。东西酒鬼在灵魂上极容易沟通。他对早变得陌生的弘并不上心,任其自生自长。陶霏重获自由后,立即通过民事法庭争得了抚养权。金西只能在长周末和节日把弘接到家里,即便这样,还是胜任不了“半职父亲”的角色,闹出了“溺水事件。”

      夏日里,他出于“分享高品质美妙时光”的良好愿望,带儿子到亚特兰大城的海滩度假。那天怪太阳露面太早,还不到上午10点就火辣辣的,他和一群“派对狂”泡在酒吧里躲清凉,饮酒歌唱。弘百无聊赖,一个人下海游泳,不慎呛水,一路下沉,险些丧命,幸好被陌生人救起。金西听说后,似乎立即清醒过来,摔掉酒瓶,奔到儿子身边,跪倒在地,用双拳捶打自己的头,痛哭着忏悔,引来众多游客围观。弘为他的举动感到羞耻,索性闭上了眼睛。陶霏在得知事件真相后,一怒之下,再次把金西告上法庭,彻底取消了他的探视权,还带儿子搬到了宾州小城。

      在K酒吧里,金西再次请求陶霏:“我在努力戒酒。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陶霏的语气缓和了些,“让我想想,我也要问问弘。”

      金西喝超量了。陶霏只好开上他的老爷车,送他回家。炜煊担心陶霏一个人“搬”不动金西,自告奋勇同行。陶霏多年不在纽约开车,不熟悉路,又碰上单行线,七转八弯,就到了“时代广场”。

      灯光似乎比十几年前更明亮了。离广场只有两条街区,就是百老汇的一家剧院。陶霏和金西刚开始约会时,曾随他去看音乐剧《西贡小姐》。剧情一波三折。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克里斯受命保护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爱上了夜总会里的越南妓女金。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两人唱起了《太阳和月亮》,还在间歇时热烈地拥抱、亲吻。他们来自东西半球。当东半球是日中,西半球却是午夜。他们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被幸运之神连接在一起;是彼此神秘的谜,在浩瀚的天空相遇。当克里斯深情注视西贡小姐时,陶霏侧过脸,寻找金西的蓝眼睛,金西会意含情地迎接她的眼神,日照和月辉刹那间交融,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内战爆发,在美国人混乱的撤离行动中,克里斯与金失散,被迫返回美国。金带着她和克里斯的儿子谭以“船民”的身份偷渡到泰国曼谷,为了生计,再次重操旧业。克里斯和美国女人艾伦结婚,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金的下落,去曼谷找到了她。舞台上,当金得知克里斯已婚,为保证儿子被他带到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选择自尽。在金的悲怆歌声中,陶霏热泪横流,不得不从手提包里找出面巾纸擦拭。金西立即伸出手,安慰地抚触她的肩头。

      剧终后,金西牵着她的手来到时代广场上。她仍沉浸在剧情里,突然步入灯火辉煌的世界,不知所措,脸上露出迷茫、哀伤的神情。她这个亚裔女子,迷上了身边的白人,但不想重演西贡小姐的悲剧。金西读懂了她的心思,停下脚步,把她搂进怀里,安慰道,“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我们想重复都没有可能。”

      此时,陶霏从车的后视镜里看看后座上酣醉的金西,嘴角露出朦胧的讥讽的笑意,庆幸自己没成为西贡小姐,随即又泪眼婆娑。爱情有时像草,以为早被斩尽杀绝,天知道从哪儿吹来一缕乍暖还寒的春风,又吐放绿芽。

      在炜煊的记忆中,时代广场的灯光辉煌得过于刺眼,因为被阴暗所陪衬。

      那天他走进日新印刷厂的仓库,迎面撞见一个悬在空中的长发女子,她脸色紫青,吐出长舌。他惊叫一声,掉头跑出门去。婕看他魂飞魄散的样子,就追了出来,默默地陪他坐在路边的一张长椅上。炜煊当天就了解到自杀者名叫阿芸,而陶霏,那个令他爱恨难舍的女人,对阿芸的死负有责任!阿芸事件是一场地震,制造出一座深渊,而他和陶霏落在了深渊的两边,永远再无法向对方靠近。他辞了工,打定了主意回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了,他相信自己更有实现电影梦的机会。

      临走前一天,他和印刷厂的老板和工友们一起吃晚餐。在饭桌上婕的目光一次次温暖地掠过来,他一次次小心翼翼地避开。他郑重地告诉众人,不想再当纽约的“局外人”了,那个叫“黄明”的男人死了第二回,现在他可以气宇轩扬地恢复自己的名字“炜煊”。工友们慷慨地请他到按摩院“快活”一番,留下“最后的美好回忆”,他婉言拒绝了,说只想一个人到时代广场坐坐,看看灯光。

      出乎他的意料,婕在广场中央找到了他,露出少有的勇敢神情,说,“我明年一毕业,就回国去找你。你等我。”

      他惊讶得几乎跳起来,“你疯了吗?多少人做梦都想来美国,你却要回去?你学的化学专业很实用,留在美国有前途。”

      “和你在一起,我才有前途。”

      “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想要你为我做出牺牲。”

      “我了解你!” 婕突然拉住他的手,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亮。

      婕诚恳的面容从记忆的暗影里走出,在灯光下越来越清晰了。炜煊想,自己也许对她有些不公平。她做过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但没人能抹杀她毅然海归追随他的事实。

      陶霏停下车,根据手机上的地图定位,回到正路上,终于根据金西报出的地址,找到了他在皇后区的公寓。

      她和炜煊一左一右把金西搀进公寓,不小心踢翻了室内的一把椅子,制造出令人尴尬的噪音。公寓窄小、杂乱,处处留下单身酗酒者的痕迹。金西一头栽倒在一张小床上,醉眼朦胧,断断续续,“霏,我怕坐牢啊。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律师,去监狱里见过那么多罪犯,一想到要和他们整天耗在一起,还可能挨打,我怕死了!要不……我不会推脱罪责……”炜煊恼怒地打断他,“你小子要忏悔,也该找个清醒的时辰吧?!”金西并不理会,抓起陶霏的手恳求:“霏,替我向弘问好!说我想念他!”陶霏慢慢挣脱了他的手,但点了点头。金西毕竟是弘的父亲,何况当年是她,把他引进了唐人街的无底漩涡。

      离开金西的公寓后,炜煊不无体恤地对陶霏说:“我住四季酒店,我替你在那儿租个房间吧,你肯定累了。”他也累了,断了“鸳梦重温”的念头,在这样的夜晚,肌肤之亲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她摇摇头, “我直接去灰狗巴士站,坐夜班车回家。我儿子明天在学校里参加足球比赛,我要去给他加油助威。”说到“儿子”两个字,她露出了明显的笑意。他问,几乎有些急切:“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如果你想做生意,我可以投资!”她还是摇头,“青姐的葬礼是结束,但不是新的开始,我现在只想当个好妈妈。”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送到了巴士站,在告别时说:“四季酒店的酒吧应该还没关门,我现在很想像金西那样一醉方休。”

      巴士启动了。黑暗已掌控了山川田园,但借着车灯光,能辩认出一些树木的形状。陶霏因为连续的旅行感到疲惫,昏昏欲睡,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她打了个盹儿,突然醒过来,发现身边坐的年轻人不是弘,吃了一惊,心狂跳起来。定下神想想,弘原本就没和自己一起来纽约,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陶霏再次睁开眼,灰狗巴士仍在美国宾州起伏的原野上奔驰。天空在遥远处和地平线相接,铺开一幅无边无际的淡青宣纸,一团橙色的水彩顺着宣纸的边缘无声地濡染,漫延出了太阳的轮廓。

 

(发表于《江南》2017年第4期,被《中篇小说月报》2017年第9期和《小说月报》2017年中篇小说专号4期转载,登上2017年度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

 

作者简介:

曾晓文:加拿大华语作家、编剧。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美国Syracuse大学科学硕士。旅居美国9年,2003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任美国一家建筑集团加拿大分公司的IT总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北京文学》《小说界》《江南》等发表文学作品愈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移民岁月》《梦断德克萨斯》《夜还年轻》;小说集《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爱不动了》《重瓣女人花》;散文集《背对月亮》《背灵魂回家》《属树叶的女子》,以及影视及英语原创小说等。获台湾文学奖(1996)、联合报系文学奖(2004)、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2011)、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2011)、北京市广电局2011年度优秀剧本奖、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奖(2014)、新移民文学优秀创作奖(2014)等。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9和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集、多次转载,还被列入大学、中学辅助教材,翻译成英语等。

 

从谁的角度说沧桑

——《金尘》创作谈

 

曾晓文

 

      中篇小说《金尘》的灵感来源于2014年春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图片新闻:纽约曼哈顿唐人街万人空巷,为“偷渡皇后”雨中送葬,众多乡亲披麻戴孝跪守灵前。大约20年前,我有一次去纽约,因为赶时间在东百老汇大街上急走,同行的人指点路对面一位相貌平常、穿着土气的中年女人,说她正是大名鼎鼎的“偷渡皇后”,曾经手几千福建人偷渡来美。没想到那“惊鸿一瞥”,为日后的这篇作品埋下了伏笔。

      我在多伦多常年做全职IT管理工作。按北美通行的说法,IT是24/7的职业,意思是一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这当然夸张,但要说精神难以放松一点儿不假。在这种状况下坚持文学创作,是出于心灵深处的热爱。从前也许因“情感淤积”,不吐不快,至此早已风轻云淡。生活积累颇丰富,早晨一出门都可能会被素材绊倒,但真动笔,非得等到兴趣滋生至疯长,比如对《金尘》。选这个素材有些担心遭受批评(我还没洒脱到完全对批评置若罔闻,一笑),其中某些元素在我的作品中似不陌生,比如中餐馆、监狱、偷渡客、跨族裔夫妻等,但最终拿出寻求突破的勇气,反复琢磨“怎么写”,从谁的角度写。小说前三章分别以导演炜煊、女主人公陶霏、白人律师金西的视角讲述,爱怨情伤的“金三角”关系随着情节的推动微妙地变化,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记忆是奇妙的,随着时光的流转改变光泽和质地,每个人回想独有的版本, 并且不可抑制地自我辩护;后两章以全知视角讲述,也不是百分百“全知”,留下诸多空白,力求拥有叙述节奏的“难得的速度”。世事渐淡漠,小说只在人物难忘的情节和细节上,或影响命运的“拐点”上泼洒笔墨,并尽量错落有致。

      为写这个作品,我在2015年7月特地重访纽约,对曼哈顿唐人街商业的西化感到惊讶,但在回首间,看见了多年来一直出售廉价香火的小店铺,笔下的同时代人物似乎从身边无声地成群走过,沧桑感凄然而生。金如尘飞,人微如金尘。在大千世界,谁人不是过客?

 

(发表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7年第9期)

 

《金尘》2

作者:曾晓文

3. 金西

      金西开一辆旧“尼桑”,跻身于送葬的车队里,不免寒酸了些。车里的音响差强人意,正播放着比利·乔尔的 《陌生人》。比利唱道,每个人都戴一副隐形的面具,有的是丝绸的,有的是皮革的,只在独处时向自己展示;每个人身体中都藏着一个陌生人,当你陷入爱情时,你会让对方看到这个陌生人吗?

      车轮碾过街道,细致缓慢,像执意要丈量每一英尺的记忆。当年他如果没有一脚踏进“怡芳艺术品店”,就不会遇见陶霏,以致与青姐产生瓜葛,今天也不会来出席青姐的葬礼。那天他以为会遇见一个典型的华人店员,在电影中看到过的,男人干瘦如柴,女人低眉顺眼,谁料却是眼波流动的陶霏。她身上的月白唐装钉着一串保守的纽扣,一路系到颈下,居然不肯露出一寸皮肤,双胸却透过丝质的材料,颤悠悠地悬出,比袒露更令他遐想。

      他虽西装革履,风度洒脱,其实家底微薄,在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上世纪60年代,他的父母为了给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从意大利西西里的小镇移民到纽约的皇后区。父亲竭力摆脱贫寒出身的阴影,在注册身份时改了姓,把平凡的康特(Conte)变成了贵族气十足的金西(Kinsey)。父亲和西西里著名的黑手党并无牵连,但有一副黑手党成员的坏脾气。他重男轻女,在金西和他的两个妹妹之间,毫无疑问更偏爱金西,但表达爱的方式与众不同:越是偏爱,态度就越粗暴。那时父母打孩子还不犯法,每当金西做错事,他抬手就打。他嗜酒,奇妙的是喝酒后脾气就从狼变成羊。金西从十几岁起也开始品尝这“神奇的甘露”,冀望从中获取快乐。父亲从金西刚懂事时起,就一再训导他长大后要永远离开皇后区,进入主流,到曼哈顿工作。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工人,汗水淋漓地卖了将近30年的苦力,把三个儿女供养到上大学。金西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上曼哈顿的律师,果然梦想成真,让父亲手舞足蹈地兴奋了好几年。

      金西迅速地跻身于“高消费俱乐部”,没还完学生贷款,就换了名车;刚涨了薪水,就娶了贝蒂。他贷款在新泽西买了一套体面的房子,还替贝蒂买了一部新车。贝蒂是一位有着苍白面孔、柔软卷发的女子,在文化背景上与他贴近,祖上也是意大利移民。她从小学过芭蕾和钢琴,只为陶冶性情,并没指望过成名成家。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时装杂志社谋得了一份秘书差事,拿着微薄的薪水,但培养了高雅趣味。她追逐时尚,每月收到一叠叠的账单,而金西不肯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准,夫妻俩因为钱频繁争执、甚至吵闹。贝蒂开始对他进行感情上的“冷处理”,他索性在曼哈顿找了间公寓独住,宣布正式步入分居状态。眼不见心不烦,额外的房租却增大了经济压力,他每月勉强支付信用卡的最低额度。他和她耍单飞,坏事倒成双结对。父亲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腿是被接上了,但恢复的过程极漫长,接受专业的恢复训练也要花钱。金西无法推卸在经济上支持父亲的责任。美国梦的光环,是用金钱圈起来的,无论如何,他都得把这道光环维持下去。

      金西初见陶霏,联想到的不是金钱,而是红酒。陶霏红酒般醇烈,而贝蒂白酒般清冷。贝蒂似乎一出生就要求拥有。拥有的愿望像森林中一簇簇的毒蘑菇,随着岁月的雨淋日晒,一日日疯狂生长。她“活在今天”,还没养成为明日忧虑的习惯。如果生活中的诸多行动像钓鱼,贝蒂等男人钓上鱼来煎好喂自己;陶霏会亲自去钓鱼,然后坐下来安心享受。金西在陶霏的协助下,为财仔及两外两个福建人申请到政治庇护绿卡,从此携手开辟财源。

      财仔在“万福酒楼”设谢恩宴,只摆一桌,挑选尊贵的客人和昂贵的酒菜。金西和陶霏按预定的时间迟到了半小时,身为贵客,当然要让他人等候。酒楼里照例客满。客人们海吃海喝,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财仔定的酒席在一扇屏风背后。待一桌人坐定了,正座竟空着。过了大约一刻钟,屏风外响起挪动椅子的声音,众人纷纷起身叫“青姐”,声调既亲近又敬畏。接着,伴随一阵爽朗的笑声,青姐出现在屏风旁。她生得粗眉大眼、高颧骨、厚唇,烫着短发,穿着土气。如果金西其它地方见到她,绝不会把她和名震四方的蛇头联系起来。一桌人站起来致敬,青姐露出笑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她亲热地摸了摸财仔的头。财仔被她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现在“荣获”绿卡,简直是她的最理想的偷渡客。财仔端起酒杯起身,先敬青姐。青姐不摆架子,站起来豪爽地向众人举杯。一桌人立即诚惶诚恐地站起,把杯中酒干了。酒是仙水,能让人转瞬间心花怒放,周围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青姐讲不上几句英语,和金西交流全靠陶霏翻译,对他的态度不冷也不热,但和陶霏聊得投机,甚至几次拍拍她的肩膀,一见如故的亲密姿态。金西虽然不懂中文,但懂得肢体语言。

      散席后,陶霏不知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还是因为认识了青姐兴奋,两腮绯红,对金西说,“青姐答应以后她的客人一登陆,就交给你我了。”接手青姐的客人,就意味着接手钱袋,而金西和她需要钱。“需要”这个词份量嫌轻了些,也许“渴望”更准确。他们必须挽起青姐的肩膀,像落水的人渴望抓住一块帆板。只要在水面漂浮,就有生存的希望,还可能爬上一艘豪华游艇,甚至摇身变为主人。

      青姐果不食言。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就介绍了刚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的半打客人。不久,美国国会宣布每年给受“一胎化政策迫害”的中国公民1000个移民名额,金西和陶霏便开始安排一些客户申请。两人和青姐强强联手,建起偷渡、办身份、拿绿卡的一条龙服务,使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也进入了流水作业。起初陶霏亲自上庭当翻译,后来客户太多,分身无术,就雇佣助理客串。金西先在空白的避难申请表上签名,然后让助理们填上编造的故事,自己根本连看都不看。

      金西和陶霏仿佛闯进了一座罂粟园,沉迷于金钱和性爱的混合异香。他们在法庭上演撒谎的戏剧,在卧室里也变换游戏的花样。前一夜,他化身全副武装的移民警官,把她变成衣不遮体的非法移民。他用手铐把她的双手锁在栅栏式的床头板上,用眼罩遮住她的双眼,然后把冰块涂抹到她细腻的胸脯上,令她发出一阵阵尖叫;她哀求他进入她的身体,声调越凄悲,他就越兴奋……后一夜,她摇身变成庄园女主人,而他沦为马厩里屡做错事的杂工。她拿起一支皮鞭抽打他,露出母兽般的美丽狂野的神情,他不停地恳求她抽得更激烈些……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床戏结束后,她谈到了解决身份的话题,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和她结婚。他在生意上仰仗她,怎么可以失去“梦工厂”的合作伙伴呢?跨族裔婚姻大约30年前就合法了,虽然还不多见,但他有勇气“前卫”一回,引领潮流。何况陶霏是韵味十足的女人,像金刚石一般,乍被采出来时纯洁无暇,经过他的雕琢,变得闪耀夺目。他和贝蒂签署了离婚合同,还同意每月支付给她一笔生活费,接着就和陶霏举行了婚礼。

      金西不会忘记那个夏日的凌晨,他在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被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将近300名中国大陆偷渡客“抢滩”纽约。半年前青姐和几个蛇头联手,派人把一条被废弃的货船草草修补,还起了一个美好诱人的名字“金梦号”。“金梦号”满载偷渡客,从泰国出发,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终于靠近了纽约公海,但不见接应船只的踪影。偷渡客们不想坐着等死,迫使船长向纽约方向行驶,不料在皇后区附近搁浅。这时,伴随着直升机的灯光和轰鸣,美国警察的船只向他们靠近,偷渡客们不甘心被逮捕遣送,顿时混乱不堪。一些人看到美国大陆的隐约灯光,以为离岸边很近了,就跳进海里,可海水冰冷,陆地遥遥,其中几人当即溺水而亡,另外几位水性好的,精疲力尽地爬上岸,立即消失在纽约茫茫的晨雾里。剩下的人被警察们一一押下船,虽然前途未卜,但毕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金西和陶霏赶到了“抢滩”地点。在破晓的熹光中,海滩上现出了一些影影绰绰的“小山包”。凉风吹过,“小山包”们轻微颤动。他们看清那是围毯而坐的偷渡客们。这些人在极度狭小肮脏的空间里经历了狂风暴雨、饥渴灼晒,经历了内部打斗,和死亡多次插肩而过,终于抵达了梦想已久的大陆。金西被他们的苦难和执着感动,当然也为他们带来的财源喜悦。

      偷渡客们被分别关押在纽约州、宾州、维吉尼亚州等地。按当时的移民法,美国绿卡的拥有者可以担保赎人。金西和陶霏立即招兵买马,派出手下的十几名助理,昼夜兼行,先用青姐的钱把偷渡客们担保出来,然后向青姐报告他们的暂住地点。青姐的手下人立即通知亲属出钱赎人。同时登陆的偷渡客人数太多,金西和陶霏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保人,就叫助理们伪造绿卡拥有者的文件出面担保。偷渡客一旦按时去移民局报到,移民局就会退还保金。金西律师事务所先扣除应得的四成律师费,才发还余额。

      唐人街是藏不住秘密的。很快有人如法炮制金西夫妇的发财模式,律师事务所似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高老板在唐人街混了多年,对“北方人”陶霏的发达不能容忍,也雇了两名律师,如法炮制,做起了移民生意,开始争夺客户。他骂陶霏小气,不信任华人,让金西出场一次收一次费,不管客户输赢,他们都发财。他发明的收费方式是1000-9000型,押金1000元,一直到上大庭,赢了政治庇护案,再收9000元。他常对客户大拍瘦瘦的胸脯,“我不会让你承担那么大的经济风险,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输赢都绑在一起!”遇到斤斤计较的客户,他甚至抛出更强悍的收费计划:0-15000型,一开始只收500押金,输就退还,赢就收15000元。高老板的挑战激怒了陶霏。她在他店里的遭遇是她的耻辱,现在终于有了洗耻的机会,当然接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不但按高老板的方式收费,还制定出夫妻优惠、家庭优惠的模式,不但使高老板门庭冷落,把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客户都抢来了。

      钱成千上万地流进来,在印刷厂印钱都没那么快。金西和陶霏开律师事务所还不到三年,就在康州买下了一座豪宅。宅子四层楼,有十几个房间、五个车库,里面的家具都是优质的品牌,标榜时代风尚。他们还在佛罗里达买下临海的度假屋,虽然一年只去住两个星期,但雇了专人打理。

      圣诞节前,他和陶霏请人在豪宅四周的树上装了灯,天黑到一定程度,所有的灯就自动亮起来,营造一片辉煌。新年夜,上百位盛装的客人前来派对,在水晶灯下个个荣光焕发。在大厅的一角,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正唱得抒情惬意。香槟酒一瓶瓶地被打开了,溢出的泡沫闪着莹洁的光芒。从曼哈顿专请来的几位名厨,在长条餐桌上摆满了东西方美食。当金西挽着陶霏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乐队停止演奏,客人们屏住呼吸。金西的黑色燕尾服和陶霏的大红织锦缎旗袍相映成辉,两人立即被赞为“中西合璧的典范”。金西说:“我和霏感谢诸位对‘金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和厚爱,为回报社会,我们向中国的失学儿童组织、美国的救助病童的机构各捐款20万美元!”客人们听了,都真诚地受了感动,起劲地鼓掌。随后乐队恢复了演奏,客人们结对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翩翩起舞。那是一场多么令人难忘的派对啊,几乎完美诠释了“美国梦”。

      金西看到了前妻贝蒂。她穿一身吉卜赛风格的碎花长裙,进门就脱下鞋子,打着赤脚走来走去,带来的“伴侣”竟是萨拉!萨拉是“出柜”的同性恋者,谁料到贝蒂会有这么戏剧性的转变?陶霏对贝蒂的“转变”没有异议,居然流露出赞赏,更让他大跌眼镜。或许因为贝蒂进入同性恋阶段,对她的婚姻就不再造成威胁,精神放松了?他以为自己从一个极端(西方自我中心的女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东方善解人意的女子),永不会重蹈婚姻覆辙,谁料到两个极端会向对方移动。女人真是令人难以琢磨的动物。

      陶霏还邀请了被她称作“表哥”的炜煊。炜煊的那套做工粗糙的西装,怎么看都别扭,他的脸色比刚下船的偷渡客好不了多少。金西发现他避免正视自己,又忍不住要打量,于是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在突然转头的一瞬,截住炜煊目光的去路,看清了其中复杂的谱线。无需陶霏交代,他就理清了她和炜煊的关系。他原以为相爱的人彼此会卸下伪装,其实爱情中的秘密像中国盒子,一个里面套着另外一个。

      金西和客人们谈些自认为重要的话题,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在接近午夜、派对达到高潮时,他跑到钢琴旁载歌载舞。这时家里的电话刺耳地响起来,他看见陶霏走进办公室去接。过了几分钟,陶霏出来了,脸色不太好看,把他叫进办公室。她捂住话筒说,“电话是偷渡女阿芸打来的!”阿芸20多岁,长头发,瓜子儿脸,眼神单纯。两个星期前,她从迈阿密一入境,就被移民局扣押,当时金西和陶霏正在附近休假,“顺手牵羊”把她担保出来,又乘同一架飞机到纽约,准确说是“押送”。只有看住阿芸,从她的丈夫江哥那里收到偷渡费,生意才不算白做。

      陶霏在唐人街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叫青姐的手下人看管,通知江哥上门交钱领人。江哥在布鲁克林开一家中餐馆,起初生意火爆,但前一段时间对面街上新开一家,连菜单都大同小异,抢走了大半生意。他赔本硬撑着,又欠下高利贷,被债主天天上门催款,拿不出钱赎她,也打听不到她的行踪。阿芸怕被青姐的手下人“撕票”,找机会逃了出去,人生地不熟,发现一家仓库的门开着,就溜进去躲了起来。她注意到仓库的房顶上立着一个招牌,印有“日新印刷厂”的字样。

      阿芸在电话里声泪俱下,请陶霏向青姐求情,放过她,她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声调犹豫地问金西:“我们怎么办?”金西头晕晕的,没从派对的狂欢中清醒过来,说:“她坏了规矩,我们怎么可以帮她?惹恼了青姐,我们还有生意做吗?你比我应该更明白!”陶霏当然明白。前移民法官退休了,新法官很难对付,最近他们接手的几个政治庇护案都被拒绝,如果得罪了青姐,再断“货源”,后果不堪设想。她咬咬下唇,放开手,拒绝了电话另一边的阿芸。随后,她犹豫片刻,又向青姐报告了阿芸的下落。大厅里的客人们开始高声地新年倒计时:“5,4,3,2,1!新年快乐!”他们纵情地欢呼,互相亲吻,乐队恢复了激昂高歌,在转瞬间淹没了发生在办公室里的小小插曲。

      当天夜里,青姐手下的两个壮汉赶到日新印刷厂,拿出一把菜刀,残忍地砍掉了阿芸右脚的小脚趾,使她痛得大哭不止。其中一人把她的脚趾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给江哥送去;另外一人见她面容美丽,动手撕开她的衣裙,贪婪地舔舐细腻的胸部。她拼命地反抗,反倒更激发了他的兽性。他把她一拳打昏,把双腿架在自己的肩头,强暴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的右脚流出的血都滴在了他裸露的后背上。他发泄完毕,把她锁在仓库里,出去买夜宵。返回后,发现她已经用捆菜单的麻绳悬梁自尽了……

      出殡车队经爱惜士街驶向昵称“福州街”的东百老汇,在榕华大楼前完全停止了流动。青姐多年前买下这幢七层大楼,在里面开设地下钱庄。钱庄一度生意兴隆,资产上亿美元。金西和陶霏租下最高的两层,做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金西寻找自己伫立过无数次的窗口,试图在记忆的洞穴里挖出一条通向地面的通道。

      十年前的那个日子,像在森林中遭遇的一头黑熊,无论他气喘吁吁地向哪个方向奔跑,总会惊心动魄地一次次重新面对。早餐丰盛:小薄饼、培根、煎鸡蛋,还有草莓。他喝了咖啡,陶霏和5岁的儿子弘喝了橙汁。陶霏叫出租车去机场,即将带弘回中国探望她的母亲。他在家门口和她吻别,尝到了她唇上橙汁的味道。他把弘抱起来,亲了又亲,还嘱咐他乖乖地听话。

      他在唐人街停了车后,踩着地面上薄薄的白霜,来到了榕华大楼门口,看到了一辆卡车。几天前他因为律师事务所的文件堆积如山,叫一位助理联络一辆卡车,把大部分文件送到郊区的仓库里保存,卡车果然被安排好了。突然,躺在街上的两个流浪汉站了起来,那个送披萨饼的红头发的家伙也突然露面。三人把他团团围住,亮出FBI警探的徽章,宣布逮捕他。时间在那一刻定格,仿佛维苏威火山骤然爆发,人生的庞贝古城陷入一片千年的死寂。附近的商贩们从店铺里涌出来,交头接耳,眼里闪动着惊讶和兴奋;事先有预约的客户们露出忧虑重重的神情。红头发的警探接到一个电话,随后问金西:“我的同伴已在机场逮捕了你太太,你儿子由一位女警陪伴,你有亲戚可以照顾他吗?”金西猜想FBI担心他销毁文件,又要防止陶霏潜逃,所以兵分两路,同时采取行动,可怜的儿子成了全家唯一的“自由人”。他把大妹妹的电话给了红发警探,托她照顾弘。

      几天后,联邦以专门严惩帮派的“反黑连坐法”重罪起诉金西和陶霏,还同时起诉了律师事务所的15位涉案人员……

      路两旁的人群向送殡车队迅速靠拢,把灵车四周围堵得水泄不通,向青姐默默说声“再见”,有人开始擦泪。殡仪馆人员打开灵车车门,让青姐再看一眼她生前的常驻之地。青姐的女儿阿绮从车上走下来,在棺前行叩拜礼。

      车队终于再次启程,但挪动得太缓慢了,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竟完全停滞。金西感到一阵胸闷,把车窗全部打开,还透不过气来。纽约警署显然对突然出现的庞大车队毫无准备,派不出足够的人手。他把车停到附近的一条小街上,站到十字路中央,开始指挥交通。多年来,他被记忆的黑熊追逐得精疲力竭了,渴望尽快告别一段历史,投身于一条忘忧河,获得一刻轻松的漂浮。

4. 尘归尘

      送殡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出纽约,一直向北。财仔摇下车窗,放进清新的空气。路两边的树逐渐密集,随后出现空旷的绿地,视野变得开阔。陶霏注意到绿色路牌上的飞机图案指向机场的方向。

      她看到一架飞机被固定在地面,在记忆的跑道上永远无法起飞。在那个阴冷的秋日,她带着儿子弘登上“波音747”。儿子因为期待平生第一次的国际旅行格外活跃,不停地追问她老家的事情,还有从未见过面的姥姥。临近起飞时间,广播里传来机长公事公办的声音:“因为事先不能预料的原因,抱歉推迟起飞。”乘客们开始躁动不安。半小时后,FBI警员两男一女出现在机舱口。儿子欢呼起来:“妈妈,你看!FBI!好酷啊!”不料警员们走到陶霏的座位前,向她宣读了逮捕令。她猜想FBI为防止她携子潜逃,采取了果断行动。全机舱的乘客瞠目结舌。她不由自主地搂住了儿子小小的肩头。儿子的眼神从兴奋到惊讶到恐惧,在几秒内完成了一场巨变。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下飞机,装进一辆警车。儿子突然挣脱开女警的手,向她跑过来。在机场宽阔的跑道上,他的身影渺小,脚步苍老般踉跄。她在那一瞬就被判了刑,后来在法庭上受审似乎变成了过场。在儿子面前,她是永远的罪人……

      一个小时后,太阳悬到正空,似乎把寒气都拥入怀中。远山在天空和绿地之间露出轮廓,一座墓园静静地卧在山下。墓园像一位矢志不渝的情人,似乎多年前就等在那里,陶霏想,美国人常说世间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果然如此。财仔在爆满的停车场里找不到车位,只好叫乐珍带着孩子们和陶霏先下车,自己到附近的街上停车。

      炜煊命司机把越野车停在墓园的入口处,小康和其他两位助理立即卸下摄像器材,投入工作。炜煊也不拖泥带水,用狩猎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大约上千人聚集到青姐的墓前,许多人在腰间系上白布。转瞬间,人们在墓穴四周铺上绿帐,摆满花圈,立起青姐的巨幅遗像;还用手掬起黄土,搭起一个土包,把灵牌插上去,在灵牌前摆上祭品:一排橙盘,一排红烛罐,还有十八碗青姐爱吃的家乡菜,其中包括清蒸虾、炒田螺、福州鱼丸等。平日素净的墓园骤然增色,还飘散起中餐的特殊香气。十六位壮汉把青姐的灵棺从卡车上小心翼翼地抬下来,放到了墓穴旁。灵棺是上等的红木,在阳光下散发高贵的光泽。青姐坐牢十几年,对这些中餐可能想疯了,可惜临死也没有尝到,炜煊想,命运折磨人,有时只需调用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青姐的女儿阿绮,向她提出了拍摄请求。阿绮三十几岁年纪,眉目和年轻时的青姐十分相像。她披麻戴孝,哭肿了眼睛,声音微弱,“你一定要公平!”炜煊立即点头,“我会安排时间采访你,等拍好了,还要请你审查!” 阿绮说:“那好吧,你要讲信用!”

      炜煊指挥部下选好拍摄地点,架起摄像机,还亲自调整角度。这时,陶霏进入了视线。他以为她早经不起细看,7年的监狱生涯、出狱后捉襟见肘的生活,什么样的女人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她的皮肤的确不如从前紧致,额头出现隐约的波痕,但举手投足间竟有陌生的风韵。他恨过她,此刻身处世人安眠的墓园,恨突然变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陶霏来到青姐的遗像前,鞠了一躬。阿绮一抬眼,看到了她,立即冲过来,挡在她面前,厉声问:“你怎么有脸来?你不许靠近我妈妈!赶快走!”青姐的亲友们闻声黑压压地涌过来,在悲伤的表情底色上,涂染了愤怒,叫嚷着:“要不是你,青姐也不会被判这么多年!”

       一个胡子拉碴的高壮男人冲到陶霏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你还认得我吗?”陶霏迷惑地望着他。男人怒目圆睁,步步逼近,“我是江哥!阿芸的老公!”他要是没有自报家门,陶霏真的认不出来了。是冤家总会聚头。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不停地后退,再退一步,就会掉进墓穴里。他索性推了她一把,“你该去给青姐陪葬!” 人群中有女人怯懦地哀求:“不要再推了!会出人命的!”

      这时炜煊挺身而出,厉声叫道:“住手!我是电影导演炜煊,正在拍青姐的纪录片,你们这么欺侮人,要受法律制裁的!”他相信名人、媒体和法律这些字符拥有威严和制约力。陶霏转过脸来看到他,双眼像被马蜂同时蛰咬,立即肿起来。这场“英雄救美”几乎无可挑剔,炜煊在得意间扫视人群,正撞见一个白种男人的目光。男人站在不远处,头发是盐的颜色,挺着小山坡般隆起的肚子,像一头迷路的笨熊,闯入了农家安静的田园,既冒犯又不协调。那不是金西吗?他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家的新年派对上,那时他正春风得意,奢华得可耻。炜煊像一位一度溃败的拳击手,重整旗鼓,终于可以无惧地正视,登上擂台,跃跃欲试,可金西并没有迎接挑战。金西的目光复杂孤单,几乎令人心酸。

      江哥冲炜煊挥起拳头,嚷道:“少拿那些破玩意儿吓唬人,你要不老实,我砸你的摄像机!”这时财仔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拨开人群,用身体挡住陶霏,“你们有火,就冲我发吧!陶霏是我的大恩人,谁也不许动她一个手指!”周围人似乎醒悟过来,发出各式感叹,“我的绿卡也是她帮我搞到的。”“好多年没见到她,变样子了。”“要是没有她和她那个鬼佬老公,我早被遣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制止了跃跃欲试的江哥。

      说起“鬼佬老公”,金西已经出现在陶霏身边,对阿绮说:“请你给我和霏一个机会,向你妈妈告别吧。”阿绮困惑地看看金西,终于认出了当年那个的蓝眼睛的大律师,勉强地点了点头。

      江哥怒火未消,高声大气,“陶霏,别以为你从监狱里出来,就没事儿了,还会遭报应的!”

      阿琦阻止道:“别在我妈墓前吵闹!让她安睡吧。”

      “哼!”江哥不屑地问,“你妈做了那么多坏事儿,还想安睡?”一句话,就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几个彪形大汉毫不迟疑,左右挟持,把他从墓前拉走,一直“押”到停车场,“马上滚开,别在这儿找死!”

      江哥寡不敌众,嘟囔着开着自己的“宝马”车离开了。

      人群中有人冒出了一句,“江哥这小子,穷的时候差点儿要饭,现在又发达了起来,听说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这时金西转向陶霏,艰难地吐出一个字:“霏”。他替自己向阿琦求情,陶霏心里是有几分感激的,说:“没想到你也来了。”炜煊大方地问候金西,和他握手,还递给他一张印着一堆头衔和美国手机号码的名片。金西叫他的名字,发音还是怪怪的,“抱歉,我没有名片。”炜煊指指摄像机,“我在工作,回头和你聊。”说罢回到了部下的身边,露出严肃的执导表情。

      陶霏和金西上一次这样并肩而立,是大约10年前在法庭上受审。

      女法官是一位50几岁的黑人“洋包公”,自开庭以来一直低着头。负责他们案件的白人检察官英气逼人,和许多美剧中常出现的严肃刻板的形象不同。他义正词严,起诉金西和陶霏自上世纪90年代起长期勾结走私人口的蛇头青姐等人,相互从偷渡客与家属身上谋取暴利,经手的将近5000个政治庇护案几乎全部造假,非法牟利1500多万美元。他花了整整半小时宣读并解释他们的罪行,中间不得不停下来喝水、喘息。罪行包括“组织偷渡”、“协助偷渡”、“伪造文件保释人蛇”、“捏造政治庇护故事”、“偷税漏税”等将近50项,其中最严重的是“合谋绑架”、“合谋禁锢人质”,对阿芸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难来临,陶霏作为一位年幼男孩的母亲,或许有更多寻求自保的理由。她的辩护律师是一位姓李的越南华裔,40几岁年纪,才貌平常,专门授理刑事犯罪案件。李律师把矛头指向金西,“金西拥有律师执照,在纽约从业多年,比陶霏更懂法律,是所有案件的‘主谋’,而陶霏扮演的不过是翻译和助理的角色。”陶霏听了,似在黑暗隧道中摸索前行,看到尽头的点点灯光,心因为侥幸的喜悦微微颤抖。

      萨拉在刑事和移民案件方面经验丰富,竟放弃前嫌,担当金西的辩护律师。她毫不留情地反驳:“虽然‘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以金西命名,但陶霏才是真正的老板。金西不会讲中文,青姐和绝大多数客户都是中国人,只会讲零星的英语,金西不可能和他们单独交易。”

      检察官放了一段录音,是陶霏和一位中国女客户的谈话。陶霏说:“你告诉移民官,你因为婚外孕被迫堕胎。你必须记清虚构故事情节的顺序,比如什么时候停经,什么时候政府官员敲门,把你拉到一家诊所结扎,还有医生把医疗工具放入你身体的感觉。不用担心,像你这种情况,用逃避计划生育的理由申请政治避难,简直是探囊取物,太简单了!”

      法庭上的女翻译把这段对话如实译过来,陪审员们听了,无不露出惊愕的表情。李律师意识到形势对陶霏不利,立即就阿芸自杀事件追问金西,金西面无表情,“我没参与过阿芸的事儿,至于陶霏和青姐怎么发现了阿芸的踪迹,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陶霏吃惊地注视着金西,不能相信他竟然可以当众撒谎。原来她和他的婚姻建立在谎言的沙堡里,狂风骤起,顷刻倒塌,只惹得尘土飞扬。

      法庭里一片哗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哥突然站起来,叫嚷道:“重判陶霏!绝不手软!”他周围立即有人响应,“同意!”几个警察冲过去维持秩序,“安静!安静!”

      女法官这时突然抬起脸,目光锐利,字字如剑,“陶霏和金西和蛇头一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我要把你们的所有罪行合并执行,最不可宽恕的是你们雇有30多名助理,成为不折不扣的教唆犯,污染了这些原本清白的人。”陶霏像在黑暗的隧道里爬到了出口处,却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得头破血流……

      太阳稳稳地悬在墓园的上空,照耀着大地上百感交集的人们。突然间,毫无缘由地平地一阵风,吹倒了青姐的灵牌。众人变了脸色,慌忙扑上去把灵牌扶起来。陶霏分明看见一位年轻女子披散着长发,穿着一条轻薄的蔷薇紫色的长裙,打着赤脚,在人群中一闪。她惊叫一声:“阿芸!”金西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惊悚地喃喃低语:“真是她!”

      阿芸一路追随送殡车队,被早春的风送到了此地!陶霏在和众多偷渡客打过交道后,他们的长相在记忆中很快变得模糊,唯有阿芸的面孔是一幅数码图像,在光阴流转中,色彩和线条还清晰逼真。那一年陶霏和金西带阿芸在从迈阿密去纽约,在上飞机前注意到阿芸脸色苍白,一副随时能被风吹跑的样子,隐隐有些担心。飞机起飞后,她放下了身段,离开头等舱去经济舱找阿芸。正巧阿芸身旁的座位是空着的,就坐了下来。靠近端详,阿芸的面孔其实姣好,不过嘴唇上突起的几个白泡,影响了线条的柔和。

      阿芸的丈夫江哥几年前偷渡来了美国。他离开时,婆婆还在世,只不过身体已经很虚弱。阿芸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房间,日子似乎过得飞快。江哥通过老乡介绍,认识了做移民生意的高老板。高老板大打保票,会帮他搞到“政治避难”绿卡。江哥一上庭,立即被法官拒绝,被断定“有一双会撒谎的眼睛”;再上庭,还是落败而归。他绝望了,索性“黑”了下来。他还清偷渡欠下的债,从老乡那里贷款开了一家中餐馆,刚开张时生意兴隆,每天半夜收工时数钱数到手软,“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寄钱给家里盖了三层楼的青砖瓦房,买了全套的进口电器,可惜婆婆没有享福的命,在搬进新房的第三天咽了气。江哥在电话里对着阿芸哭了半小时,又寄了一笔钱给母亲办了隆重的丧事。

      阿芸的表妹乐珍移民去了纽约,和丈夫财仔团聚了。她传回来一个让阿芸气炸肺的消息:在唐人街的“贵宾楼”,江哥和一个又白又嫩的小姐搂在一起!小姐是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阿芸想起有一次她打江哥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等对方把电话给了江哥,才确认没打错。江哥解释,自己开车超速吃罚单,必须上交通法庭,请北京小姐也是餐馆的经理当翻译。他说“吃”时卷起舌头,阿芸还嘲笑了他。乐珍透露更多汁的细节:北京小姐和江哥开一辆红色敞篷跑车在公路上兜风,只穿了一件大红的小背心、一条短裤,奶罩都没戴呢。以前每到夏天,阿芸受不了天热,在家里不戴奶罩。每次有客人来,江哥总要叫她进里屋穿戴整齐才出来。他竟和穿着暴露的小姐在公路上兜风!他以前说阿芸的小腿比较粗,穿长裙好看一点儿。这几年她见了漂亮的长裙就忍不住要买,盼着有一天能到美国穿给江哥看。名牌时装街的大小老板都摸透了她的心理,见她犹豫不决,只要说一句“江哥一定会喜欢的”,她就连价钱都不讲就买走。

      乐珍说,更奇葩的还在后面:红跑车是江哥给北京小姐的生日礼物!难怪他半年多没给阿芸寄钱了,推拖餐馆生意不好、手头紧。北京小姐不算漂亮,但娇滴滴的性子是武器,轻易打败了干渴已久的江哥,何况她还是一个大学生。乐珍死活也搞不明白,在纽约泡高级妓女都不要花那么多钱,妓女还不会欺骗感情。江哥一身油一身汗地打拼,一年只在“感恩节”休息一天,因为那天美国人在家吃火鸡,不会到中餐馆吃饭,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血汗钱挥霍了!

      “北京小姐”这四个字像一根插满芒刺的大棒横在阿芸的心头上,令她既痛苦又压抑。其实她早有一些预感,只是不愿意去证实。江哥以前在电话里和她重复说一些床话,甜腻热辣的,最近闭口不提了,想必不用再过这份嘴瘾。她想立刻给打电话质问他,但知道他绝不会承认。

      她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偷渡,登陆美国后再通知江哥,这样他想反对也来不及了。她找到了青姐手下的小蛇头,说明来意。当时偷渡要三万美金,头期交5千块,她手里的钱还够。青姐刚开辟了一条新线路:从福州飞北京,从北京坐火车去莫斯科,经捷克、德国到荷兰,再从荷兰到英国,最后从英国飞美国。阿芸听得头晕了。她从小到大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福州,现在要经过那么多国家,躲过各国海关的检查,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越想越怕,战战兢兢地问,“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立即遭到小蛇头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像你这样还想闯美国?哆哆嗦嗦的在海关漏了馅,还会害了别人。我跟你说,经我手到美国的人里最小的有十二岁的,哪个也没像你这么窝囊!”她不敢再多话,无论怎么样都要上路了。江哥没有身份,不可能离开美国回到她身边,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她在准备行装时费了一番周折。因为要假装普通旅游者,蛇头规定只能随身带很小的一个旅行包。她难过地把几年来买的新衣服都丢在家里,只带上了两条最喜欢的桑蚕丝长裙,一条豆沙色的,另一条蔷薇紫色的。

       接下来是漫无尽头的旅途。飞机、火车、轮船、汽车……乘坐了每一种她能想象出的交通工具,穿过了半个地球。她一天比一天瘦下来,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担心见到了江哥时,他认不出自己了。

      到了荷兰以后,蛇头命令阿芸和同行的五十几人把旅行包全部扔掉。阿芸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到美国,路上又不可能有机会买衣服,把三套内衣内裤穿在了身上,但狠狠心,把那两条桑蚕丝长裙丢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五十多人沙丁鱼般挤在一辆密封的运货卡车里,抱腿蜷缩坐着。车内黑漆漆的,蒸笼般酷热,只从车厢左上角的通风口透进来一点点天光和空气。因为怕被外面的人听到动静,谁也不敢说话,只发出或轻微或粗重的呼吸声。阿芸全身浸透了汗水,很想脱下两件内衣,但被众多男人团团包围,不可以无所顾忌,尽管没人能看清她。鱼腥气混和人身的汗臭和狐臭,害得她几次差一点吐出来。她特别怀念老家宽敞的房子,还有清新的海水气味。

      车里面突然一点天光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黑箱,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开始骚动不安。有个男人忍不住站起来,摸索着车厢的左上角,找到了那个通风口,但它不知被什么东西从外面堵得严严实实的。接着很多男人都去试过了,随后又去推车厢后门,但门早被司机从外面锁死了。他们脱下鞋子,拼命敲打驾驶舱的墙壁,呼喊着求救。女人们开始大声哭起来,男人们便呼喊得更疯狂、敲打得更激烈了。

      阿芸躲在角落里发抖,脸上已经分不清泪水和汗水。江哥此刻正在做些什么?会不会和那个娇滴滴的北京小姐在一起?如果他知道她现在连呼吸都困难了,会来救她吗?司机像一架没有听觉和感觉的机器,也许因为车厢的墙壁太厚了,丝毫听不到他们的呼喊和敲打。人们喊得口干舌燥,敲打得精疲力尽,都瘫坐了下来,在逐渐变成真空的黑暗里,陷入绝望的沉寂。不知又过了多久,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倒过来,横压在阿芸身上,就一动不动了。阿芸伸出手想推开那个人,但没有一丝力气,绝望地放弃了努力,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卡车突然停住了,后门被接应的人打开了,她呼吸到了一丝新鲜空气,终于重新回到了人间!

      阿芸九死一生,谁料到登陆美国后,因为一系列的变故,竟选择一死,但魂魄多年都没有散去。陶霏坐监狱时,在许多个早晨醒来,发现阿芸站在自己的床前,说:“求求你和青姐,放过我吧,我以后当牛做马,一定慢慢把欠下的偷渡钱还上……”陶霏、金西、青姐都得给阿芸一个说法,但是青姐,先一步解脱了。

      乐队成员不知什么时候换上了草绿色的制服,还有模有样地扛着肩章,粗看去像中国武警。他们奏起音乐,把声调从哀伤转向激越,宣告入葬仪式的开始。阿绮跪倒在墓旁,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向青姐告别,“妈,我不管别人说你什么,你是我的好妈妈!”两位女老乡扶着她的手臂,低声安慰。一些人持续地低泣,为逝者,也为自己,二、三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美,至今四处漂浮,无确定身份。时过境迁,偷渡的渠道变了,改成“留学式”、“考察式”、“旅游式”等,唐人街的移民律师也换过了几茬。青姐的离去,为一段移民历史画了一个感情复杂的休止符。

      陶霏最后一次见到青姐,是在纽约联邦法院。她当时被单独关在一间候审室里,透过小窗口,看到青姐被押进了对面的候审室,就想制造一个接近的机会。她困兽般踱来踱去,终于发现了一个监视器的死角:一堵矮墙后面的马桶。她把一卷手纸塞进了马桶,随即以马桶堵塞、自己闹肚子为理由,要求年轻的黑人看守带她去方便。女看守没多想,把她押进了青姐所在的候审室,又不想闻她的臭气,就等在了门外。

      陶霏一见到青姐,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含着眼泪颤声恳求:“青姐,只有你能救我!你的女儿是成人了,我的儿子才5岁,现在我和金西都被关起来了,有可能被判20年徒刑,孩子不能没有父母啊!”

      青姐一脸憔悴,有气无力地问:“我能帮你做什么?我身上的罪也有几十条!我一直都在帮助老乡,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最大的罪名是间接害死了阿芸,你我都有错,求你担下责任吧,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陶霏全身发抖,涕泗横流。这时她听到了看守的脚步声,立即站起身,慌忙擦干眼泪,走到门边。在看守打开门的那一瞬,她回头期待地望了青姐一眼。想在想来,那一眼即是永别。

      不久,陶霏通过李律师得知,青姐揽下了对阿芸之死的责任,减轻了她的罪状。法庭审判的结果是她获刑7年,金西获刑5年,被立即取消律师资格。两人还被没收全部财产,一时间,“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陶霏在被转入正式监狱后,通过监狱律师和金西办了离婚手续。在服刑期间,儿子弘由金西的妹妹暂时抚养。陶霏像一个落入孤岛的人,用书信的木棒打磨石头般冷硬的监狱生活,获取星星点点的火花,维持精神的光亮。她每星期至少给儿子写三封信,像天底下许多普通的母亲,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牵挂和嘱咐。她还坚持不懈地给青姐写信,在寄了20多封后,终于得到了回音。即使几年前出狱后,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在墓园里,陶霏从背包里掏出一封信来,突然对众人说,“我想给大家念一下青姐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众人竟安静了下来。她读到:“陶霏,我肝痛得受不了,每天抓铁床扶手,快把它抓断了。最近几天我总梦见离开乡下老家的那个晚上,还又一次走过罗浮桥。明天我就要离开牢房,搬进监狱医院。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了我,我希望亲人们能好好活着。这些年我信佛,把狱友留给我的一本《佛经》读了上百遍,放下了以前的恩怨。《佛经》上说,‘以一极微为中心,集合上下及四方等六方的极微而成一团,称为微尘,合七极微为一微尘,合七微尘为一金尘’。人活一辈子,就像一粒金尘,太微小了。我有过的万金,也会随我变成尘土。”

      一辆黄色吊车把青姐的棺木吊起,平稳地放进墓穴。阿绮把青姐遗留下的《佛经》放到棺木上。《佛经》的封面已经损坏,但被青姐精心修补过。陶霏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只青玉手镯。当年青姐曾夸过它好看,但她不舍得送人。她在出狱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狠下心把它送进当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她终于把玉手镯放进了墓穴。众人自动地排成一队,依次丢一把尘土,或放一朵玫瑰,向青姐做最后的告别。青姐的亲属们披麻戴孝,齐刷刷地跪下,再次发出痛哭的声音。葬礼结束后,他们又按家乡的风俗,换上大红的腰带,给青姐的遗像扎上红纱,立即给墓园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陶霏在人群中寻找,不见金西的踪影。这时炜煊走过来,声调低沉地问:“你还好吗?”陶霏反问:“你期待听到一个什么答案?”炜煊怔了一刻,他会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想法吗?于是顾左右而言它,“你看,青姐生前住在唐人街,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只说三句半英语,葬礼倒是中西合璧。”陶霏还是反问:“你是来当看客呢,还是来当主角?”炜煊意味深长,“那要看这部电影怎么发展。下午5点在纽约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我早选好了地点,曼哈顿的‘沉思’咖啡馆。”陶霏犹豫片刻,答应了。

      送葬车队回城的速度比出城时快得多了。黑衣的人们很快下了车,消失在人海中。陶霏想起某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人一生只有两分半钟,一分钟为笑,一分钟为叹息,半分钟为了爱。现在人们又回到各自的“一分钟”或“半分钟”里去了。

《金尘》1

作者:曾晓文

      纽约人连日里被5月的冷雨折磨,终于迎来了太阳。太阳并没露出君临天下的霸气,行动迟缓,心怀疑虑,和一簇簇湿重的寒气反复纠结。路两旁的天国树和黑樱桃树似在一夜间绿叶丰盈,在清风拂过时私密低语,许诺着温暖的夏季。

      曼哈顿唐人街上的多家店铺,在全美国歇工的圣诞节当天,都风雪不误地照常营业,这天竟大门紧锁,卖水果或杂货的摊位也不见踪影。少了小贩们南腔北调的吆喝声,简直是森林失去群鸟的啼鸣。一大早,商贩们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穿上各种质地的黑衣,一些人甚至把压箱底的西装都翻了出来。西装式样有些落伍,做工亦不精致,但依然庄重。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街两旁,尽力挺直被常年劳作磨损的腰板,还一改平素高声嬉笑怒骂的习气,顽强地沉默着,脸上露出近乎虔诚的神情。随后,外地的黑衣人陆续涌现了,近路的来自美国各州,远道的来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岸三地等,迅速填满街上的空隙。有些人显然是从飞机场、火车站、灰狗巴士站直接赶来的,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面色严肃,使街上的气氛愈发凝重了。

      一阵哀伤的鼓乐传来,划破了清寒和静寂。树间的栖鸟“哗”地惊起、飞离,人们不由地打了个激灵,踮起脚尖。一个排成方阵的黑衣乐队进入了视线,队员们额头光洁、眼神灵活,肃穆的表情和他们的年纪不太相称。

      千呼万唤,一辆黑卡车缓缓出现,在驾驶舱顶上立着一位中年女人的巨幅彩色遗像。女人浓眉大眼,在重重花圈的环绕下露出笑容。车厢里载着的棺木被鲜花层层覆盖。“不止曼哈顿,连布鲁克林的花圈店都被买空了。”有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接着有一位银发老者感叹,“一百多辆林肯车啊,我在唐人街住了50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呢。”紧随着黑卡车,一辆接一辆的“林肯”车鱼贯而行,霎时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中,冲出了一条黑色河流。

      遗像上的女人是青姐,华人蛇头中的“大姐大”,曾经手几千福建人偷渡来美,被FBI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十几年前遭逮捕,随后被判处了36年徒刑。两个星期前,她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德州的一家监狱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青姐一走,纽约唐人街的这本大书,就被翻过了一页。

  1. 炜煊

      导演炜煊站在一辆敞篷越野车上,把两手搭在腰间,俯视着唐人街,一揽众山小。车是纯白,两侧漆着“泛亚传媒”四个红字,跻身于黑色的送葬车流中,自是惹眼。他眉目平常,神情却活跃,身穿正宗新款的博柏利牌黑风衣,鹤立鸡群。他下意识地捋捋精心染过的头发,迎接人群的瞩目。

      重回曼哈顿唐人街的情景,他不知在想象中拍摄过多少次了,但都与此刻相差甚远。人生果然没有彩排,一切都是现场直播。他透过略微疲惫的瞳孔,把视野中的店铺拉成慢镜头中的场景。店铺换了招牌或门窗,涂了新色,没有哪一间和记忆中的“日新”印刷厂吻合。20几年前,他在那里打杂、当校对,整天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头顶一盏光线灰暗的灯泡。隔壁是一家食品商场,新鲜烧腊、腐烂菜叶还有鱼下水的混合气味不时扑鼻而来,打工仔们的说笑吼骂同样荤素夹杂。印刷厂的主要业务是印制中英文对照的中餐馆菜单。老板是位50出头的南方人,擅长精打细算,会把炜煊不小心扔进垃圾筐的曲别针翻出来,重新启用。炜煊的英文本来很“菜”,校对时还睁一直眼闭一直眼。比如老广东人习惯把“麻婆豆腐”直译成Pock-marked old woman's bean curd(满脸麻子的老太婆的豆腐),让人立马丧失食欲;“夫妻肺片”是“Man-and-wife”lung slices(男人和妻子的肺切片),简直恐怖。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说法,索性付印。客户们大多不识英文,也没减少订单。他想象老外们捧着菜单大惊失色的情景,不禁暗自笑了,在那段日子里其实难得一笑。

      摄影师小康站在他身边,一副媒体人全副武装的打扮:棉布衬衣搭配卡其布马甲,脖子上挂着“尼康”牌长镜头数码相机。他以前从未来过纽约,对青姐也不了解,扫视街两旁黑压压的送葬人群,既惊讶又好奇,“哇塞,全唐人街都出动了!一个女蛇头有这么大魅力!你看她那样子,不就是个农村妇女吗?”

      炜煊有些无奈地应道,“是啊,她抢了我的头条!”

      两个多星期前,炜煊来纽约出席他执导的大片《金影》的首映式。《金影》讲的是千年前发生在宫廷里的故事,融合权力争斗、金钱、欲望、美女等诸多元素。自从十几年前“心碎地”离开,在纽约办首映式一直是他的心愿,这一次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他用心策划了大半年,还说服投资商砸大钱宣传。“舍不得孩子套不上狼”,何况钱不像孩子那么娇嫩,砸下去不必手软。他把首映式安排在曼哈顿东区的阳光影院,还用有关新闻地毯式覆盖海内外的中文媒体。只要他的前妻陶霏关注华人新闻,就一定会看到。他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派人辗转找到了她的微信,把新闻传给了她。他不想主动加她微信。十几年没见面,彼此间早隔了一条冻结的河流,他暗地里希望她先踏上“破冰之旅”。

      首映式当天,他率领麾下一班人马,亮相红地毯。圆片墨镜,精制中式黑马褂,他的风范不逊香港电影中的澳门赌王。遗憾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观众稀稀落落,预计的热捧场面没有出现。中国的几家媒体行程万里追随他,自然出席,纽约娱乐界媒体蜻蜓点水般拍了几个镜头,当地华人媒体和社团领袖却没露面,陶霏更是踪影全无。他抑制住失望的情绪,从容镇静地接受采访,给几位“粉丝”签名。导演,首先要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暗暗告诫自己。《金影》放映后,观众们没有像他希望得那样全体起立,只报以不甚热烈的掌声。他敏感地辨出其中礼貌的成分,难免有些失落。

      一部电影,和一场派对有多大差别呢。尽兴也好,失望也罢,曲终人即散。他离开影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两旁的建筑年久失修,路边的流浪汉换了一茬年轻面孔。纽约,这只曾令世界各地多少年轻人心动的“大苹果”,似乎被岁月榨去鲜润,露出衰老尴尬的斑点。

      小康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地说,“导演,我刚查过了,今天是大蛇头青姐的公祭日。”炜煊立即拿出苹果手机搜索,青姐的新闻果然登上美国中文媒体的头条,又被世界多家中文媒体秒间转发,连美国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新闻图片一张接一张叠印而来: 青姐的大幅遗像;黄袍加身的道士敲着锣,引领青姐的至亲家属走过奈何桥;侨团和个人送去的花圈、花牌、哀帐,在灵堂内外铺天盖地;青姐的父老乡亲身着黑衣、腰系白布,在灵堂里低头沉重拜祭……青姐的葬礼将在两个星期后举行。炜煊突发奇想,决定带领摄制组,拍一部关于青姐的纪录片,首先从葬礼开始。他多年前刚登陆美国时学过一句俗语,“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柠檬,那就榨杯柠檬汁吧!”《金影》首映失利,他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如果制作一部纪实性的“华丽的转身之作”,至少可以给投资商带回“一杯柠檬汁”,再说陶霏和青姐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会遇到她。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一声,妻子婕发来微信:“见到前妻了吗?”他皱了皱眉,不去理会,即使此刻看不到婕的脸,也能想象出她挑衅的神情。

      临来纽约前,他和婕接受电视台一档名人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已经不年轻了,但不时露出少女般的娇俏表情。现场灯光明灿,大屏幕打出他和婕的合影。两人在海边相拥,笑容安逸缱绻,一个马褂加身,一个穿旗袍秀优雅。观众席上坐满不同年龄段的粉丝,甚至还有铁杆粉丝高举标语牌,上面画着热气腾腾的红心和“Love”,为这对“神仙眷侣”捧场。在此之前他们接受过若干媒体的采访,从头至尾表现得无可挑剔。他懂得指挥演员,擅长拿捏表演尺度;而婕身份多重,如手握一副花色齐全的扑克牌: 时尚、美容、管理、媒体、英语、教育等,运筹帷幄。几年前,她买下漂白皮肤的专利产品“白芙美”。产品中的铅毒比例稍高,对皮肤有害,但她巧妙地“忽略”了这个事实,还参与广告制作,使得它在全国热卖不止。她本人不用“白芙美”,忠实于法国产品,虽没做到冻龄,但一直努力放慢衰老的进程,还化妆有术。她分享了做成功女士、模范妻母的经验,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在盛赞之余,问她,”你多年前做了海归,有没有后悔过?”婕立即摇头,“我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留在纽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随后主持人把脸转向炜煊,“你爱上婕,是不是因为她在纽约时和你患难与共过? ”炜煊犹豫了3秒钟,随即回答,“当然!”似乎没人留意到他的迟疑,但那没有逃过婕的眼睛。她的脸色在3秒内从幸福转向愠怒又转回到幸福。

      采访结束后,炜煊夫妇被粉丝们依依不舍地送进了电梯。电梯门刚一关紧,婕就压抑不住地抱怨,“你刚才的表现真让我失望! 你想否认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跟了你?”他反问:“我连犹豫几秒钟的权利都没有?”

      两人望着电梯的指示灯,陷入静默,似乎悄悄降入无底黑洞。待电梯终于停下来,双门敞开,迎面撞见一群无缘进入演播室的热情粉丝,才立即换上了恩爱笑脸……

      小康小心翼翼地问:“老板娘问你怎么不回她的微信?”

      婕大概早给小康洗过脑了,派他监视自己,炜煊心想。为了一个落魄的陶霏,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他对陶霏的想念,起初像一块大石头,在心里突兀地立着,后来被漫长的岁月不懈地侵蚀,早已风化成尘。

      “把你的相机给我!”玮煊说。

      小康立即遵命。玮煊接过相机,开始抓拍。停下来,看看图片的效果,不太满意,接着把设置调到了黑白,再从镜头望出去,街景似乎与记忆中的图像开始悄悄吻合。他在唐人街打工时,拍过许多以众生为主角的黑白照片。福建人涌入美国,使得中餐馆遍地开花,印刷厂的生意也兴隆起来。老板雇了留学生婕当校对,玮煊“沦落”成了全职打杂儿。婕眉眼周正,从不涂脂抹粉,也不高声大气地讲话。玮煊有时会拿出他拍的人物写真给她看,有挥刀砍烧鸭的胖厨师,也有慢悠悠地喝早茶读中文报纸的干瘦老人,常常得到她的赞赏。待彼此熟悉起来,她还对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流露出关心。

      送葬车队流动得缓慢。在敞篷越野车的前方隔几部车,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停了下来。路边的一位穿黑风衣的女人快步走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女人梳中长发,把左侧的头发一丝不留地拢到耳后。多么熟悉的侧影!炜煊探出身子,立即把镜头聚焦20倍,在这条黑衣女人云集的街道上,他清楚地分辨出了她:陶霏!她果然现身了!他不得不惊叹婕的直觉,看来女人远隔重洋都能准确预测情敌的方位。陶霏的一阵轻盈脚步,果然卷起了他的层层心尘。

      一个场景从眼前朦胧闪过:他跳下车,跑到那辆黑色福特车旁,敲击车窗。陶霏轻轻摇下窗子,双眼满含热泪,足以融化千里冰河,低声说:“你也来了?”一阵微风袭来,他打了个冷战,不由得用手臂抱住了双肩,跌坐到后排的座位上。路两旁的黑衣人像一棵棵被砍伐的树木,缓缓地向身后倒去、倒去,在他的眼中变得形影模糊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一心想当摄影师,省吃俭用两、三年,买了一部“尼康”牌相机,还辞去了工厂宣传干事的职位,当上了剧务,随一家剧组在扬子江游船上拍风光片。他每天跑上跑下,忙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忘把相机挂在脖子上,随时抓拍。

      大清早,扬子江上浮着悠悠的薄雾,晨曦从薄雾的间隙透出来,给游船涂上梦幻的色彩。剧组还没有开工,他就到甲板上转转。甲板上的游客寥寥,多是些睡眠较少的老人。这时,一位女学生侧影的进入了他的视野。长发如瀑,左侧的头发都被拢在耳后,露出形状优美的耳朵。装扮走的是简单风格的路线:白上衣无领无袖,天蓝色的短裤。短裤的式样有些落伍。天呐,她居然赤着脚!他的目光把她裸露出的皮肤都粘过了,一寸都不肯错过。他悄悄地跟在她的背后,从船头到船尾。她走路时,几乎是在舞蹈,每当上下台阶,身体仿佛应和着一道隐秘的旋律。他无需触摸,就感受到了十足的弹性。

      第二天,船过巫峡,放慢了速度,他得空站在人群中,看两岸原始旖旎的风景。他在一转头间,又看到了那位女学生,鬼使神差般举起了相机,也不用担心被周围人捕捉到迷恋的目光。镜头里,峡谷青青,天空蓝蓝,穿一袭红色长裙的她青春可人。她听到扣动快门的声音,仿佛一头小鹿从林间跳上马路,骤然撞到枪口,露出吃惊的眼神,随后变成了一头烈性母狼,目呲欲裂,奔过来抢他的相机,嘴里嚷道:“我叫你偷拍! 我叫你偷拍!我把你的相机扔到江里去!” 他当然不肯放手。周围有男人替她助威,“抓他这个流氓! 随便就拍美女,无法无天啦!”众人也跟着起哄。他的双眼失去相机的遮挡,泄露出温情。她见了,表情渐渐柔和起来,松开手,“你把胶卷曝光,我就放过你!”他低声恳求:“我一路上拍了很多好照片,太可惜了。我回家后把你的照片洗出来,寄给你,好不好?我对天发誓,绝不留底片,绝不多洗一张!”她盯着他看了足足二十秒,像探测他的真诚度,终于同意了。众人见两人偃旗息鼓,有些扫兴,把注意力转回到两岸的风景。

      他和她搜遍了全身的所有口袋,找不到一片纸。他递给她一支圆珠笔,请她在自己的手臂上写下地址。她一笔一划,像招来了一群小虫子,痒痒地、亲密地爬动。她的乌发就在他的唇下一两寸的地方,散发着茉莉花洗发水的醉人气息。她的地址是哈尔滨市,而他住在北京。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距离,旅行起来很长,在地图上看,却可以很短。

      她写完了,抬起眼期待地望着他。

      这时他说:“如果我将来拍一部电影,你愿意做女主角吗?”

      那一句在记忆中永远完美的台词。

      几年前,他在导演一部城市爱情片时,说服编剧,把男女主角的初次相遇安排到了长江游船上。他为了让那场戏精致唯美,拍了几十条,害得全剧组的人耗在船上,在巫峡附近幽灵般飘荡了整整三天。女主角是80后,成名早,万千宠爱集一身,偏偏晕船,吐得翻江倒海,哪受得了这份苦?只好叫化妆师不停地补妆,背地里大骂他“丧心病狂”,几次宣布要罢演,又不敢轻易撕毁合同。她是公认的大美女,比陶霏亮丽,但不管怎么调教,也复制不出陶霏的眼神。他最后无奈地放过了她。他以前时常睡她,下船后竟失去了亲近她的兴致。

      那一年他从三峡回到北京后,履行诺言,把偷拍的陶霏的照片寄给了她,还附了一封情书,形容两人的相遇是“一场完美的风暴”。从此他和她鸿雁传书,在短短的时间里彼此掏心掏肺。她一直向往坐扬子江的游船,每月从工资里省下钱来,一存够就买了船票,后来就在甲板上遇上了他。缘分来了,墙都挡不住。他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哈尔滨看她。她当时在一家职业学校教英语,把他安排到男同事的宿舍住下了。她如痴如醉地享受他的亲吻和抚摸,但是顽强地守护处女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后来的半年里,他看望了她四次,看清了自己面临着两个庞大的敌人:别离和性爱。在那一场无声的纠结的战役中,他抵抗不了旺盛的荷尔蒙,当然还有对她的迷恋,很快投降,和她谈婚论嫁。

      他和她的婚礼简单得简陋,基本上就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饭店,请了七八个人吃了一顿饭。客人大多是陶霏的同事和朋友。炜煊的父母对这桩婚事不满,没来出席。他的爸爸当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勤劳本分,不免固执。自从他丢掉了铁饭碗、在“有上顿没下顿”的剧组里瞎混,就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娶一个没既没北京户口又没陪嫁的“丫头”,等于又给父母填了一件烦心的事儿。

      陶霏的母亲锦平倒是来了。皮肤晒得黝黑,相貌比同龄的女人要老一些,穿着也嫌土气,大热天还戴了一副白棉线的手套。她局促地坐在饭桌旁,并不正视任何人。陶霏不停地往母亲的碟子里夹肉夹菜,母亲香喷喷地一一吃完。仔细端详,母女俩的五官有些相像,匀称,线条柔和。席间有人问起陶霏的父亲,她的母亲终于抬起头,回答:

      “地里活忙,走不开。”竟是一口纯正的北京音!

      婚礼过后,炜煊对陶霏的身世多了一些了解。她的母亲锦平出生于北京,在六零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到北大荒。锦平一心扎根边疆,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民,一夜之间跃为“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榜样”。冬天里,知青们开荒种地,在冻土上面挖炮眼,装火药,好炸成小块。放炮有危险,在场的男知青们躲得远远的,但她自告奋勇。导火索燃到尽头,始终不炸,她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跑到跟前去拨导火索,结果“轰”的一声,火药偏偏就炸了。她命大,只损失了右手一根手指,但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她在生下陶霏后,立即下地干活,得了产后风,遗憾的是不能再怀孕。陶霏的父亲希望她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大失所望,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陶霏10岁那年,兵团的知青们纷纷回城,母亲却留了下来。嫁鸡随鸡,嫁给了农民就永远当农民。陶霏在北荒镇读完中学,考大学时分数不低,但黑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高,只好委屈地上了一所师范专科。母亲当年要是选择带她回北京,她就有资格在京参加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在农村女孩堆里显洋气,在城市女孩的圈子里又嫌土气,总之不管在哪片天空下,都孤雁般落单。她毕业后被分配到职业学校教英语,一直不开心。炜煊年长几岁,多些阅历,自然成了她的精神依靠,不停地安慰鼓励,未来还有机会。

      陶霏在认识炜煊之前,听说母亲的好友杨阿姨移民了美国,打听到她的通信地址,写了几封长信,恳请她帮忙办留学。半年多过去,陶霏没得到回音,已不抱希望。谁料到喜从天降,杨阿姨真的把经济担保书寄给了她。因为担保是给她一人的,她在申请大学时担心被拒,填表时在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未婚。

      她如愿被纽约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录取,还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炜煊在北京的一家西餐馆为她饯行,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饭后,还分享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两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在奇异的馨香中品尝到别样滋味。她离开后,他随一家剧组在山西的一个偏远小镇拍电视剧。每次给她寄信,他都得骑自行车去县城的邮局。一路上寒风刺骨,他渴望一杯热咖啡,可在小镇上找不到,只能在渴望中受煎熬。他在信中写道:“这个冬天很冷,因为你不在身边,冷空气就更渗入了骨髓。我试图想象你在美国的生活,但想象是受伤的鸟,总在原地打转,飞不起来。”从县邮局寄出的信,先到省城,然后到北京搭乘国际航班,抵达美国纽约,再由纽约邮局分发,最后被一位白头发的邮递员投进她的邮箱里。她,还有汽车洋房的美国梦,是他戒不掉的“咖啡因”。

      他住的小旅社只在前台有一部电话。陶霏打电话给他,因为电话费昂贵,必须长话短说。她的声音果然来自地球的另一边,遥远、陌生,“我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杨阿姨和她的丈夫搬到香港了,不再资助我,我没有学费,只好退学;好消息是我正给一位白人律师做事。这个律师可以通过假结婚帮我办身份,‘曲线救国’。”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疯了吗?”她的语调冷静,“没有,清醒得很呢。如果我不能维持身份,就必须回国,半途而废,我们的美国梦就结束了。我一旦拿到绿卡,立即和他离婚,把你接出来,我答应你!”炜煊站在柜台旁,周围人声嘈杂,电话里的信号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他在剧组里职位低微,在摄影上也不出成绩,一心梦想去美国发展,尚未出师,怎么可以折戟沉沙?

      不久,陶霏悄悄委托人和他办了离婚。

      两年后,她托青姐搞到了一本护照。护照主人是一位名叫“黄明”的华裔美国人,因心血管崩裂突然丧生。他的遗孀哭得昏天黑地,清醒过来后,发现黄明留给自己一大堆债务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决定不注销他的身份,把他的护照卖给青姐,换一笔现金。青姐的部下对护照进行“换人头”处理,不留痕迹地贴上了炜煊的照片。炜煊拿着这本护照几乎大摇大摆地登陆美国,扮演了平生第一个突破性角色:一位死者。

      他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出口处,几乎不能相信眼前这位淡妆轻抹、时尚优雅的女人竟是陶霏。陶霏没给他久别重逢的缠绵,把他安排住进了她在唐人街住过的房间,财仔的隔壁。她已搬进了和她“假结婚”的律师家里,假作真是真亦假。炜煊听说律师姓金西(Kinsey),还特地查了一下词典,Kinsey 意思是King’s Victory(皇帝的胜利),气势夺人。当他第一次在唐人街看到陶霏挽着金西的手亲密地走过,怔怔得立成了一根冰柱。她的紫罗兰色的高跟鞋踩的不是路上的树叶,是他落地跌碎的心。那幅画面在他的记忆中,像刺青扎进皮肤般清晰永久……

      送葬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行驶得顺畅起来,炜煊的心神似乎安定了些。多年来他拍过十几部电影,但眼前的这一部,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赋予了生命,正在纽约上州的大地上穿行。

2. 陶霏

      纽约,是陶霏不愿重访的城市。她走出8街上的灰狗巴士站,距离第一次从北京乘飞机登陆纽约,隔了一条25年的时光隧道。25年,四分之一世纪。纽约无需以她久违了的挤满街巷的游人,只需用这一对词组就足以淹没她。

      她搭地铁到格兰特街站,到了地面上,走过几条街区,还不时见到中文招牌。不远处新建的高档公寓楼,标出不菲的单元价格。在传统的华人店铺中间,美国银行、咖啡馆、西餐馆屡屡出现。唐人街在明显扩展,也在悄悄西化。她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街,立在人行道上,张望对面的“怡芳艺术品店”。小店的门面比记忆中的要窄小寒酸,窗户还是当年的那一扇,中间玻璃上雕着的莲花,在层层灰尘下挣扎露出半片殷红。

      当年陶霏在纽约辍学后,到唐人街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她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懂福州话,愿意雇她的人寥寥无几,不料却被高老板一眼看中。高老板不到四十岁,头发像睡熟时被人用剃刀推过,从顶部中间整齐地脱落。他矮小瘦削,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圣堂。高老板开的“怡芳艺术品店”面积不足20平米,摆满从中国大陆运来的工艺品:唐装、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其中很多廉价的仿制品。她是唯一的雇员,既补货,又收钱,整天忙个不停,累得腰酸背痛,一小时只赚五美元。她不时提醒自己只要有收入,生活就有希望。高老板还开一家装修公司,平常顾不上小店的生意,但只要一露面,就对她动手动脚。她忍受着骚扰,对自己心怀鄙视。在求生欲念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自尊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不停地瑟缩变小。她经常在上工之前或下工之后四处打听,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但一直没有结果。

      入秋后的一天,陶霏站在柜台后面整理一堆打火机,一只手粘兮兮地贴到了她的后背上,吓得她惊跳起来。高老板是从后门进来的,走路又几乎没什么声音。柜台内窄小,给他创造天然的靠近她的机会。他假装找东西,一会儿捏捏她的手,一会儿碰碰她的腿,她躲闪着,又不敢太明显,触怒他。她的躲闪反倒让他兴奋,他的两眼一齐放出光来,仿佛和她玩一场时断时续的前戏,索性搂住了她的后腰。她终于被惹恼了,奋力地推开他,跑到门外,蹲到地上呕吐起来。听到他的脚步声,她转过头,掩饰不住眼中的厌恶。他显然败了兴致,“你家里死人啦?给我这脸色?你以为你多高贵呀?”她当然不高贵。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就付不出房租,就可能会挨饿。

      高老板离开了,她的神经才松懈下来,但一想到他下一次的露面,又会绷紧。她扫完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离关店时间还有10分钟。伴随着“哗啦啦”的一阵声响,店门的竹帘被撩开了。一位白种男人出现了,像从某部好莱坞的电影里直接走出来,身材挺拔,蓝宝石颜色的眼睛闪烁光芒,西装挺括讲究,上衣口袋中甚至还露出紫色丝帕的一角。她打了大半年的工,见到的白人屈指可数,何况还是这么光彩照人的一位,立即绽出笑容,礼貌地问候。他看到她,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我在曼哈顿当律师,今天是老板萨拉的生日,同事们要给她办一个惊喜派对,但我把这件事忘得精光。我刚从法庭出来,接到秘书的电话提醒,离派对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陶霏有些困惑地望着他,他立即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我飞车上路,看到公路旁的中文招牌,灵机一动,萨拉爱好东方文化,买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一定会让她开心。我对唐人街的脏乱差早有耳闻,不想涉足太深,看到第一座停车场就停下来,下了车就看到你的这家小店。”

      她向他推荐一把纸扇,月白的底色,绘有两只旋舞的墨蝶,还镶着紫绸边,和他的丝帕颜色很协调。她甚至“唰”地一声打开扇面,轻扭腰身,做了一个民间扇舞的典型动作。在那个晦暗的午后,她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店铺里的空地变成了一座小小的舞台。这个美国男人不懂中国成语“红袖善舞”,但露出欣赏的微笑。欣赏女人也许从来无需语言。他的目光蜜蜂般叮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迅捷而灼热。她没戴婚戒。那时在中国戴婚戒的传统还没被恢复,何况她以单身身份来美。当然,他并不了解这些复杂的细节。

      他当即决定买下那把扇子,不过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扇子标价9.99美元,小店不收信用卡,他身上只有两美元现金。他诚恳地问:“我对附近不熟,不知哪儿有取款机,还怕出席派对迟到,能先欠账吗?我三天后大约同一时间还会路过这里,到时一定把现金送来。你相信我!我叫杰夫·金西。同事中还有一位叫杰夫的,为了区别,大家习惯叫我‘金西’。”她立即点头同意。金西是她遇到的第一位贵客,给沉闷的小店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当然希望再见到他。她找来紫色的包装纸,用心地把扇子包好了,眼中闪出迷人的憧憬的光亮。

      三天后的那个秋日,开始得令人烦恼。天空像一夜未眠的赌徒,露出灰涩的倦容。陶霏特地换上紫色的薄毛衣,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镜子照照自己,坐立不安,期待金西的出现,没想到高老板先露面了。高老板像从面粉袋子里刚钻出来,一身白灰。他开收银机去拿钱,不料老掉牙的收银机被卡住了,就声色俱厉地质问,“收银机坏了,你都不管?害我关门倒闭,是不是?你过来,我教你修!”她不情愿地走过去。他突然贴到她的后背上,像一只刚出锅的螃蟹,热烘腥膻,指给她看钱箱下面的一个上锈的铁开关,随后用一只铅笔别一下,钱箱就“啪”地一声被打开了。她突然一阵恶心,想摆脱他,越是挣扎,他的“爪子”就在她的皮肉里嵌得越深。她火冒三丈,稍转过身,拼力抽了他一个耳光,跳到了柜台外面。他捂着脸,吐出了一个字:“滚!不要再来上工了!”她问:“那我这个月的工钱呢?”他鼓起眼,“你他妈的还做梦想要工钱?”

      陶霏拿起背包,冲出门去。到了街上,她冷静了些,意识到自己没有金西的电话,如果立即离开,大概此生再见不到他,希望会永远落空,于是决定在附近的停车场等候。她从金西的目光中读出欣赏,那也许是婉转的序曲,会升华成爱慕的主调。在挨过了无比漫长的一小时后,那个西装革履的身影终于进入了视线。金西看到她,吃了一惊,“你怎么站在这儿?我要付扇子钱给你。”她余怒未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我刚被老板炒了鱿鱼。”他动了怜惜之心,问,“我能荣幸地为你买一杯咖啡吗?”她立即点头。在此时一杯醇香的热咖啡,一定有天堂饮品的滋味!

      多年后,陶霏再次站在“怡芳”门前,时光的刀剑抽杀金西的身影,剩下记忆中的细微碎片。一个老年男人从店里走出来,把一个小木牌竖到门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柱香每捆88美分”。那是高老板!他躬着背,原本瘦小的身体缩成了一小捆柴禾。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姿态中轻易判断出了衰落。

      她转身离开,回到百老汇街。财仔和她打电话约好的,在榕华大楼门口接她。很多人早在附近黑压压地聚集了,等待送青姐最后一程。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在她面前停下来,车窗被摇下来,财仔露出脸,大声叫道,“陶霏姐,快上车吧!”她上了车。财仔的老婆乐珍立即扑过来,把她抱住了。后两排座位上满登登地坐着他们的5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四五岁,都埋头在苹果手机或游戏机的世界里。财仔说,“好多年没见了。日子过得太快了。”乐珍命令孩子们,“叫陶霏阿姨!”孩子们漠然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叫了一声。财仔吼起来:“你们热情点!没有陶霏阿姨,你们可能还没出生呢!”几个孩子又叫了一声,语调中明显添了热度。

      陶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搬进格兰街的一幢老屋,财仔立即从地下室跑出来迎接,面带微笑,张口就叫“陶霏姐”,还帮她搬家具。他个头不高,但力气不小,动作灵活。陶霏住进了他隔壁的小房间,很快和他熟悉起来。财仔在菜市场打杂,下工后带些卖不出去的菜回来煮,偶尔请她一起吃。茶余饭后,免不了聊聊各自的经历。

      财仔的爸爸死在偷渡路上,但他的妈妈并没因此打消送他偷渡的念头,认定去美国要“前赴后继”。财仔妈的好友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名叫乐珍。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早被破除,但破除不等于铲除,两家人早早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财仔刚过19岁的生日,就接到了蛇头青姐的通知,叫他随一批客户上路。财仔妈知道美国华人男多女少,担心他以后找不到媳妇;乐珍妈担心他登陆后花心,忘了乐珍。两个当妈的毫不迟疑,迅速操办了他们的喜事。财仔和乐珍在洞房里厮守三天,就离开了家。

      他在偷渡路上车马舟船走了一年多,终于随一队人从墨西哥边境上的阿帕索进入美国,不料被巡逻的移民警察逮捕。这些人身无证件,衣衫褴褛,无所有也就无所畏,倒也没谁被吓得尿裤子,何况出发前都受过“培训”。偷渡最好的结局是悄悄登陆,最糟的结局是去见阎王爷,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情节都纯属正常。财仔的表哥一路同行,天生瘦小,胡须还没长出几根,谎报年龄不满18岁,很快被移民局释放,还被当地教会派来的一位慈祥丰满的老大妈接走。财仔诚实地上报年龄,结果被扣押,丢进了拘留所。他一进门,就在地中央蹲下来,立即惹来一片惊讶的目光。周围人要么站,要么坐,没人摆这姿态。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化休克”,只好一屁股坐下,还模仿身边的黑人,把两腿岔开,入乡随俗。几个星期后,青姐派人把他保释出来。青姐帮他偷渡,不要他坐牢,而是要他打工,早日还清欠下的两万美元的偷渡费。两万美元在当时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是一笔巨款。财仔的叔叔在老家的县城当科长,一年的工资还不到5000元人民币。财仔想老婆乐珍,渴望搞到一张美国绿卡,把她接出来团聚。他在唐人街的几个老乡,请中国人律师办政治庇护,都落败而归。

      那天陶霏在“怡芳”小店门口等到金西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喝咖啡邀请。他对唐人街不熟,还是她带着他穿过两条街区,找到了一家“星巴克”。她泪光莹莹地痛说遭遇,因为英语不流畅,几次停顿,语调更显委屈。他为她抱不平,“你该告高老板性骚扰!”她苦笑一下,“谁来做证人呢?店里又没装摄像镜头。”其实心里清楚,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一个没身份的去控告一个有身份的,显然是自找麻烦。他说:“我虽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但只接政治避难移民案件,遗憾不能帮你打民事官司。”她灵机一动,问,“我有个室友叫财仔,偷渡来美国的,想申请政治庇护,正到处找移民律师,你愿意帮他吗?”金西的客户大多来自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还没有中国人,但乐于尝试。临分手时,他给她留下了一张名片,让她和事务所的秘书预约一个时间,带财仔到他的办公室谈谈。

      陶霏回到住处,立即兴奋地向财仔讲了认识金西的经过。财仔初中没毕业,但知道哈佛大学是绝对名牌,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哈佛律师,错得了吗?不过他得打电话跟他妈妈商量。妈妈两脚从没踏上过纽约的土地,但常年生活在侨乡,对唐人街的事情了解得甚至比州议员还多。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律师,连英语都说不利落,怎么可能说服法官?找个白人律师,成功几率要高得多。财仔的妈妈请算命先生测字,结果“金西”这名字会带来好运!金西,颠倒过来就是西金,在西方赚金呀。稳稳当当地赚金,当然要先有身份。财仔不到20岁,还有长长的未来,不可以像地下室里的老鼠似的,全身黑乎乎,永不见天日。

      几天后,陶霏和财仔一起走进了“萨拉律师事务所”。金发的接待员身穿既熨贴又飘逸的丝质白衬衣,散开脖子下的两粒纽扣,深遂的乳沟弯成两瓣白玉兰,随着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左闪右现。财仔的两眼立即化成了蝴蝶,忙碌地飞旋。陶霏从接待员背后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双排扣大翻领的西服早已过时,保守呆板,怎么看都打着“第三世界”的烙印。

      她和财仔被引进了金西的办公室。栎木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镶金的笔架和名片,无一不讲究。金西依然西装革履,但比上一次见面时更帅气。他从高背皮椅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温和地问好。陶霏分不清他的温和是出于礼貌,还是善意,只一味地对他纯正的英语声调着迷。他问,“财仔申请政治避护绿卡的理由是什么?”陶霏事先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近几年的“成功”案例大多涉及因参与政治运动或宗教活动的受迫害者。她有备而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场面惊心动魄:一群人举着十字架示威游行,其中一位年轻人把胸膛对准警察的枪口。她指点着年轻人的面孔,“这就是财仔!”又举起财仔的左臂,让金西看上面蜈蚣状的疤痕,“他被警察打伤,留下了这块疤!”财仔懂得“警察”这个词,猜出了大概,胆怯地低声用中文问,“陶霏姐,这是我和别人打架落下的。这不是撒慌吗?被法官发现了怎么办?”陶霏板起脸反问:“你想在美国黑一辈子吗?”财仔立即闭了嘴。金西仔细看看照片,又端详财仔,半信半疑。他一边提问,一边做笔录,问过阿财常去的教堂名、受洗时间、信仰上帝的原因等。陶霏都一一替他回答了。金西有时从几个角度提问,总算把故事的碎片贴在了一起,随后他问陶霏:“如果将来财仔上庭,你愿意给他当翻译吗?”她几天前还在小杂货店当苦力,现在即将为曼哈顿的大律师工作,难怪有人说“美国遍地都是机会”呢,于是忙不迭地点头:“我愿意!”

      一位高个子的西人女士敲敲门,走了进来。西装牛仔裤,休闲运动鞋,一副中性打扮;头发超短,眉目清朗,不施脂粉。金西介绍道,“这是事务所的老板萨拉。”萨拉对陶霏和财仔轻描淡写地点点头,并不落座,拿起金西的笔录一目十行地读起来。在座的三人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像在等待审判。几分钟后,萨拉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把财仔从头到脚扫描一遍,把卷宗“啪”地一声掷到办公桌上,下手并不重,但掷出一股威严之气,“这个案子我们不能接!”金西变了脸色,请陶霏和财仔到门口的接待室去等,让他和萨拉商议。

      十几分钟后,金西出现在接待室,脸上的表情无喜无怒,淡淡地说了一句,“到接待员那儿交定金吧。”

      金西承接财仔的案子,总收4000美元。按照出庭次数算,开案定金、问话各500美元,见庭1000美元,上大庭后交清余额。申请绿卡、工卡、社安卡、申请家属来美登,另外收费。财仔从裤袋里掏出一捧脏兮兮的现钞,那是菜市场老板发的工钱,油腻,气味可疑。接待员用白皙的手指拈起钞票,露出嫌恶的表情。事务所虽没有明文规定不收现金,但绝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信用卡或支票。

      陶霏带着财仔走出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松了一口气。金西和财仔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但她把他们俩联系起来了。财仔嘀咕,“金西是个白人,能帮中国人吗?只谈了一个小时,就交了500元。在菜市场累死累活半个月,才赚那么多。”陶霏劝他:“把眼光放远一点儿。如果你拿到绿卡,别的好处先不提,单说和乐珍团聚、生儿育女这一条,拿多少钱能换来呢?”

      陶霏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恶补英语,尤其是法律用语。她买了一个带叫醒的小收音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新闻、练听力;还把可能用到的英语单词抄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背诵。她和财仔、金西做上庭的“模拟演习”,由金西扮演法官,向财仔发问。谎言被重复三次,有时就变成了真实。当他们三人相跟着走进庄严的法庭,似乎都相信了财仔因“笃信宗教而背井离乡”的故事。

      受理财仔案件的移民法官是福特先生。他60出头的年纪,出生于条件优越的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波折。他患有恐高症,极少坐飞机出国旅行,对外国的看法,也就难免受媒体宣传的影响,相信外国人大都身处“水深火热”。当法官通过陶霏的动情翻译,听了财仔的“受难”经历,再端详他那张年轻无辜的脸,同情心大发,批准了他的政治庇护请求。财仔听到这个喜讯,当场孩子般涕泪横流。

      财仔离开法庭后,立即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报喜。口耳相传,没过一个星期,连远在加州的福建人都听说了陶霏的大名,当然也少不了气宇轩昂的金西律师。几个月前,金西为找不到客户犯愁,好不容易说服萨拉接收财仔这个“特别客户”,一夜之间他的电话铃声不断。铃声带来生意,比任何音乐更悦耳,更令人兴奋。陶霏协助金西,再接再励,又打赢了两桩政治庇护案。

      陶霏接到了金西的电话邀请,到萨拉事务所附近的酒吧“喝一杯”。这是约会吗?她第一次坐到酒吧的高脚凳上,很不习惯,担心凳子倾斜,摔个人仰马翻,闹出大笑话。过了几分钟,才渐渐找到了平衡。她点了一杯啤酒,喝起来不知其味。她坐得离金西那么近,稍微仰头,就撞见了他的蓝眼睛,夕阳般流金的睫毛。她不止一次做过一个同样的梦:赤裸着身体走入了一片湛蓝的海,直至自己被完全淹没,此刻如回梦境,又有海风拂面,清醒过来,才知那是金西致命的喘息。金西诉苦道:“‘萨拉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景气,但萨拉一直反对我接收华人客户,说‘他们有一双撒谎的眼睛’。她自称爱东方文化,但对东方人没多少同情心。”陶霏因为口语不流利,尽量少讲话,免得词不达意。在这个酒气弥漫、被高大的西方男性控制的酒吧里,一位善于倾听的东方女人简直是一杯清茗。金西身心舒爽,又点了一杯加可乐的郎姆酒。

      陶霏斟酌字句,终于说:“你觉得‘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样?”

      仿佛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之间,谈话出现短促的停顿,空气甚至一度缺氧。金西注视陶霏,用他不无困惑的蓝眼睛,像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在十六世纪第一次读到《易经》,还像在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荷兰人,第一次看到一件精致的景德镇瓷器。终于,云雾在他的眼中慢慢散去。他仍不懂《易经》,不懂瓷器,但捕捉到了陶霏眼中的金光,露出会意的微笑,说,“听起来很酷!我爱这个名字!”在那历史性的一瞬,“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宣告成立,随后金西辞职,与陶霏合伙,在唐人街的榕华大楼租写字间、挂牌,都是顺理成章。

      后来在多少个晴朗的早晨,陶霏和金西相挽着走在唐人街上,身着华服,满面春风,而成群结队的福建人早已在街旁翘首等候。这些人大多在中餐馆打工,休息一天,就少赚几十到上百美元,平常哪里舍得?但为了见她和金西,就咬牙请假了。住在外地的,甚至得请三天假,还要破费买飞机票,下了大本钱。他们为得到大律师夫妇的重视,脱下脏兮兮的恤衫,沐浴更衣。当然也有个别人满身油腻腥膻地来了,像几粒屎,坏了一锅鲜鱼汤。他们对金西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当面叫他“鬼佬”,还以为他听不懂。他懂的中文词儿的确少得可怜,但陶霏教过他“鬼佬”。他们对嫁外国人的中国女子多少有些鄙夷,男人们猜陶霏贪恋金西的钱,或者想通过他搞到身份;女人们猜她迷恋金西的床上功夫。她们连外地人都不肯嫁,何况是长满胸毛的“鬼佬”? 但是,金西夫妇能帮他们申情政治庇护,搞到至高无上的绿卡,为此他们居然抛弃成见,甚至违心地赞美他们的婚姻。陶霏把他们笑脸下的弯弯肠子看得清楚,不过佯装不知。她相信要和别人打交道,必须先懂得他/她的语言,居然学会了一些福州话;她有不错的文字能力,根据每个偷渡客的性别、年龄、性格等,量身定做,编出一套套“惨遭政治迫害”的故事来,久而久之,就制造出几种模型,建立起了一个虚构文本的加工厂;为提供佐证,她找到一些中国警察和市民冲突的照片,用图片处理软件改换人头,把偷渡客的头像移植上去。她和金西自编自导,与偷渡客排练悲情故事,然后到法庭上正式演出。他们的客户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政治庇护的批准,于是更多的人涌上门来,并心甘情愿地递上大把的绿莹莹的美钞。

      陶霏整个人像重新投胎过,在一夜之间变得光彩照人。她学会了开车,行动更加自由;到第五大道去选衣服,顺应时尚的潮流。她和金西一起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甚至出席戴维·莱特曼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在“主流社会”的高雅派对上盘桓,兴奋地讨论时政、艺术、体育等;去欧洲旅游,学会了享受贵族式的生活……

      “陶霏姐!”财仔在车中叫道,把陶霏从回忆中拖出来。“这些年一直想去看看你,但没有时间。”

      财仔拿到绿卡后,很快把乐珍接了出来。两人在格兰街地铁站出口处,支起一口油锅,专卖炸鸡翅和鸡腿。他们家的鸡翅香酥微辣,远超“肯德基”。乐珍手脚麻利,虽然每天累得半死,但不忘面带笑容,赢得了许多回头客。一些纽约人居然不怕麻烦,特地在格兰特站下车,买了乐珍的鸡翅,再返回地铁继续前行。乐珍“革命生产两不误”,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

      乐珍说:“我们前几年搬到华盛顿去了,开了一家餐馆,叫‘财乐’”,咯咯地笑起来,“从我和财仔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发财当然乐乐。餐馆有两层楼,刚开张时,每天都有顾客排长队等座位。我们一家人实在太忙了!”

      财仔说:“这回还要感谢青姐,让我们有机会聚一聚。”

      陶霏点点头,死亡,有时给活人一个相聚的契机,当然世间不是所有的相聚都令人愉悦。她说:“我刚才在“怡芳”门口看到高老板了。”乐珍快人快语,“高老板前些年生意不顺,把家产卖得差不多了,又在大西洋城连赌连输,最后就剩下了这家小店,赚点儿钱勉强糊口。”

      每天有人发达,有人衰落,这是百年来在唐人街永不谢幕的剧目。陶霏望着车窗外慢慢掠过的店铺,和路两边的黑衣人,恍若梦中。

      上百部小轿车、十几部中巴蜿蜒成一条长龙。驾车来往的美国人从未见过这般阵势,一时走了神,有先行权的等在路口,该转弯的却直行,一时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警察局显然措手不及,派出的人手不够。这时,一位西裔男人出现在十字路口,开始指挥交通。男人块头很大,身上的西装小一号,遮不住隆起的肚皮。财仔驾车从男人身边慢慢开过,说:“这个傻老外,跑到这儿来学雷锋?”车内的人都好奇地探头仔细端详。

      陶霏突然惊叫起来:“天哪!那不是金西吗?”

      那真是从前风度翩翩的金西吗?

 

《背灵魂回家》

散文    

 

曾晓文

 

      回家的路,总是漫长。

      从多伦多出发,经过十三个多小时的航程,再搭乘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抵达中原的一座小城。我已疲惫不堪,更不堪的是对别样重逢的期待。我走进家门,迎面撞见照片上风华正茂的父亲:浓黑的发是青春见证,鼻梁挺直正如他的个性,而他的眼神穿越岁月的雾霾风尘,明亮坦诚。照片下是他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大约三千册书。它们立在质地不同的书架上,却拥有同样静默等候的姿态。在那一瞬满屋的窗户似乎轰然洞开,跨洋过海的狂风撼动我的心树,摇落一地哀伤的果实。

      上一次回家是在一年多以前,父亲在尝试了多种疗法后,仍勇士般地与肺癌对峙。谁料到在我离开后不到两个月,他竟在死神面前折戟沉沙。我身居万里之外,几乎每天都会有表面上与他无关的细节,引发我的联想。仰望太阳悬在一碧如洗的天空,想到他再感受不到温暖的阳光,眼中开始落雨;电视里播放陌生人去世的消息,会为从未谋面的死者儿女难过,因为深知丧亲之痛。创伤被时光的白纱布潦草地包裹,此刻面对父亲的遗像和他多年的收藏,怎么躲得过撕心迸裂?

      父亲的照片是黑白的,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他正在读大学中文系,文采出众,担任学生刊物的副主编。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甚至荣获省级文学奖。不久,在“反右运动”中,他因说了一句“老百姓粮食不够吃”的真话,被定为“右派言论”。他毕业后自愿到东北边疆小城教中学语文。命运似有一只冷酷的手指,在神秘的典册上轻轻一拨,就把他的名字划入阴影档案,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始终不肯放过对他的折磨。他怀着对文字的浓郁热爱,凭着古典文学的丰厚底蕴,在业余时间把《艾子杂说》等多篇文言文译成现代文,并寄给了史学家吴晗先生,得到了赞赏和推荐。文革伊始,吴晗先生惨遭迫害,父亲因与他的书信往来被定成“黑帮分子”。父亲被“红卫兵”剪成“阴阳头”,脖子上挂着大黑板在全市大会上挨批斗,站在卡车上游街 ……他的新鲜出炉的小说集被送回印刷厂打成纸浆,同时被打碎的,还有他的文学梦。我出生那天,他正被关在“牛棚”里“反省罪行”。他请看守带一张纸条给我的母亲,上面写着给我取的名字。晓文,通晓文学,他是以我的名字寄托文学梦想啊。

      我慢慢地抚触一排排的书籍,书脊上似乎还有父亲的温热。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被发配到东北偏远的小山村劳改,把我背到那里,寄养到一位农民家里。一年后,他又背我回城,把我送到了姥姥家。他的脊背是我童年的摇篮。他在农场里种地、赶车,7年后才回城,仍被剥夺教书的权利,只能在学校的工厂里打杂。1976年夏天,他因涉嫌“右倾翻案风”蒙冤入狱,险些被判处死刑。在他坐牢的那段日子里,我被邻居唾弃,被同学欺侮,一个人躲在小屋里读他的藏书,以文学的烛光抵抗了生命中的黑暗。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每次我从国外打电话,父亲总是兴奋地报告他买的新书,具体到在哪座城市的哪家书店,拿到了多少折扣。书和酒,是他平生的两大嗜好。他在书的清醒与酒的混沌之间摇摆了大半生。至此我才领悟到,他因一连串的悲剧遭受精神伤害,企望从酒中得以逃避,但也许只有书,才是他横渡苦海的帆船。

      我决定从父亲的藏书中精选出几箱,海运到加拿大。这些书随着父亲辗转过多个城市,又将随我开始新一轮的迁徙。没有了父亲,家就失去了从前的深沉含义。我能做的,只是带走一些书,留存生命的记忆。

      可这选择是多么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啊。

      翻开每一本书,都有数不清的仓颉创造的精灵跳跃出来,使世界霎时变得不同寻常。在2005年回国时,我带走了《二十四史》的前20本,这一次把后面的46本装进了纸箱,从此至少拥有了历史的完整。父亲说过,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历史,尊重历史。我找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多年前当我开始攻读世界文学专业的硕士时,父亲就开始收藏外国文学作品。他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我最喜欢的名著之一,居然一口气买下了三个译本。作品扉页上的那几句话,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曾经孤独,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

      我看到了自己写的几本书。那些在异国的寒冬依靠书中文字取暖的日子,又在记忆中踏雪而来。父亲在我出版第一部小说之后,兴奋地买下一百本,送给他的老学友们,似乎向他们宣告,我承继了他对文学的拜谒和对文字的热爱,他的文学梦如凤凰涅磐,死而复生。

      我慢慢地取下两部装帧朴素的高考文言文辅导书,那是父亲编著的。几年前,当他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不顾亲人的反对,抓紧分分秒秒写书。他执教将近半个世纪,决意把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留给后人。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用手写。在初稿写就后,反复校对了五遍。我难以想象他在接受化疗、理疗期间是怎样坚持工作的。这两本书总共不过600多页,但蓄满意志的力量,在我手上重若千钧,使我从此在写作中再不敢轻言放弃。

      我的目光被普希金诗歌集吸引了。翻开封面,就如开启岁月的银屏,再次置身于熟悉的场景。多年前父亲站在四壁皆空的小屋中,慷慨激昂地背诵《纪念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

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父亲没有成为诗人、作家,但他得到了众多亲友和学生的爱戴,而我朝朝暮暮用回忆的笔,在无形中写下他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篇章,如今他的传记在我的世界里铺天盖地。在我们的心中,耸立着一座专属于他的“纪念碑”。

      几个月后,父亲的书被运到了我在多伦多的家里,我无法立即整理,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因为心力不足。书箱里似乎盛满了忧郁的雾,一旦被打开,心就会被重重笼罩。我面对一片纯个人的精神空白,只好在书桌旁坐下来写作。父亲临终时怀抱诸多遗憾,其中之一是不能读到我的更多作品。只要我动笔,他的生命就会延续。虽然写的故事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常是我想象中的第一读者。

      我请人定制了栎木的书架,还装了灯,终于把父亲的书一一整齐地摆了上去,郑重得如主持一场宗教仪式。我与父亲阴阳两隔,但我在很多本书上发现了他的注解、指纹。在传说中,巫师背逝者的灵魂回家,与生者交流。这些书是成群结队的“巫师”,牵引我与父亲展开不倦的灵魂对话,于是在喧嚣的尘世,我拥有了一小片安宁的净土。

      我身居非中文环境的异国,在业余时间用一支不懈的笔,划一方精神清潭,灵根自植,使深情的兰花在水中四季绽放。也许我和千百位海外写作者一起,背载中华文化遗产,永远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建立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以文字“唤醒人们的善良的感情”。

 

 

(本文获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最高奖,发表于《散文》海外版2015年第2期)

 

《卡萨布兰卡百合》

· 小 说 ·

 

 

                               曾晓文

 

 

      艾帕索监狱的夜是没有色彩的。灯从白日就一直燃着,把大厅浸在昏沉的光影里。过了凌晨两点,很少见新囚犯被送进来,准备上庭的老囚犯还没醒,监狱里有一段难得的清静。气喘如牛的西班牙裔看守乔治,拿出一包油炸马铃薯片脆生生地嚼动了起来。

      蒙妮卡白天去上庭,希望驳回法官的判决,但法官因太太出了一桩小车祸,推迟一天开庭。她被押回监狱时,乔治正大汗淋漓地忙着注册新囚犯,没有时间给她登记,索性甩给她一条毯子,让她在拘留室里过夜。

      蒙妮卡扶着铁栅栏僵立着,偶尔望望对面的拘留室。她看到一群新囚犯,像刚被伐倒的木头,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这时她的思维仿佛发条断了的钟表,并不走动。她只在杀戮时间。在这里,时间是廉价的。她的刑期是七年。如果七年的车轮能在七天内飞速转完,她会匍匐在地,感激涕零地亲吻法官或者神父的脚面。

      这时,当啷一声,监狱的铁门被打开了,撞破了寂静。一个全副武装的高个警察大踏步地走进,随后一个鲜艳玲珑的影子飘了过来,在影子背后还是一个警察,不过个头是矮矮的,留一撮小胡子。

      待三人在栅栏前站定了,蒙妮卡才看清那鲜艳玲珑的影子是一位东方女人。女人也许二十几岁,也许三十几,谁说得准东方女人的年龄呢!身上挂一条浅粉丝质吊带裙,肩臂上细腻的象牙色肌肤在灯下幽幽地发出淡青的光。女人是真空上阵的,胸前轮廓秀气的两团清晰地显现,也许是因为冷,或者恐惧,顶端都凸立着,风中花蕾似地抖动。她脚踏一双紫色丝绒绣花拖鞋,花儿显然是手工绣的,一针一线透露出东方的精致和风情。原来鞋,也是会说话的。

      蒙妮卡攥紧了栅栏,直把手心割得痛了。闭上眼,又睁开:女人还真真切切地,在得克萨斯南部的这座监狱的惨淡灯光下,不可思议地、不分场合地绽放着。

      高个警察替女人打开了手铐。女人轻轻甩了甩手腕,像要减轻一点疼痛,却把手链甩落到了地上。

       手链只是一段精致的麻绳,穿过一朵小小的水粉色的玻璃花,在两端被打了个结儿。蒙妮卡认出那花是卡萨布兰卡百合。

      你的手链掉了。蒙妮卡几乎耳语似地说。

      女人看了一眼蒙妮卡,随后从地上拾起了手链。

      蒙妮卡从未在一个女人眼里看到过这么丰富的内容,几乎看到了四季:夏的热情和冬的绝望,中间还铺着一层春的温存和秋的萧瑟。那七年的时间,还是按正常的节律转动吧,蒙妮卡想,也许不那么难捱。

      乔治从柜台下扯出一张面巾纸,擦了擦自己的油嘴,随后伸出食指向女人勾动了一下。于是女人拖着绣花鞋怯怯地走近柜台,顺从地让乔治把她变成艾帕索监狱最新的囚犯。

      这女人,手法一流。高个警察对小胡子说。

      你怎么知道?

      试过。在东方女神按摩院。

      小胡子明显有些艳羡了,你小子!便宜都给你占了。

      调查案情嘛,工作需要。

      上过没有?小胡子的声调神秘了些,尽力压抑自己蓬勃起来的快意的笑。

      头儿不让。再说,上也上不了她。这女人,只按摩,死也不接客。

      这么软的腰身,不用,可惜了。小胡子叹口气。

      被她老板打过几回的,每次都打得不轻。

      她老板呢?

      跑了。那个杂种!听到风声了。这几年他贩卖了不少女移民。

      这时乔治叫来了一个当班的女看守,让她带东方女人去换囚服。

      高个警察和小胡子走近乔治,打着哈欠向他道别。

      高个的说,总这么加夜班,身子都要垮了。

      逮到这么诱人的,这样的班,我愿意加。乔治震耳欲聋地笑起来,把拘留室里的新囚犯惊醒了几个。

      警察告辞了,女人被送进了牢房,监狱大厅恢复了安静。乔治又开始嚼动薯片,蒙妮卡身子一软,坐到了地上。

 

      下午法官对蒙妮卡的案件重新审理,驳回了她的上诉要求。

      蒙妮卡被押回到7层的22号牢房。女囚们从她的脸色中立刻看出了上诉结果。没有人说一句话。上过庭的人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

      蒙妮卡快速地脱掉囚服,把它狠狠地甩到床铺上。两道目光照到了她的后背,像夏日沙滩上的阳光,暖得有些灼人。她转过身,对面床上坐着的,正是她前夜见到的东方女人。女人眼中分明都是怜悯,想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案情。在这间牢房里,秘密从来不会过夜。

      蒙妮卡走进了淋浴区,洗掉了两天来的尘土,和女人粘在背上的目光。她一脸清爽地走出来,浑身散着热气,把一头金发随意地挽在脑后,只穿一件雪白胸衣,和一条运动短裤。女囚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迎面射过来,把她裸露出的皮肤照得通亮。蒙妮卡五年前开始练健美、瑜伽,把身材打磨得有模有样。以前在晚会上经常撞到各色惹火目光,何况在这聚集了腰比桶粗的西班牙裔女囚的牢房呢。

      黑草莓先发出了啧啧赞叹,眼神比别人更无忌了几分。

      蒙妮卡,我还有一块巧克力呢,你要吗?黑草莓的声调像生日蛋糕上的奶油,松软、甜腻。

      蒙妮卡摇了摇头。

      黑草莓伙同情夫贩毒,鼓动丈夫参与,结果把两个男人都卷进了监狱。她在牢里每天给情夫和丈夫各写一封信,声称要给予他们同样的感情。此刻,情夫和丈夫既不可望又不可及,她便想占有蒙妮卡的欢心,因为蒙妮卡是22号牢房的明星。黑草莓是命中有火的女人,离她越近,就会越快被烧成灰烬,蒙妮卡想。

      黑草莓似乎执意要逗蒙妮卡开心,我给你介绍,黑草莓指指东方女人,刚进来的,中国人,叫俪俪。

      蒙妮卡只好向俪俪打了个招呼。俪俪慌忙点头,泄露出几分谁都不敢开罪的东方式的小心翼翼。

      莫妮卡突然可怜起俪俪,一个经常挨打的按摩女。莫名其妙。她把自己扔到床上,像一条被风浪甩到岸上的鱼,窒息地望着墙上的铁窗。无照按摩算什么,未必会被判罪,而她却要在七年里把牢房的灰墙看白,把窗框看断。该可怜的是她自己。

 

      早餐时间到了,蒙妮卡还躺在床上纹丝不动。俪俪走到她的床前,病了吗?

      蒙妮卡不置可否。

      俪俪把小手抚到了蒙妮卡的额上,手链上的百合冰凉凉的,像沾着露珠。

      看守怎么没把你的手链存起来呢?蒙妮卡问。

      太不值钱了,看守嫌麻烦,再说,我又不会用它自杀……起来吃饭吧。

      蒙妮卡摇摇头。

      不吃,会病得更厉害。

      让我安静一会儿。

      俪俪吃早餐时,留了一纸罐牛奶、两片面包还有一小盒果酱给蒙妮卡。她把牛奶罐小心地放进了冰桶里。

      黑草莓起床后,拿起牛奶罐,立刻把封口处拆开,却被俪俪拦住了。

      那是我留给蒙妮卡的,俪俪说。

      黑草莓斜看了一眼俪俪,把牛奶罐送到了嘴边。

      俪俪冲到黑草莓面前去夺牛奶罐,黑草莓当然不肯放手,两人争抢起来。牛奶泼出来,溅满了黑草莓黝黑的脸。黑草莓恼怒地猛一推,把俪俪推出两尺远。俪俪的额头撞到了铁床架上,她发出一声揪心的惨叫。

      早己被惊醒的蒙妮卡拖着病痛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受伤的母狼般向黑草莓扑过去。一黑一白两个身体立即在地上滚作了一团。

      女囚们兴奋起来,像看一场免费的拳击比赛,不停地尖叫,往脸上打!狠狠地打!

      黑草莓很快占了上风,骑到了蒙妮卡的身上,撕扯着她的头发。俪俪伸出手去扳黑草莓的肩膀,带着哭腔叫道,别打了,结果被黑草莓用力甩开了。

      这时,黑草莓竟卡住了蒙妮卡的脖子。

      看守来了!俪俪急中生智,大喊一声。

      黑草莓一惊,松了手。俪俪立刻拉开了蒙妮卡。女囚们兴犹未尽的叹着气,回到了各自的床铺上。

      蒙妮卡抓起几块冰,敷到俪俪青肿的额头上。俪俪把剩下的半罐牛奶递给蒙妮卡。蒙妮卡喝了一大口,牛奶新鲜得像刚挤出来的。

 

      蒙妮卡在放风时慢跑了整整四十分钟,回到牢房立即拿起浴巾走进了淋浴区。俪俪一个人站在最角落的喷头下,一边面壁冲浴,一边啜泣,对蒙妮卡的出现毫无察觉。俪俪的啜泣起初像是婴儿的,被梦魇住了似的,后来转成了羊羔的哀叫,且是落入了狼群中的羊羔,再后来,咿咿呀呀的,简直分不清是哭,还是歌了。

      蒙妮卡用力咳嗽了一声,俪俪立刻止了哭。俪俪关了水,拿起搭在矮墙上的浴巾准备揩干身体。这时,她突然转过身来,指着矮墙尖叫了一声。蒙妮卡颈后的头发刷地立了起来,顺着俪俪的手指望过去:原来矮墙上卧着一只蟑螂。蒙妮卡抓起自己的浴巾便去抽打,两下就把蟑螂送进了天堂。

      谢谢。俪俪小声小气地说,似乎惊魂未定。

      蒙妮卡看了俪俪一眼,这次轮到她,尖叫了一声。三块醒目的伤疤盘桓在俪俪的左乳周围,圆圆的,褐色。蒙妮卡的目光飞快地向下游走,又被小腹下面同样的灼痕刺痛了,那里仿佛是一片被铁蹄生生践踏过的芳草地。

      俪俪低头慌忙去寻自己的浴巾,浴巾已泡在了地上的水里。

      蒙妮卡想把手中的浴巾递给她,突然想起刚用它打过蟑螂的,便裸着身子跑出去,在女囚们惊呆了的注视下,拿了备用浴巾,让俪俪裹起了一身沧桑。

      穿好了衣服的俪俪从蒙妮卡的身边匆匆走过,眼角还有没揩干的泪痕。随后她悄悄地递给蒙妮卡一条干爽的浴巾。同样是监狱发的,不知为什么,俪俪的浴巾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香气,花儿的香气。

      蒙妮卡想起了俪俪的手链,想起了卡萨布兰卡百合。

      蒙妮卡疲惫地坐到了自己的床上,神思突然有些恍惚起来。

      俪俪拿出新买的微型收音机,戴上耳机,调了半天,终于把频道固定到了一个电台,走近蒙妮卡,把耳机双双递给了她。

      听这首歌,我喜欢的。俪俪说。

      蒙妮卡戴上耳机只听了两句,便把耳机摔到了地上。

      收音机里播放的是波拉·威尔的情歌:旧日的爱烟飞灰灭。

      俪俪委屈地关掉了收音机,把耳机线慢慢地缠成一团。

      蒙妮卡坐起身,说,对不起。

      俪俪等蒙妮卡接着讲下去。

      波拉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你开玩笑?大红大紫的波拉?俪俪把双眼瞪得又圆又大。

      我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吗?

      她很美……

      哈,蒙妮卡干裂地笑了一声,傻女人,那些美都是假的,你没见过出名前的波拉,边境小城长大的,在麦当劳打工,经常交不起房租,一心想当歌星,可一线希望都没有……

      后来呢?

      她认识了我。我出钱给她请代理人、参加唱歌比赛、录好CD送给音乐制作公司,终于把她捧成了大歌星……

      那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当然,所以我印假钞,所以我现在坐牢。

      那她?

       马上要和里德结婚了,那个专演阳刚小生的电影明星。你不知道里德吗?

      住在美国的人,有几个不知道里德呢?俪俪想。

      俪俪突然悲哀起来,替蒙妮卡悲哀。

 

      晚饭过后,女囚们聚在电视机旁,收看西班牙语的电视剧,只有蒙妮卡和俪俪在餐桌两旁相对而坐,一个写信,一个玩纸牌。

      蒙妮卡停了笔,问,怎么这么多天都没见你写信?

      没人可写。

      没有丈夫?

      死了。俪俪的语调平淡,两眼依然盯着纸牌。

      对不起。

       俪俪抬眼看了看蒙妮卡,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他死了。

      噢,蒙妮卡似乎恍然,那些伤,他干的?

      俪俪点了点头,把摆好的牌胡乱地拢在一处。

      畜牲!蒙妮卡骂了一声。

      俪俪苍白的两手攥紧了牌,两只被射伤的小鸟似的,凄惶地抖着。

      蒙妮卡很想把那两只小鸟抱在胸口,并且给每一只都取一个名字。

      俪俪说,他拿烟头烧我,还把啤酒瓶塞到我的里面……我宁可按摩,也不想回到他那儿……

      可抓你的警察说,按摩院的老板也打过你,你怎么受得了?

      他只打我的脸……

      蒙妮卡吃惊地看着俪俪,好像她是刚从外星球走下来的。

      因为我不卖身,也卖不了……被老板逼着,试过一次,那男人说抱我,像抱铁轨下的木头……男人的东西,进不到我的血里……俪俪哑笑一声。

      你有律师吗?

      俪俪摇摇头,连睫毛都开始发抖,我好怕。

      蒙妮卡的目光变得丝绸一般地软,在俪俪的吊梢眉、杏仁眼,还有两片薄唇上摩挲着。

      俪俪红了脸,想从丝绸的下面挣脱出来,就提醒说,你不想写信了吗?

      蒙妮卡耸耸肩,把写了半页的信纸揉作一团,抛进了垃圾箱,说,其实,我无处投寄,还是你想得开,连写都不要写。

      俪俪开始洗牌,手法熟练得像赌场里的庄家,叹口气,生活,要像扑克牌就好了,想重洗的时候就能重洗……

 

      星期天清晨放风的时候,蒙妮卡注意到俪俪也出现在了十层的阳台上。女囚们三三俩俩地聚在一起,散步、慢跑、打球,只有俪俪倚着墙站着,仰脸朝天。突然她放开歌喉,唱了起来。女囚们停住脚步,屏住呼吸,吃惊地望着俪俪。蒙妮卡一句都不懂,只知道她唱的是京剧。在同样的时间里,牛仔骑马都跃过一道山梁了,她似乎才唱完一句。她的声音尖利、激越,天上的鹰一般,直飞下来,抓走了蒙妮卡的心,随后又凄婉了起来,像一只街头野猫的哭诉。

      俪俪足足唱了二十分钟,终于面红耳赤、心满意足地收了场。她的面孔在晨曦中浮出光彩,甚至还隔着人群向蒙妮卡传送了一个模糊的笑影。

      今日的太阳竟真的有几分不同了。

      女囚们从阳台上回到走廊,等监狱里老得有些恐怖的电梯。门开了,女囚们挤进去,剩下了两个,开电梯的看守说,等下一趟吧。

      那剩下的两个是蒙妮卡和俪俪。

      另外一部电梯停在了一层,两人走进去,不见开电梯的看守。蒙妮卡看到电梯的钥匙插在锁里,耸了耸肩膀,就按了一下7字,总不至于因为私自开一次电梯而被加刑吧。

      电梯开始上升。二层、三层、四层……咣当一声,突然停住了。灯灭了,黑暗顷刻间扑面而来。

      蒙妮卡突然拥住身边恍恍惚惚的影子,那影子转瞬就化成了温暖柔软的肉体。两人胶结在一起,像被埋进了极度黑暗、极度压抑的枯井,在垂死的一刻从对方的身体中疯狂地汲取源泉,随即浸润在了奔涌而出的水中……仿佛多年厮守的伴侣,她们立刻准确地把握了对方最隐秘又最敏感的所在,不由分说地把彼此推到了快乐的极点……

      灯亮了,蒙妮卡和俪俪喘息着慌忙分开。电梯开始上升,缓缓地从地狱的底层步入人间……

 

      两个月后,蒙妮卡被转到田纳西的一座监狱服刑。她用一个黑色塑料袋把自己的物品装好,抱在怀里,默默地走到牢房门口。不用回头,就知道俪俪跟在身后。铁门被打开,又被锁上。蒙妮卡把手中的塑料袋抓破了,最后还是回过头。俪俪从铁栅栏中间企望地伸出手来,蒙妮卡腾出了右手给了她轻轻的一握。蒙妮卡走进电梯,发现自己右手里攥着一个手链,手链上的那朵百合依然清凉。

      蒙妮卡收到的第一张卡片是俪俪从加州寄来的,才知俪俪在她离开艾帕索监狱不久就被释放了,因为警察最后确认俪俪只是一个受害者。从此,蒙妮卡在所有美国的和中国的节日里,都能收到俪俪的卡片。

      有一天,一位操一口地道英语的华人律师来探望蒙妮卡,说是受俪俪之托,重新办理她的案子。律师告诉蒙妮卡,俪俪开了一家按摩院,赚钱赚疯了,把手指快累断了……

      律师年轻得像一枚新铸的硬币。蒙妮卡暗想俪俪真是有病乱投医。 

      出人意料地,华人律师为蒙妮卡的案件争取到了重审的机会,结果法官把她的刑期减到了四年。

 

      蒙妮卡得了一场重感冒,被隔离进了没有窗户的单间里。到了刑满那天,已有一个月没见过太阳了。刚一出监狱大门,她不能习惯外面的光亮。有什么能比自由更耀眼呢。

      一个玲珑的女人向她走过来,怀里抱着一束水粉色的卡萨布兰卡百合。蒙妮卡眼前一黑,就跌倒在地上。终于,一只小手抚在了她的前额,百合的露珠落到了她因为等待的煎熬早已皴裂的嘴唇上……

 

(简体版发表于《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繁体版发表于《世界日报》副刊2006年11月17-18日)

 

短篇小说 《小小蓝鸟》

      诺瑞斯不止一次想,在那个七月天,他要不是在多多病童医院错过了一班梯,又戴了一顶蓝鸟棒球的帽子,就不会引起中国小男孩展的注意。人生中的多相遇都是在一个偶然的瞬,由一个细节。早一分晚一分,多一个细节少一个细节,相遇都不生,或者生了,却是另外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