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忘的春天》

散文     

 

张雅文

 

       一个冰雪刚刚消融的早春,冰封已久的大地从沉睡中醒来,寒意渐渐退去,春意悄然爬上枝头。

       35岁的我,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会计,却不甘心庸庸禄禄地度过一生,就像一匹迷途的瞎马,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找不到人生的出路。

       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时不待我,我再也没有走进考场的机会了。迷茫与惆怅充斥着我并不年轻的心,我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舔舐着内心的失落与痛苦,觉得任何机遇都不可能光顾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小人物身上了。

       一天傍晚,同为运动员出身的先生开玩笑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纯属一句玩笑,却突然唤醒了我心中那股强烈的向往,心想,干嘛要等老年,我现在就写!于是,我背着他,偷偷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送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

       面相慈祥的丁老师看完稿子,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雅文同志,我干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1979年6月7日,我的第一篇小说《生活的浪花》见报了,有人还写了一篇小评论。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篇短短3000字的小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在茫茫人生路上闯荡多年,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的迷途者来说,它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束生命之光,一盏黑夜中的指路明灯,使我这个苦苦求索、一直找不到出路的迷途者,猛然发现远处有一束灯光向我发出了亲切的呼唤。尽管那灯光微弱而渺茫,像萤火虫一般弱小,却有一种婴儿落地般的生命力,一种喷薄日出般不可阻挡的震撼力,给我并不年轻的生命注入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激情与活力。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无数有志青年都在荒废十年的人生路上,急不可待地择选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我只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我就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穷途末路者,蓦然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更像一个在大海中苦苦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飘来一捆稻草。于是,我拼命抓住了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决心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没有任何创作前的准备,就像一个没有做准备活动就冲上赛道的运动员,不知天高地厚地冲上了文学这座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从此,丁老师成了我的启蒙恩师,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总想报答他,每次去看望他总想带点礼物,他总是绷起脸来加以拒绝,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三十多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与丁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2014年8月12日下午,我收到丁老师夫人发来的短信:丁老于8月12日早3时40分去世。当时,我正在丹麦奥胡斯开往哥本哈根的列车上,噩耗传来,我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出国前,我还打电话告诉恩师,我要赴欧洲四国采访,并叮嘱他注意身体。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故乡看看啊?你好几年没回来了。”我说争取明年回去吧。他叮嘱我:“你也要注意身体呀,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没想到,这番话却成为恩师留给学生的最后遗言。

       坐在异国他乡的列车上,我控制不住夺眶的泪水,只好避开外国人的目光,泪眼朦胧地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北欧原野,我的心却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与怀念之中。我的思绪就像一列逆行的列车,与恩师交往三十多年的往事,一幕幕,一件件,一齐涌上心头,撞击着我这颗悲怆而苍凉的心。我向恩师的在天之灵表示歉意:恩师,对不起,学生远在北欧,等学生再回家乡时,一定到您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学生对您永远心存感激。

 

       1982年4月初,又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让我不要讲话,他说他是哈尔滨小说林杂志社的编辑刘子成,他和陈昊主编专程从伊春返回来,想去我家里看看,让我去农垦招待所接他们。他不让我声张,以免大家一听说他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老师,来到我居住的城市组稿,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就像见到上帝一般,团团围着二位老师,寻求创作上的突破。   1982年,中国正掀起第一场文学热。就在两位编辑走的当天中午,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向二位老师谈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构思。年近花甲的陈昊主编,微微驼着背,瞪着一双聪慧而善良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末了,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发表过作品,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本以为是老主编的一句客套,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们真的会从伊春(伊春在回哈尔滨的途中)返回来,专程回来拜访我这个小作者。

       一个在人生路上屡遭坎坎,从而是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圣坛上的中年女人,忽然得知一位老主编要专程去你家里拜访,那是怎样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动啊?当时,我只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而且,我是一只丑小鸭,我单位的领导曾指着我的鼻子挖苦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别做梦了你!”

       我的命运不济,落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就当了专业速滑运动员,但是,运动生涯却锤炼了我无坚不摧的毅力,造就了我永不放弃的个性。没人知道我内心的决绝,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的创作。文学于我来说,已经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

       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农垦招待所,只见两位老师正站在门口等我呢。

       正置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路边刚刚抽丝的榆树,照在一高一胖(刘子成很胖)两位老师身上,给他们头顶罩上一层银晃晃的光环,显得他们既高大,又伟岸。这一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

       多年后的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幅夕阳下的画面,浮现出两个高大而伟岸的身影。这可能是由于我对文学的敬畏,因而感到两位编辑的高大与伟岸吧。

       北方的春天,暮色来得快,天很快就暗下来,我推着自行车,带着两位编辑在苍茫的暮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去。我家住在郊区的万发屯,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只好带着两位编辑步行。刚开春,又是土路,非常泥泞,就像大酱缸似的,走几步就得甩几下鞋底厚厚的烂泥。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陈主编五十多岁了,刘子成老师很胖,俩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走一段就得停一会儿。刘子成老师几次问我:“雅文,你怎么住在这种鬼地方?”

       我们三人在泥水路上足足跋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寒酸而简陋的家。

       两位编辑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陈主编指着高低柜上一只折叠小桌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大桌子两个孩子要复习功课,我先生就在小柜旁安了一只折叠小桌,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不足一米的折叠小桌,就是我文学起航的小舟,每天晚上趴在小桌前写作,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挂的一张条幅,问我:“这是你写的?”

那是我写给自己的一条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属于历史,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晚饭的餐桌上,只有两盘菜,白菜片炒土豆片,炒土豆丝,连一个鸡蛋都没有,更别提肉了。回来的途中,我本想到路边的食杂店买点肉食,却被两位老师制止了。我觉得很抱歉,让两位远道来的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笑着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顿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这是陈昊主编和刘子成老师在我家吃的唯一一顿饭,却是如此寒酸,每每想起这事,我心里都会感到一种无法化解的歉意。饭菜虽然寒酸,连粗茶淡饭都谈不上,因为家里没有茶。但谈论的话题并不简单,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当前的小说创作形势,也谈起我和先生破碎的冠军梦,谈起我内心的痛苦与彷徨,谈起我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上的心情。末了,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新构思的中篇小说写出来寄给他。

       临走,天已经晚了,我和先生各骑着一辆自行车,一人驮一个,送两位编辑回市里农垦招待所。先生驮着胖胖的刘子成老师,我后座上驮着陈昊主编。没有路灯,也没有月亮,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

       一连数天,我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十几天后,我把完稿的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寄给了陈昊主编。没过两天,我接到《小说林》编辑吴学运老师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第一次被编辑部       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跟单位请了一周假,去哈尔滨改了一周,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整夜未眠,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1982年7月,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被读者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

       第二年,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又被评为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两部中篇小说的获奖,改变了我的创作人生,成为我文学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陈昊主编成为我的又一名恩师,他在我苦苦求索的人生路上,送来了不可量化的助力,使我彷徨的人生不再彷徨;他为呼唤我前行的微弱灯光,增添了光亮,使我在文学路上越发充满信心,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陈昊主编对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这位德高望众的老主编,曾是抗美援朝随军记者,年轻轻的却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才获平反。

       陈主编退休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次去哈尔滨都要去他家看望他。一次,陈主编感冒了,我临走时给他扔下50元钱,他坚决不肯收,他老伴竟然追下四楼,追出小区大门,追到大街上,将50元钱硬塞到我兜里。后来,陈主编的老伴得了中风,我去家里探望,临走,我将装着500元钱的信封扔到了床里头,扔完我就跑了。陈主编腿脚慢追不上我。

       在我人生路上,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是我前世的造化。那不是任何报答所能感谢的。

       我的《生命的呐喊》出版后,陈主编看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谈到了去我家拜访的情况。

        “《生命的呐喊》一个字不落地读完了,真为你高兴,为你祝贺,在生命大劫之后,居然还能写出如此杰作!

        “回忆廿六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在目,可能那也是一次‘缘’?第一眼即看出(或感觉)你有一股灵、毅、趣,所以我决定转一圈后再做一次近距离的‘家探’。果然,我们不枉此行。

        “那次去你家‘家探’,我有三个惊叹:一、你一边做饭一边听录音(可能是唐诗),问你为何?你说抓紧一切时间补课;二、你家墙上挂了许多名言警句,我猜出那时你在自砺;三、你家院里曾修一花窖,里边各种花卉大概几十种,我问你这是为何,你说为了写作描写时观察。但当时并不知你的童年、少年、青年,有许多的不幸和坎坷,更不知你仅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今知后,敬佩之意犹过于当时。

        “当时,就是觉得你能有出息,记得我跟刘子成说过:张雅文是以体育冠军的精神在拼文学。我当时还作诗一首,可见我们发现你时之极大喜悦。

        “记得有一次你与领导闹矛盾,(可能是为了写东西领导批评你)我曾找到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杨角家里,他当即给你们的地委书记打电话,答云:‘找一个领导容易,培养一个作家难,我们宁愿要一个作家……’云云。读罢《生命的呐喊》,有感于其早年之艰辛,中年之勤勇,老年之毅力,为生命歌唱,为探索远行,为正义奋笔,感佩至深,并赠诗一首……”

       今天,我多想告诉恩师,我以生命做抵押终于闯出一条文学之路,我不再是一匹为了改变命运而到处瞎闯的瞎马,不再是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我多想像孩子向父亲撒娇一样,跑到恩师面前,向恩师显摆一下我多年来的创作成果啊!我已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六十岁之后,迎来了真正的创作青春,多部作品获奖,多部作品译成外文。

       亲爱的恩师,无论我的文学翅膀飞多高,我都永远忘不了,我是从小说林和北方文学起飞的,那里是孵化我羽毛的鸟巢,是我文学生命起始的地方。

       斯人已逝,幽思永存。

       我想对恩师说,在茫茫人生路上能遇到您,是我前世的造化,您就像一座饱经苍桑的桥,让我从您那被岁月压弯的桥面上踏过,踏着您被压驼的苍桑之躯去追寻我的梦。今天,我只能遥想当年的一幕幕,去追思,去缅怀恩师对学生的厚爱之情了。每到春天,每当看到冰雪消融、燕子呢喃之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泥泞的春天,想起两位编辑双脚粘满烂泥踏进我的家门,想起餐桌上的白菜片、土豆丝……蓦然间,我发现那个高大而伟岸的身影就站在夕阳的榆树下,正冲着我微笑呢。

       恩师,您的高大与伟岸,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

                                                                                           2017年2月22日

 

《三十年的跨国之恋》

· 小 说 ·

 

                                张雅文

 

      故事发生在1989年春。

      信封上的字迹突然像电一样击中了北京的徐鹿学先生。

      他木然地呆立在收发室门前,颤抖的心捧着颤抖的信,高度近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鼻尖前的信封,他太熟悉这上面的字迹了,娟秀而流利,斜斜地躺在淡绿色的泛着淡淡幽香的信封上……

      在这封薄薄的信封上,沉淀着几十年的政治风云,浓缩着一对青年男女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他却没有马上拆信,而是把它贴到胸前,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颗凝重的泪珠缓缓地爬到了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

      往事像汹涌的波涛,猛烈撞击着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眼前闪现出那个美丽的乌克兰少女,就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带着初恋的狂热,带着一股令人迷醉的香气,一头扑到他的怀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中国青年都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漫步,在《山楂树》下流连忘返。莫斯科是世界的希望,中国人向往的地方。

      一天,北京钢铁学院的苏联铸工专家谢尔盖先生,对一个中国少年说:“小家伙,你这么爱学俄语,我给你介绍一个苏联朋友吧。她很想同中国青年交书信朋友。”

      十五岁的徐鹿学是一个为了温饱而劳作的农家孩子,北京钢铁学院办公室的一名通讯员,瞪着一双求知欲极强的眼睛,用生硬的俄语怯生生地问道:“谢尔盖先生,我……行吗?”

      1958年3月8日,一封泛着淡淡幽香的淡绿色信封连同一个美得令他吃惊的“少女”,走进了这个小小通讯员的生活。

      开始,他把每周一封的来信及艰难的回信,当作提高俄语水平的手段,以及满足对苏联老大哥的崇敬和好奇。渐渐地,他却发现那个头上盘着高高发髻的乌克兰少女,走进了他的心灵,搅得他心神不宁。她的每一封信都像春风一样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

      他那颗童稚未泯的心被一封封火炭般的信烧得怦怦狂跳,弄得他半夜三更睡不着觉。可他无论如何不敢奢望这万里之遥的异国之爱。他深知自己无论是外表还是内涵,都不允许有任何非份之想。他只是一个为了生计不得不辍学的河北农村孩子。他考上中学没几天,原本十分困难的家里姐姐又突然疯了,他再也交不起每月九元钱的学费,只好流着泪离开心爱的课桌,只身跑到北京,找到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首钢工作的哥哥帮忙,当了一名通讯员。而那位少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哈尔科夫建筑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他把自己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她,希望用坦率筑起堤坝,阻挡住越来越令他难以招架的狂热。

      她却回信说:“我爱你!得知这一切我更加爱你!”

      他再也无力招架,只能惴惴不安地“坐以待毙”了。

      俩人频频通信的第三个年头,一股看不见的寒流开始悄悄地冻结着莫斯科与北京的航线。一个不谙政坛风云的乌克兰姑娘,却捧着她那颗狂热的少女之心,怀揣一缕求订终身的头发,像一片耀眼的朝霞忽然出现在徐鹿学面前……

      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一身乌克兰少女的打扮,绣花红毛衣,纱领白衬衫,花边长裙,脚登长靴,一头扑到了少年的怀里,在穿流不息的站台上,把她滚烫的双唇疯狂地印到他那微微发抖的嘴唇上……

      “我、我配不上你……我的身世……你知道……”

      “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我爱的不是你的身世,而是你这个人。谢尔盖专家多次去信表扬你,说你是个很有出息的青年。我非常佩服你。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

     “不不不!你选错了!我并不是你理想中的人,我、我只是……”

     是的,她选错了。他们都选错了。

     一股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寒流,已经开始袭击两个兄弟国家了。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成了暴风雪中两只可怜的羔羊。

     她只是用芳唇稀释着恋人的自卑和怯懦,他却笨拙得像一只呆鹅。就在北京友谊宾馆210房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那天晚上的月色真好,天地间一片晶莹。徐鹿学正趴在窗前欣赏月色,浴室的门开了,一件透明的睡衣,一头飘逸的长发,一个活脱脱的少女带着一股令人迷醉的香气,忽然抱住了他,就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他的每个细胞都喧嚣着本能的渴望。但他太无知了,他不知该做什么?她气恼地说了一句:“你不是男人!”在她的指导下,小男子汉平生第一次不太成功地当了一回男人。

     留达哭了,像在盟誓,又像在得到他的许诺:“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你。我非常爱你,我已经同父母讲好,我是来跟你结婚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这何尝不是徐鹿学所渴望的,但是,他却道出一句听来十分可笑又十分实际的话:“可我才挣三十三元钱……”

    “没关系,我会挣的。我希望这次在中国办理完结婚手续。”

    晚上,留达把一件东西庄严地捧到了徐鹿学面前——一个染着贞操标记的三角裤衩。她拿出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让徐鹿学在上面留下诺言:“我永远爱你,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永远爱我的留达……”

    第二天,老院长像父亲一般拍着两个年轻人的肩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好哇!中苏友好史上又飞出一对鸳鸯。”

      北京的春天很美。天蓝水绿,颐和园、八达岭、长安街,无处不留下一对恋人心心相印的脚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去游长城,她拉着他跑到高高的烽火台上,面对雄伟壮观的千古长城,她将手做成喇叭,冲着世界大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徐鹿学——”天地间回响着这幸福而欢乐的回声。

      一个月的假期,留达住了三个月,连学业都耽误了。

      起程前,两人兴致勃勃地来找院长,要求登记结婚。可是,善良的老院长却把徐鹿学叫到一边,悄声告诉他:“你们的婚事已经不可能了,不是你们之间的事,苏联专家接到命令全部立刻回国。这是政治问题,不许对留达讲……”

      晴天霹雳。徐鹿学忙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院长摆了摆手,便匆匆离去了。

      徐鹿学呆呆地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不知该如何向留达交待?

    “留达……我们……暂时……先不能登记……结婚……”他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为什么不能登记结婚?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你突然变心了?”

      “不!留达……管、管公章的人外出没在家……”徐鹿学只好撒谎。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人群穿流不息,人们急匆匆地奔向各自的征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俩人却不顾他人的眼睛,相互偎依着紧紧地抱在一起,泪水伴随着山盟海誓,连连洒在月台上。

      “呜——”列车汽笛响了。它像催命的丧钟,残酷地扯开了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子,越滚越快的车轮辗碎了两颗连在一起的心。

      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车窗外,手扯着手,他跟着车轮拼命奔跑,几次被工作人员警告,但是爱情啊,它是任何警告都无效的。

      他们相约:两周一封信!

      他们相约:我们都要学法语。

      他们还相约:我们明年一定相见!

      可是,他们还有明年吗?明年是一片皑皑白雪,好冷好冷的世界!

      留达回国以后,给徐鹿学寄来一只闹钟。

      她说:“让它每天代替我陪伴着你,看着它尽快转完三百六十五天。亲爱的,让我们共同盼望明年见面的一天!”

      他却连去邮局取闹钟的税钱都交不起,学院给开了一张证明,总算把闹钟取了回来。后来再寄来包裹,他干脆不去取了,拿不起税钱。为了他心中的女神,也为了自己,他夜以继日地学俄语,学法语,不久,他被调到学院某试验室去搞科研技术。他发誓要做一个无愧于恋人希冀的人。

      频繁的书信,成为他们爱情之舟的缆绳。每次收到她的来信,他都偷偷地吻它,她说过:“那是我吻过的。”

      可是,明年变得越来越遥远。中苏两国之间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封普通爱情信件,要经过数道政治审阅。后来,竟然要他把《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塞进信里。

      不久,他收到她的短信:“你再来信千万不要再夹《九评》,我的处境已经很糟了!”

      后来,连夹了《九评》的信也不让发了。老院长严肃地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再给留达写信了!你必须马上找个女人结婚!不要问为什么,问题很严重!”那天夜里,他在马路上一直走到凌晨,发现来到了友谊宾馆门前,宾馆楼上的窗子就像一个个黑洞。他寻不到那个曾给过他无限幸福的窗子。

 

      张美丽,她长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美丽而贤惠,钢铁学院托儿所的保育员。

      在一次郊游归来的路上,她带着怯怯的微笑来到他面前,问他:“听说你捡到一个钱包,是吗?”

      钱包为媒,从此,她经常以借书为由来到他的房间。后来,在他回家探望老母的站台上,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身影。

      这是一个好姑娘。而他的心却在流血。

    “美丽……你是个好姑娘,可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一个穷光蛋,三十三元工资……”他想告诉她,无论是爱情还是物质,他对她都是一个乞丐。

      一声轻轻的回答,却使另一颗心掀起一阵波澜:“鹿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看你人好……我非常理解你对留达的那份情感……”

      一轮残月从乌云里钻出来,一道惨白的月光洒在林荫路上。他抬起头来久久地望着她,此刻,另一个声音却在呼唤他:“亲爱的鹿学,我爱你,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永远爱你……”

 

      徐鹿学终于撕开了那只淡绿色的信封,一行熟悉的字迹立刻模糊了他的眼睛:“鹿学,你的信是妈妈的同事转来的。我已经搬了三次家,早就不在原来的地址了,现在把新的地址告诉你,哈尔科夫捷尔仁斯基大街99栋10号……我首先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有一个女儿叫阿克姗娜,在另一个城市里工作。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父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妈妈同我一起生活。鹿学,三十年来,我始终忘不了你……”

      短短的一封来信却揉碎了一颗心。

      他何曾忘得了她?三十年来,他给她去过多少封信?无法记得。一周一封,一个月一封,一年一封……最后,他把自己无法诉说的思念记录下来,锁进抽屉里,只把那份心寄了出去。直到几个月前,春风终于吹开了冰冻三十年的黑龙江,他又给她发去一封信,信封上写到:“凡是认识留达的人都可拆阅,并请转给留达,拜托了!”

     三十年了。终于找到你了,我亲爱的留达!

     我的留达,这么多年你过得怎样?为什么你信中说跟妈妈在一起?为什么短短一封信,写了那么多有关女儿的话?莫非女儿是……不,不会的!他不敢想下去。

      往事残酷地抽打着他那颗悲喜交加的心。短短一段路他不知是怎样走回家的。家就在北京钢铁学院大院里。

      美丽,当初你能理解我,现在你还能理解我吗?

      他在心里默默地问着妻子,脑海里不断闪现着留达的话语:“亲爱的鹿学,得知你结婚我非常高兴。但我却没有忘记我们分别时的誓言,一直在等你。我希望立即见到你。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曾专程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询问去中国的手续,他们告诉我,只要你发来邀请函,我就可以去中国大使馆办手续……”

      一股难以名状的疚痛刺透了他的心。当年他曾写信告诉留达,说他结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姑娘。之后,他很久没有收到她的来信,结婚一年之后,1964年1月22日他生日那天,他收到一张生日贺卡,没有信,只有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我们不可能再通信了,我永远等着你!”

      为了这张小纸条,徐鹿学痛苦了好多天。

      他劝慰自己,一个开放的乌克兰姑娘,又那么漂亮,怎可能熬过那漫长的寂寞?又怎能抵挡住男性疯狂的追求?但三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得知留达真的在等他时,他无法不自责。他觉得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他空耗了留达的青春乃至一生。

      此刻,摆在徐鹿学面前的难题并不是留达,而是美丽。与自己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妻子。她能包容他过去的那份情感,宽容他内心保留的那份真爱,给他心里留下一分自由的空间,容他把那份永不泯灭的爱系于她人,这就足以令他宽慰了。可是,一个女人的胸怀再宽宏大量,也难容下另一个女人啊!

     二十多年来,他从不违背妻子做任何事情。他爱美丽,美丽太好了,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情感,全部倾注于这个贫困的家庭。她是他事业的港湾,是他政治的避难所。二十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不快,她开朗的笑容都是他的开心果,“哎呀呀!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要找根麻绳咱俩一起上吊哇?愁啥?只要咱们太太平平的活着,喝西北风都甜!”女人的乐观是男人的幸福。

      他调到光测弹性力学试验室搞科研,带研究生,俄语练得炉火纯青,法语达到当翻译的程度。他的摄影连获国家大奖,他的冶金矿山潜孔钻具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研究项目,荣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从一个小学毕业的通讯员奋斗到副教授级高级试验师、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

      徐鹿学手里攥着来自乌克兰的信件,心里却想起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前的情景,想起妻子带着肥皂味儿、刚给自己烫过西服的粗糙双手……

      他的家并不宽敞,两间小屋,堆满了书籍和杂物。一段时间父母从乡下来住,他和妻子去住办公室。只要妻子在,她的爱就像严冬里的一盆火,把家里每个角落都烤得暖烘烘的。

      他刚一进门,妻子就笑道:“鹿学,我趴窗子看你半天了,怎么才到家?一天没见,人家都想你了。”五十岁的人了,常常还像年青人似的。

      男人一生都离不开摇篮,他们渴望妻爱也渴望母爱。面对这样一个妻子,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跟她讲留达。

      一束探询的目光很快落到了他脸上:“鹿学,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美丽读书不多,一直干保育员、营业员之类的工作。但她聪明爽快,十分明理。

    “美丽……”徐鹿学欲言又止。

    “你今天是怎么了?”美丽的声音带点嗔怪,“你我从不隔心,有什么为难的事你就说出来,何必闷在肚子里?我猜……是不是为留达的事?”

    美丽呀美丽,真是知我者莫过于你也!

    “是的,她来信了。她说……要来……”

    多少哲人骚客都发出过这样的警世名言:爱情是自私的,是排它的!然而,这位普通女性的举动,竟使那些警世名言黯然失色。

    “鹿学,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们苦苦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了今天,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的亲人不就是我的亲人吗?让她来吧!需要什么邀请函马上去办,千万不要顾虑我!”

      他好一会儿才哽咽地叫了一声“美丽!”便把她一把搂在怀里。

      1990年9月7日11点45分。

      首都机场,渴盼了三十年的时刻,终于到了。

      那时他还是一个翩翩少年,而今,我的小留达还能认出这个年过半百,已经驼背的老人吗?

      徐鹿学站在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后,似乎想考验一下昔日恋人的眼力,又似乎在妻儿面前不好意思表现得太过分。

      三十年时光,将刻下多少令人障眼的痕迹?但是,生死相恋的恋人,岁月怎能泯灭那刻骨铭心的记忆?相距还有三四十米,两双目光同时迸发出狂热的惊喜……就在人流涌动的机场大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体态丰满的乌克兰女人,突然扔下手中的推货车,张开双臂不顾一切地向前扑过来,推货车借着惯力“哐”一声撞在大厅的暖气管子上……

      三十年的岁月,瞬间浓缩了。

      一对并不年轻的男女,生死相依般地抱到一起,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现在……紧紧地拥抱。而这一切是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上演的。

      事先准备的鲜花,备好的欢迎词,一切都多余了。

      当徐鹿学从激动中猛然醒来,急忙泪眼矇眬地瞅一眼妻子,竟然看到一张同样激动不已的泪脸,他急忙拉过妻子,三个人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头顶头地抱在一起……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两只冷漠三十年的大手终于又握到了一起。

 

父亲的笑容

        作者 张雅文

       我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回忆起童年过年,记忆最深的不是新衣和糖果,家穷,父母从没有给我们一帮孩子做过新衣、买过糖果,而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的笑脸。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笑,总是为贫穷而长吁短叹,只有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才能看到父亲沧桑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大年三十晚上,父母一再叮嘱我们,谁都不许说错话,屋里屋外到处都贴着父亲写的对联,鸡架上写的是“金鸡满架,有蛋不下”,横批是“家藏万贯”。车辕上写着“车行千里远,上坎不用赶”,横批是“大吉大利”。

      半夜时分,父亲抹上用猪油做的胰子,在铜盆里洗完手,然后亲自上香、上供,接财神。

      接神时,父亲打着母亲做的灯笼房前房后地大声喊道:“发财!发财!发财!”

      我们这帮孩子呼呼啦啦地跟在父亲身后,也跟着喊“发财!发财!发财!”

      可是,无论父亲多么渴望发财,无论全家多么渴望发财,家里却是越来越穷,一家老小起早贪黑忙活一年,仍然填不饱肚子。全家人都盼望过年,能吃上一顿酸菜馅的饺子,因为只有这一天,一年到头全家人才能吃上一顿饺子。

      这种贫困不是我一家,而是当时中国人很多家庭,都是如此。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六章(5)

      [十二]

      我觉得,战败后的日本,就像一个干了坏事却没有受到惩罚的孩子。

      有美国为其撑腰,大力扶持,不追究罪责;有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无限仁慈,不要战争赔款,对战俘不杀不砍……

      受到如此厚待的日本,还需要反思吗?还需要忏悔吗?

      当然不需要了。

      那么,日本战败的成本,由谁来为他们埋单?

     没有彻底清算的战争后果,将转嫁到谁的头上?

      日本战败后,中国老百姓出于善良的天性,收留了大批被日本人丢弃的遗孤,把他们抚养成人,最后交还给日本父母。中国政府对关押的日本战犯,百般感化,多方照顾,旅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战犯,除少数人病故外,全部释放回国……

      用宽容和善良来感化日本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奢望。

      可是,一个长期受军国主义奴化训导,不肯承认罪恶,不肯反思,以极右势力所掌控的政府,哪里是“感化”、“以德报怨”这种道德观念所能改变的?

      日本政府在战败7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

      不肯承认历史罪恶;修改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扬言钓鱼岛“国有化”;鼓吹“修宪”、恢复“自卫权”,美化当年的侵略罪行为扩大疆界;要求通过自卫队向国外派兵法案……

      70年来,他们今天这个首相承认罪行,明天新上任的首相又推翻罪行,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再奢望他们认罪与反思,只能说明我们中国人太幼稚了。

      戴旭将军说:“战胜中国,日本与生俱来的梦想。”“在日本,一门心思准备‘战胜中国’的比比皆是;而在中国,思考如何防御日本、战胜日本的人有几个?”

      的确,中国人太健忘、太幼稚、太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了。

      每当豺狼闯到家门口了,才知道操起家伙。岂不知,狼外婆一直在窥视着我们的家园,已经窥视几百年了。

       早在1990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先生,就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今年“两会期间”,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提案中透露,童增先生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其原因是:“童增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童增先生是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都说明中国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引起了世界的认可与肯定。

      中国人不应该再充当“农夫与蛇”故事中的“农夫”了。

       今天,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之际,再回首那段历史,看看那些数据,我们对战争、对人类,会有更为清醒、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到1945年9月,历时六年;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这场全球大战,作战面积高达2200万平方千米;20亿以上人口被卷入战争,参战兵力超过1亿。据不完全统计,军民伤亡人数9000多万;4万多亿美元付之东流;3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中国,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多万。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国家、民间、直接与间接)为5620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为3000亿美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历史》)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可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历史课本,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1982年,日本出现篡改教科书事件,中国学者才提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5年,日本投降40年之后,南京市政府才建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前漫长的40年,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出现了无言、无语、无任何声音的历史空白,被日寇屠杀的30万冤魂,一直在地下痛苦地沉默着。

      的确,长期以来,中国人只在“八一五光复”、七七事变几个重要日子,象征性地开开会,挥挥拳头,喊几句口号,对国民起不到任何警世性的教育。缺少有组织、有计划的历史性教育,尤其对青少年,更缺少这方面的教育。

      而在日本,每当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日,他们就在日本和美国推出大量这方面的书籍。

       令人欣慰的是:

      2014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第一次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每年这天,国家将在南京举行公祭活动,以悼念在南京大屠杀及所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惨遭日寇杀戮的死难同胞。

      在公祭仪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主席向世界发表了令人震撼的讲话。习近平说:

       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写到这里,我终于长出一口郁闷已久的恶气。

      中国终于向世界宣告:中华大地再也不许敌寇铁蹄践踏了!

      让我们翻开人类历史看看,看看哪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带来如此漫长、如此残酷的侵略与伤害!再看看哪一个国家如此掩耳盗铃、如此抹杀历史罪恶!

      切记,不要奢望他人的自省,更不要奢望他人的仁慈,要永远铭记,生存之法则:弱肉强食!强大是生存的最好保护!            

       2014年9月1日,动笔于天津滨海新区国际写作营

      2015年3月30日,完稿于北海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六章(4)

      [十]

      我发现,日本法西斯杀人如麻,看似无比骁勇。但就其民族性来讲,并不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勇者,而是一个在正义面前百般抵赖、用谎言当胭脂的矮子!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与其相比,德国,倒是令人敬重几分。

      如今,日本战败70年了,那段历史早已载入世界史册,进入人类的记忆。

      在全世界人面前,再做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再用谎言来美化罪恶,失去的只能是国家的国格与民族的尊严!

      就在最近,我书稿接近尾声之际,看到媒体接连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日期间,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安倍,要承认历史,要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看到这里,我不仅在想,日本投降70年了,70年的时光,没能让一个战败国承认历史罪恶,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好笑吗?

      即使安倍口头上承认了历史罪恶,其灵魂承认吗?

      不承认,又能得到什么?

      掩耳,真能盗铃吗?

       这一切,又是谁之过?

      我觉得——

      首先,由于美国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体系。

      其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

      王泰平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引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第五章的内容称:

       (日本侵略)期间……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47%,占大城市的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他在书中还写道:

       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要多得多,而种在中国人心中的创伤和剧痛,远比记录在案的数字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据后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战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在14年浴血奋战中,饱尝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黩武行径,造成4000万军民死难的惨剧,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军的屠刀和炮火下,中国人骨肉离散与家园破碎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

       1945年7月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

      1947年1月28日,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据称,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所支付的战争赔款只有37.6亿美元。而且,日本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

      由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惩处不力,导致日本法西斯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惩治。而且,日本更没有支付本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地降低了战败成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

      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

      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日本呢?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十一]

      此刻,正值2015年新年伊始,世界人民都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我的脚步叩击着华夏大地,耳畔却不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极端恐怖组织袭击了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造成警察在内的12人死亡;极端恐怖组织绑架了两名日本人质,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日本人质被杀;许多战乱中的妇女和儿童,挣扎在生死线上……

      没有触景,却也生情。

      思绪就像一列高铁列车,顺着多日来的惯性,风驰电掣,逆时而行,驶向70年前,驶向南京大屠杀的现场,驶向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比起今天的极端恐怖分子,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灭绝人性,都是无视他人的生命,都是杀人如麻!

       人性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有其凶狠、残暴的一面,都有其善良、仁慈的一面。

       我前面写到的几位人物,拉贝、法肯豪森、昆德,都是来自纳粹时期的德国;长谷川照子来自军国主义的日本;辛德贝格来自丹麦;而何凤山和钱秀玲,都来自中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关键看首脑人物带领其国民,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写到这里,我仍然有许多不解。

      日本战败后,日本认为自己输给的是美国,是苏联,是盟军,而不是中国。

      对此,我无须为我的国家争辩什么。

      我只想以一个父辈被日寇奴役14年的后代,来反思一下我的民族、我的国家。

       的确,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日寇入侵毫无准备,而且国力悬殊。日寇入侵,国内党派分立,缺少民族气节,大小汉奸如雨后春笋,纷纷向日寇俯首称臣。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妄图灭我种族的日寇面前,猛醒了!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在战争中挺起了不甘灭亡的脊梁!

      朝鲜战场的胜利,则是中华民族最好的证明。

      有人说,日本是崇拜强者的民族,美国向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就彻底征服了它。苏联红军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至今都对俄罗斯惧怕三分,在对待北方四岛问题上,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却觉得,日本是一个可征服而不可感化的民族。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杀戮与掠夺,是中华民族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却表现出世界各国所不曾有过的宽宏与仁慈:

      不向日本追讨战争巨额赔款;不杀日军俘虏;为日本人收养遗孤;优待管理所的战犯;本该受审判的战犯没有受审……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讲中,一再重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弱点?是善良,还是农夫与蛇?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是展示领袖的胸怀,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需要?

      我心中有许多不解。

      最令我不解的是,本该送上绞刑架的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没有受到审判,而是一直逍遥法外。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的头号战犯——

      早在1915年,他就进入中国搜集情报;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1名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他任日军陆军步兵第六团团长,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元凶之一;1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军入侵上海;1933年,他代表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天皇令他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日寇对我中国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施灭我中华民族之“三光”政策;1944年11月,升任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他向陆军大臣发去电报:要求拒绝公告,继续作战!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日本战犯的头号人物,是国民政府最早公布的94名日本战犯之一。

      1946年1月19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为战犯,盟军总部多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接受审判。

      可是,蒋介石却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想尽一切办法把冈村宁次留在中国。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可是,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居然扣压了李宗仁下发的重新逮捕令,派副官急忙通知冈村宁次,让他随同其他战犯一起立刻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这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同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顺利地返回了日本。

      回国后,冈村宁次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本战友会”副会长,一直从事军国主义活动,直到1966年病死。

      我们不禁要问:蒋介石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日本战犯?

      蒋介石说:“应该说,冈村宁次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日本投降后,他(冈村宁次)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

      蒋介石的回答,令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悲哀与劣性,窝里斗,毫无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

      在蒋介石眼里,冈村宁次竟然成了“替”蒋“剿共”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释放冈村宁次的原因了。蒋介石一贯奉行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

      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所掌控的军事法庭,虽然杀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但对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却是网开一面,宣布无罪释放了。

      蒋介石后来的一些做法,更是令人费解,甚至让人感到惊诧。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台北阳明山建起一座“革命实践研究院”,亲自兼任院长,居然聘请冈村宁次等一批原日军高官为高级军事教官。而且,蒋介石与甲级战犯岸信介关系密切,二人于1954年秘密成立反共同盟。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不久“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组织什么“日华合作委员会”。

      写到这里,我很是不解,作为一位曾经的中国政府首脑,蒋先生还有没有起码的民族感情?

      想想,日本法西斯欠中国人那么多血债,几千万同胞死于日寇之手,那么多抗日将领战死疆场,被日寇掠夺的财富更是无计其数!到头来,日本头号战犯居然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被请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充当什么教官!

      我不仅要问:让他教什么?教中国人如何成为日本的亡国奴、汉奸、不知人类尚有耻辱二字的逆贼吗?

      听听战死疆场的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写给各部将领的遗书,不仅感慨良多。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今天,掀开历史的雾障,冷静地透析那段历史,却发现,历史并非像呈现出来的那么光彩,那么冠冕堂皇!

      蒋介石说:“冈村宁次,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

      蒋介石还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为我们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就因为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一个全家被杀害,一个被软禁了后半生;而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却逍遥了后半生,而且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我们批判汪精卫是大汉奸,骂他认贼为父。

      那么,蒋先生的一系列做法,又是什么?

      以前,我从未研究过这段历史,觉得蒋先生不失一位中华民族的领袖,只是一个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失败者而已。但是,当我看到张学良先生晚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我才明白了不曾明白的道理——

      张学良说:“他(蒋介石)自私,光考虑自己。没有人心。”他又改口道:“他不得人心。”

      是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个把党派之争、政权之争,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的领袖,缺少的不是韬略与学识,而是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品质,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胸怀!

      这大概是蒋先生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斯人已逝。也许,我们不该过多地谴责这位早已作古的老人了。

      但是,回头看看,看看曾经发生的一切,无数的万人坑、杀中国人像切豆腐、杀人比赛、砍头、活埋、强奸、轮奸后凌辱尸体、空袭、掠夺、纵火、绑架、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活体试验、细菌战、使用化学武器、将3500多吨毒化武器投入中国战场,其中包括被世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用的芥子气……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溃逃,日军731细菌部队却放出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致使哈尔滨平房地区接连数年闹鼠疫,大批人死亡!日本投降,却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日本政府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中国各地,对当年留在中国的生化武器进行处理。仅在中国吉林省哈尔巴岭就检测到30万至40万枚毒气弹,至今仍有不少生化武器没有得到清除,伤害中国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战争结束70年了,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有200万发,直接伤害当地人达2000多人。

      这一切,哪是一句“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所能化解的?

      再听听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理由吧!你会发现,中国对日本宽宏善待的结果,获得了什么。

      河村隆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并不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

      其理由是:“我父亲是日本陆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01旅指令部伍长,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南京政府并没有处死我父亲及其250名日本战俘,而是受到了‘特别善待’,被安排在南京栖霞寺。”

      其实,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不过是普通战俘营而已。

      2012年2月,中国外交部对河村隆之的言论,提出了抗议。

      没有处死河村隆之的父亲,就说明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按照这种混账逻辑推理,中国人应该把日军一二百万战俘全部杀掉,才能证明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不记得是谁说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看来的确如此。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六章(3)

      [七]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年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延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年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 3月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却大为恼火,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承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年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年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问题。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他说: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当时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一票之差险胜。

      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年12月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年12月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

      据2015年4月6日最新媒体报道,最近,日本西部福冈县一家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项罪证最为引人关注,就是1945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对8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1948年3月11日,30名日本战犯因涉嫌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在横滨军事法庭受审。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30名战犯23人被定罪,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14人被判刑较轻。可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媾和,1950年9月,全部战犯都被减免了刑罚,判死刑者无一执行。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种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的确如此,只是一种象征。

      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的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南京、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年7月19日,从苏联远东押回1113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审判——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年1月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是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的结果。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而且,裕仁天皇为了消灭中国,将皇族家庭的重要人员几乎全部派到中国,指挥日军进攻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明治天皇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及高松宫宣仁亲王、贺阳宫恒宪王、梨本宫守正王、竹田宫恒德王、伏见若宫、闲院若宫等十人。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47周年纪念日上,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在回答共产党代表提出如何看待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时,说了一句真话:“我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机会就那场战争的本质进行探讨。我阅读了不少境外文章,作为战时应征入伍的士兵,一直受着军国主义教育。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有责任的……”

      此话一出,立刻遭到长崎市立法委员及自民党的强烈反对,要求他收回讲话。本岛均不肯收回。

      右翼团体便纠集了数十辆宣传车,在长崎市政厅周围进行骚扰。市政厅办公楼的玻璃被枪弹打碎。本岛市长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多次受到人身攻击。警方对本岛市长采取全天保卫措施。但是,1990年1月18日下午3点5分,本岛市长还是遭到了暴徒枪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头号战犯就是冈村宁次,中国人对这个人绝不陌生。

      日寇在中国发动的“大扫荡”,对中国采取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出自这个冈村宁次之口。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却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南京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了!

      还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缔造者,人称“杀人魔头”的石井四郎及其手下官兵。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纪实作品《食人魔窟》,就是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的。

      早在20年前,我曾对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做过深入采访,对其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

      资料称,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朝鲜、苏联等多个国家3000多名活人,惨死于731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霍乱、鼠疫、冻伤、毒气等各种试验当中。日寇投降前夕,石井四郎下令,处死全部被他们称作“木头”的试验人员,处死了为他们效命的大批汉奸,炸毁了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细菌部队的重要设施,却放出了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害得哈尔滨平房地区连续多年闹鼠疫,好多家庭惨死在日寇遗留罪孽的残害当中。有的全家十几口人全部死于鼠疫!如今,在那片充满罪恶的废墟上,仍然耸立着两只不知焚烧了多少生命的大烟囱。

      这样一个兽心歹毒、双手沾满人类鲜血的大刽子手,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向美国提出,把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用活体试验所研究的资料,全部奉献给美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免除他及731细菌部队全体人员的战争罪行。

      美国居然同意了他的交换条件,并电告苏联军事法庭有关人员:“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

      其实,石井四郎就躲在他乡下的老家呢。

      1951年,石井四郎出现在朝鲜战场,不久,朝鲜战场就出现了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这个用数千名活人试验数据,从美国人手里换来活命的家伙,直到1959年10月9日,67岁时患喉癌死去。

       731细菌部队冻伤科的负责人吉村,在731细菌部队里是出名的人物。被关押人员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没有不吓得浑身哆嗦的。他让活人脱得一丝不挂,扔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室外,直到冻僵了,摔倒在地,再令人拖进屋来,将其分别扔进冰水或滚烫的开水里,进行各种试验。有的则在冻僵中锯断其胳膊或腿,被锯者的惨叫声令人不忍耳闻。

      据报道,吉村这个残忍的刽子手,后来居然当上日本某大学的教授,登上讲台,向学生传授其用活体试验的经验呢。

      一伙罪大恶极的人类战犯,就这样被包庇下来了。

      在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的看守都逃不脱审判,而在日本,像冈村宁次、石井四郎、岸信介、吉村这样一大批罪大恶极之人,不仅逃脱了审判,而且活得很逍遥,很自在,很风光。

      这些本该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没有得到严惩,没有受到战争惩治的教育。他们到死都不肯承认侵略罪行,不肯向受害国认罪,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成为日本极右势力的根基。

       1948年10月,美国总统以“总统令”下发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指令,其中包括20项内容:不要使日本的民主化搞过头;解除把军国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规定;强化警察力量(实行重新武装);置重点于经济的复兴和稳定等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两周之后,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下令,成立由75000人组成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这就是重新武装日本的开始。

      1951年,日美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

      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发出“法务总裁通知”,声称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罪犯,在日本不按战犯对待!

      此文一出,全国各地立刻刮起释放战犯和复权运动的妖风,声称“甲、乙、丙级战犯全是牺牲者”。

      随后,日本相继出台修改《战伤病者战死者等遗属援护法》;修改《抚恤金法》,释放甲、乙、丙级战犯;再后来,将甲级战犯的灵牌纷纷请进靖国神社……

      [八]

      二战结束后,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更没有让战犯登上德国政坛的先例。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一个早期侵华急先锋。

      岸信介于1936年入侵中国,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因其生活放荡、荒淫无度,被称为“满洲之妖”。

      这“满洲五人帮”,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出狱;松冈洋右与鲇川义介,都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罪魁;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由于美国转向扶植日本,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的第二天,1948年11月24日,岸信介等一批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岸信介,这名甲级战犯,1956年担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刚上任首相两个月的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理其职,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上任后,大肆敌视诬蔑中国,极力鼓吹以“自卫权”名义扩充军备;1960年5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改定”。而且,极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满洲国建国之碑”。1960年7月14日,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刺伤,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三年半的首相生涯。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病死,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这样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朝日新闻》这篇社论,对甲级战犯当选首相一事,道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小泉、安倍,都是岸信介培养出来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

       在德国,没有一名战犯被奉为英灵,更没有一名战犯入住烈士公墓。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1978年,日本当局将在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的14名甲级战犯,全部移入靖国神社,奉为“英灵”,并以首相带头前去参拜。

      这14名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人类滔天大罪之元凶!

      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它原称“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始建于1869年6月,为明治天皇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之役”,为推翻旧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如今,靖国神社合祀着2466500多名所谓的“英灵”,供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及上千名乙、丙级战犯的亡灵。每年都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政客前来顶礼膜拜,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据点,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培养灌输军国主义的朝拜之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宫司德川康久,在神社内举行“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的展台上,公开叫嚣:“二战是以我国的自存自卫及建立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目的的战争!”

      有人说,参拜靖国神社,就如同“有人到希特勒墓前献花”一样。

      因此,每次日本首相前去祭拜罪恶昭著的战犯,都会招致亚洲各受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首相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照样我行我素,照拜不误。

      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在执政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首相们还都避开8月15日这个战败的敏感日子,并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开先河,选在8月15日投降之日前去参拜。之后,历届的日本首相,都在8月15日这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

      据资料记载,原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都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去参拜。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两年多,从1983年4月21日至1985年8月15日,十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三次为日本投降日,最后一次为日本投降40周年纪念日。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六年,六次参拜,2006年8月15日那天前去参拜。

      安倍晋三自2006年上任以来,就不仅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了。而是打破了中日双方来之不易的较为友好的环境,日本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不仅是伤害中国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令中国人无法容忍的愤怒——

      安倍上任以来,激起钓鱼岛争端,极力鼓吹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为日本“国有化”的对象;安倍内阁千方百计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决议案,向“战争合法化”推进;多次发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谬论……

      “日本战犯不是罪犯”,其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否认侵华战争之罪行!

      请问:日本战犯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而且,安倍亟欲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以政府名义支持极右势力公开篡改历史……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是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其主要内容是:

       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已过去了50年的岁月。现在再次缅怀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国内外许多人时,感慨万端……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动辄忘掉这和平之尊贵与其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并且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包括追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偿还过去的错误,也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村山富市的讲话,发表于1995年,比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年12月7日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晚25年。

      应该说,村山富市是日本的“勃兰特”。

      但是,日本并不是德国。

      村山富市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几人有德国首脑的明智?有德国首脑的胸怀?

      201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高克代表德国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

      而日本政府呢?

      在对待侵华战争问题上,不但不认真反思、忏悔,而且,一直在有计划、有预谋地篡改历史,把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妄图从史实中抹掉这笔让日本人无颜面对的罪恶!

      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

      [九]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2014年11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在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内容,描述不恰当,与日本政府立场不一致,是对事实的误解。并声称,日本外务省通过纽约驻美总领事馆,要求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做出修改。

      该出版商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于11月20日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坚定立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日本政府又派人找到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要求其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却遭到赫伯特教授的严厉拒绝。

      当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前去采访赫伯特教授时,只见赫伯特教授对日本的做法,很是不屑,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给予了严厉拒绝。

       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部2014年,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铁证如山》。

      这部书中的资料,不是哪个人的证言,而是日军自己留下的罪证——战败溃逃时,没来得及彻底销毁所遗留的档案资料,上面还残留着焚烧的痕迹。

      因年代久远,档案是残缺的,内容却是真实的。

      关于“慰安妇”一事,日军档案中有着详细记载,并以表格形式清晰记载着慰安妇的人数、屯兵数,慰安妇每人所应对的士兵人数。

      在此仅举一份档案为例:

      1938年2月28日,中国芜湖慰安妇人数109人,其中日本人48名、朝鲜人36名、中国人25名;丹阳6人,每人应对士兵267名,因人员不够,在当地招募慰安妇;常州慰安妇46人,人均应对士兵140人;金坛慰安妇9名,人均应对士兵133人;镇江慰安妇109名,人均应对士兵137人;南京141人,人均应对士兵178人。

      这份详细的数据记录,是出自日军自己的档案。

      这让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如何泯灭一位教授的良知,去奉迎一个国家罪恶的谎言?

       日本篡改历史,并非始于今天。

      日本篡改历史教课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1965年,一位52岁的老教授,走上东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在审定他撰写的《新日本史》著作中,“违反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十年来,对他多次警告,责令他必须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奸淫行为,将日军731部队对人体进行试验等内容全部删掉,并下令禁止使用此书,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要求赔偿损失!

      他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教育法学家。

      早在1952年,家永三郎撰写了一部《新日本史》,并在高中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1955年,却遭到文部省警告,阻止他出版该书。1957年5月,他的《新日本史》第三版,被文部省评为不合格。1963年,他的第五版《新日本史》,再次被评为不合格。1965年6月,他忍无可忍,走进了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

      法院一再判他败诉。家永三郎不服,屡诉屡败,屡败屡诉。

      1974年,他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名就叫《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在法庭上,他以日本弥足珍贵的微弱声音,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我想着自己的良心,祖先的土地被焚毁,我站在那儿,就是有罪!……我现在不过一介布衣,尽管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希望弥补我过去一味驯顺,从不抵制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提出自己的这项罪责的原因。

       在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德国人反对了,还为此丧了命。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过。我们是一个只知尊奉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这场官司我们赢了,还是输了,而是我们决心战斗了!

       他在接受英国作家布衣采访时说:

       教室成了背信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践踏我们自己的原则。以国家宣传代替历史教学,我没能顶住,为此感到万分羞愧。

       1970年,法官终于判家永三郎的官司赢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报复,向本案法官、辩护律师,向家永三郎家人发出威胁,警告他们当心脑袋!而且,暴徒们包围家永三郎的住宅,日夜骚扰,喊口号,敲洋铁锅,令全家人无法睡觉。

      更为可悲的是,文部省提出上诉,东京法院又判家永三郎败诉。

      1997年8月,这天,已经84岁的老学者拖着仅有38公斤的羸弱之躯,缓缓地走进了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前来倾听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认定文部省所做出的删掉“南京大屠杀”、“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四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

      这份迟到的判决,历经32个春秋,十次判决,最终以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而告终。

      2002年11月29日,这位为坚持历史真相,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多年的历史学家,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89岁。

      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勇气,而在于他坚持了正义。”

      但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份判决来得太迟、太缺少法律的威力了。

      因为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

       早在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就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为“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把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居然颠倒是非,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英国作家布衣在其所著《罪孽报应》一书中,写道:“发生在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按照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侵略中国’这一措辞改为‘进入’中国,至于原先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则完全删掉了。”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同年8月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

      我不仅在想,这是我们发现的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内容,可是,世界各地没有被发现的日本历史书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侵略历史被日本歪曲了?篡改了?

       就在这次,我赴德国海德堡采访期间,听到这样一件事,中国留学生李晓璇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海德堡大学,一名日语系的德国学生,问李晓璇,中国的七七事变是谁挑起的?

      李晓璇说:“当然是日本挑起的!”

      这名德国学生却理直气壮,以完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你们中国人挑起的!你们中国应该为二战亚洲战场负责,你们中国才是历史的罪人!”

      “不!日本才是历史的罪人!”

      “那是你们中国自己宣传的!”

      “不对!你所听的都是日本所宣传的!”

      “我学的是日本学,难道还要我去听你们中国的宣传吗?”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晓璇气哭了,觉得对方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她说:“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死伤3000多万……”

      对方却说:“死的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广岛和长崎……”

      更为可气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绝非一个德国学生,凡是学日本学的德国学生,都持这种观点。

      这使中国留学生非常气愤,却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日本谎言所造成的后果!

      居然从德国日本学系的德国学生口中,说出了中国发动七七事变,中国要为二战负责的话来!

      我不知在世界那么多大学的课程中,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多少歪曲?我不知这种严重失实的教科书,应该由谁来追责?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教授删掉“慰安妇”内容。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关注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有歪曲历史的问题存在?如果有,是不是应该像日本一样提出质疑,不允许他们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的阴谋得逞!

       与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内容相配合的,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对敢于揭露真相、敢于说真话的少数日本人,进行疯狂的围攻、威胁与恫吓,甚至诉诸法律。

      侵华日军东史郎,出版了记录日军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之后,遭到许多右翼分子对他及其家人的恐吓,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骂他是“罪该万死”!

      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对采访了120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并采访了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出版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威胁与恫吓,对她百般攻击与诋毁,说她是“扯谎、骗子”,甚至扬言,对松冈环及开口出示证言的侵华日军,实施报复!

       就在2015年1月26日,媒体报道,由日本右翼分子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牵头,日本国内外8749人联名,对日本《朝日新闻》提起诉讼,指控其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损害日本国际信誉,伤害国民名誉”,并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要求《朝日新闻》赔偿原告每人一万日元慰问金,并登报谢罪。

      人所共知,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却如此掩耳盗铃。

      在日本,尽管有少数正义人士在为历史证明,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草根,不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而极右势力却长期主宰着日本政坛,而且,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在不断蔓延……

       王泰平先生在其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在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国民性的铸就都离不开它本国的历史,离不开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控制着那个时代的德国民众的思想的罪恶帝国。同样,日本帝国也是建筑在法西斯精神上的罪恶帝国,把日本民众变成了狂热、盲信、一味跟从权力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这种国民性决定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掌权者决策错误,而一意孤行时,则服从强权,盲信权威,不仅不违抗,而且,往往变本加厉,由“集团主义”演化为极端狭隘的、排外的、极具危险的民族主义。

      于是,在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军国热”,每当大本营发表在海外攻城略地的胜利捷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被驱赶上战场,宁做肉弹,宁为落樱,不成功,便切腹,以表忠君爱国之诚;干了残忍之事,只觉得是服从国家,应该应分,并没有罪恶感;有人有了罪恶感,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不觉得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纳粹德国,密谋杀害希特勒的东线军官首领海宁·冯·特莱特斯科夫将军,在自杀前,与他副官施拉伦勃道夫诀别时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

      在德国,这样清醒而有正义感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在日本,却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高官,相反,翻开日本二战后的历史,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上层,尤其是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引起的——

      1953年,全日本超过1500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战犯。当时,西德驻日本大使馆致波恩联邦法政部急件说:“日本人至今怀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来就不具现实性,因为判决是由胜利者以复仇的姿态单方面做出的。日本战争罪行不是有意识的犯罪,因为那些人将他们的行为只看成战争行动,属于爱国主义举措!”

      1953年,日本推出电影《太平洋之鹰》,极力吹捧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啊,海军》;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年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2015年4月6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2016年日本中学生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将南京大屠杀,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一句“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没查到的呢?

      朋友,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

      而我作为一名作家,却觉得我的文字太拙,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用谎言来美化罪恶的人。

      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这才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六章(2)

[四]

      对日本,我从未停止过关注,并不是为了创作,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辈人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对那场几乎灭绝种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话,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对日本的认识感性多于理性。我知道,要写日本,绝非靠几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恶补几本有关日本方面的书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访一趟就能凑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提出那么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遭到围攻的。

      所以,我必须冷静地倾听对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见解……

      于是,回国后,我千呼万唤寻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于辽宁丹东,曾就读于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世界知识》杂志副主编、《世界博览》主编等职;曾出任中国驻日本札幌、福冈、大阪总领事(大使级),外交部大使等要职,退休后,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笔会理事,对日本有着深刻研究,对中日关系更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与王泰平先生相识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赴日本任职,就断了联系。

      通过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个晚秋的上午,我怀着好友重逢的喜悦,匆匆来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俩得知我的到来,早早就跑到门口来迎接我,而且,几天前就订好了午餐的餐厅。

      多年不见,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热茶,便开始了一上午的长谈。

      年过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长相出众,性格沉稳,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对日本一生的研究与认识,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他夫人则忙里忙外,给我翻找资料,把所有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全部捧到我面前,让我带着。

      临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嘱我:“写日本,你要注意军国主义的特征,他们对内实施法西斯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你要注意,日本民族还是很优秀的,只是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批判。”

      谢谢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话语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含义。

      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带着王泰平先生毕生研究日本所著的《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等一批珍贵资料,带着对王泰平夫妇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

      数天之后,我坐到了电脑前,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

      对日本,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太久了,它渴望着喷发。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的指挥,渴望喷发的激情常常烧焦我的理性,让我的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说来,中日关系曾经友好过,更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

      且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道,圆寂于763年5月6日,日本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显着昔日的友好黄花。

      曾几何时,中国曾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向日本取经,并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还去日本,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希望日本就“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的干城”一事表明态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边,而不要成为亚洲的侵略与压迫者!

      但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对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急切地向日本学习,渴望得到日本帮助的心情,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天真烂漫的依赖心情,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对照,简直不可思议。”

      的确,中国这头昏睡的睡狮,从未真正认清那位张口善邻、闭口友好、见人必鞠躬的邻居——

[五]

      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们被尘埃遮挡的眼睛。

      其实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层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陆政策思想,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就产生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治国道路,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身。统治阶级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渐渐地,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纮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称霸世界。

      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进而转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以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且出兵人数最多,22000人。中国政府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才被迫停止支付这笔永远还不完的巨额赔款。日本则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15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卖国贼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称:“吾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掉中国!

      中国人民从1931年9月,一直奋战到1945年8月,不是8年,而是14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胡平先生在其《100个理由》著作中,这样写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他在书中,将日本与中国的状况作了详细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2.51亿元,约合4.17亿美元。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不仅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相差甚远,就连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都不如。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汽车却比中国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国的8倍以上。

      在军事装备上,中国与日本相差更悬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才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只能生产步枪和机枪,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全部依赖进口。

      日本原计划三个月灭掉中国,却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战争,日本早已国力耗尽,民不聊生,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谈其兵力消耗,十几岁的孩子都被赶到前线充当炮灰去了,且看看日本国民的生存现状,粮食配给,每人每天约6两,而且是大豆、面粉、白薯,填不饱肚子,只能用豆饼、橡子面、花生壳充饥,蚯蚓、蝗虫、老鼠、蜗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处都充满了饥饿,充满了面黄肌瘦、比战前更加矮小的孩子。

      中国就是在这种国力、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场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说“不”了!

       日本的损失也是惨重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死于侵略战争的军人和平民为310万。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日本仍不肯投降。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一亿玉碎”的政策,致使前线众多士兵饿死疆场,或吃战友的尸肉充饥;许多士兵因绝望而发动自杀性突击丧命;许多官兵剖腹自杀;大批军人和非战斗人员被上司杀死。

      《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无视公告,召开内阁会议,拒不投降,发动全民“卫国而战!”“卫国玉碎!”

      结果,8月6日8时15分,美国在广岛投下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夺去广岛20万条生命。

      8月8日子夜,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告日本:苏联向日本宣战!

      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导致12.2万人丧生。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泰平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记载:“日本投降时,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太地区,其中约有350万为军人,其余的是平民。至1946年9月,还有200余万人没能回国,数十万人回国无助,在混乱、饥饿、疾病中悲惨地死去。此外,日本政府还承认有54万人下落不明。”

[六]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

      日本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沮丧、最绝望的时刻——

      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父亲同时获得美国荣誉勋章的五星级上将,身着笔挺的将军服,迈着潇洒而傲慢的军人步伐,走出船舱,走向受降签字台……

      与此同时,各盟国代表都迎着胜利的雄风,走向了受降签字台。

      而代表战败国日本出席投降仪式,并签署投降书的,并不是天皇,也不是皇室人员。而是在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被炸断右腿的日本外交部官重光葵,以及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

      麦克阿瑟将军在受降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他说:

       参战大国的代表们!我们今天集聚于此,缔结一项庄严协定,促使和平得以恢复。……我殷切地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义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今天,枪炮沉没了,一场大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赢了。天空不再降下死亡之雨,海洋只用于贸易交往,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到处行走。全世界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使命已告结束……让我们从过去的流血和杀戮中走出来,铸就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让我们在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旗帜下,缔造一个可实现人类尊严及其理想的更好世界。这是我的热望,也是全人类的愿望!

       麦克阿瑟将军讲得很好,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之后,他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本着美好的构想,开始改造日本:第一,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第二,促进民主在日本的成长。

      但是,大洋彼岸的麦克阿瑟,并不了解日本岛国的文化,没有看透在军国主义长期训令下日本国民的国民性,没有亲眼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的兽性与杀戮,没有体会到饱受日本法西斯欺凌的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深仇大恨与无以言表的痛苦。

      尤其令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很快来了180度的大转变,完全颠覆了他的构想……

       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民族。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征服了日本,令其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甚至一味讨好。

      王泰平先生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日本外交史,日本每一次结盟,几乎都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二战中,德国在欧洲不可一世,日本又与德国结盟。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表明,它的外交一直具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和攀附强者的特点。

       不管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还是选择与强国结盟,总之,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就完全臣服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了。

       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证明:

      1945年8月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项重要决策: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称其为“战后处理的国家紧急措施之一”。

      8月18日当天,内务省桥本政美警保局长,立刻向各府县下达募集妇女的指标。各地警察署长四处奔波,寻找“为了国家而卖淫”的女人。

      8月30日,日本抢在第一批美国盟军到来之前,募集了1360名慰安妇,并在美军必经之路上,开设起第一家慰安所小町园……

      此刻,距离投降仅仅三天,距离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令32万日本民众伤亡不过21天,就将日本女人主动献给了美国大兵。

      而且,慰安妇很快由两万增到五万,甚至更多。

      为此,为日本留下一批永远不知父亲是谁的混血儿。

      为了取悦征服者,连女人都奉献出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945年9月27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天皇裕仁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子,郑重地来拜见麦克阿瑟。

      拜见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已经沦为四流国家,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显然,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失误了。

      在麦克阿瑟将军驻日五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裕仁天皇先后11次前去拜见,并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麦克阿瑟不但不同意追究裕仁天皇的罪责,而且决定让裕仁继续当他的天皇。

       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设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道,以及对日本警察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等诸多项内容。

      并在盟军的监督下,为日本制立了一部新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第9款规定:日本人永远放弃参加任何战争的权利与机会。为此,永不维持任何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潜在能力。

      这项条款彻底否定了日本的军备与战争权。

      对盟军所提出的一切,日本政府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从无反抗。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

      但是,世界政坛,风云多变。

      美国政府忽然转变了战略思想,导致一系列问题全变了,从而留下诸多至今都无法化解的后患——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六章(1)

 文头图片《柏林墙曾隔断骨肉亲情》

第六章

追问历史罪恶

             ——留给未来的思考

 

      “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3月9日在东京的演讲

 

      一位国家总理向受难者灵魂下跪;一位国家首相却频频去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神社。一个国家不断向世界忏悔;一个国家却一再抹杀罪恶,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角色。同为战争罪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一]

      我带着诸多不解,带着外孙女张润乔,于2014年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从资料获悉,有五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维辛。

      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被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40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资料告诉我,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所筑,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年10月,分裂41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紧紧拥抱的青年男女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资料告诉我,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我俩猜测着,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70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94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这种忏悔与耻辱感,在纳粹分子后代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赖纳·胡斯得知其祖父鲁道夫·胡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痛苦万分,甚至想自杀,替祖父赎罪成为他活下来的“唯一原因”。他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就是替祖父做他本该做的事情(赎罪)。我应该背负祖上的罪过,并尽力去承受这一切。”“我对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给成千上万家庭造成的苦难感到惭愧。”

       赖纳访遍德国的档案馆,搜集祖父当年的罪证,并上传到网上,撰文:“我的祖父是一名刽子手,这一事实让我既难过又羞愧。不过我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闭上双眼,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赖纳45岁时,看到父亲童年时的别墅,他崩溃了,不停地重复着:“疯狂!疯狂!”“他们用别人的血汗钱修建了这一切,然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是太疯狂了!”

      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贝蒂娜·戈林,她和兄弟都做了绝育手术,为了避免再生出“另一个恶魔”。她对祖上的罪恶厌恶至极。13岁时,曾数次离家出走。20多岁,曾三次精神失常,并远赴印度,后来移居美国。她说:“遥远的距离可以让我更容易应对家族的过去。”但是,照镜子也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她与叔祖父长得很像,每次照镜子都能让她“想起祖先的罪恶”。

      在德国,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纳粹后代自杀,有的写书,他们知耻而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4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道,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年9月27日,西德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年10月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

[二]

       这天上午,我请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处李文小姐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我和润乔,来到柏林郊外一座树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墓园。

       在一片幽静的矮树丛中,我们找到了勃兰特的墓碑,与其他墓碑没什么两样,一圈矮树丛围着一座半圆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着勃兰特的名字。

       一位国家总理,静静地长眠于此。

       我来到墓碑前,向这位昔日德国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了他的真诚认罪,向犹太人认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伤害的人民认罪……

       他的认罪,使我对这个民族心生敬意。

       一个敢于承认历史罪恶的民族,才是让人尊敬的民族。

        我请李文小姐帮我查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凯特尔这些纳粹战犯,在德国留没留下墓地?有没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诉我,这些战犯没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国,纳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恶痛绝。即使有少数新纳粹分子偶尔上街游行,喊几句纳粹口号,也立刻会遭到警察的制止。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祭拜纳粹法西斯头子了。

       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里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人,他们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日本国民祭拜。而带头前来参拜人类罪人的,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从来到德国,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为什么能如此积极而又勇敢地面对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个性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我在想,战败的德国,面对满目疮痍、庞大战争赔款的现状,面对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对自身艰难的生存状况,德国人曾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我想有些东西,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于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带着诸多不解的问题,带润乔走进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古色古香、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使会客厅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双睿智而聪慧的眼睛,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优秀外交官的成熟与沉稳,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听完我的提问,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志,你找我找对了。”

       他说,他学德语50年,对德国研究42年,从1972年来东德工作,与德国人打了25年交道,亲眼目睹了德国的变迁,很多有关中、德之间的事情,都是他亲手处理的,可谓真正的德国通。有关拉贝日记、拉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当参赞时处理的。

       于是,一杯清茶,便开始了史明德大使颇具高见的一番长谈……

       一个半小时之后,采访结束了。

       我紧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

       当我带着巨大收获走出使馆大门时,小润乔附在我耳边悄声道:“姥姥,这位大使可真厉害呀!什么都知道,太厉害了!”

       的确很厉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大使的一番长谈,使我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问题……

[三]

       现在,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叙述史明德大使所阐释的那段历史吧。

        德国战败以后,它被苏、美、英、法四国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四瓣。东德由苏联占领,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则由四个国家共同管辖,德国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权。

       而日本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占领。冷战以后,美国用日本来制衡红色中国,尤其来制衡苏联,利用日本来构筑一条对付共产党的堤坝。日本则进一步成了美国的工具。

       在德国,一直坚持着非纳粹化运动,苏、美、英、法四个国家,要求德国上台执政者,必须是民主人士或抵抗人士,绝不许纳粹分子登上政治舞台!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7人被绞刑之外,国体没变,天皇制没变,政权没动,政府官员没动,国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向各个战胜国赔款数额巨大,至今仍在继续赔偿着。日本则完全不同,其赔款数额,只是德国战争赔款数额的1%。我不知这个比例数据是否准确。

       对德国人民来说,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外来国家干涉的压力;大笔战争赔偿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战败后的德国,就像一座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火山,沉默而压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如今又面临着同样的经历。

       当历史走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德国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不愿在这种压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起来闹学潮,上街游行,发表演说,要求德国反思历史,展开全民族大讨论,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战争罪责,追究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责!由青年人掀起的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促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知识界的学者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强烈要求全民族要对战争问责,呼吁政府进行反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德国人自己松绑!

      正因如此,所以才发生了1970年12月7日,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当记者采访勃兰特下跪一事时,他说的一番话,尤其令人深思:“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过程,更没有进行过全民族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侵犯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众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骗当中,打着为天皇圣战,为帝国自卫的幌子生存着。

        当年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在日本,有少数清醒者站出来讲真话,就会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恫吓,甚者遭到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战争结束70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国内、向全世界隐瞒着其历史的罪恶。

       还有一点,德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独立的岛国。而德国是大陆国家,与九个国家相邻,如果不承认历史罪恶,走不出国门,无法与外界接触。现实迫使德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认罪,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因如此,德国在反思与忏悔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离开柏林的前一天傍晚,我和润乔最后一次在柏林街头漫步,看着一些身背双肩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飞驰,很是惬意。德国盛行骑自行车,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只见一位年轻母亲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儿,各骑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晚风吹起了女孩儿的金色卷发,在夕阳下飘扬,很是漂亮。

       小润乔说:“姥姥,你看德国人多好啊!真难想象,他们当年对犹太人咋那么狠呢?”

       “孩子,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日本不也一样吗?他们见人必鞠躬,谁能想到,他们对中国人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罪恶呢?”

       “是啊,我也觉得日本人挺好的,想不到……”

       是的,如果不是父辈亲历过,如果不是大批史料为证,没人会相信日本法西斯对中国所干的一切。

       我告诉润乔,当一个民族被军国主义、被法西斯主义长期洗脑,他们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被唤醒之后,人就变得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恶魔,变成了杀人机器。

       润乔却说:“姥姥,日本上层干的那些坏事,跟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呀!”

       是的,说得有道理。

       战争历来是掌权者所发动的,老百姓并没有决策权。但是充当炮灰者,却永远是老百姓,实施罪孽者,也永远是老百姓!

       我知道,有关战争与人性的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在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70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二章(6)

[十三]

      1938年2月23日上午9点。

      拉贝走了。

      他在中国助手韩湘琳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一艘英国“蜜蜂”号炮艇,驶向上海,携同妻子一起踏上遥远的归国之路。

      在船上,拉贝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回头望去,向岸边的送别人群挥手告别,告别他生活了十年的城市,告别他生活了近30年的国家……

      他走了,背负着南京几十万民众感激的目光走了。

      其实,日军一直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眼中钉,拉贝主席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要求关闭安全区,让难民返回各自的家园。日本特务机关一再向安全区发出通牒:“所有难民最迟在2月4日必须离开难民所,否则将封存所有的财产,关闭大楼!”

      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解散,改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难民们被迫离开安全区,很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与此同时,拉贝收到了德国的召回令,是西门子洋行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1937年12月1日发来的电报,这份迟到的电报是对拉贝请示电报的回复。

      拉贝曾请示西门子洋行:“我留在这里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建立难民区保护20多万平民。”

      西门子洋行迟到的回复是:“不同意那些措施,请立即动身去汉口代表洋行利益!”

      多亏这封电报迟到了两个多月,从而保住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拉贝的身体很糟,有糖尿病,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无论是德国发来的召回电报,还是他的身体状况,都不允许他再待下去了。

      走之前,2月9日,日本大使馆邀请国际委员会的外国人,去日本使馆听日本军队乐团举行的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有《多瑙河之波圆舞曲》、《长歌》、《梦幻曲》等。

      拉贝坐在音乐厅里,内心厌恶到了极点。上午,他还在四处查看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尸体,下午却被请来听音乐,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虚伪、更残酷的音乐会了,就像坐在死人堆里听演奏一样。演奏完了,他们这些外国人还得被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拍照,以供他们欺骗世界的宣传所用。

      拉贝走了。

      但是,他给南京人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感激。

      在1938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一那天,难民们用长3米、宽2米的红绸子,给拉贝写了一封感谢信:

      你有一副菩萨心肠,

      你有勇敢无畏的精神,

      你从危险之中,

      拯救了千万个不幸的人,

      助人于危险之中。

      愿上天赐福于你,

      愿幸福常伴你,

      愿神祇保佑你。

               ——你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

       当得知拉贝被召回国的消息,3000多名难民妇女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舍里跑出来,团团围住拉贝,齐刷刷跪在他膝前,哭喊着请求他不要离开南京,请求他留下来继续领导国际委员会工作。

      难民们越聚越多,集聚起一道道人墙。拉贝只好离开他的汽车,让魏特琳引开群众,他从后门出去才得以脱身。

      临走,国际委员会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麦克伦牧师为拉贝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国际委员会委员们高度赞扬拉贝。

      国际委员会自1937年11月22日成立,到1938年2月18日解散,在这地狱般的三个月里,拉贝及其国际委员会20多位外国人士,担着掉脑袋的危险,与中国同胞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度过了人类最残酷、最恐怖的岁月,从而保住了25万中国同胞的性命。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保障25万难民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保证25万人能活下来。这不能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在被救助的人群中,不仅有中国普通百姓,还有不少国军军官。

      国军第72 军军长孙元良,就藏在魏特琳领导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国军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顶层的密室里;唐生智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和周上校两名高级军官,就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一个化名罗福祥的人,一直躺在拉贝家里养伤。此人叫黄广汉(有人考证真名为汪之刚),中国空军机长,曾在对日空战中击落过多架日机。日军攻占南京时,黄机长正在生病,他本想游过江逃走,但因体力不支,游到一条支流游不动了,用尽最后气力才逃到安全区。拉贝让他以仆人身份藏在家中。这次,拉贝离开南京时,他让黄机长以其仆人身份,将他偷偷地带到“蜜蜂”号炮艇上,带他逃离南京,去了香港。

      拉贝走了。他身后留下一片怀念的哭声,一片下跪的场面,一片穷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描述的感激之情——25万人的感激之情!

      拉贝在南京的壮举,不仅受到中国人的赞扬,而且,受到德国驻华大使特劳特曼博士的书信赞扬,信中称: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国际委员会的使命结束了。

      但是,为正义而呐喊的使命并没有结束。他们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用笔、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来,纷纷见之于世界各国报端,为人类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证据,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而且,约翰·马吉牧师和罗伯特·威尔逊医生以证人身份,出席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刘易斯·史迈斯和瑟尔·贝茨出席了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并作证……

[十四]

      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拯救了25万中国同胞,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少人的身心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有的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回国以后,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逮捕、审讯和关押。他们同样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明妮·魏特琳自杀;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1940年突发癫痫,几近精神崩溃,不得不返回美国治疗,从此饱受癫痫、战争噩梦的折磨;约翰·马吉牧师,与日本人的交涉压力过大,1953年去世,时年69岁;乔治·费奇,当他在公众面前发表南京大屠杀讲演时,因精神创伤太大,突然失忆……

  拉贝的处境就更糟了。

       1938 年4月15日,拉贝携同妻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德国柏林,先是受到功臣般的拥戴,德国国务秘书表彰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并授予他红十字勋章;后来又授予他一枚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一枚带有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采玉大勋章。

      当时,拉贝并不了解德国的国情,到处演讲,放映从上海带来的约翰·马吉牧师所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影,为中国人民呼吁、呐喊。

      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一心要揭露日军对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唤起德国对日本侵略罪行的重视,希望德国能阻止日军对中国的侵犯!

      他跑到柏林西门子城舒克尔特工厂办公大楼电影大厅、外交部政策局、远东协会、国防部等,各处作报告,发表演讲。他却发现,人们对他所讲述的内容并不太感兴趣。而且,盖世太保警告他,不许再散布日本罪恶的言论。

      拉贝感到茫然了,我的德国同胞怎么了?

      他记得小时候,教堂的钟声经常敲响一支曲子,歌词是:

       始终忠诚和正直,

      直至你冰冷的墓穴,

      莫偏离上帝之路,

      哪怕一指宽的距离!

       那悠扬的钟声,在向善良、忠诚、勇敢而正直的德国人拉贝表示致敬。可现在,中国人遭到日军如此残酷的暴行,德国同胞听了却无动于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的同胞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没有正义感?如此没有同情心?

      是的,拉贝离开德国太久了,30年了。

      他对眼前的德国感到陌生,感到不解。他并不知道西门子公司召他回国,是有国家背景的。不仅是他,蒋介石请去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同时收到了希特勒发去的两封急电,召他立刻回国,否则后果自负!

      此刻,正直而善良的拉贝,只能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国家元首希特勒身上。他哪里知道,那个欺骗了德意志民族的大野心家阿道夫·希特勒,早已与日本、意大利结为同盟国,他所领导的纳粹德国在紧张密谋,正准备以闪电战术进攻捷克、波兰,占领整个欧洲呢!

      拉贝很想当面向元首汇报日本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但见面不成,只好给希特勒写信:

       元首阁下:

      在中国的我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您得不到南京的真实事件的详细报告。在此,我谨随信寄上我的一席非公开演讲的记录,我这样做是在履行对那些还在中国的我的朋友们的承诺,将中国人民的苦难告诉您。若能劳驾您已收到随信附寄的记录,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在此期间,我得到通知,不得再做这一类的演讲及出示相关的照片。我也将遵守这一命令,因为我不想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的当局。

  我向您保证我将忠诚地效忠和服从您。

                  约翰·拉贝

                 1938年6月8日于西门子城

       几天后,拉贝等来的不是希特勒的召见,而是两名身穿黑色制服、目光冷冽的盖世太保。

      拉贝被捕了。他的全部日记、讲演稿及约翰·马吉的电影拷贝,统统被没收!

      在盖世太保总部,他被审讯了几个小时,没发现他有反德行为,便将他释放了。

      盖世太保却警告他:“闭上你的嘴,不许再讲演,不许出书,不许发表对日本不利的言论,不许播放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

      他的日记后来还给了他,但影片拷贝却被没收了。

      西门子公司为了保护他,派他去阿富汗工作了八周。八周之后,他从阿富汗回来了。

      从此,拉贝沉默了。

      他对自己国家的做法感到不解,但是:“对或错,它是我的祖国。”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于是,他严格遵守着盖世太保对他的禁令,像阿尔卑斯山峰一样沉默着,忍受着无法伸张正义,无法向世界公布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痛苦。

      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给家人的信中曾写道:“他(拉贝)是纳粹圈里一位杰出人物,通过过去几周与他的密切接触,我们发现他宅心仁厚,出类拔萃,实在很难将他的崇高人格与他对‘元首’希特勒的推崇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几年,拉贝同许多德国人一样,饱受战争的摧残:房子被炸,几次搬家,住进女儿女婿家;饥饿,只能靠橡子面、芥菜叶充饥,用中国带回的古董和家用器皿,换土豆吃。妻子瘦到44公斤;没钱,找不到工作,常常靠朋友周济活命;全家挣扎在死亡线上。他的身体糟透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胃肠也不好。

      但是,在那段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里,他并没有停止工作,在1941—1942年间,他把在南京的六卷八本日记整理为上下两册,在1943年至1945年间,完成了《千万别忘记》等作品,早在北京时,他曾写过《我所见到的北京》,详细描述了中国古老的风俗、婚丧嫁娶、饮食、建筑、司法、庙宇、街道等各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翻开那些著作,我这个中国作家惊叹不已,他对中国介绍得太详细了。

       二战结束后,拉贝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先是被苏联红军逮捕,审了他三天;随后又遭到英国人逮捕,拷问了一整天;最后遭到德国同胞的指控,控诉他加入了“纳粹”党,而且在南京期间当过纳粹党小组副组长,他写给希特勒的信,以及他对希特勒的溢美之词,都成了证据。

      在“非纳粹化”的运动中,有一条规定,所有纳粹分子一律不得任公务员,不许在企业工作。

      他曾向反法西斯总部一再申辩,提交去掉纳粹化罪名的申请,并重申:我入党是为了从德意志帝国那里为南京的德语学校获得资助!

      其实,他只在南京纳粹小组领导人休假期间,代理过一段负责人。

      1946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

       明天是耶稣受难日,我们的情绪是相应的……昨天我交的去纳粹化申请遭到了拒绝。虽然我领导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救了25万人的性命——这是指中国人,可我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我短期担任过南京国社党(纳粹)地方小组副组长……我在南京是“数十万人的活菩萨”,在这里却是一个贱民,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一个弃儿!

       一个“贱民”,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啊,多么希望能治愈我的乡愁啊!

       不知拉贝所说的“乡愁”,是指德国还是指北京?

      1946年6月3日,“去纳粹委员会”终于摘掉了拉贝的“纳粹化”帽子,原因是他在中国成功地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

       但是,他们全家仍然生活在没工作、靠野菜充饥的困境当中。

      1947年初(有称是1948年初),拉贝的遭遇传到了万里之外的南京。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的民族。滴水之恩,源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呢!

      于是,一场大募捐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中迅速展开,短短几天,就募集了一亿元中国法币,相当于2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3月,南京市市长抵达瑞士,买了大量奶粉、香肠、咖啡、茶叶、牛肉等食品,装满四大包寄给拉贝。

      从此,南京市每月都给拉贝寄来一包食品。这些食物大大地改善了拉贝的困境,救了拉贝全家的命。

      国民政府还向拉贝提出:如果拉贝先生愿意回中国,中国愿意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

      但是,拉贝没有回中国。

      1950年1月5日中午,他因中风在女儿家中去世,享年68岁。

      一个伟大的人,悄悄地走了,陪伴他的只有妻子和孩子。

      他却留下了25万条生命,留下了2000多页日记,那是留给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日军罪恶的真实记录!

[十五]

      在柏林,当我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李文小姐的帮助下,手捧一束黄白菊花,来到柏林郊外一座树木幽深、芳草茵茵的墓园里,找到拉贝的墓碑时,不由得想起臧克家先生那句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拉贝死了,可他还活着,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悠远而清澈的蓝天下,一位伟大的人默默地躺在黑白构图的墓碑下。墓碑是由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教授设计的,其造型独特,气势非凡,长方体,黑白两色,黑色正面刻着拉贝及其夫人的生卒日期,中间刻嵌着拉贝的头像。看得出,黑色寓意着对死者的敬仰与哀思;白色是对生者的祈祷及对和平的向往。墓碑下面铺着鹅卵石,墓碑前面铺着一块白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中文:

       感 恩

      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主义善举

中国 南京

2013

 

      我久久地站在墓碑前,心里很酸,想哭,因为我知道这墓碑后面的故事。

      199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拉贝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和丈夫奥托,开车来到柏林费尔斯腾布罗内路的威廉皇帝纪念墓园,来看望约翰·拉贝的墓碑,想给拉贝竖一块小小的纪念碑,以纪念他在南京拯救25万人的事迹,但他们没钱。墓园管理人员告诉她:墓地租期已过,这里要安排新墓,要她把拉贝的墓碑拆掉。赖因哈特只好将拉贝的墓碑运回家,存放在车库里。

      赖因哈特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她的处境,想把拉贝的墓碑捐给中国。

      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当时,他还是一名政务参赞,来到赖因哈特家里,跟她商量,请她将墓碑捐给中国,运回南京,让南京人民永远纪念他。赖因哈特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块墓碑万里迢迢运到中国南京,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

      当时,史明德参赞得知赖因哈特手里保存着大量拉贝的日记,便向赖因哈特提出,能否将日记捐给中国。赖因哈特同意了。但是,德国驻华大使得知此事,说拉贝日记是文物,原件不能捐给中国,只能给中国复件。于是,中国使馆拿到了拉贝日记的复印件。

      2013年12月11日上午,由中国南京市捐建的拉贝纪念碑,从南京运到柏林,安放在德国柏林Willem Gedachtniskirche墓园里,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南京政府向墓园交付了40年的租金。

      如今,一颗伟大的灵魂在这幽静的墓园里,永远安息着。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二章(5)

[十一]

      我想: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有思维,有文化,有理智,不像动物那么不知廉耻,毫无自控力。

      而且,在动物世界里,即使两只雄性争夺头领,也只是将其打败,撵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已,绝不会将其斩尽杀绝,更不会以凌虐对方来满足自己的兽性快感。

      可是,日军的做法,令人类汗颜。

      我不解,同为亚洲,甚至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对中国人怀有如此刻骨仇恨?非要将其宰尽杀绝,灭其种族才肯罢休!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学识浅薄,无法洞悉这个岛国民族的灵魂。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几位外国政要及思想家,对日本民族所做的评价,或许对我们认识日军在南京、在中国所犯下的罪恶,以及他们至今都不肯低头认罪的行为,有个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吧。

      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评价日本:“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日本,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德国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说:“……日本人却在中国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日本人非要杀完最后一个中国人才甘心!”

      我不知这些外国政要是否说过这些话,更不知他们对日本民族所做的评价是否正确。我觉得就一个民族的品质来讲,是由优劣两个方面构成的。大和民族有其优秀的一面,如果没有优秀的一面,不可能发展成亚洲第一强国,不可能与纳粹德国联盟成为法西斯帝国。

      但是,当一个民族长期被军国主义集团所控制,以军国主义理念对其民众进行洗脑,进行军国主义奴化教育,当扩张与侵略长期成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主宰,这就另当别论了。其民族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人性的扭曲与残暴,就不可避免了。

      胡平先生曾在《100个理由》一书中,对日本的民族性,做出了更为深刻的剖析。

       残忍,无疑是日本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如阿南惟几在月光下的剖腹。

      这“道”自是武士道了。

      15、16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两百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子,从小就受切腹教育,7岁时男童给以短刀,女童给以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15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      

      当一个国家完全掌控在军国主义分子手里,它所无视的不仅是他国人民的生命,也包括他们本民族的生命,包括他们本国妇女儿童的生命。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战败后,在其大逃亡中的表现,或许会更深刻地了解一个被军国主义长期统治的民族,其嗜杀成性的凶狠,以及毫无怜爱之心的冷酷了。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裕仁天皇向世界宣读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中国东北的大批日本人,顿时陷入了绝望的深渊,随后便开始了大逃亡。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开始向中国移民。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有步骤地推行庞大移民侵略计划,计划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

       日本开拓团仗着关东军的子弹和刺刀,强行征地,一亩给一元钱,不同意就杀!杀全家!一家十口、八口全部杀光!日本人采取火烧、杀戮等残忍手段,把大批中国农民赶出自己的家园,从中国农民手里夺去大片土地,害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批中国农民,流离失所,拖儿带女,无家可归。

      仅黑龙江方正县珠河张永安东屯一个屯,日本开拓团就强行夺去18000多亩土地,害得3000多名中国农民逃离家园,逃到一处水质极差的地方,开荒落脚。结果,贫病交加,接连死去200多人,十几户人家死绝后了,从此断了香火。

      截至1945年8月,日本已向中国东北移民166万,建立了1000多个“开拓团”。

      日本人的移民梦,随着裕仁天皇向世界宣布投降诏书而彻底破灭。一千多个开拓团,到处都留下了触目惊心的杀戮场面。不是中国人杀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杀日本人。

      一百多万日本移民听到灭亡的丧钟,陷入了绝望的哀号,随后便开始了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杀戮:当官的杀老百姓;开拓团长逼迫团员集体自杀;男人杀女人;军人杀百姓;壮年杀孕妇;丈夫杀妻子;儿子杀死年迈的母亲;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母亲亲手杀死自己年幼的孩子!

      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1945年,当时在中国东北有155万日本人(不包括军人及家属),1945年至1949年间,日本人共死亡176000人,开拓团民死亡人数近80000人。

      史料记载,在黑龙江的依兰、安庆、通河,内蒙的巴林右旗、乌兰浩特,吉林的长春、德惠、白城子,辽宁的沈阳、锦州、鞍山等许多日本开拓团,发生了上百起集体自杀或枪杀事件。

      在此不妨列举几例:

      黑龙江省集贤县丰乐乡东风村(当时称桦川县板子房)开拓团团长大江集二,将周围几个开拓团的成员全部集合起来,率男人枪杀或逼迫自杀280名妇女和儿童,大难不死的少数妇女和儿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12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时称鸡宁县)哈达河开拓团,团长贝沼洋二率领500多名妇女儿童撤退,途中遭遇苏军阻截,绝望中,团长贝沼洋二自杀,男人冲着妇女和儿童开枪扫射,人们纷纷倒在血泊中,只有7名儿童侥幸活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9月17日,黑龙江省绥棱县长山乡瑞穗村,在代理团长的逼迫下,495人服毒自杀,并放火烧了团部。监督服毒药的几个日本男人,却逃进深山躲起来,后来回到日本。全团有52名妇女儿童幸存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24日,黑龙江德都县凤凰开拓团,团长片冈德茂命令200多名老弱妇幼全部服毒自决,只有5名儿童侥幸存活下来,被当地中国人收养;

      1945年8月,黑龙江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82人全部集体自焚;

      1945年8月,吉林扶余县的开拓团团长宫本,杀死数名中国人后,把268名开拓团成员关进屋子,全部用炸药炸死;

      1945年8月,黑龙江延寿县李家小县开拓团,团长把100多名开拓团成员逼进小学校教室,把门窗堵死,向教室里扔手榴弹、射击,把开拓团成员全部炸死;

      1945年8月16日,黑龙江省兰西县的高桥开拓团,走投无路,团长中易宽率领20多个男人,拿枪逼迫299名开拓团大人和孩子,全部跳进呼兰河中,仅有4名妇女和儿童幸免于难,被中国人收留;

      1945年8月14日,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葛根庙的开拓团,因走投无路,团长浅野良三下令全体团员跳进深沟,向深沟里扔手榴弹,没被炸死的,令人下去用刺刀捅,共有1200多人丧生,只有6名儿童侥幸存活下来,被中国人收养,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大副主任乌云女士,就是幸存的儿童之一;

      1945年8月16日,内蒙古科右前旗大坝乡的日本开拓团,在撤退中走投无路,团长山崎下令,全体自戗,团员们发疯般地互相残杀,用刺刀捅,服烈性毒药,掐死幼童,致使500多人丧生,只有少数儿童存活下来,被中国人收养;

       黑龙江庆安县韩家乡,开拓团长大桥宗光下令全体团员自杀,160多人当场自杀身亡;

      黑龙江省富裕县,亚洲开拓团代理团长,把356名团员关进校舍,点燃校舍实施自焚,幸存下来的少数孤儿,被当地中国人收养;

      黑龙江方正县永建乡的开拓团,82人全部死于双方对决的自杀当中;

      在黑龙江漠河,十几名妇女被开拓团头头扔进一口井里……

      太多,没必要一一赘述。

       在大逃亡中,日本人之间不是相互搀扶,相互照顾,而是相互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杀戮。

      在逃亡的列车上,日本军官嫌车上人太多,抓住一名孕妇,不顾孕妇的苦苦哀求,抬脚将其踹下车去;军官看到船上的孩子在哭叫,怕苏军前来追杀,命令妇女:把孩子全部扔进江里!20多个母亲不忍心扔掉孩子,军官就对士兵下令:用手榴弹炸死她们!手榴弹没炸死的,用刺刀捅死!不少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惨死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

      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那些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了。

      在刘国强先生所著的《日本遗孤》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走到小罗勒密河时,一些(开拓团)年轻的母亲们相互对视几眼,世上最悲惨的一幕悲剧发生了。年轻的母亲们指着河对岸,对孩子们说,我们要过去,下水吧!河水没过脚,没过小腿,没过膝盖。当水再深些时,母亲们纷纷让自己的孩子喝水。母亲说,路程还很远,赶紧喝点,省得路上渴。可是,孩子们一低头,母亲便狠心地把孩子的头浸进水中。孩子们拼命挣扎,晃动,打母亲,掐母亲。母亲们硬是不松手……转眼间,20多个孩子被活活溺死。

       这样的惨案并不是个案,母亲杀死亲生孩子,儿子杀死亲生母亲,已成为大逃亡中的普遍现象。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可是……

      在日本人大逃亡的路上,留下许多目不忍睹的惨状:树上吊着6个弱小的尸体,其中一个男孩没死,被当地中国百姓救下来,后来成为一名农场工程师;山坡上放着30个花花绿绿的包袱,那是被30个母亲抛弃的30条小生命;一个个幼小孩子的尸体上,母亲留给他的最后纪念是一把尖刀或脖子上一圈掐痕;一个逃脱了母亲追杀的孩子,听到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怎么还不死?”

      最令我触目惊心的是《日本遗孤》一书中,记载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黑龙江一个叫静岗村的开拓团,八岁的万裹子被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吓昏了,当她从惊愕中醒来时,却发现爸爸、姐姐、弟弟都死了,唯有妈妈大岛民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呆呆地坐在尸体旁。妈妈发现万裹子没死,冲她恶狠狠地吼道:“你为什么没有死?你个胆小鬼,你为什么没跟他们一块去死?你为什么还活着?”

      妈妈把万裹子狠狠地推倒在地,起身离去。万裹子拖着两条小短腿,胆战心惊,远远地跟在妈妈后面,不敢靠近。万裹子讨饭讨来一点吃的,悄悄地放在母亲面前,急忙躲开。妈妈吃了女儿讨来的食物,仍然要弄死她。一次过河,妈妈捡起石头打她,不让万裹子上岸,万裹子跑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才躲过妈妈的追打。一天夜里,万裹子躺在草垛边睡着了,突然被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睁眼一看,发现一只沉重的麻袋压在她身上,不远处却传来妈妈熟悉的尖笑声。一天清晨醒来,万裹子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身影。再后来,她被一位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

      1981年夏天,已改名为田玲的万裹子来到日本寻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亲生母亲大岛民子。可是,万裹子并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丝母爱,更没有听到一句忏悔,唯有一阵冰雹般的话语,狠狠地砸在万裹子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上:“您是我的女儿万裹子,我认出了您!不过,我还是不能认您!您不会日语,又没念过大学,回来能活下去吗?这里仍是战场,是战争!您活不成的,回中国去吧!”

      再后来,当大岛民子没有了生活来源,却要求屡次被她抛弃、被她陷害的女儿万裹子,负担她的生活费用,为她养老送终。

      万裹子心里想不通,问中国母亲怎么办。中国母亲田于氏却说:“不管怎样,她是你的妈妈。孩子啊,不管她认不认你,你也要认她。不管她当年养没养活你,现在你也要养活她。我告诉你,你要是连你的亲妈都不养活,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一个是中国养母,一个是日本生母,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侵华日军东史郎的日记里,记载着1937年8月31日出征,他与母亲告别时,母亲对他说的一番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东史郎写道:“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我的养母却是哭着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着回来,她求我要活着回来。我的生母笑着和我告别,谈话冷静,并激励我毅然赴死。养母住在农村,生母住在城市。我觉得两个女人的感情多少有些不同。”

      又是两位截然不同的母亲,一个激励儿子去死,一个希望儿子活着回来。

      战争年代,人性的善与恶,拷问着天底下所有的母亲。

       在日本战败大逃亡中,有4500个日本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

      作为母亲,我真不敢相信她们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我觉得,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诠释母亲的处境,来同情她的抛弃行为,都是天理不容的。

      在中国,在日军侵略中国期间,从未听说为了自己逃生,母亲杀死孩子、丈夫杀死妻子的事件。

      恰恰相反,却听到许多夫救妻、母救子、妻为夫挡子弹、母亲在生死瞬间将活命留给孩子的感人故事!从没听说哪个母亲把孩子扔了自己逃命。中国母亲宁可自己去死,也要用生命来保护孩子。她们总是将最后一口吃的,最后一口水,最后一线活的希望,留给孩子,留给后代,留给传宗接代的根苗,决不会以抛弃孩子来换取自己逃命的生机,更不会弄死孩子来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中国人看来,抛弃孩子是最自私、最不可原谅的罪恶,是做母亲的最大耻辱!而中国男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绝不会将屠刀捅向自己的妻儿,从而保住自己的狗命!

      对比使我清醒,使我认清了一个民族的优与劣……

       日本投降后,不少日本人表现出一种以强凌弱的屠杀现象。

      日本政府呢?他们又如何对待这些走投无路的本国臣民呢?

      正处在大逃亡中的日本人,绝不会想到,日本政府在战败后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接二连三发出了抛弃他们的指令。

      关东军总司令提出:“为了帝国的复兴重建,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

      8月19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四天,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下令:“留在中国的日本兵和民间日本人,可以随便更改国籍。”

      8月26日,日本政府向在外公使馆通知:“针对遗留日本人贯彻指导不要着急返回日本,暂时就保持冷静的态度来行动。”

      8月末,日本政府又向日本移民提出:“重视过去的统治成果,遗留日本人尽量留在当地,以和当地人民共存共荣为最大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要忍耐和吃苦!”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所发布的道道命令,其潜台词都是: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妄图让百万日本人留在中国,充当永久的“卧底”,以求有朝一日死而复生,东山再起!

      显然,日本政府仍在做着侵略中国的黄粱美梦。

       按理说,日本投降了,中国人应该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为死伤的,为受尽欺凌的中国同胞出出恶气,杀死几个日本人。

      但是,中国人太善良了,善良得近乎傻气,近乎羔羊一般。不但没有报复日本人,反而收养了日本人丢弃的大批遗孤——“狼崽儿”。

      我所生活的黑龙江就留下了大批日本遗孤。仅小小的方正县,就收养了1000多名日本遗孤。

      1946年11月29日,在辽宁葫芦岛港的码头上,一个名叫李修业的沈阳日俘日侨管理处处长,在为遣返最后一批日俘日侨送行时(多次遣返共105万),迎着凛冽寒风,对着全船遣返人员,说出了几句朴实而又令人深思的话:

      “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来友谊,不要再带来刺刀,再见吧!”

      可是,日本人知道反思吗?

       在收养日本遗孤的4000多个中国家庭里,有多少个家庭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凌?有的男人被日军杀害;有的女人被日军强暴。又有多少个家庭被日本开拓团抢占了土地,逼得全家逃离家园、家破人亡?

      可以说,4000多个中国家庭,没有几个家庭没受到日本人的欺凌与残害。

      可是,我的中国同胞却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孩子是无辜的,小鬼子犯下的罪恶,跟孩子有啥关系!看看那孩子没爹没妈的,多可怜哪!”

      于是,我善良的中国同胞,将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或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揣进怀里,抱回家去,从全家穷得揭不开锅的嘴巴里,从一帮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挤出一口吃的,塞进小狼崽儿的嘴里;母亲掏出干瘪的乳头,塞到小狼崽儿的嘴里,没有奶水,狼崽儿饿得哇哇哭。母亲便弓着瘦弱的腰身,背着日本弃儿,去有奶的妇女家里讨奶吃。有的弃儿就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有的弃儿是中国母亲靠要饭喂大的。又有多少中国母亲放下自己的亲生骨肉,来抚养日本人扔下的弃儿。乌兰浩特一个叫吴凤奇的男人,为了养活三个日本孤儿,终身未娶。

      我善良的中国母亲啊,不仅克服了贫穷,克服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困境,还克服了民族大恨所遗留下的后遗症——冷漠与仇恨!用她们并不强悍的臂膀,为日本弃儿遮挡着来自各方袭来的灾难,用她们宽阔的胸怀为日本弃儿遮风挡雨,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母亲又毫不犹豫地放飞了遗孤,让他们回国去寻找自己的亲人。这其中,又隐藏着多少骨肉分离、催人泪下的故事?

      然而,这些战争的牺牲品——日本遗孤回到日本以后,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国民待遇,而是成为日本的下等公民。

      为此,遗孤们向法院提起诉讼高达百起,要求政府给予战争赔偿。他们在日本东京、大阪、仙台、长野、京都、名古屋、冈山、福冈、鹿儿岛等地方法院,以及东京、札幌、大阪、名古屋、广岛、高松等高等法院提起多起诉讼。但是,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法官以“政府不存在违规或违法行为”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不知日本遗孤的诉讼,现在进展如何?

      写到这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在对比:日本母亲丢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我们这些被日军侵略伤害的中国母亲,却把日本弃儿捡回来;日本母亲让自己的孩儿去死,中国母亲却不惜一切代价养活日本弃儿,把他们养大成人,最后让他们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比,使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中国同胞姐妹,虽然她们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但是,她们却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母亲,那些所谓高雅的女人,在我的中国姐妹面前,显得既渺小、又卑下,远不如我的中国同胞姐妹宽宏、大度!

      中国母亲用纯朴与善良,默默地谱写了一曲曲人间大爱。

      我又在想,日本人知道领情吗?

[十二]

     那些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母亲令我感动。

      而另一位外国女性不仅令我感动,而且令我感到深深的敬佩。

      当南京陷入人间地狱之时,一位身着长裙、高个子的外国女人,戴着宽边眼镜,目光深邃而刚毅,面对日本兵,毫无惧色,带着几百名中国年轻姐妹,昂首挺胸地穿过到处是尸体和血污的长街,走进她所领导的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她就是一连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的劝阻,在美国使馆出示的证明上,毅然签上自己的名字,留在南京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美国朋友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从未结过婚,也从未尝过做母亲的滋味,却给世界留下了伟大母爱的光辉形象。

      日寇入侵南京时,她说:“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险之时,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魏特琳的这番话,应该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让它永远敲打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激励着我们的责任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是走,还是留?是忠,还是奸?

      这将拷问着每个中华儿女的灵魂,但并不包括外国人。魏特琳并不是中国人,却有一颗中国心。51岁的她,把全部精力和爱都献给了人类,确切地说是献给了中国。

      一连数月,她像母亲呵护孩子,像老母鸡保护她的鸡崽儿一样,拼命保护着中国姐妹,保护着中国难民!

      她以国际委员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负责人的身份,将她并不年轻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保护中国的难民当中。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妇女和儿童,纷纷涌入校园,涌到这位从未当过母亲,却胜似母亲的羽翼之下。

      而且,她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容了许多中国伤兵员,将他们的军装等军事物品,统统丢进学校的焚化炉烧掉,让士兵们藏在难民当中。

      她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多少个夜晚,她都和衣而卧,以便随时跑出去应对突发事件。她像一只陀螺,日夜不停,从早忙到晚,接纳成千上万的难民,给难民安排吃的,组织人员在校园周围巡逻,请来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阻止闯进来的日本兵对妇女进行掠奸,与嗜血成性的日本兵对峙,遭到日本兵的围攻,扇耳光,冲她挥舞着带血的刺刀……

      她看似文雅,却是无比坚强。

      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会离开这里!”

      她看到一个中国男孩儿胳膊上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这里的姐姐送饭,便对男孩说:“你没必要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佩戴这玩意儿的日子,永远都不要忘记!”

      她一再鼓励那些绝望中的中国难民:“不要难过,中国没有灭亡,永远都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

      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南京人称她是“南京的女活菩萨”。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魏特琳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一枚蓝、白、红三色绶带的采玉勋章。后来,国民政府又授予她一枚银质奖章,以褒扬她在中国的特殊贡献。

       可是,她太累了。

      她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和压力,远远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负荷。

      她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内心的痛苦:

       啊,上帝呀!请控制一下今晚城内日本士兵的残忍兽性吧!

       如果日本妇女知道日军的各种暴行,她们该会多么羞愧啊!

       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了。

       她累倒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但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并非病魔,而是一篇文章。

      1940年4月初,汪伪“南京政府”成立不久,《紫金山晚报》登出一篇署名“真相卫士”的文章,标题是《真正的罪犯》。

该      文称:“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琳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在她头上!”文章称,日军把所谓“金女大”当成了一个妓院。1937年的平安夜,日军一名高级军官要求:“我们要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魏特琳要求对方必须“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据相关资料证明,确有其事,但并不像文章所述。

      1937年12月24日,就在平安夜这天,一名日本军官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到魏特琳的办公室,向魏特琳提出:要从1万名难民中挑出100名妓女。他们说,要为日本士兵开一家妓院,士兵就不会再侵犯良家妇女了。

      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明妮(魏特琳)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她是不会交出一个姑娘的,宁可当场死去。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红十字会成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朝大厅里喊了几句好话,瞧瞧!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走了出来。看样子曾经做过妓女,她们对自己要到新妓院工作一点不伤心。明妮感到哑口无言!

       这天,日本军官从难民营带走了21人,很不满意,说还有更多妓女藏在安全区内。

      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当一群一群的女孩前来问我,日本人是否还会从她们这些正派女孩中挑选另外79人时,我只能告诉她们,如果我有能力阻止,是不会允许他们那样做的!

       一个人可以承受巨大的付出,却很难承受巨大的不公和歪曲。

      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没人知道魏特琳的内心承受了多大委屈,几天后,她便递交了辞职报告。

      一个月后,1940年5月14日,患上严重抑郁症的魏特琳离开南京,踏上28年未曾踏上的回国之路,在越洋轮船上,她曾多次想投海自杀。

      一年后,1941年5月14日,在离开中国一周年这天,这位无比坚强、无比善良的女子,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的公寓里,打开了煤气,结束了她55岁的生命。

      她在遗书中写道:“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

      显然,她是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痛苦而离开人世的。

      临终前,她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这位伟大而孤独的女子,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的遗体被她弟弟运回到密歇根州的雪柏得小镇,简单安葬。

      墓碑上,雕刻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平面图,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还刻着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中国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们在成都,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走了,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金陵永生”。

      她的灵魂所散发的人性光辉,却像永不陨落的星辰,永远照耀着这个相互残杀、战争不断的世界!

      今天,当人们走进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会看到一尊外国女人的半身塑像,坐落在一片幽静的小树林里。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中国,注视着中国女性的命运……

      

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第二章(4)

  文头图片《柏林墓园里拉贝墓碑》

[九]

       据称,1937年12月,日军入侵南京时,没逃出南京的有六七十万人,逃进安全区的约有25万,其余30多万同胞全部被日军杀害。

        拉贝所领导的国际委员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座人间地狱,一群禽兽不如的兽兵——

       全城到处都在杀人、放火、强暴、抢夺,而且,接连六个星期持续不断。仅有3.86平方公里的所谓安全区,25个收容点,一下子涌进来25万难民。25万人的吃、喝、拉、撒、睡、卫生、医疗、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全部摆到拉贝所领导的国际委员会面前。

      拉贝既要当“市长”,又要当警察局“局长”,还要充当“灭火”队长。在难民心目中,他就是救星,因为南京城没有比他更大的“官”了。他既要解决25万人的生存问题,又要仗着自己是德国“纳粹”的身份,与日方周旋,力保25万人不再受到日军杀害。

      其艰难可想而知。

      没有汽车,储藏在城外的粮食运不进来,25万人随时可能断炊;没有那么多厕所,粪便堆积如山;没有那么多住处,好多难民睡在露天。12月的南京已是寒冬;没有医药,好多伤者和患者得不到治疗,只能在痛苦中呻吟,随时可能死去;更为可恶的是,安全区并不安全,日本兵随时冲进来,将大批中、青年中国男人抓走、枪毙……

      拉贝动用各种人脉关系,调动国际委员会全体委员的能量,找汽车,办特殊通行证,从城外运来粮食,甚至从日本人手里,花高昂价格买来他们从中国人手中抢去的粮食;腾出所有的房间,安排难民的住宿;指挥难民修建临时厕所;四处派人,弄来医药,解决患者治病问题;向日军提出,按照国际惯例,不要杀害俘虏……

      拉贝甚至相信了日本军官的鬼话,向他承诺不再杀中国军队俘虏,可是,转眼之间,他却看到一千多名刚刚被劝降的中国士兵被日军拉出去,全部被枪毙了。他痛心不已,认为是自己把中国士兵害了。

      他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进我们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我向日本指挥官担保,这些难民不会再战斗,他们才被释放了。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室,仆人就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日本人又返回来,将1300名难民捆绑了起来。我同斯迈思、米尔斯试图再次救下这批人,但遭到日本人的拒绝。这些人被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包围,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

      我同斯迈思再次开车去找福田(日本使馆外交官),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他最大的努力,但让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表示同意,敷衍我,答应明天去办。我的心情悲痛极了,看到那些人像动物一样被强行拖走,很残酷。

       这不是第一批,更不是最后一批。

      国际委员们看到,众多中国士兵从安全区被一批批地拖走、处死。其中也包括许多拉黄包车的苦力、警察及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手上和脚掌上都结有老茧,额头上都有长期戴帽子留下的印痕。而且, 8000多例强奸案就发生在安全区;上百名安全区的警察被捕,被枪毙;安全区内遇难者高达三万多人!

      拉贝极力克制着愤怒情绪,给日本大使馆写信,一封接一封,由平静的陈述,转为激烈的谴责:

       南京城内的27名西方人士和所有中国民众都对贵国部队……所实施的抢劫、强奸和屠杀感到无比震惊!

       昨天,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的几位妇女居然在一间挤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房间里遭到强奸!我们22名西方人士没法养活20万中国人并日夜保护他们。

       在日军对南京大屠杀的六周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69份报告,详述了数千起暴行案例,强烈谴责日军的暴行。

      但是,日方却毫不理会。

      杀人、强奸、抢劫,一切一切,都在疯狂地继续!

      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不仅是其罪行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受害者。他们这些人的家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遭到了日军的多次洗劫。

       1937年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拉贝和克勒格尔正在统计外国人遭受日军抢劫的清单:有38所德国人的房屋被抢,其中一家饭店被烧毁;158所美国房屋被抢劫。

      就在这时,拉贝家的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不好了!一个日本兵闯进拉贝先生家里,正在撬您房间的钱柜呢!”

      拉贝和克勒格尔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忙开车回家。要知道,拉贝钱柜里存放着2.3万元现金,那可是难民的救命钱!

      拉贝到家发现,日本兵撬半天钱柜没撬开,已经跑了。

      拉贝以为没事了,刚要坐下准备吃午饭,仆人又急忙跑来报告:“不好了!三个日本兵又翻过院墙闯进来了!显然是奔钱柜来的!”

      拉贝急忙奔到三个家伙面前,冲他们亮出胳膊上戴着纳粹标志的袖标,怒喝道:“我是德意志!希特勒!你们赶快给我滚出去!”

      三个家伙只好乖乖再翻墙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墙闯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下20多次。每次,拉贝都一扫平时的幽默,挥动着他胳膊上纳粹标志袖标,冲着抢劫或企图强暴的日本兵,怒声大喝:“滚出去!你们这些流氓!无赖!”抓住矮小的日本兵,像抓着一条发情的公狗,将他们狠狠地扔出门去。

      有一次,拉贝回来走到院门口,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女孩子拼命的哭喊,他急忙开门进院,发现几个日本兵又翻墙闯进来了。其中一个家伙已经解开皮带,脱掉军装,正按住一个姑娘准备强奸呢!拉贝立刻冲上去,抓起日本兵,怒声大喝:“你从哪爬进来的,赶快给我从哪滚出去!”

      一见到拉贝袖标上的纳粹标志,日本兵急忙起身,屁滚尿流地滚了出去。那个准备强暴的家伙,拎着裤子,从墙头狼狈地爬了出去。

      拉贝在家时,还好说,他不在家,这里的情况就更糟了。

       拉贝竭尽全力救助着每一位中国同胞。他将自己仅有的两套西服,借给难民一套;一名姓张的仆人妻子有病,几次住院,他半夜三更开车送她去医院;他将草席、门板全部送给难民,让他们在院子里搭起小棚子御寒。

      就在拉贝家的草棚子收容所里,先后有两个小生命,不合时宜地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上,一个男婴,一个女婴。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还有一位外国老爷爷送给的一份厚礼,每对夫妇10元钱,并为女孩儿起名“多拉”,拉贝爱妻的名字;为男孩儿取名“约翰尼”。

      两对夫妇感激涕零,拉住拉贝的手,哽咽无语。他们知道,拉贝送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不是10元钱,而是全家人的性命!如果不是拉贝打开大门收容了他们,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早就成为日本兵屠刀下的屈死鬼了。

      圣诞之夜,拉贝扮演成圣诞老人,准备送给全院126个孩子每人2角钱,可是刚要发钱,他差点被大家给撕烂了,无奈只好停下来。

      难民们要送给拉贝一份圣诞礼物,拉贝却说:“我得到了一份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人的性命。”

[十]

      日军一边疯狂地制造罪恶,一边却极力掩盖罪恶,大肆制造虚假宣传,用飞机撒传单,铺天盖地,其内容之荒谬,令人可笑。

      传单上写着:“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

      在炸成废墟的残墙断壁上,在炸断的电线杆上,在烧焦的树干上,到处都张贴着鲜艳的日军海报:“请相信日本军队,他们会保护你并给你食物!”

      海报上,还画着日本兵怀抱中国儿童,孩子母亲跪在士兵脚下,感谢日本兵给她送来大米的图画……

      1938年1月8日,上海《新生报》,居然登出一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的文章,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男女老少纷纷向皇军跪拜,以表达敬仰之情……大批群众围绕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万岁,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南京成为举世瞩目的首善之地,到处洋溢着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气息。”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早在12月28日,南京的商店就已迅速开门,恢复正常营业。日本人同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合作,共同赈济难民。在城里打劫的中国人已经肃清。南京已经恢复和平与秩序。”

      日本东京的政府电台,1938年3月,居然向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南京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暴徒已被抓获并处决,他们是蒋介石部队中胸怀不满的中国士兵!现在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日军正在赈济30万难民!”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更可笑、更卑鄙无耻的谎言了。

      手里拎着杀人杀卷刃的屠刀,却向世界弯着九十度的大鞠躬,脉脉含情地微笑:你看我们日军多么仁慈,那些罪恶都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中国人自己干的,是他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我们是来拯救中华民族的,来跟他们共同创建亚洲共荣圈的!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到日本战后70年来的所作所为,想到他们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种种事件……

      想到他们多次公开出版作品,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传闻、臆造、夸张制造出来的。

      一个不讲真话,嗜血成性、以扩张领土为己任的民族,70年后的今天,仍然用种种谎言欺骗着全世界!

       但是,国际委员会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却丝毫不肯沉默。

      一些外国传教士一生都在探索地狱的真谛,在南京,他们发现了真正的“地狱”。

      于是,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将日记、书信、摄像等真实记录,偷偷地传递出去,告诉世界,南京正在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产——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床被褥(时值隆冬)以及黄包车夫的车子,却无能为力;数千名曾与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一起,从你眼前被带走,他们或遭枪杀,或者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刺刀的活靶,而你却只能听到他们被射杀的枪声;上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请求你解救她们免遭日本禽兽的追捕和蹂躏;眼睁睁地看着本国国旗屡遭撕扯和侮辱,自己家园横遭洗劫,自己深爱的城市并打算为之奉献终身的机构遭到有计划的蓄意焚毁,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过的人间地狱。——乔治·费奇,写于1937年12月24日

       关于这些恐怖案件,有数十万件,实在太多了,最后使人变得麻木,几乎不会再为此感到震惊。简直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居然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约翰·马吉,写于1938年1月28日

       我之前从未听闻如此野蛮的暴行,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会发生1000起强奸案,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屡屡发生。……人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每当有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乞求帮助。……即使在难民营里,那些最贫穷的难民也屡遭抢劫,直到他们最后一分钱,甚至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床被褥都被夺走……不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妇女被日本兵带走。——詹姆斯·麦卡伦,写于1937年12月19日。

       当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材料、照片及影片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之后,日本人怀疑是外国人干的,对他们恨之入骨,但迫于种种原因,又不敢对他们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