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放眼当今世界：语言生活丰富多彩，语言交流节奏加快；语言接触日益频繁，语言市场空前活跃；语言技术日新月异，语言产业方兴未艾；语言经济蓬勃发展，语言矛盾复杂多样；语言及其应用中的新现象让人眼花缭乱。与之相应，语言和语言应用观的多元，语言功能的扩大、语言传播的加速、语言传承的纠结、语言教学模式的更新等等，无一不促使我们对这些现象与问题进行新的审视。应用语言学从概念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报告、论文、著作和教材层出不穷，为应用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何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成了新一代应用语言学学人的重要使命。
2020年由郭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应用语言学》（以下简称《新编》）就是对学术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最好体现。该教材本着“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思想，着力培养适应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语言应用人才。该教材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文科理念，探索了语言研究的新交叉路径，并拓宽了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实践范式。虽然该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规划系列”教材之一，但也会有益于中文系、外语系、新闻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精彩文字节选：
新时期以来，文学语言发生了重大演变：“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对语言的意义、价值有了超出以往作家的理解……它（八十年代文学语言）的质量，是过去（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学语言系统无法相比的。”（曹文轩，2003）加之当代文艺学的“语言学转向”思潮，“文学语言”“文体研究”逐渐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关键词，相关成果迭现。例如，文贵良（2009）发现，阿城的《雪山》《湖底》等作品的叙事短句基本没有指人代词、名词充当的主语，并运用文艺学方法论证了这类短句体现了阿城的美学追求：着力突出意象的生动，呈现象外之意。王彬彬（2014）则以《棋王》为例，将阿城的小说语言分为三类：“文言意味浓重的表达”“白话书面语”和“很口头很凡俗的语言”，随后进行了文艺学阐释，认为这种语言上的雅俗交融与小说人物的外雅内俗、外俗内雅和亦雅亦俗构成深层的呼应。文艺学视角下的文学语言研究，擅长联系文本整体把握作品语言特征，并挖掘其蕴含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意蕴，而文本的解读是任何文学语言研究都必须重视的。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学语言研究，则长于对作品语言的结构特征、运用手法、表达功能进行实证分析。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中，最关注文学语言的是修辞学和语言风格学，修辞学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其中从宏观上对文学语言基本属性、表现形式等的研究，归入本体语言学为宜，如《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高万云，2001）；对具体作家作品语言的修辞学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如《王蒙小说语言研究》（于根元、刘一玲，1989）、《小说语言的线状显象和面状显象》（谭学纯、唐跃，1995）。相比于其他语言使用领域，文学语域更容易形成个人风格。因此，文学语言是语言风格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的宏观研究可归入本体语言学，而具体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则是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论题。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曾形成理论讨论热潮，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更紧密地与应用结合。优秀的文学作品历来是本体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重要语料来源。近年来，语法学者开始以丰富的文学语言为材料，运用当代语法学的理论方法，探讨文学语言特征和语言本体规律之间的关联，这对于应用视角下的文学语言研究也有重要启示作用。如覃业位（2016）以焦点理论解释现当代诗歌中介宾状语后置的语用动因，并论证该现象虽然突破了普通话的具体句法规则，但没有违反现代汉语句法中属于普遍语法的一般原则。沈家煊（2017）对小说《繁花》的语言进行了深度分析，以鲜活的材料揭示了汉语语法层面的本质特点。
书评内容：
2020年由郭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应用语言学》（以下简称《新编》）就是对学术传统和中国特色的最好体现。该教材本着“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思想，着力培养适应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语言应用人才。该教材反映了新时代的新文科理念，探索了语言研究的新交叉路径，并拓宽了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实践范式。虽然该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规划系列”教材之一，但也会有益于中文系、外语系、新闻系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作者简介：
郭熙，美国中文作家协会顾问，暨南大学教授、博导，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主任。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国内外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客员教授、香港教育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