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与父母相伴的时光》

            

 

余惠芬

 

      今年的暑假非常特别也异常开心,因为这是自我在广州工作20多年以来回家陪老爸老妈度过的最长假期。一直以来,由于工作繁忙,虽基本上每年回家探望父母,但来去匆匆,也习以为常。近年来,我从电话里隐约感觉到,一贯识大体,顾大局,称得上坚强、自立的父母对于我回家的期盼与日俱增。以前,他们经常会说“如你忙,就不要回来了”;“你们年轻人应以工作为主”等等。但如今一听到我出差,无论我的目的地是哪儿,总会问:“能顺道回家来看看吗”?

      于是,我老早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退休了,虽然还在做点事,但不像以前那么忙了,暑假可以回去多陪陪你们了”。我这样做的初衷是想让他们提前高兴高兴,有个期盼,老人们的精神面貌都会大不一样。我的目的明显达到了。离我回家还有一两个月,爸妈就开始购买并在冰箱里储存我爱吃的东西。一打电话就告诉我,又买了我喜欢吃的什么什么,或说老爸将亲自上阵施展我们小时候就熟悉的烹饪手艺等等。尽管有时我自己也记不清什么是我最爱吃的了,但总是“喜出望外”地惊呼:太好了,太棒了!我最爱吃了!

      老爸老妈虽然都已年过八旬,但身体不错,最重要的是心态良好且非常自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坚决不让别人代劳。为了不让自己衰老太快,老妈一度甚至将洗手间的扶手收起,弄得身体较重的老爸也不敢用。后来还是我给老妈讲了科学道理,才让扶手得以归位,重新发挥作用。两位老人每天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非常有规律,如早晨6点半起床,稍作户外活动后吃早餐;中午12点准时吃午餐,之后午睡1个小时;下午5点泡脚,晚饭后一起收看新闻及天气预报;之后,老妈雷打不动地追她的电视连续剧,老爸则是看他喜欢的体育节目或时事评论节目。反正家里两台电视,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互不干扰;节目中间插播广告当儿,是两位老人交流信息或互开玩笑的时间。

      老爸有个坚持多年的习惯,就是每天记录天气预报,不仅要记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还包括广州、纽约、伦敦等有他们子女或孙辈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在微信里留言,提醒孩子们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加衣服等等。我曾经提醒老爸,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一小时一更新,用不着他老人家操心,可老爸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我意识到,他是自己乐在其中,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寄托对孩子们的爱护和关心。于是,我时常故意打电话问他广州的天气情况,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看预报,给他提供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由于老爸习惯用最老式的那种小本本台历,我们就想方设法给他买,以便他可以正常“开展工作”。

      在我们家,有一点特别的是,老爸喜欢传统的东西,如热爱古诗词,喜欢书法等;而老妈却非常时尚,紧跟潮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如我一回到家,老妈就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一一介绍小区附近新开的超市及餐馆,甚至书店,并承诺带我去逐一品尝或参观。平日里,家里换了新电器,老妈总是戴上老花镜,仔细阅读说明书,认真学习操作,然后再教老爸(说实话,我真觉得应向老妈学习,因对于这种事,我经常偷懒,等着理工男老公来告诉我如何使用)。老妈不仅乐此不疲,还经常调侃老爸“你有才,会写诗,但是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其实我知道,这是饱读诗书的老爸最聪明的一招,故意示弱,经常让自己处于被领导地位,好让当惯领导的老妈始终感到在家里“1号首长的地位不可撼动”,而他则可如愿以偿,争取更多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如“偷写诗”,这是老妈批评老爸的常用语,因老爸经常由于“灵感来了,诗兴大发”而放下手中家务,躲进书房)。

      今年我们给老爸老妈换了智能手机,教他们学微信是我这个假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两位老人都非常兴奋,老爸想学打字,以便可以在手机上写诗(尽管之前我给他买了电脑,他用了不久,就“借口”说还是用笔写字习惯而“半途而废”);而老妈一如既往地勤奋好学,学会了语音和视频聊天,还要学拍照,而且坚持“学而时习之”。如今,老妈“网上办公”的热情高涨,经常在咱们家的微信群里“检查工作”或“发表演说”;尤其是对于重孙们的成长特别关注,每天看完视频后,都要对孩子们的表现进行点评。远在纽约的外甥女戏称此为“批奏折”;老爸悄悄地对我们说“你妈更有当领导的感觉了”。

      此次回家探亲,恰逢里约奥运会举办之际,看奥运成为二老每天的大事。我惊讶地发现,在对体育节目情有独钟的老爸熏陶下,老妈对于各国的奥运选手、各项比赛的名称及其规则等的了解竟然远远超出我这个大学教授。看到我惊讶和惭愧的表情,老妈总是为我开脱;“你一直忙工作,哪有时间看电视啊”。

      有人说,生活仅仅是一种态度,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态度决定你的生活。其实我最欣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生活态度,豁达开朗,知足常乐。如最近老爸退休金涨了,老妈的省劳模补贴提高了,这些在我们看来近乎微不足道的数字,却着实让两位老人感慨、感恩了很长时间,也足足让我们喝了半年的心灵鸡汤。

      与老爸老妈相伴度过的这个暑假,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老爸老妈需要我的陪伴,我也享受他们的陪伴;离家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更加珍惜有爸妈陪伴的日子。

 

2016年夏于广州

   

老爸刷爆朋友圈

作者:余惠芬

       刚刚过去的这个重阳节,老爸着实火了一把,由于在重孙曈曈幼儿园的出色表现,老爸的“高大”形象简直刷爆了朋友圈。看了弟弟在咱家微信群里发的照片、视频及他人的评价留言,我仿佛如临现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并由衷地为老爸感到高兴和骄傲。

      原来,老爸的重孙,即我弟弟的孙子沐曈所在的蚌山幼儿园有一个坚持了十多年的传统做法,即在重阳节这天,邀请小朋友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参加一个“祖孙情,重阳乐”主题活动。据校长说,这一活动的宗旨是通过讲述重阳节的来历,介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要懂得感恩,孝敬老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环节是爷爷奶奶的才艺表演。由于场地有限,每个小朋友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同,唯独咱们家被幼儿园特许可以有两位家长参加,不仅因为老爸被孙媳妇报了个节目,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爸是唯一一位与会的“太爷爷”。而老爸的参与不仅为整场活动增色添彩,而且一举赢得了几个之最;一是辈分最高,二是年纪最长,三是表演最出彩,四是人气最旺。

       当85岁高龄的老爸,神采奕奕、步伐矫健地出现在会场时,也许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经幼儿园老师的简要介绍,老爸挥毫为活动写下“九九重阳节,浓浓祖孙情”之“题词”时,现场立刻响起一片喝彩声。接着老爸又给孩子们一一展示了他精心准备的文房四宝,并耐心介绍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最后,会“玩”四种乐器的老爸从口袋里掏出他心爱的口琴,献上一首与会家长们大都耳熟能详的老歌,结果,全场的爷爷奶奶们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激昂的旋律,欢快的气氛,感染了孩子们,他们也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爸演奏结束后,可爱的孩子们竟纷纷跑上台去,张开双臂争相拥抱太爷爷。这一幕令幼儿园的老师们始料不及,感动不已。事后,曈曈的老师们发来了“含着泪水写就”的感谢信,其他小朋友的家长们也纷纷在微信群中发表参加此次活动的感言,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老爸的精彩表演;老爸吹口琴和写书法的照片,更是刷爆朋友圈。

      提起老爸应邀参加孩子们学校或幼儿园活动这事,说是“久经沙场”毫不为过。40多年前,老爸曾应邀到我就读的中学演讲。当时老爸在市农委工作,经常下乡检查工作,和农村基层干部接触较多,所以,当他在讲台上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分数挂帅,要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明天努力学习”时,一不小心就将“分数”说成了“工分”。我和同学们在下面笑成一团,老爸却全然不知,继续侃侃而谈。第三代的教育,老爸仍然义不容辞,记得他曾参加大孙子幼儿园的知识竞赛并获过二等奖。当我问“知识渊博的老爸为何没有拿到一等奖”时,他不服气地说:“原本可以拿一等奖的呀,但其中一个祖孙同台表演的环节,你那个大侄儿怯场,就扣分了呗”。

      这次参加第四代的幼儿园活动,倒是我那弟媳妇和侄媳妇倒逼老爸的。当然,老爸一出场又是“艺压群芳”。

      亲爱的老爸,继续加油!第五代的幼儿园活动,你还要表现得更加出色哦!再说,你在伦敦和纽约还有两个外孙女,还要做好越洋弘扬中华文化的准备呢!

 

 

 

感受不一样的毕业季

                        --在伦敦商学院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有感

作者:余惠芬

       在高校工作了几十年,参加过无数的毕业典礼,但今年7月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简称LBS)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令我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2015年,在纽约花旗银行总部已工作了几年的女儿决定报读MBA,后以其优秀的笔试及面试成绩,同时接到了牛津大学和伦敦商学院的录取通知。原本就有名校情结的女儿征求我意见时,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去牛津!

       然而,几天后,女儿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去伦敦商学院。 理由有几点:一是伦敦商学院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顶尖的商学院;2011年,该校连续第三年被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行榜评为世界第一,与沃顿商学院并列第一。在其他全球商学院排名中,伦敦商学院也始终位居全球前五。福布斯从纯金钱回报率的角度(考虑了毕业前收入,毕业后收入,学费和机会成本等因素)对世界各商学院的MBA进行排名,伦敦商学院超过斯坦福等著名商学院,在所有两年制MBA中排名第一。因此LBS的录取流程极为严格,是全球申请难度最大的商学院之一,能够被录取极为不易,决不可放弃。二是尽管牛津大学名气更大,但伦敦商学院的MBA项目更强、更成熟;该校不提供本科教学,只提供金融和管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课程。三是伦敦商学院的MBA项目是两年制的,相对于牛津此项目的一年制,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加之该校坐落于伦敦市中心,交通便利,可以有更多课外交流实践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女儿决定选择伦敦商学院。

      今年7月,我与先生去英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有机会实地考察了女儿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学校。尽管出发前,在与女儿的多次沟通中,已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仍对其许多做法尤其是关于毕业季的安排感慨不已。

      首先,与其他英美等国家大学一样,伦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时间是提前数月安排好的。不像国内的大学,或是毕业季临近仍迟迟不能确定典礼举行时间,或是确定下来后又一改再改。当然其主要原因不言而喻:毕业典礼上校长是主角,但校长的时间不能自己控制。

      二是毕业季的活动丰富多彩。除去专门针对毕业生的各类活动,面向家长举办的活动就持续了一周。我们参加的首场活动是学生陪同家长参观校园并参加学校组织的烧烤活动(参加烧烤需提前报名并每人预交15英镑)。那天上午,我们早早起床,穿过伦敦第二大皇家公园,即美丽的摄政公园就来到了伦敦商学院。校园面积并不算大,但布局合理、大气,每栋建筑,甚至每寸空间均被充分利用,恰到好处地发挥着各自功能。我们边参观边听女儿一一介绍:学生可以利用遍布整个校园的强大、快速的计算机网络,进入欧洲最大的商学院图书馆浏览搜索 ,还可以使用LOTUS NOTES这一电视会议系统。校内各类活动,从企业家俱乐部、亚洲商业俱乐部等各类工商俱乐部,到每周一次的全体师生聚会,均由学生会负责组织举办。校友会也常邀请世界各地的校友返校举办各种盛会。伦敦商学院除了开设享有世界声誉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等六种硕士学位课程、博士学位课程,还开设了短期培训课程,每年均有数千名行政管理人员来此参加各种短期培训班。在教学大楼里,可以看到各种规格大小的课室,设备先进且齐全。我颇感兴趣的是那些提供给学生研讨用的小型会议室,里面配有桌椅、白板以及多媒体设施。

       对比国内许多高校“人民大会堂”版的图书馆的宏伟壮观,位于一个街区外的掩映在绿树中的伦敦商学院图书馆简直可说是“相貌平平”。女儿做了登记后,我们拿到了临时入馆证。藏书室琳琅满目,阅览室鸦雀无声。走廊不宽,但却摆放了许多小型沙发,据女儿说,这是准备给家长休息用的。女儿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所有伦敦商学院的毕业生可以永久使用学院的各类资源,包括图书馆、健身房等。

      参观校园后,我们来到教学主楼前的广场享用学生们的烧烤作品。看到广场上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游乐设施,开始颇为不解,后听女儿解释才明白,原来是为有孩子的毕业生准备的,不过新鲜出炉的爆米花倒是我所爱。

       毕业季的另一安排我也十分欣赏:毕业生家长可以来学校选听一节课。尽管已有多年的高校教书经历,在美国等国家的讲台也试过身手,但还是想感受一下女儿学校的课堂气氛。报名前,经征求我的意见,女儿选了一门不是太专业,估计我能够基本听懂的公共关系方面的课程。由于女儿认为她爸爸反正英语听力不行,就将他的意见直接忽略不计了。不料老公在现场表现得异常活跃,不仅认真听,还不停地问我教授PPT上一些单词的意思,同时还见缝插针地忙乎着照相。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家长们无论是否听得懂,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教授讲得认真投入,家长们听得聚精会神,加之有PPT辅助,似乎“师生”间的沟通并无障碍。由于毕业生有1千多人,尽管不是所有家长都报名听课,但据我对整个教学大楼的“视察”情况来看,每个课室均座无虚席。为尽量满足所有家长的需求,学校规定毕业生不得陪同听课,而且每位家长只能听一节课。我看到有些家长听完一节课后,似乎仍余兴未消,还在和教授聊天或想继续听下去,直到孩子们来课室将父母“领走”。

       毕业典礼自然是重头戏,学校租借了一个大型剧场,一楼作为接待场所,四楼为典礼举行的会场。由于毕业生及家长要从伦敦不同地方赶过来,所以典礼安排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举行,人们可以在8:45至10:45间到达。我们的住处离会场不远,9点多即到达目的地。女儿排队领取了衣帽及入场券等物后,拍照自然是少不了的环节;和父母合影,与同学留影,学习小组集体照等等,不一而足,煞是热闹。

       伦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一是英国人的时间观念令人叹服。按照事先安排,毕业典礼11点正式开始,1点准时结束;二是会场的布置隆重、大气、典雅、简约;三是尽管时间不短,内容较多,但整个会场非常有序。例如,有一个环节,是所有的毕业生都会被叫到名字,走到主席台由校长拨穗,我们原来打算给女儿拍个照留念的(这在国内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是司空见惯的,这个环节也因此是最混乱的),后来发现是不可能的。校方的安排十分紧凑,考虑得也非常周到:学生每十人一组排好队在台侧等候,由老师一一核对姓名;上台后,有一个贴在地板上的提示止步等候的标识,前面的学生和校长握手后,后面的同学将依次到达校长面前。期间,没人乱走动,没有一个家人离开座位跑到前面给自己孩子拍照。整个活动持续两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中途无故离开自己的座位。当然,如果毕业生想留下自己在台上接受校长拨穗那值得纪念的一刻,没问题,学校会有全程录像放在网站上。

       另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一是学校自然展现的人文精神。那天参加典礼的毕业生有上千人,按学校的安排坐在前排座位,家长们则坐在后排。校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毕业生们能拥有今天的一切,应感谢家长们的付出和支持,要求孩子们须有感恩之心,并号召全体毕业生起立向后转向家长鞠躬致敬。家长们均为之动容,我左右环顾一下,发现许多家长和我一样在掏纸巾抹泪。

       另一个细节则体现出学校开放包容的氛围。在隆重且有序的毕业典礼现场,竟时而传来孩子的牙牙学语声或哭闹声,原来是有些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生了孩子,家属将孩子带来一起参加爸爸或妈妈的毕业典礼。更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没有人指责或抱怨,倒是抱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有时不得不将哭闹得太离谱的婴儿主动抱出去。如此,观众席不时传来的婴儿哭闹声,和台上进行的隆重仪式遥相呼应,似乎很自然和谐。更有几位毕业生抱着孩子上台,接受校长拨穗,似乎是想以此种形式展示他们的另一成果吧。

      典礼结束后,学校专门举办了隆重的招待会款待毕业生和家长们。享用了丰盛的英国传统美酒美食后,每人还拿到一份刊登了当天伦敦商学院毕业典礼信息和所有毕业生姓名的伦敦时报。

      离开伦敦商学院时,我浮想联翩,似乎明白了,为何那静静流淌了千年的泰晤士河会始终充满活力,历久弥新。

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留影.jpg

 

 

“行”在伦敦

余惠芬              

       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任何人来说, “衣食住行”都是最基本需求,对于出门在外的人来说,“行”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总以为在伦敦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兼国际大都市,“出行难”属情理之中。为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有了今年7月的伦敦之行(尽管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到伦敦,但由于前两次是出差匆匆而过,对这座城市没什么印象)。本次停留时间较长,加之身边有女儿这位出色的导游,对于伦敦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交通的发达以及管理服务的精细有了一定的了解。本文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行”在伦敦的亲身体验及切身感受。

       首先,让我感慨的是伦敦机场的数量及效率。伦敦拥有六座机场,四通八达的空中交通网络可以让你轻易到达英国国内、欧洲各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伦敦的各个机场都有公交车、火车等与城市中心区连接

      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在全球众多机场中排行第三,据说每5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飞。同时它也是伦敦最大、交通最方便的机场。在我预订机票时,女儿再三提醒,伦敦机场多,一定要买到达希斯罗机场的票。

       机场内的标识非常清晰,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相关信息(当然是指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如你想选择离开机场的交通工具以及路线图、甚至所需时间等。地铁在5个航站楼都设有站点,约需50分钟到达市区;特快火车(express) ,每15分钟一班,15分钟即可到达市中心;往返希思罗机场及伦敦市中心的双层大巴于每晚地铁停驶后开始运营;机场也设有付费停车场,方便自驾车一族。当然你也可选择出租车或Uber(中文译为“优步”)。本次由于随身带有行李,女儿接到我们后立刻用手机联系Uber,几分钟搞定。

       在伦敦市内出行,使用人数最多,也是我最常采用的方式是乘坐地铁。伦敦是世界上第一个开通地铁的城市,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虽没有国内近年修建的地铁那样现代和豪华,但也全然不见纽约地铁的那种年久失修且脏乱的现象(当然,价格相对来说稍贵,不过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购票方式)。尽管伦敦很大,多达十四条的庞大地铁网络可以带你到达城市的每片区域,且大多情况下不会超过1个小时行程;由于设计科学合理,绝大部分的地铁通勤从来不会麻烦乘客超过1次的转车。

      伦敦的地铁站台并不十分宽敞,但其整洁、有序以及人性化的设计和管理令我印象深刻。站台设有供乘客候车休息的靠背椅,电子屏幕提示清晰并随时更新信息;车厢里每个座位间都有扶手,靠门附近的车身设有海绵靠垫,即便没有座位,站着乘车也不至于太辛苦。

       我还注意到,地铁的扶手电梯上都有非常清楚的标识,提醒人们靠右站(Stand on the right),尤其是每节扶手电梯上都设有几个红色的“Stop”按钮,如遇紧急情况,乘客可以随时就近按下以使电梯停止运转。

       当然,如你觉得在地铁站中穿行麻烦,又不需赶时间,同时想领略街景的话,在伦敦市区出行另一不错的选择就是公交车,而红色的双层巴士本身就是伦敦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儿给我们买了临时使用的乘车卡(Oyster card),地铁和巴士通用(此种卡在地铁站即可购买,可随时充值,离开的时候可以退还余款)。在非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乘车,乘客较少,我们甚至还曾享受过一家三口“包车”游览的待遇,激动地在双层大巴的上层拍了许多照片。我觉得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是公交和地铁的有机接驳和协调互补;二是所有公交车门的台阶都很低,而且与地面距离很贴近,老弱病残者不会因抬腿不便而产生上下车难之问题。

      即便是到伦敦城郊的一日游,公交车也非常方便,可以预定车票,也可以随时上车买票。不同线路、不同时段发车的密集程度不一,间隔时间短到几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一班,然而发车都非常准点。有一次女儿给我们安排了牛津一日游,由于不太熟悉汽车停靠点,结果晚上返回时因迟到约1分钟而错过。搭乘下班车时,司机看了看我们的票,说了一句“我可以让你们上车,但是下不为例”就让我们过关了。我们一边道谢,一边庆幸有惊无险。

      造型复古的伦敦出租车和大笨钟、红色双层巴士以及红色电话亭等曾同属伦敦的名片。这种经典的出租车诞生于1948年,由当时的奥斯汀汽车公司为出租车行业专属打造,在设计上的许多特别规定一直保留至今,例如车厢高度必须让乘客可以不用摘掉英式高礼帽而坐直身体,不过现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方便轮椅乘客上下车。我们亚洲人乘坐时无疑会感到非常宽敞舒适。

       后来居上的,也是我特别想提及的是伦敦的Uber,因可随叫随到,服务良好,而且价格比出租车便宜,所以颇受欢迎。即便不敢说有取代出租车之势,至少抢占了不少风头。本次我们在伦敦以及爱丁堡市内的出行就多次使用过Uber。有趣的是,司机和乘客在每次搭乘结束后,必须互相打分。对于司机来说,公司会根据其分数的高低来判断其服务质量,并与业绩评估挂钩;而乘客的得分主要反映其文明乘车情况,直接影响到之后的订车。像女儿这样经常会用到Uber的乘客,就非常在意她的“成绩单”。有时为了让司机好找到自己或更便于停车,要带着我们走好些路才打电话约车。

       善解人意的女儿理解我想了解关于伦敦“行”的方方面面情况,火车当然也一定要体验一下。再说我们要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及高地游览,火车是首选的交通工具。英国是铁路和火车的故乡,自200多年前,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之后,1825年英国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如今,英国拥有堪称世界上铁路布局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铁路运输系统,而伦敦作为英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全球铁路网最密集的城市。在伦敦,主要的火车站就有8个,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他们有的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有的已成为城市景观。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火车站都与地铁相连。

       不难想象,在伦敦乘火车需要提前做好功课,好在女儿是这方面的高手。她先是上网查看订票情况,发现早晨Off-peak时段的票价较便宜,如中间转一次车,而且只需下车等候几分钟,连站台都不用换,即可省下四分之三的票价,果断拿下。出发的前一天,女儿和爸爸一起踩点,确定火车站以及如何到达站台的路线,甚至可在哪里吃早餐等。

       英国短途的火车车厢一般较少,如从爱丁堡去苏格兰高地的列车仅3节车箱,而我们那节车厢的全部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当然伦敦和爱丁堡两个大城市之间的列车车箱就多一些,乘客也相应较多。另外,每节车厢都有几个可以四人对坐的桌子,方便家人或朋友同行以及随时使用电脑办公使用;每排座位都安装有充电插头;但无线网络虽有,效果不是太好。

       与国内不同的是,伦敦以及爱丁堡等我所去过的城市,火车站大多没门没围墙,乘客甚至可以从公路的人行道上搭乘扶手电梯或升降梯,直接到达车站或者站台。上车时根本没人管,上车以后会有一个服务员在行驶中间检票。途中上车乘客也可事先订座,乘务员在座位上插个纸条替你预留座位。在从爱丁堡回伦敦的途中,由于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买到在一起的座位,我就按照国内惯例先和家人坐在一起,准备有人上车后再和他协商调换一下。女儿查看了下我座位上的小纸条,上面竟明确标出整个行程中会有几个人从什么站上车并轮流乘坐那个位子,然后让我换一个只有一位乘客预留的座位,以减少给更多人增添麻烦。我不禁感慨其管理服务的精细,联想到在国内经常因座位引发纠纷的情况,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想说,在伦敦,我最享受的出行方式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步行”,因为你可以在繁华喧嚣的街道和风景宜人的公园交替行走。

       伦敦总面积为1577平方公里,拥有750万人口,在土地资源如此珍贵的城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公园和绿地,人均绿地面积远远超过巴黎、纽约和东京。众多的小型花园自不待言,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占地广阔、风景优美,甚至功能多样的公园。而且所有公园都免费开放,甚至根本没有门,只有方便民众的多处出入口;它们或自然融入街景,或者就是你的邻家花园。

       行走在错落有致的大街小巷,徜徉在风格各异、气势非凡的古典建筑之间,欣赏着那巧夺天工的人物雕像、穿着时尚的来往行人、现代科技装饰的商场……这座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常会使人产生一种穿越的感觉。而更令人惊喜的是,不经意间你仿佛又置身另一梦境,漫步在绿地湖边,不断映入眼帘的是那参天的大树、精湛的园艺、自由翱翔的海鸥,还有那那潺潺的流水、扑鼻的芳香、欢快嬉闹的孩子…… 让人不禁感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竟是如此和谐自然。

      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原以为这只不过是文人骚客的夸张之语,但“行”在伦敦带给我的感受令我对这位名人关于伦敦的评价由衷地叹服。

文化外交:中国的优势、机遇与挑战

余惠芬

一.外交、文化外交与国际关系

      关于文化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为了简洁明快,我们可以大体再归为三类:广义的——成果说,文化指一切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义的——模式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狭义的——信仰说,文化主要指基本信念或意识形态。简言之,文化指的是那些被共享的价值观和被普遍认可的文化规范。或者说,文化是社会化的共同知识和行为准则。[1]

       可见,无论对文化的定义如何歧义叠生,但一般都承认,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构成其主要内容的基本价值观超越个体的生命和具体的历史时代而持续地延存下去。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不可解脱地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了他们在人类活动中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成为民族或国家相互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标志。[2]

       在谈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3]  可以说,对外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都充溢着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给各国的对外关系打上了深刻的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

       “文化外交”一词最早见诸于1934年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即:“英国议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外交手段,就是致力于海外英语教学。”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后来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在20世纪40年代对这一概念加以丰富,从文化服务于政治的目的上来解读,并由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系统地阐述和发展,这标志着文化行为已经正式纳入美国整体外交活动中。[4]

       李新华认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文化外交”中的“文化”指狭义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的。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活动,主要包括签定国际文化交流官方协定、缔结文化条约、参与国际文化会议、组建或参加国际文化组织、对外文化展览、保障文化人员互访等。[5] 如果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并且把文化利益作为国家整体利益中独立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文化外交,即: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随着文化在世界经济、政治合作与竞争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文化给外交注入了新的强力和活力;文化与外交的联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外交作为“软权力”的运用正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选择。

       关于外交、文化外交以及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十分赞同李智的表述:如果说,在狭义的外交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外交形式是政治外交,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在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最直接、最经常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军事关系,也不是经济关系或科技关系,而是文化关系。而且,基于国家无非是一个“文化系统”,而国际关系或外交则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国际交流虽然是以交涉、谈判、斡旋、说服与调解(包括经济、科技与军事交往上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等政治活动为基本表现形式,而说到根本处,实质上却是围绕文化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的沟通和较量,也可以说,其他一切国际关系或外交形式都是国际文化关系或文化外交的不同角度或层次的折射、体现。[6]

       综上所述,文化外交,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同时也是外交活动迈向成熟的标志;而从根本处看,文化外交又是一切外交的基础和内核,一切外交活动都离不开文化外交因素。[7] 在世界外交史中,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构成外交活动的四个层面。他们相辅相成,共同担负着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而且,由于文化外交所具有的高度的“和平性”或“柔性”特点,相对于其他外交形式更易于被目标国所接受,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起到其他外交手段达不到的战略性作用。纵观世界上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虽然各有特点,但不难看出其明显的共同点:即文化外交作为运用国家文化软权力的重要途径、塑造国家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实现国家国际战略目标的柔性运作方式,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

        中国作为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对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域外各民族建立了广泛的交往,把汉字文化与中国的丝绸、瓷器一起带到遥远的西亚,直至欧洲;隋唐时期,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往频繁,科技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元、明、清代著名的“东学西渐”,使西方人深深为东方文化的睿智所折服。17、18世纪“中国热”渗透到欧洲的各个层面,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中华文化赢得高度尊敬。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随着中国地位的下降,中国文化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文化外交的实践逐渐自觉起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外交提高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同样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8]

       文化外交不仅使中国的总体外交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令中国外交彰显其独具的优势和特色。笔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一些主要文化大国相比,中国文化外交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一)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权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权力。软权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软权力(soft power)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一个国家吸引他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9]

        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丰富的软权力资源。而其中最值得称道、最能为今日国际关系以及文化外交所资鉴的就是其和平外交思想。

       “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民族独创的精神财富,“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合”指的是汇合、合作、联合、融合等。“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和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和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0]

       “和”文化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的体现就是“协和万邦”思想,主张“中外一体,天下一家”,追求与各国的和睦相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始终把“和平”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疆域范围自汉代以来就大体形成,在此后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1000多年中,这一疆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人在600年前就早于西方人开始远洋航行,但中国给所到之处带来的是和平、道德、文明,而不是战争和殖民主义。“这充分说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而是一个以‘非攻’、 ‘好战者服上刑’为基本主张的礼仪之邦,这一切都源于视‘和谐’为万事万物本质与常态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它不仅铸造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其精神的发扬光大和现代运用也必将为当今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思想和方法论的指导”。[11]

       “和合”文化并不仅仅主张“和为贵”,而且强调“和而不同”,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合”文化在强调“调和”、“相成”、“相济”的同时,也主张“求同存异”,“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与处事哲学是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解读“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可说是异曲同工。

      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外交模式——“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外交在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共赢”外交新理念的文化渊源。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中国认为全球多样化的现实应该被尊重,国家间的交往应该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各外交主体的共赢与共存。于是,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都相继表达了“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12]

       禀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使我们避免文明冲突,可为我们赢得更多的朋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指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形成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局面。 

(二)长期的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的眼光看,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都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文化传统在国家外交上的表现,不仅通过领导者的决策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方向,而且还表现在执行者的外交风格和行为方式上。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为世界级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的,他们的个人素质、修养、阅历、风格都闪烁着传统文化的神韵和色彩”。[1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及对外交往中承续了传统文化中诸多优良部分,其文化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中国文化外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一个“共”字,鲜明体现了中国重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它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提倡“和为贵”,排斥“国相攻”“强执弱”‘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周恩来,一向将对外文化交流看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之一。他曾指出: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两翼:一是文化,二是经济。从当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到细致入微的“烤鸭外交”,在2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外交棋盘上的一位棋王”。他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特色的外交艺术与人格魅力获得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认为,周恩来的精微之处“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练造成的。”

       近年来,中国妥善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各类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外交磋商,积极斡旋,显示了中国人在几千年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智慧。

(三)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宝贵人脉资源

       中国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是其发展的独特优势。海外同胞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但中国的海外同胞人数之众,分布之广,无以比拟。尤其是中国文化里的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宗亲乡土伦理等特别的文化理念,使华侨华人表现出更强烈的乡土情结及文化传承的自觉。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称“中国新生全球影响力中的正式成分中,除了外交灵活性、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外,还有另一个成分就是海外侨胞。”[14]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长期努力中,在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形态的构成是多方面的,但核心要素是语言、饮食、教育和社会结构等。无论是打算落叶归根的华侨还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念念不忘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遍布世界各大城市的“中国城”,难以计数的中国餐馆,不同规模的中文学校……,出于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需要,鉴于对民族文化的依恋之情,海外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断提升,他们不仅愈发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更加自觉地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除了传统的活动形式外,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各种业余或职业团体或中华文化交流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涌现。目前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不仅源于中国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同时与海外华侨华人的长期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海外华侨华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为居住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法国国家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的Marie Sybille de Viennne博士曾将他们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侨民三大金融力量”。以英国为例,60多万华人已成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裔,他们每年为英国国库创造15亿英镑(1英镑约合1.5美元)的收入。[15] 而美国华侨华人在科技上的建树,在某些方面可与一些发达国家媲美,如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第6名美国华人获奖时,日本也仅有6人获奖。[16]    曾被克林顿誉为“具有东方文化教养的美国政坛魅力女神”的美国第一位华裔市长(1983年)陈李婉若、2007年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赵小兰等政坛明星的出色表现,都从不同侧面有力地提升了华人的整体形象,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侨华人在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对策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鉴于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更加密切,对中国的期待不断增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救世良方的欲望不断增强。然而在“中国奇迹”吸引了世界眼球的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接踵而至,对中国的捧杀不断花样翻新,中国文化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笔者认为,一是应认真总结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掘和提炼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尤其应注重吸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 二是须仔细分析中国文化外交已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差距,既依托于厚重的文化积淀, 又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深入研究、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 三是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优势,以使中国更好地借助文化外交,“让世界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用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来沟通人的心灵,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 [17]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3-14页

[2]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4

[3] John P. Lovell,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 inJongsuk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 89;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

[4] 翟雪松,王光照:浅析21世纪美国多元文化外交的现状、特点及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8(8):87-88

[5] 李新华. 美国文化外交浅析[J], 形势与政策: 2004(11): 38

[6]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7]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

[8] 张清敏.全球化环境下中国文化外交[J].外交评论, 2006,(2): 38

[9] [美国]Joseph S. Nye.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10] 李亚敏,王以鹏.和合精神与中国的和平外交[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7(1): 6

[11] 汤光鸿. 论“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7(2):71 

[12] 郑瑜. 论我国“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J]. 学习与探索,2007,(4): 59

[13] 汤光鸿. 论“和”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传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2):72 

[14] [英国] Michael Fullilove. 华侨: 中国的海外实力[N]. 译者:管婧,董琴. 金融时报中文版,2008-06-03

[15] 马桂花.英国参政华人共庆圣诞,呼吁华人告别”无声”阴影[N].英中时报, 2008-12-19

[16] 郭玉聪.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J].世界历史, 2004(3): 50

[17] 孟晓驷.中国:文化外交显魅力[N]. 人民日报, 2005-11-11

 

注:本文首发于《中外论坛》(美国),2010 (3)

 

试析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以及教师的对策——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与研究

 余惠芬

[摘要] 学习策略在外语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正日益获得重视。本文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与研究,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差异及其教师的对策。

[关键词] 文化背景;学习策略;教师对策

 

Influence of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on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Yu Huife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Learning strategies play a key role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on learning strateg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recognitio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stude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cultural background; learning strateg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achers’ countermeasures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西方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起步,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从教师的教学方法到学习者的特征和学习策略的转移,语言学习策略的作用和使用已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学派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与心理学派相匹敌和补充的一条研究路径。[1]越来越多的中外研究者认为,包括文化背景、英语学习条件、教学环境、学习任务等环境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外语学习策略的选择及其策略使用的成效。文化因素对于语言学习及其学习策略的影响从被忽视到日益获得重视。

目前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文化背景对学习策略的影响之研究尚不多见,主要因为“只有当多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同一课堂学习时,我们才能看出不同文化背景对策略使用的相对影响。当我们研究处在同样文化背景中的学习者时,文化背景这一因素就没有其它因素重要。”[2] 笔者所在的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在校学生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笔者所执教的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每届学生均有约75%以上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基于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英语授课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探讨文化背景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及其教师的对策。

二、语言学习策略与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

关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尽管西方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多数人趋于认同Ellis(1994)的观点:“策略可以指总的学习方法(approaches),也可以指第二语言学习的具体活动或技巧(actions or techniques)”;既包括”从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也包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部心理活动”。在对策略的系统分类上,西方的研究者们也是各持己见,但大多认为Oxford (1990)提出的学习策略分类系统是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分类方法 [3]  Oxford把语言学习策略划分为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情感策略和社交策略六大类,每一类策略又由一项项单一具体的策略组成。[4]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语言教师从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语言学习领域和学习者所处的不同语言环境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肯定了学习策略对语言学习的积极作用,并普遍认为任何应用得当的学习策略都有助于学习者获得成功。尤其是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已从以认知为主扩展到包括社会文化的研究方法。关于文化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正在成为该领域的新课题。这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

Gardner的社会教育模式试图通过把二语习得的四个相关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二语习得。这四个方面是:社会和文化环境、学习者个人差异、学习二语时的背景和语言输出(Gardner 1982)。该模式的主要观点有:第一,语言学习者所成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会影响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决定使用的策略类型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二语习得最有影响的四种个人差异,包括智力,语言学能,动机和情景焦虑这四个变量与文化观念直接相关。第二,动机是语言学习成功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个人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参与度;同时,智力、学能和情景焦虑同样是影响学生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第三,语言学习者在正式学习情境中与非正式学习情境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不一样。正式学习情境指发生在教室或者任何个体接受直接语言培训的场合;而非正式学习情境指在没有直接的语言讲授而获得二语技能的任何场合。该模式还指出正式语言培训和非正式语言培训均对语言成果和非语言成果有直接影响。其中语言成果指的是二语知识(如词汇知识、语法、发音、流利性等)和具体的二语技能(听、说、读、写);非语言成果指的是对其他文化团体的态度、对其他文化的大致看法及对进一步习得该语言的兴趣程度(Gardner 1985)。 [5]

总之,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认为,二语习得者所成长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他们对语言学习策略类型的选择。这与大量的跨文化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即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风格,使用着不同的学习策略。

三、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

胡文仲认为, 文化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科技和哲学等,人们常称之为Culture with a big C。侠义的文化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有些人称之为Culture with a small c。他同时指出,对语言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语音、语法、词汇的总和,看作是一种符号体系。另一种看法是把语言看作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6] 关于文化如何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一般认为,一是目标语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差异会给学习者造成学习障碍,二是学习者的本族文化所蕴含的人生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7]

笔者的研究结果,同我国文秋芳等研究者针对中国大陆不同学生群体的英语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大陆高校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属于中等水平的范围;形式操练策略的使用程度明显高于功能操练策略(形式操练策略指为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而刻意采取的措施,如反复记忆,反复听,再三阅读等;功能操练策略指为提高语言交际能力而采取的措施,如收听外语广播、阅读外文报刊杂志等)。就使用策略频率而言,大陆学生使用频率最多的策略是记忆策略,使用最少的为社交策略。与之相对的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包括在此背景下成长的华裔学生)使用学习策略的频率明显要高;功能操练策略使用程度高于形式操练策略;社交策略使用的频率显然要高过记忆策略。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中西文化在宇宙人生观上的差别影响了学习者对于学习策略的态度。由于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统一,由此又形成了顺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观,[8]中国的学习者下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过程当作一种循序渐进的自然学习过程,对于学习策略的使用或训练表现出不甚积极的态度。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对立,侧重于向外探寻,由此便形成了西方人凭借人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宰制天地的观念。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于能够改善现状,提高效率的学习策略的训练和选择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且乐在其中。

其次,中西文化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影响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属于内倾性的农耕文化,在这种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的思维特征。中国人主静、尚让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重因袭守成而轻创新的文化特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重化求常的渐变观。[9] 这种文化注重的是积累和继承,因此,作为转载文化的书籍,被该文化认为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源泉,记住教科书和教师的教学内容就成为该文化获取知识的最佳方式。这种内倾性的文化特点,使中国外语学习者的风格呈现出一种内向型的特征,在课堂上安于沉默,不愿或不敢表现自己,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他们恪守传统的形式操练,很少使用社交策略。当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经常运用情感策略控制情绪,自我鼓励,以达到或恢复良好的学习状态。而西方外倾化的文化则形成了重创造、求进取、重开新的思维特色。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包括大部分在此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华裔学生)具有外向型学习风格,他们在课堂上喜欢表现自己,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与他人合作的课内外活动。他们具有冒险精神,不怕出错,不怕丢面子,更关注的是交际能力的提高和思想表达的流畅,更多地运用社交策略。笔者经常遇到这样的学生,尽管他们大多来自英语为官方或工作语言的国家或地区,且已有较好的语言基础,却无丝毫的放松;甚至有的同学获得免修许可,仍主动要求参与课堂学习,而且经常在各类学习活动中“先声夺人”,“喧宾夺主”。他们对学习策略训练的积极态度,以及在使用社交操练等策略上的出色表现,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教师的作用与对策

综上所述,二语习得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其语言学习策略可产生较大影响。“外语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敏感,对于与自己专业有关的问题冥思苦想,对于有用的资料或信息抓住不放。”[10] 作为教师,首先应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和策略意识,不仅要了解目的语文化,还要尽可能了解学生们来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文化影响语言学习和学习策略选择及运用的方方面面,及时发现语言学习过程中不利于学生进步的因素,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确定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效果的策略。同时还应注意,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策略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这里所说的“差异”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此外,我们讨论的只是不同文化背景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相对影响”,但即便是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笔者在多年从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英语教学的实践中总结出以下几点体会,愿与同行们分享。

(一)因势利导,二语情境学习策略相得益彰

Gardner的“语言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认为,动机是语言学习成功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个人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参与度;同时,智力、学能和情景焦虑同样是影响学生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该理论中,四种类型的变量以一种因果顺序在二语习得领域中联系起来:社会环境(文化观念)影响着个体学习者差异(包括智力,语言学能,动机和情景焦虑);所有这些会影响不同的二语情境(正式学习情境与非正式学习情境),而这一点又将决定成果(语言成果和非语言成果)。[11] 由于笔者的学生学习动机非常明确:学英语是为了“用英语学(所有其他课程)”乃至用英语生存和发展,对语言学习的参与度普遍较高。笔者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课内外活动,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课文改编、举办汉语角、英语晚会以及创办英语刊物(校内发行)等,有意识地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二语情境中的交流和合作创造机会,不仅使得所有同学的语言成果,包括二语知识和具体的二语技能都得到不同程度地提高,而且非语言成果同样显著,学生们对于其他文化加深了了解、理解,对于目标语言及其文化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

(二)“因地制宜”,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

文秋芳认为,“学习条件可以指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个人学校的物质条件”[12] 目前在国内学外语的条件虽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毕竟不能和在目标语国家学习相比。因此在教学中,如能把学习活动、文化因素及所学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尽可能地将学习活动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展开,可使学习者在更有效地学习语言的同时,受到目标文化的熏陶;而这种熏陶,又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改变着学习者原有的学习行为和学习风格。笔者所在的学校,尤其是所在的学院,拥有难得的相对优势。“因地制宜”,可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条件;措施得当,可帮助学生取得最佳学习效果。如一对一、互助组等就是很好的策略,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共同学习,而且课后一起复习功课,并一块用餐、运动、购物或看电视等。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其中不少不会说中文)“乐为人师”,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不耻下问”,这些“准真实”的语言环境对于提高语言交际能力非常有利。而且学生们通过更多的接触,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从而可在学习策略上扬长避短,在语言学习中共同进步。中国大陆学生普遍重结果、轻过程,重记忆、轻交际,重自我努力、轻与人合作等倾向明显改善,如一些原先在课堂上不敢开口、喜欢独自学习的学生变得倾向使用交际学习策略,从偏重记忆策略,转变为同时注意使用功能策略。而一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生原先只看重流利程度,不大注意表达的准确性,也开始注重使用记忆等策略。

(三)因材施教,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共同进步

外语教学环境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外语水平以及教学策略。教师的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策略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实当教师向学生布置一项学习任务时,往往任务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规定了某一种学习策略。[13]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同堂学习的情况,如注意因材施教,教学任务安排得当,可对所有学生学习策略的选择起正面的促进作用;否则,可能会出现故此知彼,或对部分学生或对整个班级学生的学习策略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学生来源及英语教学目的的特殊性,我们首先对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同时对教学内容作了大量的增减。尤其是注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布置不同性质且难度适中的学习任务,以引导学生选择、运用适当的学习策略。如在讲到“节日”这一话题时,我让每个学生分别采访至少5个同学,了解不同国家的节日及其相关习俗,然后进行总结并在小组里交流,最后每个小组选出一个代表向全班同学陈述调查情况。这一学习任务本身涉及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运用能力,要求学生使用记忆、交际等多项策略。而且由于我只规定了任务形式、每个步骤可利用的时间等,至于学生从哪些方面去采访或被采访时怎样回答、小组讨论时怎样进行归纳总结、向全班报告时如何组织内容等不做任何要求,学生们可以自我调节“任务难度的三个维度”(Skehan,1998),即语言复杂性(code complexity)、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以及交际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选择和运用恰当的学习策略。[14]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策略具有重要影响,而教师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同堂教学的情况下,教师若能因势利导,可帮助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学生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取得最佳学习效果。由于笔者所执教的是一所侨校内的全英语教学的学院,大多数学生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为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对学习策略的相对影响提供了便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的研究目前尚无更多的参考和借鉴;也许本文尚属一孔之见,或者这种研究目前并不具推广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同堂学习英语、汉语或者其他语言的情况会愈加普遍,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周 燕. 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

[2] 文秋芳、王立非.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3] ELLIS,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  OXFORD,R.L.,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M]. New York: Newbury House Publisher, 1990.

[5]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6] 胡文仲.文化差异种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85.(3)

[7] 张海涛.文化与语言学习策略[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

[8] 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J].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总第3期)

[9 ] 同上

[10] 胡文仲.既要敏感,更要勤奋[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1]

[11]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12] 文秋芳、王立非: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13]、[14] 同上

 

 

《情系暨南,魂归故里--记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振强先生》

作者:余惠芬       

       2016年4月22日,朱振强先生在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许是数月来和病魔的搏斗已使他筋疲力尽,或因为他将与久别的亲生父母在天堂重逢并长眠于他们身旁,又或由于陪伴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是暨南大学这个他曾经真情付出过的地方,这位36年前由中国教育部批准来暨南大学讲学的首位外国专家,10年前被《百年暨南》载入史册的暨南人,走得十分平静安详。

                                                               传奇的身世

      朱振强教授的身世非常传奇。他出生后不久就因生父早逝而被生母送给别人抚养。 后来养父母去了美国,而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养子不可以随同前往定居,朱教授第二次面临失去父母疼爱和家庭温暖的困境。为了能使养子和自己相聚美国,养母就请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哥哥认领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亲生儿子,而如此一来,他的年龄就要与养母的哥哥回家乡台山探亲时相吻合,于是他的年龄一下子凭添了好几岁;同时被迫从姓马改为姓李,又从姓李改为姓朱。

       不满十岁的他辗转到了美国后,一边在养父母所开的中餐馆洗碗,并照看两个年幼的弟妹,一边发奋读书。天资聪慧的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且连跳两级,仅用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之后他又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最终实现了在许多人眼里艳羡不已的“美国梦”,以生物学教授的身份站在了美国高等学府的讲台上。

       当他终于靠自己的实力将美国护照攥到手里的时候,要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自己的祖籍国--中国,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失联几十年的亲生母亲,而这一切仅能凭借儿时支离破碎的模糊记忆。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国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朱教授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和已经移民美国的哥哥。他开始重新认祖归宗,并从亲人那里了解到:生父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做过台城法官和中学校长,日本侵华时他病入膏肓,带领妻儿返乡后英年早逝;生母因无力抚养五个孩子,所以才将自己送给了养父母家。他终于释然,觉得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拳拳赤子心

      作为生物学教授,朱振强教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参与了哈佛大学海洋研究所关于人体在海洋潜水中的承受能力的研究。他曾先后利用学术假,应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讲学或举办讲座,其中到访中国的高校最多,包括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北京航天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农学院、昆明大学等。

      1980年,朱振强教授利用7年一度的学术假,应邀来暨南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成为文革后,由我国教育部批准到暨南大学讲学的第一位外国专家学者。此事成为当时不少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如《羊城晚报》以“美籍教授朱振强受聘为暨大兼职教授”为题发表短新闻(见1980年12月23日的羊城晚报);香港的《文汇报》于1980年12月1日发文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宁学院教授朱振强应邀正在暨大讲授《细胞生物学》。参加听课的有暨大生物系师生以及中山大学、华南植物研究所等七个单位的部分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朱教授的讲学受到了欢迎。”(见1980年12月1日的香港《文汇报》)

      其实,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朱教授为了能够提高讲学效果,提前半年开始学习普通话,同时采购了许多图书、仪器和实验材料及其他教学用具。这些在当时价值约两万多美元的东西分别以随身托运和邮寄的形式带来暨大,并在完成讲学后无偿捐献给我校生物系,为该系的筹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出于自身专业的敏感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独特视角,朱教授在我校讲学期间, 还在《广州日报》及《暨南大学校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环境污染的关切并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如在1980年12月29日的广州日报上,他发表了题为“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文章。开篇的一段话是这样的:“中国要实行工业和技术的现代化规划,其结果将会经历很多环境的改变。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将面临新的环境保护问题的挑战,它要求人们进行特殊的干预和承担特别的义务。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有目的地利用和保护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文中他还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污染的种类以及形成的原因和原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这篇发表于37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值得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借鉴。同时,我感慨,一个专业学者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阐述,竟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而且,我惋惜,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早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采纳了朱教授等专家的意见建议,我们的环保问题也许不会如此严重。

       他也曾在1980年12月5日的《暨南大学校刊》上发表过题为“大家都要爱护美丽的校园”一文,对于他观察到的校园不文明,不环保的现象提出批评,耐心讲解相关环保知识,呼吁“生活在暨大的每一个人都要为建设美丽的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解暨南情

      朱振强教授与暨南大学似乎具有不解之缘。在与他的日常接触和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广东台山是他的故乡,而暨南大学这一华侨最高学府, 是他最希望发挥作用的地方。自1980年首次来我校讲学后,朱教授又多次来我校短期交流任教,举办学术讲座,指导生物系的建设发展。

      作为一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原本并无退休年龄限制,但一直渴望叶落归根并希望利用余生为自己的祖籍国做点事情的朱教授却于2002年毅然决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此时正值我校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院刚成立的第二年,作为主持学院工作的我正为全英语授课教师的严重不足发愁之际,经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牵线,朱教授作为外聘专家来到国际学院。初次见面的简短交谈至今记忆犹新。他明确表示,回中国的目的就是想尽他的力量为祖籍国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只要学校需要,他可以开设多门全英语讲授的课程,至于报酬,他并无特殊要求。他讲授的课程包括生物学方面的相关课程以及医学英语等,并主动请缨为全英语授课教师进行培训,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敬重和喜爱。

       课余时间,他总是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泡在一起,在国际学院的各项学生课外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为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他亲临“英语之角”等活动现场进行指导,并想了很多办法,如设计情景会话、命题演讲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有时还自掏腰包买来开展活动所需的蜡烛等道具。

       2009年的一天,当时正在我校进行师资培训的朱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简短寒暄后,他迟疑了一下,似乎不太好意思地跟我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在1980年受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但聘期三年早已过去。不知学校能否再给我发个聘书和校徽?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暨南人”。时任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的我,听后先是非常感动,之后立刻道歉说,我们早已将他当作暨南人,竟然忽略了聘期这档子事。我明确表态:“我会与人事部门沟通,并向主管校领导汇报,争取尽早满足您的这一心愿”。2009年11月23日,在我校第一附属医院会议室里,由陈剑副院长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敦聘朱振强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的仪式。当主管外事的贾益民副校长为他佩戴暨南大学校徽时,特意身着正装的朱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自那以后,我每次见到他,总能看到那枚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校徽。

      朱教授在我校附属医院住院就医期间,他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亲人前来看望,均与我联系,主要是帮助协调解决外专楼住宿问题。也正是由此我才得知他患病住院的信息。我曾四次前往医院探望,但只有一次是他处于较清醒并可以简单交谈的状态。当我问到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或学校帮助解决时,他不仅立刻表示不需要学校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且一再感谢附属医院领导的关心,医生护士的精心医治照料以及外专楼的支持和协助等。我向他解释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便打搅,我暂时没有向校领导汇报,否则,他们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他。他听后着急地直摇头,让我千万不要给百忙中的校领导添麻烦,那样会令他更加不安;并说在他心目中,我就代表了暨南大学。临别前,为鼓励他与病魔继续抗争,也因为我理解他那植根于心底的暨南情结,我郑重表示,暨南大学非常感谢并不会忘记他为学校所做的一切;并说,如他不介意,我想将他的事情写出来,以激励更多的暨南学子,同时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曾经为国家为学校发展辛勤付出过的美籍华裔暨南人。他听后不住地点头,似乎很激动,并忍不住呜咽起来。后来他的家人告诉我,我的这一提议令他十分感动和欣慰,反复念叨说,这是暨南大学对他的最大认可。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朱振强教授带着暨南人的骄傲欣然离去,留下的是永恒的暨南精神!

      感谢朱教授亲友的支持,为我兑现对逝者的承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谨以此文告慰朱振强教授的在天之灵。

 (注:此文曾发表于2017年5月30日的暨南大学校刊)

 

致我亲爱的小伙伴们

作者:余惠芬

      2014年11月,我从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岗位上退休。我处的全体同事们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精心制作了一个20多分钟的视频,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我。视频对我在处里7年多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并记录了每个同事最想对我说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特别、最值得珍藏的礼物。我在停止工作的那个周末,在校领导和同事们的欢送晚宴后就直接飞往纽约,这封信是我们分别一月后发出的。“巧克力”是我们处QQ群的昵称。

 

亲爱的巧克力们:

      大家好!分别已近一月,非常非常想念你们!

      这封信原本是想在离开学校前留给你们的,但无奈纵有千言万语,却感无从下笔,每每刚开头,就已泪眼模糊。为了不至于将信写得太悲催,为了不使巧克力们再融化,我只好暂时选择“无言的结局”。

       说实话,我之所以如此“低调快速地撤退”,一是我了解自己,只有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才可能真正放松身心;二是想给我的后任(无论是谁)留有足够的空间,毫无压力地开展工作;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想以与女儿见面的喜悦来冲淡与你们离别的不舍和忧伤(女儿被纽约花旗集团总部派往哥斯达黎加工作三个月是在我这一决定后才确定的)。

      记得某个电视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世界上最令人难过的事,莫过于心里一直想着你,还要表面上装作不在乎你”。这句话用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为避免彼此伤感,在即将分别的那些日子里,我尽量不提相关敏感字眼和话题,尽量使用公事公办的语气;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也都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看惯了你们活泼的身影,听惯了你们欢快的笑声,甚至熟悉了你们的脚步声,要一下子适应没有你们相伴的日子,还真没那么容易。即便是来到纽约的这段日子,你们仍如影相随,伴我左右。董老弟的幽默风趣、梦想虫的感性率真、小芋头脸上永远洋溢的温暖可爱、玲玲那充满灵气和感染力的笑声、呵呵轻松驾驭企鹅般身躯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情景......充满了我的记忆;还有咱们的前前主席高富帅亮、心灵手巧的“Black Beauty”璞、爱家爱老婆的“重口味”Kaku、大智若愚的小老学究Peter、美丽温柔又贴心的“过敏原”子君、暂时离开团队但仍心系大家的肖俊和小薛,以及刚来我处不久却已融入我们这一战斗集体的Cristal 张、Penny 徐、“花花控”碧颖、陈大小姐及小燕子欧阳,一张张亲切可爱的笑脸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即便我在沿Hudson River散步,看着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巨大身影时,仍在想:大洋彼岸的小伙伴们,你们正在做什么呢?如果你们已进入梦乡,可不可将梦乡拓展?越过太平洋?

      你们耗费许多心血及业余时间制作的视频“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献给亲爱的余惠芬女士”,是我这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她承载的情令我感动,她传递的爱给我温暖,她释放的正能量将激发我的生命活力,成为我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力量和快乐源泉。然而,她也同时令我第一次感到,汉语这一原本世界上最丰富、神奇的语言,原来是这样的贫乏无力,我竟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我收到这份礼物时心灵的震撼和感动。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导演、编剧、制片和演员(在此也感谢子君的另一半-咱们处的女婿-的专业指导和友情赞助)。在我心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最美、最具创意的作品!她也是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特别、最值得珍藏的礼物!

      前阵子,在女儿离开纽约之前,我曾尝试着心平气和地再看看视频并给大家写信,但刚一开头,已泪如雨下。女儿在感动的同时,还不免有点“妒忌”。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女儿小时候,我经常将她一人锁在家里(如在美国,这样做可就有麻烦了)。这事她已不太记得,但当年她申请到美国读硕士时,作为英语教师的我,由于工作太忙,没有帮她修改过任何文件,令她一直耿耿于怀。她常向外婆抱怨:“在妈妈心目中,工作和同事的事永远比我更重要”!但这一次,她说:“退休时能得到同事们这样的爱戴和肯定,妈妈你这辈子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许多人说,刚退休时会有落差或失落感,但对于我,有的只是对你们的不舍以及对我们这个巧克力团队的留恋。忘不了为迎接学校国际化评估咱们一起挑灯夜战的紧张;常忆起为筹备年会,咱们加班加点的繁忙;一次次艰巨任务的完成,一场场大型活动的漂亮,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乐在其中!

      我不想对自己做任何评价,校领导的高度认可已令我受之有愧;我也不愿做任何总结,你们用自己最具创意的方式对我过去的7年进行了特别的回顾。我感到深深遗憾的是,由于自己能力有限及其一些无法逾越的客观因素,许多想法无法付诸实施,很多工作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令我最为感动的是,尽管我过分追求完美,而你们从不抱怨;虽然我要求近乎苛刻,但你们却将它转化为成长的动力;我常给大家平添许多“可做可不做”的工作,但收获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惊喜!在严中体现爱,在爱中领会严,这是我们达成的高度默契,这是最高境界的志同道合!

     你们对我的赞誉实不敢当,其实是你们的丰富想象力激发了我的创新意识,是你们的发散性思维成就了我的收放自如,是你们的高效执行力娴熟了我的领导艺术!是咱们全处小伙伴们的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提升学校国际化发展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因此赢得了学校领导的高度认可、全校师生的良好口碑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嘉奖!

       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个7年,在国际交流合作处工作的这七年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除了有校领导的充分信任以及足够的平台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拥有你们这帮能干可爱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

       我相信,时间可冲淡离别的忧伤,但友情则会因时间的洗礼而更纯更绵长。虽然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朝夕相处,但古人都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境界,更何况我们生活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了。

       我现在正在调试阶段,以尽快适应“无所事事,只拿工资(退休金)”的新常态。有时觉得像似在放寒假,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已退休的“年过花甲的老人”。不过,请小伙伴们放心,我将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继续保持“优秀”的本色、健康的体魄、少女的身材、年轻的心态,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伟大构想发挥余热!

      圣诞新年将至,祝亲爱的巧克力们节日快乐!日日开心!月月进步!年年有余!

                               

                               永远爱你们的余姐姐Julia                       

                               20141221日于纽约

《我的名字叫“卓娅”》

 作者:余惠芬

      “我叫卓娅”!这是我曾经重复无数次的一句话。小时候,当家里来客人问到我名字时,总会立刻这样大声回答。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只是从爸妈口中和他们特地为我和弟弟舒拉买来的小人书上得知:“卓娅”是一个大英雄,那自然不应羞羞怯怯。有时我还会不无自豪地反问客人:“你知道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故事吗?”

      从记事起,爸爸妈妈就不断地告诫我;“卓娅”是一个爱国女英雄。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你向她学习,从小做一个好孩子,长大后做一个像她一样优秀的人”。不知是父母期望的作用力,还是名字带给我的心理暗示,我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力图最好,“追求完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

      上小学时,我不仅学习成绩出色,似乎也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所以从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到大队委,进步速度之快常让爸妈喜出望外。在那个年代,胳膊上挂着的三道杠臂章绝对是好孩子的标识,加之勉强可说能歌善舞,“卓娅”这个名字在校园里逐渐响亮起来。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将我的姓略去,直接叫我的名;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在遇到其他同学回答不上的问题时,就会看着我说:“大将出马,一个顶俩,请卓娅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几乎从不会让老师失望。

       然而,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妈分别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而“给孩子起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字”令他们又平添了一条罪状。无奈,爸妈只好为我和弟弟改名,于是我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非常传统且安全的名字,尽管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为这事,我偷偷哭了好几个晚上。我喜欢我的名字,不仅由于“卓娅”是一位英雄,更因为我隐约感到,她是我成长的动力,似乎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为了不让蒙受不白之冤的爸妈为此再生烦恼,懂事的我表面上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尽管名字被迫改了,但做一个好孩子,做一个像卓娅那样优秀的人,早已成为骨子里对自己做人做事的要求。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干、团干,学习上要求自己做到最棒,各项集体活动带头参加,学工学农抢最脏最累的活干,分发电影票将最差的座位留给自己。

      1972年底,我们这批文革开始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原本要“连锅端”上山下乡的,可省里突然指示,几个主要城市可选留一批优秀毕业生以民办教师身份到师范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充实中小学教师队伍。原先已表决心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我,去市里开了几天团代会回来,得知将留城当教师,这哪是“卓娅的行事风格”。我找班主任和学校的书记“大闹了一场”,嚷嚷着:“不做口头革命派,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得到的是口径一致地答复:当民办教师是祖国更需要我做的事,而且名单已经报上去,无法改变,只能服从(后来从我妈口中得知,对我极其了解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事先就如何说服我做了沟通,而我多年后才理解他们当年的良苦用心)。

      到师范去上哪个班也有一段小插曲。师范学校当时共为我们这批特殊的学生培训设有语文、数学和外语三个班。带生的老师来校了解情况时,语文老师认为我文字功底不错,又有做领导者的潜力,应上语文班;而作为班主任的数学老师,却觉得我有“数学天赋”,而且由于过于单纯,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极力推荐我上数学班(据说两人还因此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我听从班主任的意见,选择了数学班。但入学后,又被学校要求参加英语面试,之后被调配到报名较少的外语班去了。知道这一内情的为数不多的一位老师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还未正式开学,你的名字已在三个班转了一圈。你可是唯一一个享有此荣的学生啊”。现在想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这一选择也决定了我之后的高考报考专业及职业生涯。

      “卓娅”这个名字还使我自小产生了一种“英雄”情节,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之类的书籍,热衷“模仿”英雄行为。记得上小学时,有男同学调皮打架,很多同学劝解无效,我上前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谁再打就先打我!”结果这招还真的把那些调皮的小男生们怔住了。中学时,一次体育课是在学校附近的淮河学游泳,我和几个同学被一艘过路的机动船掀起的浪花卷入了深水区,体育老师和其他同学见状纷纷给在水中挣扎的我们扔救生圈,我却将先到手的救生圈推给了另外两位同学。当我最后被老师救上来时,大家一面责怪我胆子太大,一面又赞扬我生死攸关时先考虑别人,那两个和我一起被营救上来的同学更是口口声声“感谢班长舍己为人”。其实我当时什么也没想,说实话,什么也来不及想,就是认为自己应该这么做,就像发电影票我把好座位让给别人一样简单。但我也从此“患上了后遗症”:再也不敢学游泳了。

      还有一件至今仍被老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事,自己想来也常常忍俊不禁。中学时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活动,相当于现在的军训。不过我们那时可是动真格的,白天背着背包行军,晚上找个村庄打地铺休息,脚上磨出泡,鞋底磨出洞,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叫苦叫累。但第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子住宿时,发现安排给我们女生住的大仓库里,除了铺好的稻草地铺外,还有一口棺材放在角落里,结果大家都吓得不敢进去。见此情景,我故作轻松地对大家说,“那是新棺材,有什么好怕的?你们看我进去睡一下保证没事”。说着我真的跳进去躺了一下又爬出来,众女生们这才笑着跟着我走进临时“卧室”。其实,当时我并不是一点都不怕,只是已经习惯成自然:“我是卓娅,这种事舍我其谁?”

      小学同学送给我一个绰号:“野马”。可能是因为我崇拜英雄,敢于冒险,对于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更是乐此不疲。记得中学时,我们总是一大帮同学一起走路上学,男孩子们专门那些沟沟坎坎的路,遇到农民的灌溉渠,就跳过去,遇到工厂的排水管,就拿出走钢丝的本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此当作挑战女同学胆量的杀手锏。为显示“红颜不让须眉”,我总是代表女生接受挑战。说起来,至今我身体比较灵活,平衡能力较强,可能还应归功于当时的“强化训练”呢。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仍然乐于尝试别人认为难以完成甚至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尽管我主观上没想“争取进步”,却不断被动地变换工作岗位的原因。尤其是当年学校决定在中国大陆率先成立一个全英语教学的学院,当许多人都在猜测这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重任会落在谁肩上的时候,刚从美国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归来几天的我,成了校领导挑中的“黑马”。记忆最深刻的是校长找我谈话时说过的一番话:“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岗位,然而,一生中能有创办一个学院的经历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学校领导班子一致认为你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是最合适的人选”。校长提到的“创新意识、开拓精神”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小时候的“英雄冒险精神”

      尽管如此,在我老公眼里,我就是一个“过于纯洁天真,”没有他的“呵护”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傻姑娘”。他觉得我做事过于认真或任性,又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容易被人误解或利用甚至欺负;我却认为他太世故,把简单的事情看得太复杂。

      记得当年在师范学校培训结束后,我和现任老公、当时的同学,被分配到同一所小学当老师。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包现金,那是用一个小手绢包裹着的36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站在路边等了半小时左右,不见有人来找。由于要赶着到学校上班,就将钱交给路边的一个住户,告诉他如有失主来找,就代我还给人家。回到学校,我向同事提起此事,他们个个说我太单纯,过于轻信别人;我的现任老公、当时的同事,更是一个劲地埋怨我“太傻”,提出要立刻陪我去将钱取回,以防生变,并建议应由学校出面在路边贴出失物招领。我觉得他们讲的有几分道理,但并不认为后果会那么严重,于是拒绝了陪同和立刻返回取钱,而是决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找那家人将钱要回,由学校出面寻找失主。受大家意见的影响,为防止真的碰上“老赖”,当时不满20岁的我故意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见到那家人后,根本不问是否已有失主前来将钱领回,而是先感谢他帮我等候失主,然后抬出我的单位领导,说以学校的名义寻找失主可能效果会更好些。那家人立刻将钱归还,还不停地夸奖我:“对,这样更好。这姑娘心眼好,脑子也灵”。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老公批评我“太单纯”“太轻信人”时,我就拿这个案例进行反击。

      还是在小学任教期间,一次偶然看到西藏缺少中小学教师的报道,我就产生了响应国家号召,到西藏当老师的想法,被当时想“竞争上岗”做我男友的老公泼了好几盆冷水。但没有去西藏却是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学校要选派一位教师参加市里组织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到郊区农村去工作一年。当时,全校几十位教职员工全部报了名(因上级要求人人报名,作为对每个人革命斗志的考验),但许多人报名后,又会到学校领导处申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或身体问题, 结果积极报名又到领导处特别请求一定要去的我自然被满足了愿望。那一年,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的一名队员,除完成正常的工作外,还经常帮助队领导撰写各类总结、报告或报道等,而且只要有时间,我就尽量和我负责的那个村的农民一起干农活,新年搞联欢,和公社的宣传队一起编排节目(我想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农村生活弥补我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缺憾)。任务结束后,队领导以及公社领导都给予我高度评价,这自然使我的派往单位领导感到十分有面子。但收益最大的却是我的现任老公,他由衷地感谢这一天赐良机,否则,如我坚持要到西藏去,他这个孝子可就进退两难了。

       尽管老公总是以“护花使者”身份或“英雄救美”姿态出现在我面前,但他却常常不无调侃却由衷地感慨:“如你生活在卓娅那个时代,绝对会做出像她那样的壮举”。最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的“英雄”情节或潜质导致我比一般女性更加自强自立。我曾在上班路上急性阑尾炎发作,独自乘坐公交车到医院看急诊,并同意医生建议“立刻手术”,而且要求自己签字(因那时没有手机,父母的工作单位又较远,恰好公交车站就在眼前,自行前往医院应是自救的最佳途径了);我曾自己骑单车将孩子送给婆婆照看,然后直接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只是让老公上完课后到医院接我;即便是生孩子这样的大事,我也是“举重若轻”,孩子零点出生,我却让老公第二天早晨才向两家老人报喜。孩子的奶奶外婆一边埋怨连做好的衣服都没来得及事先送给孙女,一边感慨我的“自立”和“孝顺”。当然,令老公最为感动的是我曾为他牺牲了做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的机会。当年为不让他背负“如果女朋友考上大学,自己却没有考上”的压力,我毅然决然放弃第一次高考(跟父母解释的理由是“一看书头就疼”)。因此,他成为77级,即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我却只有“屈就”78级了。

      不过,重大问题上,老公还是挺支持我的。当年我抓住一个机会调到广州工作,一向受“父母在,不远游”观念熏陶的他,观望了大半年还在等待我“回心转意”,迟迟按兵不动。于是我下最后通牒:“你再不愿换地方,我可就要换老公了!”他即刻飞来广州报到。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人生路,“卓娅”一直与我如影相随,我虽然没有成为像她那样的“英雄”,但在爸妈眼里,我确实可以算得上像“卓娅”一样优秀的人。任教40年间,我曾获各类荣誉称号:优秀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先进个人、市级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师;担任行政领导期间,我带领的管理团队年年考核优秀并获评“优秀领导班子”。

      前不久,偶尔读到一篇英语文章“人如其名”,讲的是关于名字偏见的事情。文中提到,社会科学家认为你叫什么名字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中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姑娘由于改了名字,顺利地通过工作面试,由昔日的女服务员变成了一位成功的杂志编辑。联想到自己,不知我的小学老师们是否曾爱屋及乌,由于“卓娅”这个名字的关系而给我更多的关注,从而促使我良好习惯的养成,成就今天的我?抑或我如当年没有改名,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今天?

       无论如何,每当听到老爸老妈和亲朋好友以及当年的中小学同学喊我“卓娅”时,我总是感到特别亲切自然。最近,我们老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大家一致要求我使用他们熟悉和习惯的,而且“更像我”的群昵称“卓娅”。

 

 

《大洋彼岸见证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余惠芬

 

带着彻骨心痛我踏上越洋的飞机,

怀着无限感慨我返回祖国的土地。

然而

一种冲动在胸中奔涌,无法平息,

一种感动在心中激荡,急待分流。

因为

我在非常时期目睹了太多的不寻常,

在普通华人身上看到了太多的不普通。

西海岸华侨华人的紧急募捐,

东海岸各类侨团的赈灾义演;

老华人的慷慨解囊,

留学生的侠肝义胆。

我看到有一种东西在闪光,

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闪光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回荡的是震撼五洲的“中国,加油”!

这精神大洋隔不断,

这声音再远也铿锵;

这精神可将爱心传递,

这声音能创造生命奇迹!

她感动着不同肤色的人们,

她激励着全球的炎黄子孙:

昂起倔强的头颅,重建家园;

挺起不屈的脊梁,永远向前!

 

注:此文曾于20087月发表于美国《华人》

2016年五月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作者正与纪宗安副校长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图为作者(右)与圣地亚哥郡政委员会主席Ron Roberts和《华人》封面人物李岘等在圣地亚哥参加由《华人》杂志社和“华人之友”举办的“与《华人》封面人物有约”大型晚宴上。

《我在美国的尴尬瞬间》

 作者:余惠芬

       随着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因“culture shock”导致的尴尬事与日俱增,关于如何应对或避免这类尴尬也正在成为热议的话题。笔者以为,人间尴尬在所难免,如果善于从中了解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体验异域他乡的风土人情,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不失为一件益事,甚或乐在其中呢。

        走过五大洲不少国家,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尴尬,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的几次亲身经历。

         一、“刻板”的店员“依法”制造尴尬--买酒未带证件按未成年论处

        多年前,我第一次访美期间,应邀到朋友家做客,想买瓶酒作为礼物带上。在一家商场里,当我拿着挑好的酒排队付款时,却被要求出示证件。我解释说,因只是参加朋友聚会,没有随身携带证件,同时调侃地说:“我已是40多岁的人了,不至于年轻到不像21岁的模样吧?”但无论我如何解释,那位帅气的收款员就是不给我办理付款,只是笑着说:“这是规定,请理解。再说,我真的看不出你已21岁了。”我哭笑不得,觉得美国人太呆板,不通融,当然丝毫未感到不悦,毕竟女人都喜欢听到别人说自己年轻,何况人家是按规矩行事,而且态度和气。这时,我想到可以请和我同往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帮忙把那瓶酒结账走人了事,于是就问他是否带了身份证件。可那位收款员马上提醒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无奈,我只好放弃初衷,改买其他礼物,因如果回去取证件会耽误更长时间。  

        经朋友介绍了解到,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各州把最低饮酒年龄定为21岁,这项规定是根据国会1984年通过的“全国最低饮酒年龄法”,又称“统一饮酒年龄法”而制定的。尽管各州没有法律义务一定要这么做,但由于联邦政府把实行21岁最低饮酒年龄法作为各州得到联邦各项拨款,主要是公路拨款的先决条件,各州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自然会自觉参照执行。而且,美国法律无论是对饮酒者,还是对提供酒的个人、酒吧或酒店,都设立了相应的规定。如通过虚报年龄、借用他人驾照、使用伪造或经篡改的驾照以及提供假报告等方式,从有营业执照的售酒商那里买酒,均属违法;对于21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为不满21岁的人获取或提供酒,以及为了给不满21岁的人买酒而向售酒商虚报年龄,也属违法;对于持有营业执照的售酒商来说,任何时候向不满21岁的人出售或提供酒都是违法的;违法者不仅会被处以罚款,而且驾照或营业执照也有可能被暂时收回或吊销,甚至可能会被判刑。

        听着朋友的介绍,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我小时候被老爸打发到街对面小店给他买酒的情景,想不到我这个有多年买酒“前科”的中国人到了美国居然变成没资格买酒的人。在感慨文化差异的同时,对那位貌似刻板的收银员兼“执法者”却由衷地叹服。

        二、友好的卫兵善意化解尴尬--参观联合国总部以名片代证件

        2015年6月的一天,我和先生在曼哈顿转了大半天后,不经意间,走到了联合国总部附近。尽管我已几次入内,或参观或看演出,但第一次来美国的先生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看时间,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们抱着侥幸心理快步走到正门前,向两个卫兵询问是否还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爽快地答复“当然可以”并要我们出示证件。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一时兴起,忽略了这个常识性问题。我抱歉地解释:“我们是来美国探亲,今天原本只是想随意走走,因此没有带任何证件。现路过此地,第一次来美国的先生听我简要介绍后,非常想进去看看。”尽管觉得没什么希望可以说动他们,但还是想搏一搏运气,所以最后我特别强调了一下:“我们来自中国,是暨南大学的教授。我们学校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小联合国”之称。两个卫兵立刻变得非常客气,其中一位还用中文说“哦,中国,你好!”边说边和我先生握手。学了一辈子聋哑英语的先生听到美国人说中文激动地直说“thank You !”

         后来,两位卫兵就问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们是大学教授的东西。我在包里找了一下,翻到一张名片,就递给他们,并笑着询问是否可以当作身份证明。他们看后,不仅说完全可以,而且还对我名片上的照片大大赞扬了一番。我和先生喜出望外,一再道谢后径直往里面走去。谁知,过安检门时,安检人员仍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如法炮制,把刚才的台词又复述了一遍,并把名片再次拿出亮了一下。那位安检员迟疑了一下说了句“OK”,就在我的ticket上打上一个“group leader”字样,我致谢后立刻带着我的“group member”欣然而去。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先生非常兴奋,眉飞色舞地向女儿一遍遍描述自己如何“临时动议”却如愿以偿参观了联合部总部,尤其是在没带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这意想不到的“礼遇”,让他感慨了好一阵子:“美国人真是太友好了,太可爱了!”然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种“礼遇”并不常见。我们那天十分幸运,遇上了较灵活肯通融的卫兵;此外,对大学教授的普遍尊重和信任,加之中国的强大、中美关系的向好,无不可说是其中因素;当然,还有一个我先生口头不愿承认,内心却沾沾自喜的原因也颇为关键,那就是:他有一个跨文化沟通能力极强的太太!

             三、人性的商家不让顾客尴尬--买米不明价格免费赠送

        在超市买东西,付款时弄不清标价,可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情况,但采用免费赠送的办法解决这种尴尬也许并不多见。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只怕我自己也难以相信。2015年的一天,我在曼哈顿超市“Whole Foods Market”购物后排队付款,其中有一袋米收银员拿不准价格,就问我是否留意物品标价,我回答说因考虑到付款处有电子设施,就没有专门去记。那位女收银员点头表示理解,并连说抱歉,让我稍等,她找个人去查一下。看到后面有很多人排队等着付款,我就说:“算了吧,米我就不买了,你给我结账吧”。结完账,将所有物品往购物袋里装的时候,我随口说了句:“刚打了电话给女儿,说今晚回来吃米饭和红烧排骨,现在看来只有改变计划了”。那位收银员听后,一边将那袋米拿起放进我的购物袋中,一边说,“抱歉,你不用付款,把米拿走吧”。我知道那种情况下不允许客套或客气,只是连声说“谢谢”,可她回了句“have a good day”,就忙着为其他顾客服务去了。尽管只有二、三磅米,用不了多少钱,但令我感动的是收银员的善解人意以及商家的这种宁愿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尴尬、为难的服务意识。当然最让我满意的是,我可以按原计划给女儿准备晚餐了。

          四、“无知”的校方代表好心引发尴尬——将闹钟赠与中国学者

         2000至2001年,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做了一年的交流学者,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回国前,学校举办了一个欢送会,依照惯例,其中有一个赠送纪念品环节,国际交流中心主任Karl先生代表学校送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按照西方人的惯常做法,我客气地请求允许后当即打开,在漂亮的包装纸和精致的包装盒里,是一个印有学校logo的黑色闹钟。由于早已领教了美国人的“无知无畏”,尽管感到啼笑皆非,但脸上仍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嘴里重复着大家耳熟能详的外交辞令:“啊,这个闹钟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谢谢!”

          这时,一位在我班上听了一学期《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学生David站起来走到Karl身边耳语了一阵,Karl立刻面露惊讶,然后十分尴尬并诚恳地对我说:“非常抱歉,我不了解中国文化,不知按照你们的传统习俗,送钟是一种禁忌。我为我的无知道歉!请你务必原谅!”我立刻明白了:是我的那位学生“好心”提醒了他。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却使局面更加尴尬。Karl这时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大男孩,站在我面前一个劲地致歉,两只手在胸前不停地搓着,似乎在犹豫该不该把礼物要回去。于是,我用非常夸张的愉快语调笑着对Karl说:“没关系,在中国传统习俗里是有这样一个禁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以个人喜好我为准。我是个无神论者,而且正好缺一个闹钟;再说,这个闹钟真的很精美,我非常喜欢。我会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听闻此言,Karl马上显得轻松多了,并一再说,自己原本想到我的课堂听课的,但因工作太忙无法如愿,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这次轮到我的学生David尴尬了。活动结束后,他专门走过来,再次感谢我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并表示会继续学习研究下去。当然,正如我所料,随后他不好意思地问:“今天我是不是好心干了件坏事?”我安慰他说:“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你能学以致用非常好。今天发生的事,大家都没有错,Karl原意是送我一件既漂亮又实用的礼品,而尽管闹钟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是‘taboo gift’,我仍欣然接受并礼貌致谢,遵循的是以“和”为本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David好像似懂非懂,随后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而我却真的陷入了深思:在美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完成了,然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之路似乎还很长很长……

 注:美中作协第三次命题征文《人间尴尬事》,2016年9月美国《华人周末》首发。

《美国人送礼》

余惠芬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耳闻目睹了异国他乡的一些风土人情,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尤其是美国人的送礼习俗,使我这个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文明古国受了多年熏陶的中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总的来说,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比较注重实用价值。一般较正式的赠礼非常讲究包装(当然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买回包装纸自己动手,因在美国人工费用较高,这样既环保又省钱),非正式场合或较亲近的朋友之间互相赠送礼品则不拘形式。

       圣诞节是美国及西方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节日,通常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间都要互相赠送礼物。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已不再沿袭在半夜时分孩子入睡后再将圣诞礼物放入长统袜的习俗,孩子们则更是迫不及待地想早点拿到礼物。圣诞前夜的晚餐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孩子们却往往敷衍了事,然后就守在圣诞树下的礼品堆旁,只等晚餐一告结束,就开始开拆、分发礼物。在那些大小不一、包装精美、色彩斑斓的盒子中,送礼人和收礼人的名字或是写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或是附在一张卡片上,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得到来自家庭其它成员的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提前互相观察或询问彼此最需要什么或最喜欢什么,然后按需购买。如给老人送礼最流行的是营养品和保健品;送给年轻人的大多是衣服、工艺品之类;而孩子们所得到的礼物则是以书籍、玩具为主。近年来长辈给晚辈送现金或支票的情况也逐渐普遍起来(不知是否因受中国新年发“利是”的启发)。

      在许多中小城市,圣诞节当天各大小商场银行等服务行业全部歇业,然而圣诞的第二天,街上会异常热闹,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商场出现的长龙阵。美国大多都是中小城市,平时很少见到这种阵势,经朋友解释才知原来银行的长龙阵主要由孩子们组成,他们是到银行存钱或兑付前一天刚得到的支票。商店的长龙更是我所始料未及的,那是前来退或换圣诞礼品的。原来美国人互相送礼时,常常把购物发票也一齐放在礼品盒中,如收礼者觉得不合适或多余,可拿到原商店去退或换。一些商场还在大厅专门搭建临时柜台接受退、换货,售货员们笑脸相迎,服务殷勤周到。

      朋友间赠送结婚礼品也是一件值得重视并颇花心思的事情。国内流行送现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减少这种伤神。美国人的解决办法颇值得借鉴。青年男女在举行婚礼前夕把所需购买的东西列一清单,输入某一或某些商场的电脑,接到婚礼请柬的人到商场购买礼品前首先查看电脑中朋友所需要的东西哪些尚未有人送,再根据自己愿意出多少钱来决定购买什么样的礼物。我曾陪朋友一起去给她的朋友购买结婚礼物,发现列出的清单十分明细。如需要一套餐具,包括制作原料、大小、颜色都描述的清清楚楚。当然结婚礼物一定要包装精美。

      生日聚会以及其它的一些社交聚会相对来说较为随意些。接到邀请的亲朋好友可带一份礼品,也可带上一束鲜花、一瓶酒或是亲手做一个菜或甜点带上均可。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单身女博士过生日,我们几位朋友经商量送给她一个很精致的水壶,那是她在商场流连忘返了几次未舍得买下的。她喜出望外,非常感动。

      在美期间我也经常请一些美国朋友到我的住处品尝中国菜,虽然老公对我的烹调手艺嗤之以鼻,可他们却说全城最好的中国餐馆就是我那里了。有一次一位来做客的朋友送给我一张带有当地著名风景的名信片。打开一看,里面一个字未写。他对我说,没写字是因为想到我可以用它寄给别的朋友。另一位朋友每次光临所带的礼物总是别具特色。有时她会在自家农场采些野花放在装了水的一次性纸杯里小心翼翼地端着来;有时她从地里采一些新鲜的小西红柿,或从树上摘几个自家种的苹果捧着来。她的到来总会令我立刻感受到最清新的大自然气息。

 

注:此文曾发表于广东刊物《源流》2004年第3期,作者稍作修改。

 

《试论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杜维明“文化中国”命题引发的思考

                                                 作者:余惠芬

        摘要: 当今世界,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日益突出;“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正在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然而,关于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却较少有人提及。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中国”命题,这一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其中“第三意义世界”是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却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即国际友人。本文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命题为视角,探讨了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指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容忽视。

      关键词:  国际友人;文化软实力;文化中国;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Yu Huifen

Abstract: Culture, as a key componen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nt world. It becomes a hot topic “how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However, few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it. Du Weiming, a scholar of American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brough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ural China” in 1990’s, which can be parsed by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Among the “the three meaning worlds”, the “third meaning world” refer to people of all lines in the world who are interested in or love Chinese Culture without consanguinity or marriage. Enlightened by Du Weiming’s idea of “Cultural China”,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uniqu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in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a cultural great power and harmonious world, in whic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meaning worlds” should make a long effort, howeve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can never be ignor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riends;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China;

      文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广泛流行的概念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文化”这种新的国家权力资源——“文化力”——概括为“软实力”,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有形的硬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80年代末提出。他认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些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第二种、更有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简单地说,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1]]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全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奇迹”引发了各国的热烈讨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随之迅速上升,甚至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的热情不断增强。然而,“中国奇迹”在吸引世界眼球的同时,也招致“中国威胁论”的此起彼伏,对中国捧杀的花样翻新。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却同时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提升并科学地运筹文化软实力,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笔者注意到,在当前进行的关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相关讨论和研究中,较少有人关注国际友人在其中的作用。本文试以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命题为视角,展开对这一话题的探讨。

一、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发起了对“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思考。之后,“文化中国”这一概念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新话题。

       总括起来,杜维明“文化中国”的命题可以用他提出来的“三个意义世界”来解析。第一意义世界(或象征世界),表述了“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第二意义世界是指中国本土和港、澳、台、新(加坡)以外的、散布并侨居于世界各地的由华人所组成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欧洲、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家、企业家和作家,乃至一般读者和听众。他们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力求从思想上理解中国,并将这份理解带入各自不同语系的社会中去。这个意义世界并不局限于某些种族和语言,他们就是用各自语言来讨论中国文化的。[[2]]

      杜维明认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而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中国”不是指一个国家实体,也不是指中国的疆界,而仅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它只有在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流变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才能体验出来。离开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三个意义世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文化中国”也无法存在。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贯穿于“三个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中国”离不开人—即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第一载体,这一智慧之举将那些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纳入了中国文化圈,使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成为“文化中国”资源,从而扩大了“文化中国”的内涵,使“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增多。[[3]] 笔者认为,杜维明提出的这一命题,不仅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人际关系、文化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内在联系,而且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关注、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人士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国际友人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不是宣传,胜似宣传

       郭树勇教授曾归纳了软实力的10个特性,其中第一点就指出:“软实力不仅指制度力量和文化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4]] 杜维明认为,“过去四十年来,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论说,第三象征世界的塑造作用毫无疑问胜过头两个世界总和。”他举例说,《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乃至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很多地方都比中文报刊杂志在国际上对“文化中国”的影响高得多,重要得多。虽说他们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但由于主动自觉地选择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争取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5]]

      这类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早在1928年,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就来到中国。1937年,他以第一个到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的身份,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以客观平实的笔调,通过亲自采访所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几乎传遍了全世界。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是斯诺一生最大的贡献。

       另一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先后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伟大的道路》等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在最后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仍然在为中国工作,实现了她的诺言:“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按照杜维明的说法,今天,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美国社会“精英的精英”。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John King Fairbank(中文名为“费正清”)先生可说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公认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 “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西方中国学之父”,被誉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在他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第三意义世界不仅指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作家等,还包括所有由于各种原因,通过不同形式接触并继而了解、喜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各界人士。如曾任我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先生曾提到,他认识的北欧一位前驻华大使对中国特别友好,原因却出于他在中国遇到的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一次他18岁的儿子到中国旅行,在火车上把臭袜子脱下来就睡着了,一位50多岁的中国妇女把它捡起来洗了并且晾干。这位前驻华大使由此认为“世界上中国人是最淳朴的”。又比如,从日本侵华战争孤儿口中喊出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显然比中国媒体的宣传文章甚至中国政府的相关声明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更易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人对“人权”、“人性”的解读。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杜维明认为,所谓“文化互动”,就是文化上的交流、学习、理解和借鉴。费正清指出:“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他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曾赢得高度尊敬,这其中不乏国际友人的作用。从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元大都并“仕元十七年,游历几遍周国”的马可.波罗,到以传教的形式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新阶段的利玛窦,作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不自觉地研究者和创造者,以他们的《游记》和《札记》为人类留下了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的文化联系迅速拓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签订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通过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通过文化融合化解文化冲突,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这其中国际友人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他们不仅在促进政府间开展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促进更广泛的民间文化互动方面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有一批曾来中国暨南大学访问交流过的学者,他们回去后,经常以讲座或网上图片展示形式介绍中国文化和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而且多年来每年春节都聚集在一起按照中国的传统庆祝中国年。另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6年,并获广东省“友谊奖”的爱尔兰教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自愿培训即将来中国工作的学者或其他人员。

      《环球时报》曾刊载这样一则消息:德国巴伐利亚七谷地区有个拥有2800名居民的千年小镇--迪特福特。镇里的居民高鼻深目,典型的欧洲人模样,可他们却喜欢自称“中国人”。据称几百年前迪特福特人就开始与中国人做生意,交往多了,迪特福特人渐渐喜欢上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并按照自己的想象开始在每年的2月过起了“中国人狂欢节”,已经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中国人狂欢节”不仅已成为小镇最盛大且具特色的民间活动,还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及商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狂欢节的中国色彩也越来越浓。小镇还建起了中国博物馆、中文学校等,甚至中文也成为小镇的官方语言。[[6]] 相信这种“中国人狂欢节”,比起由中国官方派出的专业团体亲自举办的各类“文化节”活动,更有利于文化互动与融合,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有效地补充。

(三)更易影响主流社会,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拥有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优势,加之他们往往是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因此更客观、更具信服力,更易影响主流社会、甚至所在国对外政策的制订。近年来,尽管中文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文化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中文学校也在不断发展,近年来兴办的孔子学院,加速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或是影响面大多局限在华人社区或者对中文感兴趣的少数普通民众,难以真正影响主流社会;或是投入成本太高;或是容易造成误解,甚至招致所在国的限制甚至抵制。

      费正清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列入20世纪最伟大的书,成为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要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他的著作和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也许正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发现许多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外国人编著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尽管良莠不齐,但当地读者偏爱的就是这类书籍,认为更客观,更可信。笔者在在美国一个小书店发现了一本名为《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的英文版的书,并把它买了下来。其作者Robert Temple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图片、无数的例证和对比,来论证他的观点:“历史上最大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现代化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和西方的结合体。很可能超过半数以上的我们这个“现代化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发明和发现来自中国。然而,极少有人了解这一事实。为什么?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并不知情。[[7]]Robert Temple认为,17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赞叹或享用西方文明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最先创造这些文明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老祖宗。他还断言,没有古老的中国文明,哥伦布不可能发现美洲大陆,欧洲也不可能建立殖民帝国。西方从中国获得的恩惠太多。[[8]] 我刚读了前言部分,就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惭愧,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为作者是个西方人。当我和一些美国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发现他们非常认可作者的观点,而且一些人认为他们正是受这类书籍的影响,才决定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之后真的喜欢上了中国。

       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要求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和平共处的精神。他们说;“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找和平共处的方案”。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科技文明手段,同时又分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壁垒,最紧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9]]

 

 

三、结语

      中国和平崛起的“神话”带来的“中国文化热”,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从而促进和谐世界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利用这一契机,不断扩大国际友人的范围,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应引起更广泛的重视以及更深入的研究。首先,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坚持并获得更大的支持,如成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著名国际友人举办诞辰周年纪念并邀请其亲友及相关各界人士参加、访问为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的家乡或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相关国家或团体合作开展关于国际友人贡献的学术研究等。而且,应注意培育第三意义世界力量,包括通过各种媒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邀请更多的国际人士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而向各自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提供机会、创造便利。另外,应进一步发掘资源,不断创新形式。如2009年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起并联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主办,由国际在线网站承办的“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网络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经过40天的网络投票,超过5600万网民选出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百年间对中国贡献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或与中国缘分最深的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十位国际友人。笔者认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次增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辐射力,从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创新,它的影响远不止被评选出来的国际友人所在的国家及其人民;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重情感恩、不忘朋友的传统美德,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共同构建和平、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

      总之,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世界的使命所在,它不仅需要“第一意义世界”与“第二意义世界”的长期不懈努力,“第三意义世界”的作用绝不应忽视。

 

参考文献:

[[1]] [美] 约瑟夫.S.奈: 《硬权力与软权力》,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2]]张允熠 、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3]]同上。

[[4]]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5]]张允熠 、陶武:《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6]] 《德小镇居民自称中国人,中文成官方语言》,《环球时报》,2008年1月21日。

[[7]]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 Printed in U.S.A. Copyright 1986 Simon & Schuster, Inc,P9.

[[8]] R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 Printed in U.S.A. Copyright 1986 Simon & Schuster, Inc,P9)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注:此文曾发表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南国学术研究》2016(3)

 (作者近照)

(作者近照)

《在美国做“上帝”》

 作者:余惠芬

      在国内常听到“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但真正让我找到“上帝”感觉的却是在美国。

       在美国,无论你到任何一家商场,售货员都是笑脸相迎,热诚服务,有问必答,百问不厌。同时你又可以享受自由挑选、充分考虑的空间。超级市场的手推车可供你使用到停车场。如你买的东西多,服务员还会帮你将所购物品整齐地摆放在车尾箱里,并亲切的对你说声:“谢谢,再见!”。

       美国商场的大减价是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减价的商品并无质量上的问题,甚至也并不一定是滞销的商品,有时还可能是新产品。大到电器、服装,小到肉、蛋、水果、饮料等,许多商店每周或每周的某天推出一批不同的商品减价出售。减价期过后,价格即又复原。在减价期间,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顾客还可以要求领一张“延期券”(Rain Check),商店会在该商品到货后写信或打电话通知,顾客凭“延期券”仍可以减价期间的价格购买该商品。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芝加哥的一家商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当时,商店宣称:电视机的价格是全市最低,若发现价格更低的,加倍退赔差额。谁知几天后,她偶然得知另一家商场的价格更低,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找那家商店,老板核清事实后二话没说按承诺兑付了两倍的差额。

      美国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场普遍使用电脑与条形码识别器。不仅效率高,而且差错少。顾客得到的购货小票上清清楚楚地打印着购物时间、货品名称、单价、数量、总计、税率、收款与找零等信息。许多美国人都将购物小票保存起来,作为核算家庭经济支出的参考资料。然而,电脑也是由人操作的,时有出差错的时候。所不同的是:在美国,顾客是不会吃亏的,做出让步的总是商家。2000年我在美国一家超市购物,同往的美国朋友提醒一向不看购物小票的我应养成查看小票的习惯。我浏览了一下,发现我所买的一副电池的单价与标签上的单价不符,多收了我一美元。我原想算了,但转念一想,不妨试试商家是否如他们承诺“决不让顾客吃亏”。当售货员仔细核对,确认是他们的错误时,立刻表示全额退款,奉送电池。我只需在一张单子上签名即可。当时,我认为退还我多付的一美元就已经够意思了,商家如此处理颇使我感到意外。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另一位美国朋友,他又给我讲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他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丢失了,立刻向银行挂失。但银行告诉他:已有人使用他的信用卡给汽车加了油。我的朋友立刻表明:自己“不在现场”,信用卡应该是被别人盗用。银行连说“抱歉”,并补偿了几十美圆的损失。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司空见惯,顾客的申述就是证据,服务机构只会信其有,而不会疑其无。但一旦被发现你是在撒谎,就会从此失去信誉,并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在美国,服务行业会随时提醒你“顾客就是上帝”, 而你自己更应时时意识到应最大限度地使用或维护做“上帝”的权益。那是我到美国约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银行的一封信和一张罚款单。信中说:我透支使用信用支票,已被罚款24美元。我立刻电话通知银行,从我的储蓄帐户上转一笔钱到支票帐户上;并解释说:由于我第一次来美国,不了解银行的有关规定,加之到芝加哥旅游刚返回尚未来得及查看余额,现已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等等。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回答我:“这种事情最好直接打电话到州府的总行,我们是支行,帮不了忙”。本来是顺便解释一下,并未抱任何希望,但支行的回答使我觉得似乎可以给总部打个电话试一下运气。于是,我拨通了总行的电话,重复了上述缘由并保证下次注意,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总行告诉我:几分钟后给答复。大约3分钟后,我便接到了答复,大意是从电脑记录上查到我的相关资料,证明我所述情况完全属实,决定退还对我的罚款;但若下次出现类似情况,绝无通融余地。几天后,我果真收到退还24美元罚款的通知。我由此生出许多的感慨,因为这不仅是24美元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信任。这种做“上帝”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美国商家的售后服务在全球也是堪称数一数二。其中退货服务是最令人称羡的。有的商家承诺30天内原价退货;有的则是7天内可100%退款,30天内90%退款等等。而且只要凭收据,顾客就可退货,商家从不问缘由,立即退款。尽管也有少数人投机取巧,如买一件礼服去出席晚会或表演,或买一部摄象机去旅游,用后再去退货,甚至,有人汽车出了毛病,买一箱工具把车子修好后再退回商家,或买了书,看完后也拿去退,然而,商家仍坚持退货不问缘由的做法。

       我的一个在美国定居的大学同学回中国探亲,给在国内的妹妹买了一双皮鞋。几个月后再次回国探亲,妹妹告诉她鞋子穿了几天后感觉不舒服,仔细检查才发现两只鞋不是一个尺码。我的同学将鞋子带回美国,向卖鞋的商场说明了情况。尽管已过了全额退款的期限,但商场认为是他们的过失给顾客带来了不便,不仅全额返赔,还一再道歉。

 

该文曾发表于广东刊物《源流》2004年第11期,作者稍作修改。

 

《海外华人与中华文化》

                                                           作者:余惠芬

     由于工作的关系到访过一些国家,接触过许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尽管民族、 职业不同,无论生活境况如何,他们那份对祖国或祖籍国的热爱,与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情怀让我常常感慨,难以忘怀。

      很多人或许都有同感,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关心中国的变化、发展,民族精神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2000年,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利用春假参加了一个美国东部的旅游项目。途中,导游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大意是: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下榻后独自出门散步,遇见了一个美国人。那位美国人问:“Where are you going(你到哪里去)?”邓小平听不懂英语,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思维,认为别人是问他姓什麽,就用四川话回答:“我姓邓”。美国人听成了“Washington(华盛顿)”,然后又问:“Why are you going there(你为何到那里去)?”邓小平想,刚才问了姓,这次应该是问他的名字了,于是回答“小平”。美国人认为回答的是“shopping (买东西)”,接着问:“What are you going to buy(你要想买什麽呢)?”邓小平猜想这次必是问他的年龄了,就回答:“七十”( 七十与英语单词奶酪cheese发音相近)。

       该文字娱乐段子实际上是利用四川方言中这几句话与英语中几个单词的发音相似而杜撰的。在美国,人们拿总统等名人开玩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之前,导游也已讲了好几个关于克林顿的笑话, 因此,车上大部分游客听后均一笑了之。然而,坐在我附近的几个来自柬埔寨和日本的华人,却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敬。借导游邀请游客给大家唱歌的机会,我走到车厢前部,接过话筒,先感谢导游先生一路的热情服务,尤其是想方设法编讲一些有趣的笑话以解大家长途乘车之烦闷。然后话锋一转:“当然,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期间是绝不可能一个人外出的。” 接着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一些著名的名胜古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欢迎各国朋友到中国去旅游参观,希望海外华人、华侨常回去看看。之后,我为大家演唱了一段黄梅戏。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同车的华人游客们不断向我询问中国的发展近况,并反复对我说:“讲得太好了!…… 中国真应多派些你这样的学者出来交流。”

      有人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我以为还应加上一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华文化的延续”。 无论是打算落叶归根的华侨还是已经落地生根的外籍华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念念不忘中华文化的传承。吃中国菜、穿中国服、讲中国话,过中国节……旧金山满街的中文招牌和广告,纽约唐人街的孔子塑像,加拿大“比中国还中国”的“Chinese Buffet”……常令我难以置信是身处异国他乡。

      在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交流会上,我表演的中国歌舞和同事曾博士的书法颇受欢迎。附近中学的一位华人教师专程上门邀请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类似活动。我们欣然答应,当时在美做短期访问的美术学院的纪老师也一道前往。我们在“中国之角”展示自带的传统工艺品的同时,纪老师吹笛子伴奏,我演唱中国民歌。不一会儿,我们的面前就排起了由学生及其家长组成的长龙,其中大多数是金发碧眼的当地人。他们一边看展品和表演,一边等着曾博士给自己取中文名字,然后再用“中国书法”写出来。这时,一位约10岁的小姑娘上前问我有没有关于唐代的资料介绍,说她要写一篇关于中国唐代的论文。我很惊讶:“你怎麽会想到要写这样一篇论文呢?”她自豪地回答:“我妈妈是中国人,从小我就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历了许多朝代。这次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历史论文,我就想到写我最感兴趣的中国唐代的历史。我的这篇论文一定会是全班独一无二的!”我欣赏小姑娘论文选题的聪明独特和在妈妈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情结,便把手头可用的资料都给了她。不知怎的,当这位可爱的小姑娘转身离去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惜别之情。望着她的背影,我情不自禁地努力想象着她母亲的模样……

      让孩子接受母语教育被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看作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必修课。他们有的以家庭教育为手段或请人个别辅导;有的则将孩子送回国内学习中文或继续深造。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凡是华人较集中的地区或是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大学,都有华人社团或留学生协会创办的中文学校。而在东南亚的一些华侨华人人口比较集中的国家,华文教育已具有1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如马来西亚,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及统一考试制度。大多华文学校在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依靠华人社会自身的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甚至需要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困扰。在马来西亚,我曾遇到一位一生从事华文教育,并因此吃过不少苦头的老前辈,他在介绍自己从事华文教育感受时说:“身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的母语就是华语,接受母语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提高, 华文教育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市场潜力。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兴起了学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迷上了中国文化。在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的一些国家经常可在报纸上看到“具有中文语言能力者优先录用”的招聘广告。记得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牧师马丁,一见面就和我大谈老子及道德经。他对老子的崇拜以及对道德经的熟悉程度令我惊叹不已。原来他为了学汉语在中国书店买了一套老子的道德经光碟。这套光碟不仅有中文朗读,还有英文解释,结果马丁虽然还不能用汉语与人交流,却能用流利的普通话背诵大段的道德经,而且还因此迷上了道教。当中国道教展于2000年秋首次在芝加哥举办时,他还专程前往参观。

      行将落笔时,我又想起了在文莱遇见的姗姗女士。姗姗在当地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兼做中文教师。但是看她家里一应俱全的卡拉OK音响设备、满屋子的中国民歌VCD、制作精美的点歌单以及她那娴熟的点歌动作,不知情的人一定会以为她是一位专业华语歌手。而听她唱了几首中国民歌后,更难以相信她是一个生在异乡,长在他国,从未到过中国的海外华人后代。她指着墙上挂着的几幅身着不同民族服装及晚礼服的照片,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每年中国的国庆那天,中国大使馆都举办庆祝演唱会,她是必被邀请的歌唱演员,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刻。她还悄悄地告诉我,由于她皮肤略黑,常被误认为是当地人,可她总是立刻声明“我是华人”。

 

: 本文曾发表于广东省刊物《源流》2003年第4期并获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作者稍加修改

 

 

《年三十,在美国教学生包饺子》

   作者 余惠芬

2001年的除夕,我没能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团圆共度,但却是我此生最特别最难忘的年三十。

      那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三十那天恰好是周二,我下午有课,于是将授课内容安排为“中国传统节日及其习俗介绍”。不同于美国东、西海岸以及其他华人较集中的地区,威斯康辛大学欧克莱分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本州,且以白人为主,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基于上述原因,我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非常受欢迎。按学校规定每班学生人数应在30以内,如授课教师同意,也最多可以增至33人,因此我的班每学期均为33位学生。

      年三十下午的课堂上,我先借助PPT、视频等现代化手段,给学生们介绍了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重点介绍了春节及其相关习俗,然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中国的除夕,我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给每位同学发红包(其实每个红包里面只有一张崭新的一角钱纸币,是我专门从中国带来的)”。同学们喜出望外,欢天喜地的欣赏、交头接耳地比较刚拿到手的红包及从未见过的人民币;这时,我又宣布:“如有兴趣学包饺子,可以到我的寓所去,我教大家包饺子,并请大家一起享用饺子晚餐”!教室里顿时响起欢呼声、口哨声以及桌子的拍打声。结果,除了事先有事有约的,半数以上学生跟我走。

      回到寓所,我立刻将成品饺皮和拌好的馅子拿出来,学生们开始不知从何下手,在我耐心示范并一一手把手传授后,大家急不可耐地开始各显神通。伴随着一阵阵的尖叫声,成品不断地生产出来。看着摆放整齐的饺子阵,有同学突然说,“大家看啊,我们包的饺子是不是很像秦兵马俑,队形排列整齐,高矮胖瘦无异,但形状表情却各不相同”。其他同学纷纷随声附和,而我在感叹美国学生想象力丰富的同时,也不禁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方面的进步感到高兴。

      热气腾腾香味诱人的饺子一盘盘地端上桌子,同学们立刻对着“兵马俑们”大打出手;战果可想而知:这锅未熟,那盘光。正在想着如何加快煮饺子的速度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刀叉碗碟交响曲中,同学们一齐涌进厨房,每人均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师新年快乐!”;“Julia,我爱你”;“谢谢”、、、、、之后大家一齐唱起了“Happy New Year”。

      这时我听到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原来是住在一楼的日本夫妇回来了。我们这栋房子据说是原校长捐出,专门用来作为中国学者公寓的。房子共两层,我们两位中国学者住二楼,一楼一般给短期来访者暂住。那段时间是一对日本夫妻住着,先生来读MBA,并兼教几节日语课,而太太只是陪读,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老公做饭,尤其喜欢学做中国菜。离春节还早,日本太太就不停地问我“在中国如何过春节”,“年三十都吃些什么”等。当然,每次必问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做的?”。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在做包饺子准备工作时,她就把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很精巧的小秤拿上楼来,认真地跟我学习饺子馅的做法。由于我都是根据馅子的多少凭经验放盐、糖、味精等佐料,对于各种配料究竟放几两几钱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因此我每放一种佐料,她都要先拿过去用秤过一下,然后在笔记本电脑上记下来。尽管如此一来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但看她那个认真劲,也不好说什么,当然心底还是有那么一点自豪感的。

      日本太太和我的学生们打了招呼后,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想要一个饺子给她老公尝尝,如果老公喜欢,她下次就试着给他做。我说一个饺子两个人怎么尝,多拿一点。经一番客气和感谢后,她端了半碗饺子满意地走了。

      日本太太走后,同学们吃饺子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而且一边吃,一边眼睛不停地盯着厨房和锅里看。我正纳闷,一位大个子男同学走到我身边,怯生生地问:“老师,我可以带一个饺子给我女朋友尝尝吗?”我说:“当然可以”。听到这话,马上又有几个同学上前要求“带一个饺子回去”,有的说给妈妈尝尝,妈妈如果会做了,就可以经常在家里包饺子吃了;也有的说,爸爸去过中国,很喜欢中国食物,如果给他带一个饺子回去,那可能是最好的中国年礼物了。见此情景,我马上对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中国年吃饺子的来历和意义,而且还学会了包饺子。今晚没吃完的饺子,大家全部打包带回去”。我话音一落,同学们马上说:“老师,我们吃饱了,现在可以打包了”。尽管每人的密封袋里只分到几个饺子,但同学们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在每人给我一个拥抱后,欢呼雀跃地走了。

      看着这群可爱的学生们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满满的幸福感及美美的充实感。

 

(注释:2016年2月10日首发)

 

《岂止文章惊海内,激励万千后来人》

        作者 余惠芬

在一次梁实秋的生日聚会上,当年同船赴美留学的冰心为他题词:“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梁实秋的时间观

       梁实秋的才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善用时间与刻苦勤奋。他认为“早起”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偎在被窝里不出来,那便是在做人的道上第一回败绩”。他小时候上学,总是早早急得要起床,往往出门后不久又眼泪扑簌地回来,因为学校还没有开门。

       他在不少文章中都谈到对时间的看法。如在《时间即生命》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最令人怵目惊心的一件事,是看着钟表上的秒针一下一下地移动,每移动一下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已经缩短了一部分。再看看墙上挂着的可以一张张撕下的日历,每天撕下一张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又缩短了一天。因为时间即生命。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事,学一点什么学问,充实自己,帮助别人,使生命成为有意义,不虚此生,那么就不可浪费光阴”。   
  在另一篇题为《谈时间》的短文中,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希腊哲学家Diogenes经常睡在一只瓦缸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人们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梁实秋十分赞成约翰逊博士的看法,“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他所不能赐予的夺了去”。

       20071230日的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新年决心九成落空”,副标题是“研究显示多数人是‘行动的矮子”。《 利用零碎时间》简直就是针对这90%的人群写的。梁实秋在文中写道:“ 我常常听人说,他想读一点书,苦于没有时间。我不太同情这种说法。不管他是多么忙,他总不至于忙得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一天当中如果抽出一小时来读书,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小时,十年就有三千六百五十小时,积少成多,无论研究什么都会有惊人的成绩”。

       梁实秋利用三十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但仍对自己不满意,认为没有在二十年完成,“主要的原因是懒”;“翻译之所以完成,主要是因为活得相当长”。

 

                                           梁实秋的趣味论

       梁实秋年少时,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他和姐姐常乘教师不注意的时候将座钟时针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后来被老师发现了,他用朱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划一痕记,作为放学的时刻,梁实秋姐弟俩这才无奈断了逃学的念头。

       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窃自比附于‘少小爱文辞’之列”,对于数学不屑一顾,以为性情不近,自甘暴弃,勉强及格而已。留学国外后,学校强迫他补修立体几何及三角两门课程。梁实秋在数学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发愤补修,居然在这两门课中培养出兴趣,得到优异的成绩,获准免予参加期终考试。

       梁实秋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从中悟出的道理告戒后人。在《学问与趣味》一文中,他写到:“在初学的阶段,由小学至大学,我们与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纪律。一个合理编列的课程表,犹如一个营养均衡的食谱,里面各个项目都是有益而必须的,不可偏废,不可再有选择。所谓选修科目也只是在某一项目范围内略有拣选余地而已。”

       他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犹如一个科班出身的戏剧演员,在坐科的时候他是要服从严格纪律的,唱工做工武把子都要认真学习,各种角色的戏都要完全谙通,学成之后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单独发展其所长。”他倡导年轻人“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

      梁实秋在22岁那年离开清华赴美留学时,父亲坚持让他带上一部前四史,并要求他在三年内读完,但他交了白卷。为这事,他后悔不已,惭愧至极,多次谈到“讲到读书方法,我没有什么心得。只觉得读书要早,切莫拖延。”“我是读教科书成长的,到了三十岁左右之后才发奋读古书,下手太晚,根基不固,现在最多也只落得一知半解的地步。”

       人们也因此获得了又一名言警句 “只有懒惰与任性,才能使一个人自甘暴弃地在‘趣味’的掩护之下败退”。

 

                                            梁实秋的幽默感

       梁实秋的文章充满哲理,读来却通俗自然;他的说理旁征博引,却总是那样亲切朴实;而他的诙谐、幽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妙语连珠,逸趣横生,令人在忍俊不禁中获得启迪。如:“有人八十岁才开始学画,也有人五十岁才开始写小说,都有惊人的成就。‘狗永远不会老得到了不能学新把戏的地步。’何以人而不如狗乎?”( 《雅舍小品续集·退休》)“有一些事,有能的人不肯做,无能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从三十八年起,到如今近四十年,我一直摆脱不了字典的纠缠。有人说,这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工作,究竟真能照亮了多少人我不知道,自己却是烧得焦头烂额了。”(《“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 “至于在‘度周末’的美名之下把时间大量消耗的人,那就更不必论了。他是在‘杀时间’,实在也是在杀他自己”。(《利用零碎时间》)(英语中用“kill time”表示“消磨时间”,而单词kill 同时也有“杀”的意思)

      博学加上幽默使梁实秋的文章神韵无穷,也使生活中的梁实秋才情并茂,独具风格。他在北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们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平日擅长讲演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无奈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一次,梁实秋旅居海外十几年后回到台北,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请他吃饭。梁实秋是有名的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八点睡觉,天不亮,四点就起来写作.偏偏那些朋友都是夜猫子,每天请他深夜十二点吃消夜.梁实秋连吃几顿,受不了了,想出个法子,对大家宣布:"谁请我吃消夜,我就回请他吃早餐。"一帮老朋友全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起来,从此再没有人敢请梁实秋吃消夜了。

       梁实秋与老舍于抗战时在重庆合演相声,更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佳话。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有一次举办募款劳军大会,老舍与梁实秋连续两天在会上合演相声。演出前两位大师认真排练,段子里有用折扇打脑袋的表演,梁实秋对被打脑袋特别发怵,老舍宽慰说:“哪儿能真打呀,不过是比划比划做做样子。”梁实秋这才放心。演出时,两位文学大师走上台,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了,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用力打了下去。梁实秋见老舍“真打”,急忙躲闪,不料眼镜被打掉下来,情急之下伸出双手,正好托住眼镜,而且保持那个姿势不动,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还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要求“再来一次!”

       梁实秋被公认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而通过他的作品展现出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在欣赏其文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升华。他给后人留下了两千万字的大作,尤其是他的《雅舍小品》在海内外已有300多个版本,然而他却一直非常谦逊,曾“引杜诗为题以自况”:“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注:此文系首发)

 

 

 

 

 

《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作者 余惠芬

                                                                            ——记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潘毓刚

       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潘毓刚教授在我院(暨南大学国际学院)任教的几个月里,多方媒体记者纷至沓来,各类采访文章频频见报,我这篇如何写出特点呢?潘教授虽是一位量子化学专家,但对人文科学也有深厚学养,其学识与才华令人钦慕。我斟酌再三,决定借用李敖先生为其所赋之诗的标题来作为本文的标题——放眼论才俊,首推潘毓刚。

                               奇才怪才

 

       潘毓刚祖籍广东梅县,1936年在广州出生,1947年迁居台湾。1959年,他从台大毕业,1961年,在服完预备军官役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他仅用了许多人需花费时间的三分之一完成了从助教到终身职正教授的奋斗过程,创了美国3000多所大学排名第39位的波士顿学院化学系晋升正教授最快的纪录。

       潘教授在量子化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世界教育家名人录》,并荣获前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被德国波恩大学、史图佳大学、马克司甫朗克研究院等著名高校和机构聘为客座教授。潘教授还曾连续4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荣获全美华人杰出贡献奖。

      令许多人感到惊叹不已的是,这位世界量子化学泰斗从小最感兴趣的竟是哲学,升大学时按照父母的期望报考了理工科,取得了气象学学士学位,到美国之后,才攻读化学博士。而他的老朋友李敖却认为:“如果小潘当年在大学攻读人文科学,他的成绩可能更大,也许已为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文方面诺贝尔奖的人。”

       潘毓刚读书不仅有天赋,而且颇有些超凡之举。他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勇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因此在大学时获“怪才”雅号。

       他从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读高一时,由于想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看书,偶然发现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图书馆有非常好的科普书,不久他就在读书的基础上编译出版了一本科普读物。

       上大一时,他觉得有些课程自学效果更好,便决定自学由“化学界的爱因斯坦”——鲍林所著的英文版的《化学》,并边读边翻译,到大一暑假时和友人合译的《化学》中文版就问世了,而且成了港、台及东南亚地区非常畅销的化学教科书,其版税足够他支付大学4年的学费。在此后的大学读书期间,他又出版了2本书,发表了近200篇和科学有关的文章。至今他已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专业书评60多篇,出版科学著作4部,并曾应邀赴30多个国家讲学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在生活中,这位科学家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据说当年在台大与女友王淑江谈恋爱期间,他经常是随手扯张纸就写出“情书”一封,有时竟用报纸的空白处写信。也许正是由于这股“怪劲”,使他最终赢得了台大气象系最优秀女生的芳心,成为他走向成功之路的忠实伴侣。

                               巨子赤子

      被称为“科学巨子”的潘毓刚教授成名后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为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经常说:“我虽身居美国,但一直以身上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为荣。”

      他将满腔爱国热情倾注在赴美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身上,及争取在美华人的地位和权益、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努力上。1977年以来,他多次辞谢其他国家高薪厚酬的聘请,每年义务回中国大陆讲学,先后被国内32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聘为名誉教授。他还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聘请的10位顶级科学家之一,连续10多年担任对我国改革开放影响巨大的《科技导报》的顾问编委兼海外的总联络人。1984年,他应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观礼,和其他39位著名海外科学家一起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他频繁往返于大洋两岸,为祖籍国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为科技的进步、发展奔波操劳,为故乡的基础教育出资出力…… 他的爱国情、报国志还体现在他那运笔如刀的文章里。凡是读过《潘毓刚文集》的人都不难从那一篇篇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利益、世界和平的议论文,那一篇篇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台独”,反分裂的讨伐檄文,那批评部分国人劣根性的投书及建议中,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自暨南大学于1986年聘请潘先生为名誉教授后,这是他第二次回暨大服务。实际上,去年他曾因太太查出患了癌症,中断了在德国原本为期一年的讲学,回到美国照顾太太。而当太太病情稳定后,他立刻写信给暨大校长,主动提出要为暨大服务一学期。由于暨大国际学院全英语教学的特色需要既精通专业又胜任英语教学的人才,潘教授认为这一工作对他十分合适。除了分别为学院大一本科生和化学系研究生教授三门化学基础课外,潘教授还多次应团委和学生会的邀请,举办有关“科学与社会”等专题讲座。曾经师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迪拉克等名师的潘教授虽已69岁,不仅智力过人,学识超群,而且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他上课从不看教案,演讲从不需讲稿,却总能引人入胜,博得掌声不断。

       潘教授在不同场合表示,自愿到暨大教一个学期的化学基础课,其目的有三:一是提倡资深教授上基础课;二是减轻青年教师的教学任务,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科研;三是将所得工资全部捐助贫困学生,让穷人子弟或弱势群体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良师益友

       成就的光环并未改变潘毓刚教授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品质。使暨大国际学院师生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先生的学识和智慧,他的人品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潘教授对学生充满爱心,既教书又育人。他一贯提倡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在课堂上,他总是鼓励学生们提问题,如果能提出比较有深度的、教师回答不出的问题,就可获加分。他告诉笔者本学期虽没有学生提出过他回答不了的问题,但已有8位同学因指出他在演算推导时出现的板书错误而获加分。我曾听过潘教授的一堂课,十分认同学生们的反映:“听潘教授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如何学习乃至怎样做人。”

        许多大科学家似乎已无暇或不屑顾及凡人小事,可潘教授却不然。在我院工作期间,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关心学院的发展;像朋友一样和同事们聊天,和同学们谈心;遇有其他方面的各类邀请,他总是事先“请假”;和他约定会面时间,他会提前几分钟到达……

      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教”几个问题。原来是他的乡亲们想请他在和某些领导见面时转达一些有关家乡发展的建议。而他一方面觉得有义务帮助乡亲们,另一方面又恐让领导为难,加之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了几点个人的看法并强调仅供参考。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建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示感谢。

      还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当潘教授将他的文集送给我后,我就将几本发表有我文章的杂志回赠先生。不料潘先生大加赞赏而且将其中一篇复印后寄给远在美国的太太,使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前几天,我收到潘教授从美国发来的快递,打开一看,是他给我院和我校所有相关人员的表示感谢的卡片以及我院两位秘书向他索要有其签名的文集。细微之处见精神,潘教授的品格、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注:此文曾发表于中国广东刊物《源流》2005年第10期。

《试析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

  作者 余惠芬

                                                                                    --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 华侨华人;自身研究;意义

[摘要] 本文试对12集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所反映出的当代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现象进行分析,阐述了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文章认为,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的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意识、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乃至改善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于2005年6月开始播出的《飘在美国》是美籍华人女作家李岘新近编导、摄像、独立制片的12集电视纪录片。它以生活在加州圣地亚哥市同一条街道上、同为中产阶级、却有着不同移民背景的四个美籍华人家庭(包括李岘自家)为主体,以美国十二个节日为主线,以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为穿插,通过再现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表现了华裔族群如何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重新认定自我存在意识的心理历程,以及旅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反思、波折与成就.。本文试对基于该片的一些思考,即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进行浅析。

一.重视自身研究----当代美国华侨华人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华人移居美国,据史书记载,最早始于1785年,即美国刚刚立国不久。然而直至20世纪末,随着华人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华人祖国的日渐崛起以及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才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华人移民北美的历史著作,如麦礼谦的《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邓瑞冰的《寂寞的辫子——被遗忘的勇敢中国人》等。这些作品主要以史家笔法进行"面"上的梳理与概括。[1]

         高小刚的《乡愁以外: 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研究了一百五十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创作的历史面貌;分析美国华人创作赖以生成的文化社会土壤和作者们的主观愿望;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对“故国”的不同表述,从而说明“故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是一个变化的文本传统。[2]

        在帮助推进美国亚裔的研究,并将其从边缘位置推进至全球学术界前沿的亚裔学者梯队中,《美国华裔文学史》作者尹晓煌被认为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作为一名从事跨学科、跨文化领域研究的文化历史学家,尹晓煌对淘金热时代后期直至20世纪80年代所有形式的美国华裔作品作了详尽的梳理、分类与剖析。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发掘出一个被掩埋了的过去,而且为正确理解一个经常被曲解的现在,提供了敏锐的新视角。[3]

         近年来随着大陆新移民的不断补充,美国的华侨华人社区正在经历一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最深远的变化。今天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或年富力强的一代,主要是由在美国出生或幼年随父母赴美的华人后裔以及八十年代后涌入美国的新移民构成。除了学历高、在科技领域成就突出、和中国联系紧密等特点外,对自身研究的日益重视以及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化, 已成为当代美国华侨华人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笔者欣慰地看到,近年来,除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论著论文外,越来越多的从事不同行业的华侨华人,以不同的视角,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发挥身份、环境、语言等优势,参与“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要让华侨华人艰苦创业的历史故事、落地生根的心理历程、融入主流的甜酸苦辣、在各行各业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为居住国和祖籍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多地再现于书刊、荧屏、银幕,使这个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特殊群体为更多人所了解。

         然而, 也许由于他们的这种研究仅属“田野调查”,至今似乎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国内有关其意义的论述文章也较少见。笔者认为美国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的研究,为我们多方面了解美国华侨华人社会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极有社会意义,且颇具学术价值,其作用不容忽略。

二.美国华侨华人重视自身研究的意义

        椐统计,截至20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数量已达到了3500万[4]。而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目前美国约有300万华人[5]。美国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华侨华人中最引人注目,他们对于自身的研究可谓意义深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展现碰撞冲突交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文化学家通常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即器物文化,包括一切有形可感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中层,即制度文化,包括人际关系中各种体制规范、礼仪习俗、行为方式等;深层,即观念文化,包括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传统文化、社会心态、价值观念、风土人情、审美情趣等。[6]

         纪录片《飘在美国》通过再现华侨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全方位地反映了三个层面的文化碰撞、冲突、融合。

       片中的主人公之一,现任美国一大公司财务总监的Julia可说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凭借自身的实力迅速“打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大陆留学生的代表。记录片在这个家庭中重点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后所产生的自然、和谐。如父亲节前,Julia和女儿一起为前夫准备礼物;在西方的感恩节团圆宴上,Julia母亲特制了中国的烤鸡代替美国的火鸡;80高龄的Julia妈妈学习英语、以及在Julia奶奶的墓前举行全家野餐聚会等。

          在台湾女生Fun与美国老公共筑的爱巢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中西文化碰撞后的“去粗存精”。如内心充满浪漫情调的Vince,虽然对用摄像机窥探他在情人节向太太献花等亲密举动有所不快,但为了不违背太太的意愿,仍协助李岘将上述镜头重新演绎了一遍。儿子虽不习惯吃中国水饺,但为了让妈妈高兴,还是多吃了几个。

         在老留学生Jim与两个混血儿组成的家庭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中国的除夕夜,单身父亲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煮好了速冻水饺,两个混血儿却因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理解父亲的思乡之情,扬长而去。

         李岘坦言,开机时想拍的是“入乡随俗”,关机时却改成了“飘在美国”。笔者认为,随着片名的从“人间”到“天上”的变化,该片的主题更加鲜明,意义进一步深化。中国和美国是从文化到语言、历史等诸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两个民族,显然,现在的片名“飘在美国”,更能反映出当代华侨华人“飘在美国”,根系故土,情牵大洋两岸的真实境况。实际上,《飘》片不仅写出了广大华侨华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的载体作用,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媒介作用。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点,同时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7]。 文化之间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 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灿烂辉煌、曾经泽被四邻的中国文化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日益获得重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身的魅力、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等等,然而,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民族文化,他们即不“唯我独尊”,又不“崇洋媚外”。他们在将自身的研究成果融入文字,搬上荧屏、银幕的同时,展示了“适度的民族自豪感,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和’、‘合’的民族性格”[9]。或者说,中西文化通过他们实现了更加直接的融汇,世界人民通过他们更明白地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之精髓,中华民族“海纳百川”之胸怀。

 (二) 增强民族认同意识,惠及华裔后代子孙

        民族意识是随着民族产生而形成的,也将随着民族发展和消亡而发展和消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特别是在民族不平等、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根源还未能根除的情况下,民族意识始终存在,只是表现为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时浓时淡而已。人们的认同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是双重和双向的。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基本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理论上说,认同意识与分界意识是构成国家意识的基本内涵,也是构成民族意识的基本内涵。国家意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随着国家认同的变更而变更,惟独民族意识对具体的民族成员来说,是不可变更的。[10]

        周总理曾经用一个十分形象、生动、准确的比喻来说明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他把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比作是女儿出嫁和男儿招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侨务思想明确地把海外华人确定为中华民族的成员,这就在理论上确认了华人与祖籍国之间另外一种重要关系,即民族认同的情感关系[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在国家认同上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其认同意识从原先的“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然而,作为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民族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感情,始终是他们团结和维系其民族的精神纽带。

          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曾在不同场合鼓励华裔“要勇敢的表现自己”;“在美国这样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华裔要有信心,要努力展示自己的特色”。 而她本人可说是通过“把美国人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华人谦虚、勤劳的精神结合起来”,靠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竞争,成功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典范。在第一位国会参议员邝友良,第一位国会众议员吴振伟,第一位州长骆家辉,第一位驻外大使张之香,第一位名校校长田长霖之后,赵小兰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华人部长,不仅为美国华人参政树立了新的丰碑,也圆了好几代人的“美国梦”。

        李岘在片中巧妙地引出夫君Gin的故事来诠释这种民族认同的情感关系,使人感到亲切可信。Gin祖籍广东台山,幼年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不得已将他送给了养父母。后来养父在美国淘金梦的驱使下,漂洋过海,独闯“金山”,然后是养母离家抛子“金山”寻夫。Gin在养父母的帮助下,三次改姓,才通过了移民局的“审口供”,几经辗转与他们在美国重逢。青年时代的Gin放弃了养父母经营多年的中餐馆——几百万家产的继承权,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Gin终于找到了离别半个多世纪的亲人。80年代初,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所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刚复办时,Gin就成为第一批到中国讲学的美国专家学者,并邀请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好友一起为学生上课。为筹建暨南大学生物系, Gin还毫不犹豫地捐出价值2万多美金的仪器设备。至今,他利用美国大学每7年有一年的科研时间,已在中国十几所大学讲过学。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做的贡献够多了,现在应该为我的祖国做点事情了”。

        实际上, 李岘代表了一大批“飘”在美国的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风貌。他们带着自身的文化去接受西方文明,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再塑崭新的自我;他们在星条旗下演绎着天方夜谭的同时,念念不忘祖(籍)国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早期的移民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传承了华夏文明,如果说少数华人精英们是以其在某一领域的成就和个人魅力影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展现了“龙的传人”的风采,“李岘们”则已是在有意识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开始对自己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并主动向外界介绍自己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从开矿山、筑铁路的“苦力”、“猪仔”,到今天成为美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和贡献日益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和赞扬,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辛酸的道路,这期间发生了无数催人泪下的奋斗故事。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几代人在美国打拼、成长、生根开花经历的再现,有助于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意识,绵延中华文化、保持民族特性、凝聚华人社会、侨胞之间的乡情和亲情,同时可为更多的、尤其是新华侨华人增强生存竞争能力,改善在当地的生存环境,赢得更多发展机遇,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提供良好的借鉴或范例。

正如许多老华侨华人所言,要让后代了解,由于华侨华人几代人的努力及其杰出表现,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得社会对华裔有今天的认同和接受,才使得今天的新一代华侨华人能够享受到宽松的社会和族裔环境,从而产生身份上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可以扬眉吐气地向外界说:“我是华裔”。

(三)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 

        《飘》片的创作者李岘说: “我们不仅要向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要向主流社会以及各个族裔展示华夏子孙的风采,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地球村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所生活社会的日益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了解。美国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研究的兴起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加强与主流社会的沟通,增进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从而推进居住国各民族间的和睦,为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打下基础。

         十三年前,从“北大荒的小屋”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第五大道的艺术和商贸殿堂的周励,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为题材创作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该书出版后,曾轰动文坛。10年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再版了10次,销售量达160万册,被评为90年代最流行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1995年,日本NHK电视台还专程赴纽约,实地拍摄了周励揣着40美圆在美国创业成功的记录片,作为“美国新移民专题”在日本播放,受到日本观众的好评。[12]

        《美国华人:口述历史》的作者, 2004年11月离去的、在美国出生成长的36岁的著名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可说是“讲述华人自己故事的杰出代表”。她十年间写了三本书:第一本讲述了中国出生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冷战期间被美国驱逐出境,后来开辟中国导弹之路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引起世界瞩目的畅销书《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这部“用笔叙述滴着血的历史”的书,使她一举成名,享誉天下,被认为是“以最美的青春,唤起天下人的觉醒”[13]。 已故历史学权威Stephen Ambrose 高度评价张纯如及其作品的意义,称她为“可能是当今最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2004年,即她去世当年出版的《美国华人:口述历史》是她的第三本书。作为一个华裔美国青年,她以自己特殊的成长背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华裔群体如何在美国争取权利、发展自身提供了智慧,为主流社会和其他族群增进对华裔群体的了解提供了参考。

        在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中,作者在“美国国庆”,“两种忠诚”、“悼念亡魂”等情节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华人那微妙复杂的移民情节以及真挚感人的爱国心和血浓于水的故国情,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可说是美国主流社会和华裔族群之间心灵沟通的一叶小舟。同时,以十二个节日为主线延伸出的历史背景,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展现出的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群的风土人情以及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为各族群之间的互相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位美国银行家说,影片《飘在美国》加深了他对华裔的理解,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误会。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新移民反映,通过这部片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真实的美国。一个当地电视台的韩裔主播在参加首映式时感慨地说:“当年我刚到美国时参加美国的万圣节身穿本民族的服饰受到别人的嘲笑,很是痛苦,如果当时能看到这个片子的话,我会减少很多困惑”。

       《飘在美国》问世后,华人社区及美国主流社会都给予了极大的肯定。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圣地亚哥市市长DickMurphy致函祝贺,圣地亚哥市长亚裔顾问委员会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社会推荐该片。中美等国媒体对该片做了大量的图文报道,中文版《世界日报》、《华美时报》、《文艺报》、英文版《亚洲时报》、《西班牙裔报》、《菲律宾裔报》都分别介绍了该片。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积极收藏该片,将其作为教学或研究现代美国移民家庭和华裔文化的音像资料。

. 结束语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人民面临的三大任务[14]。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侨华人对于自身的研究,在改善华人在居住国社会的形象、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增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促进了华侨华人和当地各族人民的睦邻友好,增进了所在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为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开展多领域的合作交流,乃至维护社会稳定、改善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1]   陈涵平:《传移民历史,记热血华人——“美国梦”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2]  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  (美)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 (中译本),  罗杰.、丹尼尔斯所写前言,徐颖果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摘自《国土经济》2001年第6期。转引自侯松岭、汪波《华侨华人社会百年变迁及21世纪发展趋势》,《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5] (美) 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 (中译本),徐颖果主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 刘俊:《从深层到表层的中美文化差异》,《株洲工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2002年5月。

[7]   罗锋:《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探索与争鸣》,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

[8]  费孝通:《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9]  王义桅:《用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环球时报》,2005年1月31日。

[10]  郑民:《略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11] 石汉荣:《“中华民族”之我见——侨务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12] 麦子:《镜头对准美国—驻美记者手札》,2003年版,第210页。

[13] (美) 米妮:《有感於张纯如的离去》,《华人》,2004年第12期。

[14] 钱其琛:《钱其琛在新世纪华侨华人社团联谊会开幕式上讲话》,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6月20日新华网

 

注: 此文曾发表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