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以四首宇秀诗作的视频,声情并茂地将与会人员带入主讲人宇秀的精彩演讲。
主讲人宇秀将自己对中文诗歌文本的了解以及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阐释,坦诚地向大家说明了自己对现代诗歌的认识及运用。
她说:易懂或难懂,绝非评判高低优劣的标准,关键在于诗本身是否有真情,出自独特的感受,言之有物,并且是有智慧、有妙趣地言之有物。诗人的智慧和妙趣,呈现在诗里,就是俗话说的“有味儿”,有多维想象和解读的空间。现代诗相较于古典诗歌,更注重内心世界的表达,其意象更具隐喻性,语言更具跳跃感,寓意更为多重和复杂,解读空间也更大,由此带来的阅读难度也更具挑战性。
读解现代诗是有隐秘的路径:要找到一首诗的暗桥,它在字面背后如同在水面之下,贯穿着诗人的情绪线和表达的逻辑线。一首好的现代诗,诗人一定是有一个倾诉对象的,你要找到这个诗人的倾诉对象,把自己代入到那个诗人说话的对象身上,你就听懂诗人说什么了。
现代诗大家痖弦先生曾提出具备四个条件的人才能成为诗人:一是对生命对生活特别认真;二是特别重感情,感性大于理性;三是特别喜欢语言,一说话就有画面,富于想象力;最后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人格,诗人是具有一贯人格的人。把前辈诗人对诗人的所应具备的这四点具体到现代诗的认识上,我也梳理了四个方面:
一,现代诗人与生活的主客体关系的变化:
古典诗学审美语境里,诗人作为抒情主人公与诗人所书写的对象之间是泾渭分明的主客体关系,尽管中国古典诗词强调情景交融,但情是来自诗人主体,景是外部世界,是诗人面对的客体,两者的关系是清晰分明的。但是,在现代诗审美语境里,。诗人的主体的主导地位下降了,甚至瓦解了,消融了,隐匿于客体之中了,诗人的目光从对外部世界书写转向内省,诗人本身就成为客体或客体的部分。“我”,成为被关照、被审视、被质疑、被批判的客体对象。这种文学潮流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进程、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正如诗人、翻译家晏榕教授在他的现代诗学专著《诗的复活——诗意现实的现代构成与新诗学》》中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开始让起初对世界前途充满想象的年轻诗人大失所望,民族主义的爱国激情渐渐演变为悲观、虚无的思绪,诗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战争与生命的意义,对表面的生活秩序和人性本质加以质疑和叩问。诗歌的风格也从有着传统美学趣味的田园牧歌式、浪漫抒怀式、描摹现实式转向具有强烈个人反省色彩的现代主义式的复杂与深刻。”
传统审美趣味的那种“我”的主体的神性假设在现代社会的危机中不断溃败而被不断拷问,随着传统审美的崇高性的消解,现代诗人转向世俗现实寻找诗意,挖掘世俗里的崇高。我写的许多诗就是一地鸡毛里的生出的。你对星空的向往和两脚踩在泥淖之间,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之间就有巨大的张力,便是诗意产生的空间。
二,诗人的感性大于理性特征呈现在两方面:
首先是体现在性情上,诗人是具有情怀的人。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总是站在卑微者一边。像罗伯特•勃莱就从潜鸟的鸣叫声听到那是“拥有很少东西的人的哭喊”,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诗,眼泪都掉出来了。王鼎钧先生说:“历史记得一将功成,文学记得万骨枯”,那么诗人便应是那书写万骨枯的人。
然后是表现在思维上,诗人不是从理性出发来构思的,诗不是讲道理的,而是从情绪、从感觉出发,诗人的灵感是内心有情感的积淀、有思考的累积而一触即发,就像心里有一堆柴,遇到燃点就能烧起来的。
三,语言的多义、歧义和想象力
如果有一天语言被清洗、被限制,被规定得像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里编辑的词典那样,一个词语只准有一个固定的意思,诗人就没活路了。
诗人是创造语言、肩负着对语言有贡献的人。所以要保持童心,才能保持想象力,才能给世界万物命名。这种命名总是形象化的。诗人用形象思维,用形象说话。现代诗的画面感与传统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不同,在于后者是描绘,前者是创造意象。意象的画面感,是通感的,化境的,想象的,你可以感觉到,但你画不出来。比如庞德《在地铁车站》。
四,诗人的人格:
诗人是不追逐功利的,因此诗人在世俗社会大多不那么如鱼得水,往往和世俗社会的“功成名就”大相径庭,所以诗人往往是内心痛苦、纠结的人。即使位高盛名者,如果他还是个诗人,就需要保持内心的谦卑,站在卑微者一边。我觉得自己做不了阳光下歌唱的鸟儿,更做不了鹦鹉,即使歌唱也是心口扎着一根刺的荆棘鸟的歌唱。
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审判自我,是一个现代诗人必须的日常功课。最后,我以一首自画像的《我》作为今天讲座的结束语,也可看作我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自白。
接下来主持人文昊介绍了四位特邀嘉宾,并请他们进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