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门对江潮，沧海日，六和月，万山环立仰秦望！
学以济时，诚为体，仁为用，服膺校训为民光！
唯之江是我母校，雄秀甲天下，学府辉煌!
齐努力，东西文化阐扬，英才共一堂！
漪依休哉，祝之江，千秋万岁永无疆！
这是本文主人公90岁高寿时，在女儿主办的“情人节”晚宴上，与妻子同唱的一首歌。这不是情歌，这是70多年前中国之江大学的校歌。但是，那是青春的记忆，并且成为了今天的绝唱。
郑宜梁，英文名Bob Yiliang Zheng，1923年在中国上海出生，2014年於美国逝世，享年91岁。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位高龄老人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叫“红白喜事”。可是，葬礼过去了三年，再次见到他的家人，再次谈起这位老人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生者对死者未尽之职——难道我们真的就让一位可以讲述一个时代故事的老人，就这样随着生命的消逝，带走他的人生故事吗？
他，原本是上海家境殷实的郑家大少爷，喜欢摄影、音乐和旅行，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赶上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上海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为宣传抗日印刷报纸、传递情报，九死一生。
他，原本是基督教之江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考取了庚子赔款国家公费留学，派往荷兰攻读水利工程专业。他原本在欧美有许多发展机会，但是他选择了归国，希望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批水利专家，他在治理黄河和淮河的工程中，身先士卒，功不可没。
他，原本是一个孝子，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后，他是守寡多年的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是为了国家治理黄淮大业，他带着年轻人的理想离开了大上海，奔赴到河南第一线，一干就是几十年。初始抛家舍业，继而拖家带口，接下来是夫妻聚少离多，子女和老母多年无暇关照。
他，原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冒着生命危险在所不惜，可是经过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的历次政治运动，一家三代人受到的苦难，使他在晚年的时候决定背井离乡，居住美国。
机缘巧合，我与郑伯伯的相识源于我拍摄的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由于该片记录了有不同背景的四家华人一年12个月在美国的生活状态。郑家是其中之一，所以我通过郑伯伯的大女儿——美国资深财务规划师郑莉容认识了他老人家。在拍摄的过程中，郑伯伯常常是默不作声，我的镜头也就常常地忽略了这位身材瘦弱、一脸沧桑的老人。后期制作时，当《飘在美国》的英文总片名确定为“Adrift Without Roots”时，我才发现要将12集的中文标题都翻译成英文并非易事。当郑莉容提出请她父亲帮忙翻译的时候，我对此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然而，当我收到12集的英文标题时，我惊讶于一位从中国退休之后，80年代末才被儿女申请来美国居住的老人，竟然有这么好的英文功底 。在与郑莉容的深度交流中，我了解到郑伯伯从小学一年级就在英国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英语。由于旧上海是面向欧洲的通商口岸，所以他又掌握了法语、德语和俄语。到欧洲留学时，他又学会了荷兰语。在郑莉容的讲述中，我对这位当时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产生了崇拜之情。在他的人生故事中，有着我儿时崇拜的“英雄情结”，青年时期向往的“激情岁月”和人到中年的“理性思辨” 。特别是三年前参加他的葬礼时，灵堂前摆放的一张照片，令我极为震撼：那时的郑伯伯也就二十多岁，身穿笔挺的西装、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圆圆的眼镜片后面不仅有知识分子的睿智和才情，还有一份悠然与惬意。岁月可以老化人的肌肤与年轮，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郑伯伯的老年里寻找到他年轻时的那份潇洒与超脱。当我在郑伯伯生前最心爱的贝多芬“生命交响曲和罗西尼“威廉泰尔”的音乐声中走出了祭堂的时候，我后悔自己没有在拍摄纪录片时走入他的内心，将他这一代人的故事讲述出来。为了不使这种遗憾继续下去，我再度向郑莉容与郑伯伯的妻子姚守懿伯母了解了郑伯伯的一生。她们也有问必答地向我介绍了郑伯伯生前经历过的大事件。
在这里，我不是要讲述一个苦难的人生故事，也不是要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丰功伟绩，我只是想借这篇文章，将一位年轻时有着共产主义理想、中年时在苦难重重的岁月中治理黄淮水患、晚年时作为中国的水利专家，留守在美国的故事。
一、在童年温馨的记忆中
郑家，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算不上知名人士，但是比起小康人家还是略胜一筹。郑伯伯是郑家的长子，出生时家中殷实，祖母是当时拥有上海哈同公园家族的“座上客”，父亲郑志坚在银行供职，母亲汪亚新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结婚后就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然而，就在郑伯伯的弟弟出生不久，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了孤儿寡母。原本郑家是有能力负担他们的母子生活，但是当时仅有25岁的母亲很要强，不想让兄弟俩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在上海一家银行找到工作之后，搬离了郑家老宅，独自一人抚养起两个儿子。大儿子郑宜梁喜欢拍照，她就为他买了相机；小儿子郑宜焜喜欢拉手风琴，她就为他买了手风琴。两个儿子喜欢读书，她就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地供他们从小学读到了大学。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郑宜梁和弟弟郑宜焜既没有染上富家子弟的纨绔之风，又没有家境贫寒子弟常常表现出来的羞涩之气，俩个人的性情自由发展，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1940年两个人先后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教会办的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当时在大学期间，兄弟俩都是“学霸”，不仅学习成绩优秀，数理化和英语都是优等，而且在艺术上也极有天赋。哥哥摄影，弟弟口琴、手风琴、绘画样样精通。这样优秀的兄弟俩成为母亲的骄傲和精神寄托。然而，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蹄从东北三省长驱直入到华东华北地区，郑宜梁一家简朴却温馨的生活环境，随着血雨腥风的战争，消失殆尽。
那是一场全中国人都经历过的苦难。流血、逃亡、抗争，郑宜梁没有被现实所吓倒，他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在上海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 。
自幼被母亲在生活上呵护养成的乐观精神、在思想上鼓励自由发展的独立性格，以及在母亲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中形成的完整的人格力量，对于郑宜梁的一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抗日战争时期的之江大学，是华东四所教会大学之一，工学院土木系是这所大学的顶尖专业。
原本坐落在杭州六和塔附近的校舍，於1941年迫于日本侵华的恶劣形势，被迫将校址迁移到上海英美租界区。 这时的上海除了英、法、美租界区不受日本人的掌控，其余的地方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作为即将毕业，并且各门功课都是“A”的郑宜梁，他和他的同学们都非常感谢美国传教士出身的麦克密伦校长不仅聘请了美国专家任教，而且在战争年代里可以使他们继续学业。
租界区是安全的，但是学生们很快又感受到新的不安。看到国土在沦陷，同胞被屠杀，郑宜梁和他的同学们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业。他在课余时间参加了青年会的“团契”活动，在师生的互动中，受到“地下党”的指引，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阵营。与此同时，他也作为最年轻的助教，上台讲课。
在青年会的活动中，这位土木系的高材生，不仅没有工科学生的木讷，还比常人多了几分幽默与诙谐；身材不算高大的他，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热情、睿智、勇敢和年轻，使他在“团契”中勇敢地向一位比他低一年级的学妹表达了爱慕之情 。这位年轻美丽的学妹是之江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她叫姚守懿———几年之后成为了他的妻子、相濡以沫了70多年。
年轻时的姚守懿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喜欢博览群书。她性格率真，没有旧上海女孩子的矫揉造作，是青年会“团契”中的活跃分子。 共同的理想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两位之江大学的“才子佳人”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初恋不是始于少男少女之间的卿卿我我，不是维系在花前月下的信誓旦旦。他们在一起探讨的话题，不是个人的未来，而是如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如何才能以一己之力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
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轰炸了美国珍珠港，美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美日关系的敌对，使驻扎在上海的日寇无所顾忌地占领了英美租借区。至此，整个上海沦陷，设在英美租借区的之江大学，也只能暂时关闭。
即将毕业的郑宜梁和他的同学们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转入其他大学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第二，随着之江大学迁至福建省邵武继续学业；第三，到敌人后方的解放区参加抗日。
面对形势的突变，郑宜梁决定先随学校南迁完成学业，再进延安，然后到苏北解放区与转入新四军主办的江淮大学读书的女友姚守懿会合。
再见面时，已是1945年。那时日本刚刚投降，国共正在谈判，两个大学生分别在苏北和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组织的指派下回到了上海，为“国共合作”筹备《建国日报》。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奉党中央的命令，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等谈判一结束，我们可以立即以适应形式的需要，占领舆论阵地。”今年96岁的姚守懿，谈起70多年前的事情，仍然铿锵有力：“那时《新华日报》是不能公开挂牌的，所以我们先挂出在大后方很有威望的《救亡日报》复刊，以《建国日报》的招牌出报。当时，梅益和夏衍带着几个青年负责编辑，徐迈进和其他三、四个人负责印刷发行，我和宜梁负责摘录英文报上国内的读者看不到的新闻，再把这些国际大事译成中文，刊登到我们自己的报纸上。为了便利工作，我和宜梁在同年冬天结婚。没过多久，国共谈判破裂，不仅《新华日报》不能公开挂牌，而且报社的周围也布满了特务。1946年6月，《双十协定》被撕毁，苏北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我和宜梁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
96岁的老人仍然记得1946年一个夏秋的夜晚，主办《新华日报》上海版发行人徐迈进闯进她和郑宜梁的家，告诉他们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的成员都继续留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而他会随周恩来谈判代表团撤回延安。临走时，他将一个藏有重要文件和他的私人图章交给了他们夫妻俩，并告之从那天起改为单线联络 。
很快，地下党上海市委设立了秘密电台，收录从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发布的电讯。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一共五、六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小组。郑宜梁和姚守懿夫妻俩负责英文的全部编辑、翻译、刻蜡板、印刷和发行，并且工作地点就是他们的卧室。
为了生活和掩护，郑宜梁在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找了一份翻译工作，他白天出门工作，晚上回家和妻子一起编写油印宣传品。这些宣传品要根据上级的指示投寄到收件人的信箱，但是寄件人的地址总用“内详”自然会引起怀疑。为此，郑宜梁骑着自行车查看上海市弄堂里被漏掉的门牌号码，然后和妻子将这些地址分别写到大小不一的信封上，最后才寄向全国各地。尽管他们胆大心细，还是有好几次寄信时被特务盯梢。好在郑宜梁机智勇敢，加上骑自行车的高超技艺，一次次地躲过了特务的追捕。
然而，毕业于土木系的高材生郑宜梁，时常为自己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无法从事自己的专业而痛苦。幸运的是，他於1947年参加了由政府举办的庚子赔款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考试，并且在数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四位获本专业录取者之一，被派往荷兰学习水利专业。这时他的大儿子郑玮已经出生，但是妻子鼓励他继续深造学业。在战争年代里久经淬炼的他，带着对妻儿的牵挂、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西方社会的好奇，奔赴异国他乡！
三、 在人到中年的困苦中
荷兰，以垦殖低地围海造田闻名于世。郑宜梁选择了这个专业，志在治理中国黄河和淮河水患，造福于人民。他在The Delft Engineering工学院获得工程师学位后，留在荷兰水利交通部工作，并且有机会到欧美国家旅行和开国际会议。
在这个过程中，他原本有机会去欧洲其他国家或美国工作，但是在1950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他知道祖国需要他所学到的知识。1951年，他放弃了欧美国家的聘请，告别了日益习惯的西方生活，带着重获新生的喜悦，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妻儿和母亲的身边。
不久，毛泽东下达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在华东水利部工作的郑宜梁被借调到河南去治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先的郑宜梁，当时二话没说，整理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告别了重逢不久的妻儿母亲，到河南省开封治淮指挥部走马上任。
借调，转眼就过去了两年，两年后，仍然没有上级让他返回上海的迹象。为了解决长期分居的问题，他的妻子姚守懿放弃了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的良好环境，来到《河南日报》社工作。
也就是在这之前不久，有关部门通知郑宜梁的母亲，她的小儿子郑宜焜的下落终于有了结果——在战争年代里与哥哥同时参加革命的弟弟，曾在新四军文工团里以自己的艺术天份，做导演、演员和音乐指挥，到战地演出，鼓舞士气。然而，在一次护送伤员的过程中，他身负重伤，锯掉了左腿；在医院治疗时又遇到了敌人的轰炸，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张“光荣烈士”证书，使二十多岁就开始守寡的母亲将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唯一的儿子郑宜梁身上。然而郑宜梁没有回上海照顾母亲，却为了工作要经常到外地出差。 虽然 《河南日报》在省会郑州，夫妻仍然是聚少离多。这时他们的两个女儿郑莉容和郑青先后出生。
“虽然治淮指挥部后来从开封搬迁到郑州，但是宜梁赶起工程数月回不了家，一年有二百多天生活在工地上。我那时是《河南日报》文教部的副主任，工作也非常忙，所以家里的三个孩子是保姆帮忙照看的。” 失去伴侣已经三年的姚守懿老人，对几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
其实，在郑家几度分离的过程中，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都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因为他们有理想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然而好景不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们就从领导阶级变为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郑家占了两项：一心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国的郑宜梁，因莫须有的理由被打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坏分子”；妻子虽然当时是省报党支部委员，整风小组副组长，竟然也从“反右派”变成了右派。两个人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劳动改造，并且被发配到两个不同的地区。
“宜梁下放到商丘，我下放到原阳，都是河南有名的灾区、穷县！这时又赶上了‘大跃进’，成立了‘人民公社’，保姆不能留在城市，一律返回农村。我们的三个孩子只能到上海居住，由宜梁的母亲照顾。如果不是宜梁的弟弟为革命牺牲，宜梁的母亲属于烈士家属，孩子们就没有了落脚之地。那时正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没有饭吃，还要上山背石头、修高炉、炼钢铁。特别是‘右派’和‘坏分子’的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给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我们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见面时还要受到的监视。” 姚守懿继续回忆着。
“我还记得在1962年的春节前夕，那时宜梁因为是水利专家，所以被重新启用，派到郑州北郊花园口赶修港里工程。我那时在原武公社劳动改造，我们两人南北两岸，相隔一条黄河。春节家家户户团圆，我和宜梁已经快一年没有见面了。由于我是被管制对象，离开村庄需要公社书记批准。年三十那天，公社书记终于在我的恳求下批准了我十天的假期，我第二天清晨就动身赶路。那天我走了二三十里路，跨过冬天干枯的黄河滩，到达对岸的工地时，天已经黑了。宜梁惊喜地看到我突然回来，喜不自禁，拿出珍藏了许久的面粉和猪肉，准备与我一起包饺子过年。同室的工程师也主动让出了宿舍。然而，他所在的工地领导听说我是右派，就让保卫部门的人向我要批准我离开村庄的证明信。那时农村领导的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哪有胆量还要证明信啊！我拿不出公文，他们就不容许我居住。尽管他们最后给我下放的公社打了电话，证明这次探亲是批准过的，保卫部的人还是警告我和宜梁：只准住一夜，初二清早就得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不准宜梁送我，我又是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才回到我下放的生产队！”
这是怎样的苦难啊？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却压在了自己的身上。郑宜梁一方面担心妻子的身体能否顶住不堪重负的农活儿，一方面又担心远在上海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
“有一次我们回郑州家里过寒假，睡到半夜，爸爸浑身都是泥水地走了进来。他让我们继续睡觉，可是我们听到他对妈妈说，从工地搭船回来时，由于船上的水泥没有摆放好，结果船翻了，他也掉进了冰冷的江水里。爸爸不会游泳，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爬上岸的，只知道他后来得了心脏病。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爸爸有时间就带着全家到公园或者郊区野餐，还带着小提琴为我们演奏。他出差回郑州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一些糖果和玩具。长大后，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知识是生存的保障！”在女儿郑莉容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严父”。
是的，正因为郑宜梁和妻子姚守懿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依靠有知识才摆脱了困境。
四 、在人生失意和得意之间
再回郑州，郑宜梁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默默寡言的中年人————有职称无权利的技术人员，对于工程的重大决策还是要服从行政领导的意见，这使他觉得有志难伸。妻子姚守懿虽然在1962年秋返回报社，但是四年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精神上的摧残，加上仍然被报社限制使用，所以郑家的状况仍然举步维艰。1962年底姚守懿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被调到郑州大学外语系任英语主讲教师。看似一个破碎的家庭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两个随祖母居住在上海七年的儿女被赶出上海，再度过上了动荡的生活。
“文革”开始那年，大儿子郑玮正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上二年级。由于他天资过人，加上家庭曾经的遭遇，使他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在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而是将自己关在家里自学专业知识。然而，1972年毕业时，学校却要把他分配到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延津县。
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又不是农学院毕业，到一个盐碱地区能干什么呢？可是不服从分配就等于失业！郑宜梁为了儿子的前途，带着儿子从郑州到新乡，希望能够给儿子找个能使用专业的工作。尽管最后儿子郑玮在县城里找到了一份修理半导体的工作，父亲仍然鼓励他不要忘记自己的专业。后来，当郑玮有机会进郑州大学任教时，正赶上“文革”结束，父亲鼓励儿子继续深造。郑玮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并且在研究生毕业那年，因为给访华的加州大学物理教授、美国天体物理学会主席博比奇做翻译而被欣赏，获得了到美攻读博士的机会。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永远支持着我。他们经历了艰辛的生活，以至死亡的威胁。父亲是我们家的“哥伦布”，他第一个来到西方世界，第一个告诉我们欧美文化，30年后又鼓励我们到美国留学。他是我们家最后一位到美国定居的人，并且在八、九十岁时，还主动帮子女修改英文论文。我们欠他们的恩情是永远也还不清的。”现在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天文系高级研究员郑玮深情地说道。
大女儿郑莉容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她刚刚初中毕业，当父亲听说学校要分配她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立刻决定即使女儿一定要到农村去，也要留在河南的农村。
“那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女孩儿，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上海，所以父母不放心我一个人生活在江西农村。为了使我能在河南农村‘插队落户’，我父亲在乡村的田间小道行走了三天三夜，求各个村子的领导同意接收我。终于有一个农村生产队接收我了，他又要拿着那张证明书，到公社、区镇和县市一级一级地盖章。为了及时盖上这些公章，他顾不上刮风下雨，骑着自行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奔波。父亲说，他一辈子骑自行车会心情格外紧张，只有两种情况他不知道骑车紧张——一种是在上海做地下党时，为了邮寄共产党的宣传报纸，时刻要警惕特务的盯梢；一种是要为儿女排忧解难时四处求人的时候。” 郑莉容说道这里已经哽咽难言了。
从生产队、公社、区政府到县委，直到终于通过了女儿留在河南“下乡插队”，郑家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让女儿在农村少吃苦，郑宜梁开始让郑莉容苦学英语，以求有一技之长找一份工作。郑莉容也不负父母的指教，主攻英语三个月，用英语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不仅英语进步很快，而且《老三篇》也成为她做民办教师的资本。
父母的努力改变了郑莉容的人生轨迹：成为穷乡僻壤里的民办教师七年后，终于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河南大学外语系；再后来她也通过了美国入学英语考试，1981年来美留学，并获得了加州州立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大公司的资深理财师，她曾荣获了美国邮政局首次发行表彰全美杰出华人肖像纪念邮票及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富布斯（Forbes）2017年度黑皮书指名的五星财富管理专家。
“是父亲改变了我的命运。为了我，他在田埂间的小路上走了几十里的路，在风雨中四处求人；为了我，他放下知识分子的傲骨，委曲求全。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他最大的希望是儿女们平安、好学、上进。我们兄妹三人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郑莉容指着父亲的照片说。
是的，三个子女都没有让父母失望。小女儿郑青也步哥哥姐姐的后尘，自费来美，勤工俭学，在加州大学毕业后进医学院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眼外科医生，自己开设眼科诊所。
“当我为病人开刀，使盲人重见光明，家属总是感激不尽，送礼物和谢卡。我说，如果一定要谢谢我，那就把谢卡写给我的爸爸妈妈吧，让老人家为女儿自豪。有些家属还真的将感谢信写给了我的父母。爸爸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一生没有随波逐流。”郑青是三个儿子的母亲，但是说起父亲来，仍然像一个被疼爱的小女孩儿。
郑青是幸运的，她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看到父母经历过的苦难。因为在这期间，为了孩子的前途，为了不让三个孩子永远背上右派分子子女的“标签”，她的妈妈姚守懿多次上访。从省委到中央，整整上访了21年，终于在“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原职，调任到《河南画报》社担任新闻图片社长兼《河南日报》社摄影处处长。父亲郑宜梁在“治淮”第一线工作了二十多年，才於1974年秋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勘察设计院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郑家现在三代人，有两代人都是博士：大儿子郑玮是天体物理学博士，并且在2012年发现了迄今最远、距离地球132亿光年的银河系；儿媳是美国生物化学博士，大孙子是医学博士；大女儿郑莉容获得了普林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大孙女也获得了法国荣誉博士；小女儿郑青是医学博士，眼外科医生，她的三个儿子也在美国读医学博士。
这是一个让每一位尊重知识的人都会仰慕的家庭。然而，了解郑宜梁人生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荣耀的背后有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呀！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我在标题上写下的“致敬”二字。
他，在战争年月里，曾经为苦难的祖国出生入死，然而，他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忘我地保护着妻子和儿女。
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放弃了留在欧美工作的机会，但是，他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坚定不移地鼓励儿女留学美国，落地生根。
他，在治理“黄淮”水患中，几十年生活在最前线，无怨无悔，可是，当他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高级水利工程师证书时，他却选择了退休后到美国居住。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很难，何况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以我对郑伯伯的了解，我敢肯定地说：他有一个丰满的人生，为国为家都奉献出自己最大的能量。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体会到他们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即使他们在晚年能够与儿孙颐享天年，但是远离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这能算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吗？
在郑伯伯的葬礼上，我看到了总结他一生的视频图像：从西装革履的风华正茂，到一身泥土的不惑之年，再到舒适生活中的满脸沧桑。我被这种时光交错的视觉形象感动着，在内心深处向这位永远与这个世界告别了的老人致敬：也许您怀疑过你的信仰，但是您追求过。也许您没有被历史树碑立传，但是您尽力了。也许您将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儿孙身上，但是他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安息吧，因为您有一个被人尊敬的人生，并且这些记忆已经永远地留下。
现在，我将自己为郑伯伯的葬礼赶写的英文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这首诗是我根据他将我拍摄的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12集的标题翻译成英文标题而作——因为这部纪录片是以美国的12个节日为背景，表现出华人家庭一年四季的生活写照。我希望藉此表达出我对这位老人的最高敬意！
We will see you everywhere. （我们将在记忆中随处相对）
We always remember loves instead tears. （我们永远记得爱可以替代眼泪。）
We know where you are after today. （我们知道今天之后您的归宿在哪里，）
We know the peaceful green belong to grass. （我们知道和平的绿色源于青草地 。）
We sing the song of a wanderer for you.（我们为您的浪迹天涯而歌，）
We know your heart still beats with many hearts.（我们知道您的心仍然与许多的心脏在一起跳动。）
We promise you that you won’t be alone.（我们向您保证您不会孤独）
We believe that today is wane and tomorrow will be wax again. （我们相信今天过后是明天的归属。）
We all like a peaceful day for the rest of our life and you have one. （我们都想要一个完美的人生结局而您已经拥有，）
We are sure about one thing: Life is short. （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并不长久。）
We know you liked roasted chicken better than turkey.（我们知道您喜欢烤鸡而不是火鸡）
We would like to whisper the “silent night” for your soul.（我们为您的灵魂得以安息而轻吟“平安曲”。）
